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悦读》第七卷刊出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我》，是钰泉兄出题目让我写的。当年经手处理此事的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写了《回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也在《悦读》发表了。

收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寄来的特快专递，报告褚钰泉兄去世的噩耗。不禁大吃一惊。就在两个月之前我们还通过信，他说他正在准备第四十四卷，要我把《解“解密”之二》的改定稿发过去。岂不是还在完全正常地工作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突然失去一位交往多年的老友，真感到悲哀。他比我年轻许多，真不应该现在就走啊。

我回想起许多往事。

很久以前我就和钰泉兄有交往了。那时他在编《文汇读书周报》，我间或投一点稿。也就是编者和投稿者的关系吧。一天他来信约我为他正在筹备创刊的《悦读》写稿。我寄去《左右辩》这一篇，就刊登在文汇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悦读》第二辑上。这一辑卷首《编者的话》说：“《悦读》第一辑出版之后，受到广大爱书者的欢迎。上海季风书园第一周便上了畅销书榜；一些新华书店的销售情况也十分可喜，上架不几天便已售罄。消息传来，令人鼓舞。”一炮打响，可以感觉到钰泉兄兴奋的心情。

可是这一辑出了之后就不见续出了。我觉得这样一本作者阵容整齐也受到读者欢迎的刊物，不出了未免有点可惜。对于出版社来说，在一本畅销书上面免费刊登本版新书的广告，也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停刊。

这三年里不知道钰泉兄作了多少努力，《悦读》于2006年9月改在南昌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他寄来了第一卷新书，同时出了个题目命我作文。那时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刚出版不久，就要我谈谈这一部新书的事情。他提出：自己写也可以，用答访者问的形式也可以。没有谁访问我，我就自己写了。在修订《鲁迅全集》的时候，我做的是第六卷，我就写了《谈谈〈鲁迅全集〉第六卷》寄去交了卷。

从这时起，《悦读》的出版正常了，隔那么久出一卷。我也不时寄稿子去。

在《悦读》第七卷刊出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我》，是钰泉兄出题目让我写的。先是在第五卷上发表了国内研究劳伦斯的学者黑马写的《劳伦斯作品传入中国：阴差阳错的历程》一文，其中说到 “1986年是我国的劳伦斯翻译出版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的推动下，饶述一1936年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本在湖南再版”，于是钰泉兄就约我这个当事人写这一篇了。我想，这在我的经历中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也是出版史上一段不大不小的史料，于是把这事的始末细细写出，包括钟叔河兄如何推动，我又如何应对，都写了出来。后来我将这篇增补了一些材料拿到《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一期又发表了一次。当年经手处理此事的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之后，写了《回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一文，透露出了一些高层在处理此事时候的情况。宋木文的《回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一文后来也在《悦读》发表了。

我的《“史人”“妄人”曹聚仁》这篇书评，发在《悦读》第十卷上。这篇书评的来历是这样的：吴中杰教授听说我没有看到过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就把他的一本复本送给了我。我看了。书中那些触目皆是的硬伤真令我吃惊。曹聚仁说别人“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我看这话正好拿来评论他自己。我就写了这篇颇长的书评发给钰泉兄。他看了，建议我不要写明书的版本情况。他一说，我就立刻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是一家出过不少好书的很有声望的出版社，这一回不过是翻印了一本香港的出版物而已。批评这本书，不必牵连到这一家出版社。我佩服他考虑事情比我周到，当然照此办理。后来我把这一篇编入集子，也是照此办理的。

2009年8月23日钰泉兄来信：

朱正先生：你好！

前一阵由于自己不小心，膝盖出了些问题，新的一卷《悦读》拖延了下来，最近，膝盖已痊愈，我下周一便要赶到南昌去拼版。这卷先刊登写冯的那篇，我个别字作了些改动，现送上，请过目。如要联系，可用手机、短信或Email。

