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卫津，曹 岚，2，钟卫红，梁 健，2，钟国跃，2＊＊

（1.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2.江西民族传统药现代科技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南昌 330004）

藏医学药用伞形科植物药材的品种、基原与标准整理＊

钟卫津1，曹 岚1，2，钟卫红1，梁 健1，2，钟国跃1，2＊＊

（1.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2.江西民族传统药现代科技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南昌 330004）

目的：通过整理藏医学中多种以伞形科植物为基原的药材的品种、标准，为来自该科的药材质量标准制定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本文通过对有关藏医药文献、药材标准等的查阅和统计，以药材“藏文名”作为药材品种划分的依据，即将各专著文献中记载的“藏文名”相同的药材归为一类，对藏医学药用伞形科植物的药材品种、基原及标准状况进行了整理与分析。结果：藏医学药材品种中，来源于伞形科植物的有25种，其基原涉及27属75种（含变种）植物。其中，《中国中药资源志要》未记载的物种有33种，珍稀濒危物种8种；作为藏药特有药材的基原植物33种（占44%）；与中药及其他民族药交叉使用的有42种；在中国现行各级药材标准中有收载的药用植物25种（约占33.3%）。在这些藏药材品种中，多数品种存在着“名称不规范”、“同名异物”、“同物异名”、药材质量标准不完善等问题，部分品种还存在着基原交叉，即“同一物种的同一部位作为功效不同的药材使用”的情况。结论：上述问题有待于结合本草考证、资源与使用现状调查、药效物质基础与生物活性比较评价等研究来解决，开展上述药材的品种整理和质量标准研究，对规范临床用药、促进藏药材生产和藏药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利用，丰富中国药用植物资源均具有重要意义。

藏药 伞形科药用植物 品种 基原植物 标准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地理地貌蕴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藏族人民长期聚居于青藏高原，在日常生产、生活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健康保健、疾病防治经验，并借鉴吸收了中医药学以及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及大食（今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等地区的医药学知识，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医药理论体系、疾病诊疗技术[1]。藏医药使用的药物中约70%-80%为青藏高原地域自产的特色药用资源[2]。目前，藏药材的生产主要为野生采集，由于尚无专业的藏药材经营市场，各地藏医医疗机构、制药企业多自行组织人员或委托藏牧民采集利用当地的野生药用资源供临床与生产需要，与不同藏区的生态与药用资源物种的差异密切相关，不同藏区使用的药材品种和基原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地域特点，“同名异物”、“同物异名”、多地方习用品或代用品的现象较为普遍。据统计，《中国药典》[3]、《部颁标准·藏药分册》[4]、《藏药标准》[5]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的地方药品标准[6，7]中收载的藏药品种尚不足藏药材种类总量的10%[8]，这反映出藏药材质量标准体系极不完善[2，8]。开展藏药材的品种整理、构建和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己成为当前亟待开展的工作，这对促进藏药材生产、规范临床用药、实现藏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丰富中国药用植物资源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上的伞形科植物约有280属2 500种，广布于全球温带地区。其中，中国作为该科植物的世界分布中心之一，共有97属590个种[9]，且中国各地均有分布，其中以西部分布的种类最为丰富。伞形科是药用植物资源大科，也是常用、特色藏药品种较多的类群[1，5]。据统计，在《藏药标准》[5]中收载的290个藏药成方制剂中，约20%的处方中使用有伞形科药用植物，但目前有关藏医药用伞形科植物的资源状况尚未有系统的整理，而有关藏药的标准、专著中记载的品种、基原、名称存在也着较大的差异。为合理的保护利用藏医药用伞形科药用资源，为其品种整理和质量标准完善提供基础资料，本文对有关藏药的标准、专著[10-14]中记载的来源于伞形科植物的藏药材的品种、基原、标准、资源分布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

