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伟明

【摘 要】儒学研究中，仲子文化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作为七十二贤之一的仲子，与早期儒家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文献记载仲子与先师孔子的师生对话以及提到仲子的甚多，单是《论语》中提到仲子的就有40多段话。从他们师生之间的“学与问”“言与行”可以看出仲子性格最鲜明的一个特点—“行行如也”。本文通过对“行行如也”做一浅薄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了解仲子的性格及对后世影响。

【关键词】仲子 行行如也

先师孔子的思想政治主张，大多是在与弟子们的对话、探讨、质疑甚至相互面红耳赤的争辩中形成的。作为七十二贤之一的仲子，与早期儒家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研究中，仲子文化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古文献记载仲子与先师孔子的师生对话以及提到仲子的甚多，单是《论语》中提到仲子的就有40多段话。从他们师生之间的“学与问”“言与行”可以看出仲子性格最鲜明的一个特点——“行行如也”。

“行行如也”是《论语》中孔子对仲子[1]性格的经典评价。在孔门弟子中，仲子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性格如此鲜明，最后结缨卫难。与其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如说是“行行如也”的必然结果。

《论语》《孔子家语》《史记》中记载“子路，行行如也”“由也喭”“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等都是对仲子性格的真实写照。概括地说，仲子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真诚质朴而不善于变通，尚勇好强而不够恭谨谦敬，果烈刚直使得其轻率、莽撞。

“行行如也”的养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家庭环境培养。仲子是其父母祈祷天地、其母梦见熊所生的独生子，所以全家人对仲子溺爱有加。从小仲子并未受多大苦，他更多的时间是与左邻右舍的小伙伴自由地玩耍嬉戏，生活相对无忧无虑，这样更能激发出他长处。《仲里志》记载在仲子九岁时，“与乡儿戏即英强异，乡人奇之。”这是与宽松、自由、充满爱心的家庭和乡里环境密不可分的，渐渐造就了他无拘无束、朴实侠义、敢作敢为、好勇逞强的性格。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环境塑造，仲子生长的地方—卞邑，自古就是东夷族群活动的地方。东夷人吃苦耐劳、勇于进取、重义尚武、朴实粗豪的精神文化遗存对仲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仲子自小就被东夷族群的英雄事迹熏陶着，骨子里透着族人的气节。再者，在仲子生活的地方盛传卞邑大夫—卞庄子刺虎的英勇事迹。自小就受到英雄人物熏陶，英雄事迹口耳相传，梦想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大英雄，能够光宗耀祖、武艺高强、除暴安良、勇猛无敌、匡扶正义等等。至今，在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与泉林村之间泗河上始建于晚唐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卞桥，栏板上就有一幅高浮雕图案，记载的就是卞庄子刺虎的英雄事迹。仲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强壮青年随时被征入伍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强壮的身体和精湛的武艺，在战场上厮杀随时随地会被敌人杀害。所以，少年时代的仲子尚武好勇、擅舞剑是很自然的事情[2]。

“行行如也”的性格更多的是表现在仲子成年后，仲子拜孔子为师，学诗、礼，时常为孔子赶车，做他的贴身侍卫。他被委以重任“堕三都”，“堕三都”失败后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孔子器重。孔子与仲子的关系密切，孔子当然对其性格的了解也更为深刻。称仲子“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即办事毫不犹豫，干净利落。换言之，仲子很聪明了，能够胜任政务工作了。“……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而善之，曰：‘善哉！恭敬以信矣。入其邑，墉屋甚尊，树木甚茂。……入其庭，甚闲，此明察以断，故其民不忧也。”[3]仲子用自己的才能治理“境”“邑”“庭”这三个地方井然有序，使得那里的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在春秋战乱逃荒的年代是很难做到的。当然，仲子能够取得如此的业绩，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外，老师孔子的教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孔子每次谈到仲子之“勇”时都很谦虚地说自己不如由也，“由也好勇过我”“‘……仲子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这一方面说明孔子很谦虚，另一方面突出了仲子之真“勇”，也正是仲子之勇才使得他在当时能够为孔子赶车当侍卫。所以，仲子能够文韬武略，实属难得真才实学的人才。孔子称赞说“仲子好勇，闻过则喜”，是孔门众弟子中比较出众的一位。他对孔子的言行却直言不讳，从不避讳，如：“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己，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虽然仲子的毫无顾忌惹得孔子不悦甚至生气，但态度是真诚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所以是个好弟子。当代资深孔学研究专家、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教授认为：“仲子是孔门弟子中一位特殊的优秀人物。”

