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荣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 050024)



从“朋友”到“敌人”：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埃及关系问题

张丽荣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 050024)

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身份政治理论为研究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69年利比亚爆发革命，以卡扎菲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掌握政权。革命初期，利比亚同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建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两国关系是“朋友”；1970年，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两国建构的积极角色身份开始土崩瓦解，随着十月战争的爆发， 演变为“敌人”。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评述十月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

建构主义；利比亚；埃及；身份；安全困境

上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声名鹊起，成为同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体系。亚历山大·温特是建构主义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学者，1999年他出版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标志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成熟。在这本著作中，温特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坚持的纯粹的物质主义，将社会学引入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提出国际体系是物质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总和，物质分配只有通过文化才能产生意义，文化结构不仅可以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因果性的影响，还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他还重新定义了文化、身份和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化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塑造行为，行为又会进一步加强文化。

文化即共有观念，是指在一定国际环境的背景下，国家之间所持有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国际法、规范、章程等。共有观念决定国家之间是朋友身份、对手身份或敌人身份。身份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由内在和外在的结构建构而成的。温特认为：“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植根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这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我领悟之间的关系[1]。因此，身份包括自我持有的观念和他者持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可以产生动机或行为特征的。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探讨了国家的四种身份，包括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国家之间通过互动形成共有的知识和期望，形成对彼此角色身份的认定。国家只有知道自己是谁之后，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比尔·麦克斯韦尼指出：“‘主我’(或者主体)形成的偏好、需求、利益，从语言学上看，应该置于满足他们的行动之前。‘我’是什么实体将决定‘我’有什么样的需求，‘我’需要什么来自于我是谁。”[2]因此，身份是利益的基础。国家身份决定了国家的利益抉择和偏好取向，从而影响了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

建构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体系，国家身份和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发生变化，身份和利益也随之变化。一般而言，国家发生重大的政治、军事、社会变革，对于自我身份认定就会发生变化，他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这一点可以在19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埃及关系转变中得到印证。

一、两国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中东地区素有“三洲五海之地”的称谓，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必争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开始了长达40年的冷战，在中东地区展开了较量。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支持以色列，以对抗埃及为首的亲苏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也遭受到了打击。1960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同时，苏联趁机在阿拉伯国家扩张势力，先后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缔结军援和经援协议，取得该地区的武器供应权，不同程度地进入这些国家的经济部门[3]。美国和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争夺严重威胁到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纽带将利比亚和埃及紧密联系在一起。利比亚和埃及是北非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邻，语言文化相似，宗教信仰相同，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69年9月1日，利比亚爆发革命，以穆阿迈尔·卡扎菲为首的青年军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利比亚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初期，利比亚同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建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埃及是利比亚在北非地区最可靠的“保护伞”，利比亚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可靠盟友，两国关系是“朋友”。1970年，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两国建立的积极角色身份土崩瓦解，随着十月战争的爆发，两国逐渐建立起消极的角色身份。利比亚不能忍受埃及接近美国、同以色列和解的行为，将埃及看作阿拉伯世界的叛徒、美国的傀儡，而埃及将利比亚看作无赖国家、恐怖主义的摇篮，两国关系演变为“敌人”。

利比亚在1951年取得独立，独立后的利比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多数报纸杂志都是来自埃及，学校老师也多是埃及人，阿拉伯之声通过收音机将纳赛尔的思想从开罗传播到中东和北非的每一个地区，利比亚十分崇敬这位领导埃及反抗殖民统治的领袖。纳赛尔同时也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先行者，在他的影响之下，卡扎菲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逐渐成熟，希望跟随革命导师共同扛起阿拉伯统一的大旗。利比亚革命不仅结束了君主政体，而且结束了西方的军事存在。利比亚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转变，新的国家改变了伊德里斯王朝亲西方、远阿拉伯的做法，开始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并且将其能力和资源奉献给实现阿拉伯统一的伟大目标。卡扎菲致力于实现全面的阿拉伯统一，提出如果阿拉伯人不统一，他们就无法克服落后、不发达的问题，也无法应对冷战环境下的各种挑战。他还将这一思想写入官方文件中，1969年宪法第一条指出，利比亚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全面的阿拉伯统一[4]。卡扎菲《绿皮书》的第三章社会部分强调了阿拉伯统一的重要性。书中写到：统一是唯一的与自然社会兼容的形式，任何反自然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建立都只是暂时的，必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5]。新政府决定集中解决阿拉伯团结和巴勒斯坦解放两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宣布统一的第一步是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再继续为建立一个能承受国际事务挑战的可行的阿拉伯联盟而努力。卡扎菲将目光瞄准了东部邻国、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两国的良性互动加之历史记忆的积累，形成了善意的共有观念。

