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正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化，未来经济将呈弱平衡的L型，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底部调整。但我国拥有13亿人的广阔市场，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中国经济还有巨大回旋空间和较强发展韧劲。

新常态强化发展新动力

结合2015年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按照新常态的概念分析，不难发现，经济运行中“新”的因素已明朗化，但“常”还没有实现，还需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并迈向中高速增长。面临“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等新问题，就必须建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新机制。

当前，传统的需求管理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有不少优化提升的空间。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迫切需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要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一般而言，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动力源”，主要包括5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不少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容易凸显和生成。经济体在发展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多会强调要素投入驱动，并体现为粗放式发展，与上述经验是非常契合的。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其贡献的力度会更大，作用也更为关键。时下热议的“全要素生产率”，恰好需要在科技创新和制度两项上发力。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经济供给侧的五大要素。要构建新时期的增长动力，就必须将这五大要素在合乎规律的前提下，优化形成升级版的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这就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市场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这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更多地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结合起来，特别是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牢牢抓住“有效制度供给”这一改革的关键点。

绿色发展借力供给侧改革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年，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推进绿色发展，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供给侧改革与绿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供给侧改革是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其实质是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达到最小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来达到同样的产出效果。

当前，与绿色发展有关的问题包括：一是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如化石能源占比过高，2014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5%以上，我国GDP占世界13.3%，但能耗占21.8%。二是资源消耗过多，2014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60.39%。三是环境污染严重，2015年11月沈阳等14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不足50%。四是生态环境退化，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比37%，草原退化面积占比90%。

解决上述问题将是2016年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应该如何着手推进？关键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以优化资源能源利用结构、提高利用效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空间布局，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强化生态保护等措施来解决。

“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推进绿色发展进行了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供给侧改革要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入手，推进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养老改革和医疗改革等。

因此，2016年围绕绿色发展的任务，要重点进行如下改革：一是针对去产能，推进财税改革、国企改革等，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二是针对去库存，推进土地改革、户籍改革等，减少无谓的土地资源消耗；三是针对去杠杆，加快金融改革、投融资改革，防控金融风险，使更多资金转向绿色发展领域；四是针对降成本，推进税费改革、电力改革等，减少能源的过度消耗等；五是针对补短板，推进科教改革、人才改革等，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度。

同时，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加快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节约用地制度，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等。

小微企业新引擎不断加力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为了实现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全面部署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出台了有力措施，全国上下掀起了创新创业热潮，新引擎的轰鸣声已经响起。

过去的一年，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创新创业高潮。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5年1月至9月，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065.5万户，比2014年同期增长15.8%；全国新登记企业315.87万户，同比增长19.3%。

本轮创新创业高潮也是由改革政策激发，其中最关键的是三方面措施：一是商事制度改革。“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先照后证”“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等工商注册登记便利化改革全面推开，企业办照时间由过去的平均15至20个工作日，减少到现在的3至5个工作日，审批效能提速75%以上。二是中央出台的普惠性减税政策基本落实到位，大量小微企业受益。三是不少地方采取多种手段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如增加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财政投入，利用PPP方式建立孵化器、创业园等。

要让新引擎不断加力，还需综合施策，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根据调研，2016年我国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措施。

一要继续推进要素供给改革。我国庞大的要素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创新创业的力量，比如，我国高校每年向社会输送700万名毕业生，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科研投入快速增长，但大量科研成果完成评审和评奖后束之高阁；我国社会财富总量庞大，但居民缺乏投资渠道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存。

二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缺乏信用的市场必然是低效率、高成本的市场，企业从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到毁约补偿都要支付巨大成本。我国信用体系建设长期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既有政府部门各自为政、信息分割的原因，也有市场化、专业化服务机构发展不足的原因。三要继续深化政府监管改革。2015年商事制度改革大幅减少了企业登记注册的前置审批，但各种后置审批仍然是小微企业的沉重负担，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下一步监管改革的重点方向。

四要加大普惠性政策的力度。一方面要提高政策的普惠性，从“扶大助强”向“阳关普照”转变，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力度，包括继续降低企业税赋和社保费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同时，小微企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增加税收和社保收入来源。

财政政策减负势在必行

多年以来，我国施行的赤字财政政策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也使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计算，地方政府的赤字率比中央政府的赤字率还要高。将中央政府（包括中央部门和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加总，加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缺口，总体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未来，我国财政负担也不容忽视。虽然中央政府开始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步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未来几十年养老保障账户的资金缺口将继续扩大，医疗保险支付补助将提高，加上未来义务教育、环保、扶贫等方面的政府支出，政府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在长期内是不利的。比如，日本政府债务现在已经达到GDP的260%，2014年财政赤字率达到10%，而增长率为负数。目前，主要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较低。如2014年巴西政府债务占GDP59%，阿根廷占45%，智利占15%，墨西哥占42%；2014年泰国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6%。

当前，中央政府开始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步下降。同时，中央政府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生产的行政干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大力发展新产业、采用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等。这些改革对提高经济增长活力、降低财政风险、助力经济长远发展都是有利的。

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相较，这个速度还是高的。在新的一年里，应实行谨慎的、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使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具体而言，我国不应该在财政实行大规模刺激政策，以防止出现政府债务过高从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面。从赤字来源讲，应该进行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税负，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培养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在财政赤字的使用上，要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质量和效率。2016年在选择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更加重视国家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