《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仲子形象评价最直接的是：“……子路，行行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说当时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一派和悦而温顺的样子；仲子是一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了，接着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这段记载讲述孔子与学生的“学与问”中，大家各具神色，完全是各自性格的自然流露。孔子之“乐”应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看到三人的淳朴自然，各有所长，做老师的当然也开心；其二是看到仲子的“行行如也”显得特立独行，跟当时谈话的气氛不合拍，孔子的回答是一种告诫，只不过“不得其死然”说得有点过。我认为，当时孔子是为他的学生各有所长而高兴，而仲子“行行如也”的样子，使他担心仲子的这种果烈、刚直、性鄙、不善于变通的性格不会有好的结果。而这种担心，后来不幸一语成谶，结缨卫难，仲子的死完全是性格的必然，也是他“行行如也”的使然。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非常美丽动人，但是生活很放荡。卫灵公的长子即太子蒯聩与南子有暧昧关系，在封建礼制中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蒯聩怕被卫灵公诛杀便长期逃亡在外。卫灵公死后，手下大臣商议立公子郢为储君。但是公子郢再三推让，认为逃亡在外的哥哥的长子姬辄还在。按照宗法制不能废长立幼，应当立其为储君。于是蒯聩的儿子姬辄便顺利即位，这便是卫出公。但问题马上随之而来，本来应当是父亲的位置却被儿子登基了，卫出公也没有迎接父亲回来的诚意，这让蒯聩情何以堪，权利欲的膨胀让他变得丧心病狂，寻求机会。十二年后，蒯聩终于等到了夺取权力的机会，悄无声息地潜伏在卫国，暗地里勾结大夫孔悝发动宫廷政变，赶跑了卫出公。其实，这件事表面看是国之大事，实则为家务事，外人管不管都可以。此时，仲子正在孔悝的采邑中当总管，实则是孔悝的家臣。采邑在郊区，仲子当时正在那里。听说这件事，义愤填膺，急忙赶往城里。城门将要关闭，途中遇见子羔，他告诉仲子，大局已定，出公早已逃跑了，不要进城去白白送死了。而仲子却说：“食其食者不避难。”恰好有使者入城，城门开时，仲子尾随使者队伍进城。仲子跟随使者拜见蒯聩，此时蒯聩与孔悝已登上高台。仲子大喊：“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蒯聩肯定不听仲子劝谏。于是仲子准备放火烧蒯聩与孔悝已登上的高台。蒯聩派遣石乞和壶黡两名护卫还击仲子，仲子系冠的缨被对方砍断。仲子看见自己的缨被砍断了，遵循封建礼制的他宁可断其头不可断其缨，大喊“君子死而冠不免”，停下来开始用手结缨。此时，狡诈的敌人趁机攻击，仲子结缨端坐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也记载此事件，大体意思是一致的。仲子本来可以避免的祸害，但还是孤注一掷地进城，并劝谏蒯聩不要重用参与叛乱的国贼孔悝，在得不到蒯聩答应的情况下，放火烧台。在这里，特别注意的是，仲子本是孔悝的家臣，而孔悝是国之反贼，对国家不忠诚，所以仲子嫉恶如仇反对孔悝，可见这种“行行如也”的性格是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有点迂腐，但是结缨而死对他来说就是死得其所。

“冠”是身份、地位、荣誉和尊严的象征，结缨正冠而亡，说明仲子死也要维护“冠”。在忠勇、道义方面，仲子又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儒家的生死观和道德价值。他为平息卫国的政变而孤注一掷，至死履行了他忠君的责任。当时孔子正在卫国，听说蒯聩之乱后，对他的弟子说：“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他的弟子不明白，孔子说：“高柴知大义，必能自全；由也好勇轻生，昧于取裁，其死必矣。”高柴果然奔归，卫君的使者接踵而至，送来仲子的肉醢，孔子让自己的弟子们埋了，痛哭说：“某常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不久，孔子自己也患病而死了。

“结缨而死”大多情况下被演化成忠君爱国战死沙场的精神。无论是巾帼英雄还是江湖好汉，这种精神一直得到传承，为中国的武学精神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纵观历朝历代，这种人物很多，这种事迹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甚至后人立祠建庙，祭拜英雄人物。所以古人说“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只要人的品格好，如忠义的人，死了以后就可以为神。我们看见许多庙，大家都去膜拜，里面所供奉的神，就是这一类人所升华的[4]。这都是由仲子性格形象演化而来的，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应传承先贤仲子爱国家、重孝道、讲诚信的精神，这也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相符—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仲子对后世影响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先贤仲子是诚实守信用的大孝子。《说苑·建本》记载“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 百里之外”。《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也曾高度评价先贤仲子的孝道：“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在当时，仲子是儒家孝道的模范。百善孝为先，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仲子百里负米的孝行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21世纪的今天，中华儿女应承继这份道德遗产，发扬这份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先贤仲子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的。《孔子家语》记载他“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担任蒲大夫时，兢兢业业，政绩显著。在社会主义高速发展的今天更离不开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那份炽热，在平凡的岗位上站好自己的岗，每个人前进的一小步必将是我们国家迈出的一大步，国安能不强？中国梦定能早日实现。最后，先贤仲子是尊师敬道的楷模。拜师孔子后，他尊敬师长，认真学习。老师孔子有讲的或做的不对的地方，他敢于质疑，但是在尊敬老师的前提下理论，这样互教互学，相互提高。

综上，先贤仲子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研究儒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神州大地上，有多处供奉先贤仲子的祠堂，如苏州吴江盛泽仲子庙、淮北濉溪仲子庙、济宁微山仲子庙、济宁泗水仲子庙等。本人有幸多次瞻仰济宁泗水仲子庙。该庙位于泗水县泗河街道仲子街济河西岸，是后人为敬仰先贤圣人仲子而建，始建年代不详，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知县谭好善主持重建。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先贤仲子的儒韵。

注释：

[1]仲子（前542—前480），名仲由，又字季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卫侯”。宋大中符二年（1009年）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2]梁士奎，韩继谦.圣门之哲·仲子[M].济宁：泰山印务中心，2003：14-17.

[3]韩婴.韩诗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430-431.

（作者单位：山东省泗水县文物事业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