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

任正非不知有没有乡愁，能把一个伟大公司的市场DNA带回故乡不？

搭“一带一路”的快车，贵州的业界出现了两个亮点：一是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与教育部长签署协议，贵州将在扩大留学生教育、引进国外教育资源等方面获得国家教育部支持；二是贵州与印度努力对接在IT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展开合作。“贵州到印度班加罗尔飞行3个小时即可到达，与贵州到北京差不多。”媒体传出的这句重新陈述空间的话，道出了贵州作为一个地方平台，在当今新外交与物理格局中的地缘优势。

继导入中关村概念，大数据产业引爆了贵州的后发优势。莫迪访问中国，贵州（政府）与印度工业联合会（行业组织）签署了产业界面的合作协议，贵州又在与到北京差不多距离的地理半径中，引入了一个通过国际化推动“下一步”支撑点的想象空间。

作为一个创始人有贵州基因的国际公司，过去的一年，华为有3件事激动了市场、学术界和新闻界。一、华为Mate7、Mate8手机横空出世，以性价比优势迅速成为和苹果手机有一拼的抢手货。二、中国人民大学两教授田涛、吴春波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与华为的兴衰逻辑》，出版后获得了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奖管理学专项奖。三、2015年，华为销售收入达3900亿元人民币。华为在业界的国际排名已成为全球第一。

这一切似乎都很让人玩味：2015年，在全国城市中财政状况良好的深圳市，财政收入达到了7240亿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