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

微博、微信作为公共领域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李宁

近年来，在针对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研究中，“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提及率有明显的增长。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用于媒介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新的切入视角。本文回顾了这一新视角的引入过程及具体使用情况，并对相关文献中有关“两微能否实现或推动公共领域”这一核心问题的回应进行梳理。通过回顾我们发现，两微实际不仅不能重构公共领域，将二者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质疑的伪命题，而且，不经推敲便将公共领域理论视为理想社会蓝图也是不可取的态度。

微博；微信；公共领域

一、文献回顾：“新视角”的出现

（一）整体性描述

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2012年被称为“微信元年”，关于这组新兴媒介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如火如荼。在这一研究热潮中，“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CNKI中国知网资源主站中，同时以“微博、微信”和“公共领域”作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的条目共132个，其中除去同作者相似作品1篇和发表于文献尚未统计完全的2016年的4篇，有效样本共127个。这些文献中“微博、微信”与“公共领域”两个概念的关联方式不尽相同，但大致可总结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将二者视为平行的主题，论证两微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契合关系。这类文献共48篇，占总体的37.80%。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是将两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公共领域作为背景性理论出现，主要用于界定两微作为媒介所具有的公共性，或者用以说明两微传播特性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此类文献共44篇，在总量中占34.65%。而在最后一类研究中，两微和公共领域都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只是分别作为技术背景和理论背景出现。这样的文献共35篇，占总体的27.56%。

无论使用哪一种关联方式，这些文献在将两个概念相提并论时，都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微博、微信能否成为公共领域，或者是否有利于网络或现实中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形成？问题的叙述虽有差异，背后隐含的却是对研究者态度相同的考量——两微究竟是民主的助推器，还是“潘多拉的魔盒”？占主流的是一种调和主义的态度，在文献中主要表现为兼论两微对于公共话语的建构作用及其自身某些传播特质对公共性的消解，持这一观点的文献共61篇，占总体的48.03%；其次是乐观者，他们对“两微将推进民主化进程”这一点坚信不移，这个阵营共有43篇文献，占总量的33.86%；余下23篇中，一部分是态度鲜明地认为“两微不足以承担构建公共领域使命”的批判者，另一部分作者虽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表态，但其研究和论述的主题围绕两微在政府舆论引导、公共管理等工作中的作用展开，与哈贝马斯语境中作为公权力对立面而存在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将这些文献统归为“批判或反向”态度一类，它约占总体的18.11%。

（二）观点阐释

1.微博、微信将成为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助推器

这一派观点的持有者认为，区别于传统媒体中通常由专业记者采编获得的信息，微博、微信中通过网友爆料获得信息成为常态，这在形式上非常符合曾被预言将在Web2.0时代兴起的公民新闻。在依托于微博、微信平台的“公民新闻”传播中，经典传播学研究中“传者”和“受众”二元概念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并日趋融合。今天的微博、微信使用者被认为平等地享有成为信息源的话语权。这种传受一体的传播模式保障了草根阶层发声渠道的畅通，来自最基层市民生活的信息可以有效地解构传统媒体中的议程设置，让受众了解他们关心的事务，并对与其生活切身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微博打拐”“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等皆被认为基于两微技术特性才得以开展。它预示了持有相似观点的个体结成群体，进而在群体间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形成公众舆论的可能性。除了围绕某一特定事件形成的意见团体，基于稳定的兴趣或话题结成的微群则被视为线下社会团体的网络翻版，它可能成为对两微中形成的公共舆论进行实践的行动主体。观点交流的实现和行动团体的结成，将有助于推进微博、微信平台上的参与式民主。以上观点及其类似的外延论证在目前国内关于两微新媒体的研究中可谓大热，并一度被视为该领域研究的最前沿和新方向。林林总总的文献也列举出免费午餐、微信打拐、微博问政等等经验例证作为两微公共领域形成的现实支撑。

2.微博、微信或成为“潘多拉魔盒”

对这一研究“新视角”的热捧和讨论之外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从微博、微信技术出发，批评者首先驳斥了“微博中把关人或缺席”的观点。“微博小秘书”和敏感词过滤的存在实际成为网络媒体“公共领域”中的把关人。而传统媒体中充当这一角色的行政监管不仅在微博中继续保留，还通过开设官方微博、微信亲身参与到这一传播场域之中。不仅如此，微博空间、微信朋友圈中新兴的商业力量成为了新的“把关人”——区别于传统媒体中按照专业叙述标准筛选新闻信息，商业化渗透之下的微博、微信进行信息选择时的标准是“受众为王”，普通人通常诉之于感性的价值取向将使“新闻出现了更多以刺激受众感官以及娱乐化导向的现象”。微博、微信热点话题中充斥的大量具有娱乐化表征的信息将“分散受众的注意力，为他们提供消遣并减少其理性思考”。而且两微的自由发言设置不仅没有增益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反而带来了拼接信息的麻烦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畸变的危险。两微呈现的信息通常只能描绘事实的一个侧面，而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已经在商业化媒体中“娱乐至死”的受众不具备足以将这些碎片进行逻辑性整合的能力，因此海量的信息只能令其无所适从或被意见领袖操纵。两微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内容的重复和无效性必然会“挤压有效信息的空间，甚至使有效信息淹没其中，无法达到信息传播的预期目的”。这将直接带来受众的不充分反馈和延迟反馈，从而影响基于传播的行动的开展。

