徐天戍

(合肥学院 外国语言系，合肥 230601)



空间书写的边缘生存
——《潜水鸟》的空间叙事及其意义

徐天戍

(合肥学院 外国语言系，合肥 230601)

以空间叙事理论为基础，分析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潜水鸟》的空间叙事特点。小说将物理空间和隐喻空间紧密结合，通过回溯、并置、第一人称等叙事手段的运用，女主人公皮格特在物理空间的挪移和置换交织着社会空间的异质生存体验，并最终投射到其拥堵和闭锁的心理空间，书写了她的边缘生存境况及其人生悲剧。《潜水鸟》中的空间形塑了皮格特的主体特性，成为小说主题建构的重要载体。

空间叙事；《潜水鸟》；主体特性；主题建构

《潜水鸟》(《The Loons》)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创作于1970年的一部短篇小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屋中的小鸟》。小说以马纳瓦卡小镇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通过白人女孩儿瓦妮莎讲述了梅蒂斯少女皮格特在身负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边缘生存境况。小说发表后逐步引起文学及社会评论家的关注。国内对劳伦斯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赵慧珍、秦明利、邱艺鸿等开始将劳伦斯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之后相关研究才逐渐兴盛起来。对《潜水鸟》的分析，目前学者主要从多元文化、象征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视角对小说的主题和文化背景展开剖析，而鲜有人注意到空间形式对小说叙事的推动作用及对小说主题的阐释和深化①。

自194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 在《西旺尼评论》(《Sewanee Review》)上刊发了《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创造性地提出“空间形式”(spatial form)概念，明确指出了现代文学的空间创作特征，首次开启了对空间叙事理论的研究。随后，鲁思·罗侬(Ruth Ronen)的空间“框架”、列雯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三一论”、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的“第三空间”、 加布里尔·佐伦(Gabriel Zoran)对空间理论模型的构建等无不推动了空间叙事研究的长足发展。至21世纪，空间已成为叙事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空间同时间一样具有展开情节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1]。空间不是叙事的外部，而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从内部决定叙事的发展[2]。

《潜水鸟》中，空间的作用在于推动小说叙事进程、塑造人物主体特性、建构小说主题内涵。通过回溯、并置、第一人称等叙事手段的运用，女主人公皮格特在物理空间的挪移和置换交织着社会空间的异质生存体验，并最终投射到其拥堵和闭锁的心理空间，书写了她的边缘生存境况及人生悲剧。

一、物理空间的置换与空间叙事结构

所谓的物理空间，即韦斯莱·科特(Wesley A. Kort)所指的“自然的空间”[3]，也是故事世界的地质学空间。作为物质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物理空间源于人们通过感官对实在空间的直接感知与理解，它既包括静态空间如自然景物、生活场景等，也包括动态空间如地理位置的移动、场景的切换等。

《潜水鸟》中物理空间的挪移分为四步：棚屋→度假区→都市→棚屋。故事伊始的棚屋位于马纳瓦卡小镇的瓦恰科瓦河谷，是皮格特的祖先在梅蒂斯人的武装反抗斗争失败后来到这里修建的避难场所。贫寒的居住条件和困窘的生活境况让皮格特早早背负上家庭的重担，并由此患上了骨结核病。作为皮格特的医生，“我”的父亲出于关心和同情萌生了带皮格特一起去钻石湖度假养病的想法。故事的发生空间由此置换到了度假区。然而在度假区，美丽的钻石湖的自然风光和“我”的主动相邀都无法使皮格特打开心结，最终皮格特和“我”的关系未能如父亲所愿变得融洽起来。在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皮格特在温尼佩格、雷金那、萨斯卡通等多处都市间漂泊，并打算和在城里畜牧场干活的英国小伙结婚。梦想破灭后，皮格特带着两个孩子再次回到棚屋，在绝望中结束了悲剧的一生。从棚屋到钻石湖度假区，从都市再回棚屋，物理空间的转移衔接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

在《潜水鸟》中，回溯的叙事手法和并置的情节意象同样是“中断和破坏时间顺序，取得叙事结构空间性的手段”[4]。这些手段与物理空间的置换相互交织，进一步突出了小说的立体叙事效果。小说中，作者并未按照时间顺序历数皮格特一生的经历，皮格特在都市的漂泊和变化以及重回棚屋后的遭遇都是通过回溯实现的。同时，小说中的“潜水鸟”意象是皮格特形象的“并置”结构。“并置”是在文本中并列置放意象、短语和象征，使之呈现出空间化状态[5]。皮格特的命运与潜水鸟的命运遥相呼应，却实为一体：如同皮格特冷漠排斥白人，消极抵制主流文化的侵入，潜水鸟避开强势的人类，仅在深夜像幽灵一般悄然离巢，飞往平静幽暗的湖面上；如同皮格特从消极抵触到积极抗争，以自身的改变和婚姻企图摆脱命运的摆布，潜水鸟用“悲凉之中又带着冷嘲”的叫声与失去家园的困境作斗争，控诉着命运的不公。然而，皮格特的努力和潜水鸟的尝试终究还是失败了，“我”也终于明白，“只有皮格特才以一种无意识的、别人完全不理解的方式，真正听懂了潜水鸟的叫声”②。小说中皮格特和潜水鸟之间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因果逻辑关系，两者作为小说中并行不悖的明暗线，构建了空间距离的相关性。