1 整理方法

鉴于现有的涉及到藏药品种基原植物的有关藏药的专著文献多为汉文专著，而在药材名称的“藏-汉音译汉文名”中的汉字用字尚未规范统一、而汉文名则因不同专著文献记载的基原植物有差异，也导致汉文名常不一致，故本文在整理分析中，以药材“藏文名”作为药材品种划分的参照基础，即将各专著文献中记载的“藏文名”相同的药材归为一类，整理分析药材品种和基原植物种类，并对基原植物的中文名和拉丁学名对照《中国植物志》进行了修订。

2 结果

2.1 藏医药用伞形科植物的种类与药材品种状况

据统计，现有有关藏药专著与标准中记载的来源于伞形科植物的藏药材品种共25个，涉及到基原植物27属75种（含种以下单位），其分布为：柴胡属（Bupleurum）16种，棱子芹属（Pleurospermum）9种，当归属（Angelica）7种，独活属（Heracleum）和阿魏属（Ferula）各6种，葛缕子属（Carum）4种，矮泽芹属（Chamaesium）和羌活属（Notopterygium）各3种，峨参属（Anthriscus）、环根芹属（Cyclorhiza）、藁本属（Ligusticum）各2种，孜然芹属（Cuminum）、瘤果芹属（Trachydium）、芫荽属（Coriandrum）、迷果芹属（Sphallerocarpus）、舟瓣芹属（Sinolimprichtia）、蛇床属（Cnidium）、茴香属（Foeniculum）、胡萝卜属（Daucus）、芹属（Apium）、珊瑚菜属（Glehnia）、矮滇芹属（Physoepermospsis）、东俄芹属（Tongoloa）、白苞芹属（Nothosmyrnium）、丝瓣芹属（Acronema）、前胡属（Peucedanum）等15属各1种（见表1）。

在资源物种的分布上，经查阅《青藏高原维管植物及其生态地理分布》[15]、《中国中药资源志要》[16]和《中国民族药志要》[17]记载的75种药用植物中，有21属41种（约占总种数的55%）在藏区及其周边地区有分布，其余34种为藏区不产而藏药中使用，反映了藏药药用资源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其中有8种被列为珍稀濒危物种。

在资源物种的构成上，上述75种资源物种中，有33种在《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未见记载，且有33种仅为藏医学使用（占44%），有42种为与中药及他民族药交叉使用的种类，这些交叉使用的种类多数为大宗中药材或藏区不分布的种类，如当归Angelica sinensis、杭白芷A. dahurica cv. Hangbaizhi、茴香Foeniculum vulgare、羌活Notopterygium incisum、新疆阿魏Ferula sinkiangensis、狭叶柴胡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珊瑚菜Glehnia littoralis、野胡萝卜Daucus carota、芫荽Coriandrum sativum、葛缕子Carum carvi、芹菜Apium graveolens等。即使是交叉使用的资源物种，藏药在药用部位、临床应用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柴胡B. chinengse、葛缕子Carum carvi，中药用根（柴胡，小防风），而藏药使用果实；杭白芷Angelica dahurica f. var. Formosana，中医用于解表散寒、祛风止痛、宣通鼻窍、燥湿止痛、消肿排脓，而藏医用于祛风散湿、消炎、止血。充分反映了藏医学在其发展历史中既存在着与中医药学及其他民族医药之间的交流，但在所利用的药用资源物种和临床应用的医药文化上又具有其显著的特色。