两国在观念上的接近造就他们对外政策的取向为朋友。埃及成为了利比亚在北非地区最可靠的“保护伞”，利比亚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可靠盟友。两国在认知上把他人看作自我的延伸，交往中不仅仅考虑到本国的个人安全，还会顾忌到他国，愿意帮助对方，两国的利益逐渐渗透、交汇和融合，彼此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利比亚革命的第二天，埃及派遣《金字塔报》的主编默罕默德·海卡尔出访利比亚，卡扎菲告知海卡尔：“我们不打算统治利比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我们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责任，现在，应该由纳赛尔总统把这个国家亲自接管过去。”[6]革命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1969年11月，利比亚同埃及、苏丹签署了《的黎波里条约》，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外，卡扎菲还需要利用埃及军队保护革命，埃及不仅向利比亚派遣了8000人的军队，帮助卡扎菲粉碎了反革命政变，还派遣特种突击队和空降部队以及训练利比亚军队的培训师。据媒体报道，到1970年1月，有2000多名身穿埃及制服的士兵驻扎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7]。利比亚和埃及的良性互动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社会学习和模仿，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国家的文化选择，从而建构了身份认同，促使两国关系积极发展。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具有自我实现、自我加强的性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就会被这种文化所建构，文化话语中的内容和意义就会不断通过行为体间的实践活动不断加强[1]。革命初期，利比亚同埃及建立起积极的身份认同，一直持续到1973年。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共进行了三次统一的尝试，关系不断向前发展。1971年4月，利比亚同埃及、叙利亚建立了阿拉伯共和国联盟，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顶峰。然而，建构主义同时提出了国家间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身份认同也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国家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决定的。国家间的互动既能使旧身份不断巩固，也可以使已经形成的旧身份瓦解，从而形成新的身份。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两国积极身份建构的进程。

二、两国敌对角色身份的建立及安全困境的形成

在建构主义理论中，社会建构是一个不断进化和重复的过程，一切都处于建构和被建构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永恒不变的。国家发生重大的政治、军事、社会变革，对于自我身份认定就会发生变化，他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19世纪70年代，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依旧是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矛盾。1973年10月6日，萨达特领导下的埃及同叙利亚联合起来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势。战争的第一天，阿拉伯军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不可思议地跨过了苏伊士运河，摧毁了传说中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尽管接下来埃及的第三军团被以色列包围，但这一胜利依然令人瞩目，摧毁了以色列无敌的神话，并且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但是这次战争却使埃利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两国之间的积极身份认同崩塌，开始建立新的身份认同。

(一)两国敌对角色身份的建立

十月战争之前，两国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的身份认同。秦亚青教授在《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一文中，将认同分为正向认同、零向认同及负向认同，分别对应现状性国家、游离性国家以及革命性国家[8]。十月战争后的埃及在萨达特的领导下改变了对外政策，开始同美国靠近，实现了正向认同的第二个等级——利益认同。在这种认知下，埃及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并参与维护国际社会秩序。而利比亚的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作为一个革命性国家，同国际社会呈负向认同。

战后，萨达特认识到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应该更新自我观念，而且有益的角色改变将会更受益。因此，萨达特领导下的埃及类属身份发生了变化。温特将类属身份定义为：“个人的一个标志，这样的个人在外貌、行为特征、价值观、技能(如语言)、知识、观点、经历、历史共性等方面有着一种或多种相同的特点。”[1]220首先，萨达特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埃及的现实需求。埃及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继续同以色列战争了，萨达特发动十月战争并不仅仅为了收复第三次中东战争所失去的土地，他希望以一个有限的目标向以色列人展示他们的实力，告诉以色列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维持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所占领的土地，从而改变以色列的观念，开启和平进程。同时，萨达特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似乎是唯一能够将和平带到该地区的国家。基辛格曾说过：“苏联可以给你武器，这意味着战争，但只有美国可以带给你被占领的领土，这意味着和平。”[9]随着这种信念的不断增长，埃及在美国的调停下开始了同以色列的和平进程。此外，萨达特还希望通过注入外国的资本解决埃及的经济萧条问题，十月战争的有限目标奠定了外国资本扩张的基础。1974年，埃及修订了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干预经济，对外国公司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新的经济开放政策吸引大量的海外资金，经济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政策使埃及的类属身份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变。埃及的变化是利比亚不能忍受的。利比亚认为萨达特背离了纳赛尔主义，并拒绝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存在，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最危险的威胁，卡扎菲还将萨达特同美国接近看作是站在了阿拉伯世界的对立面。利比亚对于自我的认知并未发生改变，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开始向苏联接近，并且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利比亚感受到埃及政策的变化，颠覆性的活动开始成为了利比亚外交政策的主要载体，卡扎菲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维护纳赛尔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在颠覆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卡扎菲对埃及发动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威胁到了埃及的国家安全。萨达特指责卡扎菲是一个“百分百的疯子”，将利比亚看作恐怖主义的摇篮。双方在持续的互动实践中确定了“敌人的角色身份”，建构了消极的身份认同。