二、解构神话：并不理想的理想型

国内学者意见看似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然而他们实际上持有相同的价值预设。他们首先默认微博、微信和公共领域分别是有助于民主参与和言论自由的技术和理论支持，从而将二者视为可以顺畅勾连的概念，并据此推出了另一个前提假设——微博、微信空间成为公共领域是一种可行的理想型建构。基于此种假设，目前两微中这一尝试遭遇的种种挫折被视为皆出自技术本身发展的不成熟和使用者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最终带来了两个阵营对待两微发展现状时观点的合流，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改进技术、加强监管，并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引导。这种趋同使批判性反思失去了其应有的力量，令世人依旧沉浸于两微创造的技术神话之中。

因此，批判的当务之急恐怕是对于两微技术的祛魅。据调查，在作为微博原型的Twitter上有40.55%的信息属于“我在吃三明治”这样没有意义的嘀咕，个人琐事的信息占据Twitter传播内容的80%以上，它与Facebook、Line等SNS社交媒体并无本质差异，只有中国的微博才被赋予了“参与式民主试验场”的光环。对于媒介认知的差异或许源于中西方传媒生态的不同。以美国为代表，西方报业的发展离不开各个政党之间在报纸上的论战，新闻业的合法性天生与民主结合在一起，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和四年轮换的竞选中报纸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众的代言人，传媒也因此被视为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然而这样的传媒生态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种现实与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的新闻学教育和专业理想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给中国研究者带来的失落感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当具有激进气质的微博、微信为人们的视野带来一抹新鲜色彩时，学界和民间对其抱有极高的期待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理想的美好并不足以冲刷现实的严酷。微博、微信带来的自由气息或许太过令人兴奋，以至于我们无意间忘记推敲其所呈现的所谓“公共性”是否只是被操纵的虚妄表象。诚如新浪CEO曹国伟所言：“出现敏感内容时，新浪可创造性地控制谈话内容，而不是将其全部删除。”微博中热点话题排行榜的前位多由娱乐性事件占据这一事实所体现的微博平台商业化属性，则警示我们思考和交流的阻力不仅来自于外部力量的约束，还可能来自于技术内部的反智主义。更何况，就连侥幸到达受众的一小部分严肃事件在微博媒体的传播中也具有了娱乐化的气质。以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为例，其在雅安地震后发布的微博无论内容为何，评论中多是对于郭美美和红会的抨击，甚至是像行为艺术一样的“喊滚”和讽刺意味的打油诗。这些行为无论过激与否，在广义上或许都可被视为对公权力进行反抗的方式。然而这其中展现出的游戏心态却向我们展现了严肃事件在乌合之众的狂欢中发生的娱乐化畸变。在这里，个人的展示可能比事件本身还重要。

因此，在当今中国纷繁复杂的网络生态中，断言微博、微信是伴随公民社会兴起的“公共领域”并宣称这将推进民主未免太过天真。实际上，兴起于文化工业背景下的传媒研究和源于欧陆政治哲学思辨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将二者拖入对同一问题的探讨不仅牵强而且毫无意义。思辨中建构的理想型通常而言不可具象化，当我们试图在经验的现实生活中为其寻找诸如微博之类的对象物时总是困难重重。几乎可以断言，现实中的个人难以抛弃对个人私利的考虑，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公共性事务之中。简言之，就是什么行动对我有利，就采取什么行动。只有激进的观点和表达才能获得关注和支持，否则就会被斥为“五毛”。在这种价值判断的引导之下，微博、微信必然地呈现出今天我们所见的价值立场。这绝不是基于交往理性的协商和讨论的结果，而是工具理性导向下对于市场趣味的迎合。

三、结语

从公共领域的视角审视媒介一直是传媒研究中的热点，作为新媒体代表的微博、微信被置于这一语境中进行讨论和分析似乎也顺理成章，更何况其传播特质在很多方面较传统媒体更加契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界说。然而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总会遭遇解释力的边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的建构所基于的是西方政治哲学中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参与公共领域的主体既是拥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的个人，又是关涉公共事务和社会共同利益的公民。然而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并不具有这种鲜明的特征。因此，就算我们认可将两微媒体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的研究视角并加入到这一语境的规则之中，得到的结论也是悲观的——微博、微信并不足以重构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现实的困难或许不仅存在于“技术尚不成熟”的当下，还源于在作为思辨产物的公共领域理论和经验的两微媒体之间建立关联既牵强又缺乏价值。更何况，不加批判地将公共领域模型作为理想蓝图也实在不是一种可取的研究态度。

对技术的研究和态度总是会经历一个三十年左右的演变周期：最初的十年通常是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追捧，中间十年则可能面临怀疑和批判，而经过质疑和拷问，后十年则将进入较为平缓的理性自然生长阶段。以此反观两微技术，自2009年新浪微博试运行至今尚不足十年，国内学界对这一新生技术的偏爱，以及借用西方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并藉此增加其研究交织和理论高度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般，不完美的技术和不完美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断裂，或许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为两微技术寻找更为恰切的类比对象更应成为当下研究的要务。

（作者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事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