3 讨论

3.1 关于藏药材的名称的规范问题

由于文字的差异，在藏医药古籍的汉译本和汉文的藏医药专著中，藏药材的名称常采用“藏文名+藏文音译汉文名+汉文名”[11]或“藏文名+汉文名”[14]的形式记载，这种记载形式有利于不同语言文字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在不同的文献中，“藏文名”多沿用藏医药古籍中的名称，差异较小，如棱子芹的藏文名有“胆拜”和“胆拜︽摈拜”，羌活的藏文名有“矗︽扳”和“矗︽稗罢”；“藏文音译汉文名”则由于藏语发音的地方性差异（方言），不同文献中的用字常不同[8]；如阿魏（阿魏属Ferula多种植物的树脂），各文献中使用的藏文名“靛爸︽雹稗”均相同，但“藏文音译汉文名”有“兴滚”[11]、“兴衮”[13]、“兴棍”[17]，音译别名还有“兴更”[10，14]、“相更”[17]等；又如藏茴香（葛缕子C. carvi的果实），在相同的 藏文名“便︽差拜︽”下，《部标藏药》[4]、《中国藏药》[12]、《新修晶珠本草》[13]、《甘孜州藏药植物名录》[18]、《藏药志》[14]等中分别译为“郭扭”、“郭牛”、“郭女”、“羔扭”、“果鸟”；“汉文名”（通常反映基原植物的种类和药用部位）则因各地使用的基原植物的种类不同而异，如“棱子芹”（使用基原植物的属名“棱子芹属”）和“西藏棱子芹”（特定的基原物种的中文名），又如“峨参”和“迷果芹”，系由于基原植物种类不同。藏药材名称不规范的情况在藏药材中普遍存在[2，21]，显然易引起药材生产、临床用药、成药生产投料等的混乱，还有待对藏药材的“藏文名/藏文音译汉文名/汉文名”进行统一规范。

3.2 关于来源于伞形科植物的藏药材的品种和基原

藏医学所药用的75种伞形科植物涉及到25个藏药材品种，但在不同的文献中记载的药材的“名称-品种-基原植物”常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有3种情况：①同一药材品种在不同的文献中记载的基原植物种类不同，即“同名异物，如便︽差拜︽/藏茴香，《部标藏药》、《藏标》及《青海藏标》中均收载其基原为葛缕子C. carvi，而其他专著中还记载有同属的田葛缕子C. buriaticum[12，14，17]，河北葛缕子C. bretsahneideri. Wolff[18]，细葛缕子C. carvi f. gracile[19]；药材佰爸︽雹稗︽拜坝半︽冲︽/当归，不同文献中共记载有10种基原物种；棱子芹“彩︽搬︽”的基原植物涉及到6属12种植物；这种状况与目前藏药材的生产主要来自于野生采集有关，由于藏药材专业经营市场不健全，各地藏医多就地采集利用当地的药用资源，因不同藏区分布的资源物种种类的不同从而导致了药材基原的“地域性”差异。②同一物种具有不同的药材名称，即“同物异名“，如茴香Foeniculum vulgare（果实），在不同文献中分别有“茴香”、“香旱芹”、“孜然芹”名称；竹叶柴胡B. marginatum的果实称“孜然芹”或“柴胡子”；这种状况既受不同地区使用的药材基原植物物种不同的影响，也与不同地区方言和习用名称有关。③同一物种的同一部位分别作为不同药材的基原，且功能主治不同，如美丽棱子芹P. amabile的根，分别作为“胆拜︽摈拜”（清热解毒）和“胆拜”（滋补健肾，干黄水）2个药材的基原；松潘棱子芹P. franchetianum的根分别为“佰爸︽雹稗︽/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温中润肠）和“佰爸︽雹稗︽拜坝半︽冲︽/环根芹”（清心热、解毒）的基原；茴香Foeniculum vulgare的果实也作为“蛇床”（杀虫）的基原。究其原因发现，藏医药古籍文献在记载功效类似的一类藏药材时，常采用“药材总名称（代表性药材）+ 次级名称（同类的不同品种）”的“分类式”记载形式[8]，导致不同文献在记载某一药材时或使用该类药材的“总名称”，或使用“次级名称”；同时，不同的医师对同一药材的基原有不同的观点，或不同地方习用的基原植物不同，从而出现同一物种的同一部位作为功效不同的药材使用的情况。这提示作者有必要通过本草考证，结合资源物种和使用现状的调查、成分与生物活性的比较等研究，开展上述药材品种的整理。