综上所述，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利比亚和埃及关系的实质定义为双方国家身份重新认定，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表明了互动性共识和价值观的碰撞。在消极的角色身份建构之后，两国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态势中，对立的情绪还渗透到了国家内部，不仅高层中断往来，民众也产生了厌恶和疑虑的心态，最终形成了安全困境。身份决定利益，在这种角色定位之下，双方开始采取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利比亚对埃及的行为作出判断，对埃及的动机和意图作最坏的估计，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手段。

(二)安全困境形成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不仅仅受到物质性因素——国家经济、军事实力等的影响，观念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物质因素通过观念才能发挥作用。陷入安全困境的双方将彼此的意图和动机作最坏的打算，一方增强自身的势力，改变自己的策略，对方就会感受到威胁，将这种行为定义成对自身的威胁，从而通过增强自身实力的方式进行回应，最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敌人的身份确立后，两国彼此的关系定义为“好与坏”“黑与白”。身份决定利益，因而双方会重新定义自身的国家利益，从而影响到外交行为。两国的持续恶性互动会使安全困境恶化，甚至崩塌，最终引发战争。

1.安全困境形成后两国的恶性互动

温特指出：“造就敌人的那种再现活动是权利政治，包括以自私的方式对待他者，把他者的身份确定为客体，没有地位和权利，只能被消灭，被征服，或是以自我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生存。”[1]220十月战争之后，两国的恶性互动充分印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首先，两国在安全利益上互不信任。利比亚反对埃及向美国靠近。卡扎菲认为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对阿拉伯地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美国使用它的军事能力干涉别国内政，并建立军事基地，以寻求控制能源和战略地位。他将萨达特同美国接近看作是站在了阿拉伯世界的对立面。利比亚民众国新闻机构(JANA)发表评论，1970年代中期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是美国试图“统治石油资源的并增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力量”的阴谋[10]。从1978年开始，埃及获得了来自美国的大量武器，卡扎菲认为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利比亚政府。为了回击埃及倒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而去寻求苏维埃作为外部的保护者。1974年，贾卢德访问莫斯科，标志着苏利关系的加强，两国签署了价值23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协定。 其次，两国还在恐怖主义方面有直接互动。苏联在克里米亚设立了利比亚恐怖主义训练营，还派教练给利比亚的恐怖分子提供培训。到1981年，利比亚拥有几千名苏联的军事顾问，还有一些是来自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包括古巴的顾问。此外，还拥有31 000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技术人员。利比亚成为了苏联最重要的武器购买者，利比亚购买苏联、东欧国家的武器总额超过了20亿美元[11]。最后，利埃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媒体战。利比亚媒体将卡扎菲描绘成正直的、中立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为了阿拉伯世界单枪匹马地战斗，而将萨达特看作是背叛了阿拉伯世界的恶魔。利比亚还策划了针对埃及的破坏性活动并试图挑起边境冲突。他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向埃及群众表明萨达特总统是不受欢迎的、软弱的、腐败的，人民都想推翻他。两国的恶性互动使安全困境急剧恶化，最终在1977年7月21日爆发了一场短暂的边界战争。

2.两国之间的认知差异是安全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

安全困境就是行为体的错误期望使双方相互猜疑，这种先验性的角色认知造成了双方的不信任，对方的任何一个举动尤其是军事、安全方面的，都会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恐惧中。在这种环境中，双方难免会夸大、误解对方的行为，从而使错误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深化，安全困境不断恶化。

首先，利比亚和埃及对彼此的角色认同出现了偏差，认知的差异造就了两国对外政策的取向为敌人。十月战争之后，双方都遵循了“理性自私”的原则，自己主观推测对方的行为，不顾事实，甚至靠自己的想象将对方看作了敌人，采取错误的行动，从而使双方的战略文化中渗透着冲突因子。但是，两国拥有深厚的同源文化，不仅仅为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并且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在文化、宗教、语言上的关联也十分密切，这些因素应该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构成了认同感的基础。双方应该在这一基础之上有效沟通，良性互动，而不应该把对方看作敌人。埃及和以色列和解，不仅维护了自身利益，而且为中东地区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利比亚也需要这种和平，不应该将埃及看作是向魔鬼靠拢。利比亚颠覆主义外交政策的动机是实现阿拉伯统一，埃及应该和利比亚积极沟通，使利比亚明白统一任重道远，需要长期的磨合及深思熟虑的计划。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把中国看作是你的敌人，中国就会成为你的敌人。”[12]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利比亚和埃及的关系。如果双方将彼此看作敌人，那么双方就将建构起敌意身份认同；如果可以将彼此看作朋友，那么安全困境就会变弱甚至消解。错误的认知使利比亚和埃及的敌对身份得到支撑和再造，而且内化于双方的行动之中，巩固了安全困境。

