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贪污现象“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的确，打开中国的史书，不绝于书的就是关于贪腐的记载。有贪腐，就需反贪腐。

吴晗总结说：“历朝的政治家用尽了心计，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如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教育的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约受赃，便是自暴自弃，可以重法绳之。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国共弃之。前者例如宋，后者例如明初。”

厚禄、严刑两种方法，的确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反贪思想，相应地也曾经落实到制度设计，并进行了实践，但实践的结果是反贪效果并不理想。

“高薪”无法“养廉”

吴晗先生所说的“厚禄”，当代的说法是“高薪”。“高薪养廉”，也是中国当下不断有人提议的。不过，从历史实践来看，“高薪”并不能“养廉”。

中国古代各王朝中，文官待遇最好的是宋代。吴晗先生介绍说：“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绫、绢、绵），有禄粟，有职钱，有元随傔人衣粮、傔人餐钱。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外官则别有公用钱，有职田。小官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给赐优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顾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国家作事。”

宋代对官员的生活的确很照顾，由此而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冗官冗费一直是宋代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