3.3 关于藏医药用伞形科植物物种及药材品种的标准收载情况

藏医学药用的75种伞形科植物中，仅有25种有标准收载（约占总种数的33.3%），其中《中国药典》收载的均为中药与藏药交叉使用的药材（如当归、杭白芷、柴胡、阿魏等），而在藏医使用地区的藏、青、川等省区的标准中作为特色藏药材仅共收载了6种基原（葛缕子C. carvi、香旱芹C. cyminum、西藏棱子芹P. hookeri var. thomsonii、川羌活N. franchetii、白亮独活H. candicans、迷果芹S. gracilis），反映出这些藏药材的质量标准制定严重滞后，且除《中国药典》收载的品种外，多数地方标准中收载的药材仅有性状、鉴别（显微或理化鉴别）等项的规定，标准也极不完善。这提示应结合上述药材品种的整理，加强藏药材质量标准的研究制定（见表2）。

表2 藏医学药用伞形科植物及药材的标准收载情况

4 结语

药材的基原准确、质量稳定是保障临床疗效与安全的关键。受自然、历史条件以及藏民族文化的限制，藏药存在基原不清、品种混乱、同属或不同属的植物在不同地区同等入药等现象，严重影响藏药质量标准的制定[22]，已成为制约藏药材生产与临床用药规范、新药研发与产业发展、有效开展药品市场监管等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藏医药的物质基础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原植物[23]，藏药中约有25%为中国或青藏高原特有种，由于青藏高原特殊而脆弱的生态环境，藏药资源及其适生生态也存在较高的“解体”风险（上述75种伞形科药用植物中已有8种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4]）。借鉴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成果，加强藏药资源调查、品种整理与质量标准研究、藏药资源与中药及其他民族药的比较等研究，不仅是藏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推动藏医药文化传承、合理保护与利用藏药资源、丰富中国药用资源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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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arieties and Standards of Umbelliferae Medicinal Plants Used in Tibetan Medicine

Zhong Weijin1,Cao Lan1,2,Zhong Weihong1, Liang Jian1,2, Zhong Guoyue1,2
(1.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Chinese Medicine Materials and Ethnic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China)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quality standard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by collating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umbrella medicine plant varieties, source and the standard .In this paper, the popular domestic varieties, sources, and quality standards of Umbelliferae medicinal plants used in Tibetan medicine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literature survey.The Tibetan medicine are classifed beased on the Tibetan name consiste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27 genera and 75 species (including varieties), 33 species have not recorded by ‘Chin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Record’,eight kinds of 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 And 33species (accounted for 44%) are the original plant as unique Tibetan medicine medicinal ; There are 42 species which cross use with TCM and other ethnic medicine ; 25 (accounted for 33%) medicinal materials varieties of Umbelliferae plants were recorded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Among the Tibetan medicine varieties, most varieties exist in name of "non-standard", "homonym", "synonyms" imperfect, medicine quality standard problem.Some varieties, there are the original cross, namely "the same parts of the same species as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drug use".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is situition remains to be solved combining with literatures, the resources and the use pres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assessment of efficacy material base compared with biological activity, and research.Study on the medicinal species systematics and quality standard, which is both promote Tibetan medicinal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the need of clinical drug specifications, rich in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China, th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resources als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ibetan medicine, umbelliferae medicinal plants, varieties, standards

10.11842/wst.2016.04.005

R283

A

（责任编辑：马雅静，责任译审：朱黎婷）

2016-01-08

修回日期：2016-01-20

＊ 江西省省委组织部江西省“赣鄱英才555工程”人才引进计划项目（2012GPYC）：常用藏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标准研究，负责人：钟国跃。

＊＊ 通讯作者：钟国跃，本刊编委，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药资源、质量标准及民族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