《潜水鸟》中的空间叙事形式还体现在由第一人称叙事创造的双重维度和变化空间。《潜水鸟》中的叙事情形属于杰勒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所说的“叙述人为故事中主要人物，自述故事”[6]，即故事的叙述人瓦妮莎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劳伦斯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和叙事人外视角所产生的空间，通过双重视角的切换，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小说内涵。

劳伦斯的《屋中的小鸟》共由八个紧密联系的故事构成，到第八个故事出现时，故事的叙述人瓦妮莎早已完成大学学业并年近四十成家生子。由此可见，在故事集中的第五个故事《潜水鸟》发生时，不过是叙述者身处中年对曾经年少生活经历的追忆与反思。虽然从表面上看故事均由瓦妮莎以第一人称叙述完成，但故事中的“我”具备双重视角，并拥有双重身份，即叙事的“我”(the narrating I)和被叙事的“我”(the narrated I)[7]。叙事的“我”以叙事人视角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被叙事的“我”则以第一人称内视角讲述我与皮格特的相遇及对皮格特命运的见证。这两个“我”处在不同年龄阶段，人生阅历不尽相同，思维方式也各有差异，因而产生的叙事空间不同，叙事效果自然亦不同。

一方面，第一人称内视角虽观察有限，却是人物表达情感最直接、最灵活的叙事技巧。读者能够直接透视叙事的“我”的内心世界，跟随少年瓦妮莎的真实感受，与其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感。在文学语篇中，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移情作用在于“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以实现心理趋同，或催生双方之间的亲密程度以体现亲情关系”[8]。读者与“我”的思绪融合在一起，产生共鸣，与“我”一起对皮格特的印第安血统产生好奇，对皮格特的冷漠表示无奈，四年后重遇皮格特，对其变化之大感到厌恶，最后听闻皮格特悲剧时又万般感慨和怜悯。

另一方面，叙事人外视角则让叙事的“我”在关键时候发出声音，进行叙事干预。这种声音会对故事进程进行解释、分析、评价，并适时将读者拉回到现实空间。故事结尾处，叙述时态再一次变为一般现在时，叙事的“我”悄然重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听到了中年瓦妮莎的声音。她想起当年皮格特多么不屑同她和父亲一起去钻石湖边关注聆听潜水鸟的鸣叫，而现在她终于领悟到，“皮格特可能是唯一一位听到潜水鸟叫声的人”。

这种叙事的双重维度使“我”在过去、现在中随意穿梭，使过去和现在互相平行、交叉、融合，文本的共时性极大地增强了空间叙事效果，并有效强化了作品的主题。

二、隐喻空间的结合与空间叙事进程

作为物质空间概念的一种延展，隐喻空间将人的空间亲身体验等意象图式投射到非空间的抽象事物。《潜水鸟》中的社会、心理隐喻空间涉及了人物情感、思想和行为的表达方式和认知模式，转变了空间里人们的实际行为，从而影响、决定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存在辩证互动的联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而且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9]。小说中，劳伦斯将棚屋、湖边别墅及都市进行了比对，通过赋予空间表征身份的功能，揭示了这些物理空间隐含的社会空间差异。皮格特一家居住的棚屋原是坦纳瑞家族在梅蒂斯人反叛失败之后临时建起的避难住所。虽然随后几十年，林立的披屋、杂乱堆砌的包装箱、晒卷翘的木材、报废的汽车轮胎、晃晃当当的鸡笼子、生锈腐蚀的铁丝、锈迹斑斑的洋铁罐不断填塞着这个拥挤不堪的空间，然而作为“他者空间”，棚屋从建造之初就被打上了“贫穷”“愚昧”“罪恶”的身份烙印。这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放逐之地，是社会的边际角落。他们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说的“既不是克里语，也不是法语”；他们的身份界定模糊不清，“既不属于北边盖拉坪山上印地安保留地的克里人，也不属于苏格兰、爱尔兰或者乌克兰人”；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或当养路工都难以维持生计时，只能仰仗政府救济聊以度日。