其次，两国认同的基础崩塌。纳赛尔时期，泛阿拉伯主义是利比亚和埃及的共同目标，以色列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积极的身份认同。十月战争之后，萨达特放弃了泛阿拉伯主义，开始了同以色列的和平进程，两国认同的基础崩塌。

对于利比亚来说，不能接受埃及同以色列和解。利比亚一直拒绝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存在，并且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最危险的威胁。卡扎菲认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是阿拉伯世界的生存之战，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战争。利比亚还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多数阿拉伯地区的问题的根源，以色列制造核武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同阿拉伯国家对抗。最明显的证据出现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当叙利亚坦克穿过戈兰到加利利，以色列通知美国，将使用核武器[5]102。此外，以色列的安全观念本质上是不同的阿拉伯人，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十分危险，他们将巴勒斯坦看成是犹太民族国家的起点，同时作为一个形成中的国家，以色列不会满足于巴勒斯坦，正在寻求占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土地。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第一任总理David Ben Gurion)认为，以色列现有领土只是犹太国家的一部分，并且声称1956年苏伊士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放以色列被入侵的部分领土。摩西·达扬在1967年6月战争后说：“现在我们有军事能力和军队，通过它我们可以控制从苏伊士运河区到约旦、哈蒙山的广大区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5]113除了占领阿拉伯国家外，以色列国家还支持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阻止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此外，它已经发起了各种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以及干扰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综上所述，利比亚将以色列看作是阿拉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并且认为阿以冲突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问题。因此，利比亚在构思其外交政策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同时还要考虑到每个国家在这一冲突上的立场。十月战争之后，萨达特同以色列开启和平进程必然会引起利比亚的强烈反对。

萨达特放弃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加深了同卡扎菲的矛盾。实现阿拉伯统一是卡扎菲最重要的目标。统一对阿拉伯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可以实现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卡扎菲呼吁阿拉伯统一源于他相信阿拉伯世界同当代时期其他的联盟——美国和欧盟相比，具有更大的潜力和特性。他认为这些成员国之间尽管发生过战争，但是他们的联盟依然产生了巨大的成果，他们之间唯一的统一因素是经济利益。而阿拉伯世界拥有更大的优势，不仅拥有一个连接非洲、亚洲、欧洲的战略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各种海上航线控制全球航运，还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和农业用地以及大量的资本。阿拉伯世界也可以统一阿拉伯人民之间的语言、宗教、文明、历史和文化。萨达特从来都对泛阿拉伯主义不感兴趣，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是最大的，在政治上最稳定，因此埃及可以给予泛阿拉伯主义以力量。但是当埃及力量遭到削弱后，他就将目标转移到国内建设。抛弃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可以使埃及同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国家更加接近，石油国家一直担心埃及会插手他们的国内政治，担忧他们将会为不支持泛阿拉伯主义付出代价。萨达特在十月战争中可以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这一壮举纳赛尔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萨达特终将沿着自主的道路走下去。

利比亚和埃及在以色列问题及泛阿拉伯主义的不同观念，最终造就了两国对外政策取向为敌人。身份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互动方式，“角色决定了你如何被对待，对你有什么期待，你对自己有什么期待，你能得到什么工作，你是被看作敌人还是朋友”[13]。双方的恶性互动使敌人身份得到再造和支撑，并且深化到两国的战略思维中，促使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

在建构主义理论中，社会建构是一个不断进化和重复的过程，一切都处于建构和被建构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永恒不变的；国家之间也不会是永恒的敌人，良性互动同样可以使敌对身份瓦解，重新建立新的身份。打破双方的恶性互动，建立集体身份，两国未来和平共处值得期待。

[1]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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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EAK Z.The importance of Africa to Arab security in Libyan foreign policy: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Africa to Arab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yan foreign policy[M].Saarbrücken:VDM Verlag Dr. Müll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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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璠)

From “Friends” to “Enem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ya and Egypt in the 1970s

ZHANG Lir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Constructivism arose in the 1980s, the core view of it——the political theory of identit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1969,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Libya. A group of young officers led by Al-qaddafi got the power.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revolution, Libya established a positive identity with the rule of Nasser in Egy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friends”. In 1970, Sadat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Egyp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in October, the “friends” became enemies. Constructivism analysis is used as a tool to give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nstructivism; Libya; Egypt; identity; security dilemma

2015-04-11

张丽荣(1992—)，女，山西临汾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东史。

K153

A

1674-0297(2016)04-0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