祝好！

钰泉上

他说的“写冯的那篇”是指《冯亦代之悔》。冯亦代在他的日记《悔余日录》里记了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被某机关招募，到章伯钧家中去作卧底的事情，我读了颇有感触，就写了这一篇。钰泉兄处理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个别字作了些改动，现送上，请过目”，我看了，他改动之处不多，可是改得很好，真是文章高手。我当然完全同意并且感谢。这一篇就刊登在《悦读》第十三卷上。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年度散文选，在《2009散文》里收了这一篇。

后来有朋友谈起我这篇文章，有的认为冯亦代这件事超出了一个正直的人的底线。我以为不必这样看，后来我在2013年10月10日《南方周末》上发表《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一文，说：

我看了这些书，反省自己：在我当右派分子的二十二年里面，如果有某机关来招募，我会应募吗？如果说，要我填表参加某一个组织，我或者会觉得兹事体大，恐怕不敢轻易答应。幸好那时我连一个高档人士也不认识，按照情报机关的标准，毫无利用价值，还没有列入招募对象的资格。不过如果这时领导上只是对我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消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想我也不免会接受这个考验，去做些这一类的事情吧。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整天接受的都是那种把是非善恶标准完全颠倒过来的说教，那种像催眠术一样的说教，这时我能够清醒地主宰自己的行为吗？推己及人，我以为对于做过这些事的徐铸成，甚至对于陷得更深的冯亦代，都不要深责。

我喜欢给《悦读》投稿，有一个原因，就是短稿容易找到发表的地方，稿子长了，报纸副刊容纳不下，就大都寄给钰泉兄了。比如我写的《鲁迅的三个美国朋友》这篇，写鲁迅和伊罗生、斯沫特莱以及斯诺的交往，引用了不少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文章就长了。钰泉兄回信说：

朱正先生：你好！

我刚从南昌回来，每次拼版、定稿前我都去一下，这样放心些。第十四卷《悦读》不日就可付印，此卷有你的大作，书出版后，我即会寄上。

传来的文章看了，内容很好，我准备采用，只是篇幅太长了些，（有一万五千多字），如能略作些压缩就更好了。

祝好！

钰泉

我也想到过这样长《悦读》也难以容纳，可是没法删，于是只好节取《鲁迅的美国朋友伊罗生》这一部分发给他，还是有八千多字。他把它在第十五卷刊出了。

看他信中写的“每次拼版、定稿前我都去一下，这样放心些”，可以看出他这一位主编的责任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悦读》能够团结这样多的作者、得到这样多的读者的原因。

他信中所说的第十四卷《悦读》“有你的大作”，是指《再说一点〈傅斯年全集〉的缺陷》。我说：

我写过一篇《谈谈〈傅斯年全集〉书信卷的缺陷》，刊登在《博览群书》2007年4月号上面。当时我想，有不少书信是根据手书原件编入书中，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才出了那么多错误吧。其他各卷所收“大多是作者已经出版过的著作，想来那里边的错字、破句会要少得多吧”。

我在那篇文章里就是这样说的，我真是这样希望的。当我翻阅了《傅斯年全集》其他几卷的部分内容之后，还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值得再写一篇文章供出版者、主编者和购买了此书的读者参考。后来花城出版社约我为《大家小集》编选《傅斯年集》，就把这一篇拿去作“后记”了。

《悦读》第二十卷上有我的《李普同志送给我的书》一文。这是我为了纪念李普同志去世写的。这篇文章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写。我选择这个角度，也是想保存一点出版史资料。我全文照引他写给责任编辑的那一封长信，就清楚表明出版行业是如何运作的了。

我在《悦读》上发表的文章应该不止这一些，一时找不齐旧刊，就只说这些吧。

钰泉兄2008年11月27日的来信说：“上次得以在沪与你相见，十分高兴。”这一次聚会，我也印象深刻。那次我和妻子到了上海，钰泉兄在一家高档酒店宴请我们。这以后我再到上海，就不敢惊动他了。这样我也就失去了若干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现在想来又颇有一点追悔了。

不知道《悦读》第四十四卷是不是印出来了。如果上面刊出了我的那一篇，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钰泉兄，从此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