棚屋是被殖民“他者”隔离的空间，度假区和都市则是白人殖民者盘踞的社会空间。度假区和都市的空间体验有别于皮格特早期的个人生存体验，它们对于皮格特而言，都是异位空间。在错置、异化的空间里，皮格特不论是选择逃离，用抵触来固守自我空间，抑或是尝试求同去异，重构适合异质空间的自我身份，作为弱势群体，皮格特都必将在这场权力操控的空间角逐中被排挤出去。社会空间投射于人物的内心世界，作用于人物的思想意识，皮格特在社会空间中的生存体验使其心理空间呈现出拥堵、憧憬、闭锁、崩溃等一系列外部特征。

成长于边缘空间的皮格特，对印第安人的弱势文化与主流白人文化之间的断层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清醒的认识，所以即便被带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空间，也实难跨越与白人主体之间的心理距离。钻石湖旁，当她坐在秋千上缓缓地荡来荡去时，“她那张皮肤粗糙的宽脸上毫无表情，一副茫然的样子，似乎她已经没有了灵魂，又似乎她的灵魂己经脱离了躯体”。拥堵的心理空间使她拒绝与周围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交往。在无所归属的处境下，皮格特选择了“失语”来展现心理空间的孤独，这种“失语”是“恐惧被控制，被压抑，被吞噬的心理的一种外在表现”[10]，源于皮格特作为边缘人的精神压抑和痛苦。进入都市空间的皮格特尝试打开拥堵的心理空间，试图通过改变自我以与异位空间同质化。她一改往日的呆板冷漠，大声与异性说笑跳舞，擦着鲜亮的洋红色的唇膏，烫着弯弯曲曲的小卷发，喷着过分浓烈的香水，恰到好处地穿着打扮。与白人的婚约让她内心开始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她揭下面具和保护罩的脸上露出的是一副坚强不屈、敢于挑战一切的神色，她的眼神里也透出一种强烈得令人害怕的渴望”。

由于心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空间的影响和支配，在社会空间没有本质变化的前提下，皮格特心理空间的再次闭锁也就不是偶然，精神上的再度压抑和崩溃亦在所难免。尽管皮格特尽力重构自我，期望通过嫁给白人以逃离困顿的家庭环境和边缘的社会困境的梦想最终破灭，命运推手再次将皮格特推回到了起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棚屋的皮格特开始自暴自弃，衣着马虎、生活邋遢、整日酗酒、妨碍治安，心理的彻底崩溃导致了最后悲剧的必然性。可见，如同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的转变和伸缩对小说主题同样具有阐释作用。

三、结语

“无视空间维度重要性的任何当代叙事，都是不完整的，只会导致对故事的简单化处理和对事件本身的扭曲、掩盖与遗漏。”[11]《潜水鸟》中，主人公皮格特的一生始于棚屋，终于棚屋，物理空间的回归轨迹交织着社会空间的规约和心理空间的回应。小说中，劳伦斯所运用的空间叙事手段推动着故事的叙事进程，共同还原了主人公悲剧形成的社会真相，对作品主体塑造和主题营构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以空间和潜水鸟为关键词在CNKI上搜索，仅有刘彬在《铭刻在空间中的不幸——评〈潜水鸟〉的空间政治》中论述了故事中表征空间的政治性规约着主人公的空间实践。

②引文均源自：Laurence Margret.A bird in the house[M].Ottawa:New Canadian Library,2010.

[1]董晓烨.文学空间与空间叙事理论[J].外国文学,2012(2):119.

[2]MORETTI F.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M].London:Verso,1998:70.

[3]KORT W.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M].Gainesville:UP of Florida,2004:1-22.

[4]MICKELSEN D.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narrative[C]//JEFFREY R S,ANN D.Spatial form in narrative. Ithaca:Cornell UP,1981:68-69.

[5]约瑟夫.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ii.

[6]GENETTE G.Narrative discourse:an essay in method[M].Ithaca:Cornell U,1980:186.

[7]耿力平.论加拿大小说《屋中鸟》的叙事策略[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4):77.

[8]冉永平.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331.

[9]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10]张烨.《潜水鸟》女主人公失语症的由来[J].北方论丛,2003(4):100.

[11]周和军.论空间叙事的兴起[J].当代文坛,2008(1):66.

(责任编辑：张璠)

Spatial Writing of Marginalized Living Spatial Narration in The Lo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XU Tianshu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Based on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the spatial narrative features in The Loons by Margaret Laurence, a Canadian female writer, is explored. In the novel, the movements and changes of physical spaces bring displacements and estrangement of social spaces and finally lead to the closure of Piquette’s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space and implied space, together with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like flashback, configuration and first person narration, co-produces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tragedy of the protagonist. Spatial narration in The Loons helps to figure ou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rotagonist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me.

spatial narration; The Loons; personality; theme construction

2016-01-20

徐天戍(1982—)，女，安徽青阳人，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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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0297(2016)04-00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