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东吴讲堂

天定人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几个长程因素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何怀宏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今天是典型的春天，今天是最为典型的春天，我们迎来了北大哲学系的何老师莅临我们的讲堂，为我们学校和为我们老师和同学作一个报告。我记得今天这个讲堂是第五十六期了，以前比较多的是安排在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在我的记忆里面，安排到我们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姓马的院好像是第一次，同学和老师热情这么高使我有一个想法，以后有好的讲堂、有名家来，我们优先要考虑放在这里，我要谢谢我们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何先生的情况我想大家都查过了，现在网上信息发达，我想我多说也没意思，我归纳了一下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这个叫著作等身，它用在何老师这里恰如其分，名副其实。不知道多少，我数了一下都没数过来，到底多少，起码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叫不知其数，等身肯定是超过了，我估计要等两身吧。著作非常多。第二个是，何教授他有个特点叫博通中西，你看他的论著和译著涉及的东西非常多，有西方的，有古代的，也有中国当代的，作为博通中西的学者，通才能达，在何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学者的高度和宽度。第三个，我刚才也讲了，他研究的范畴涉及既有自己的著作的范畴也有大量的翻译的作品，译著非常多。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他是一个学者，主要是研究伦理学方面的，哲学的大的范畴，但是也非常有文采，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华、也有才情的学者，涉及到文学的创作、文学的研究，所以这样一个大家到我们学校来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们向何老师致敬。下面我们有请何老师为我们开讲，大家再一次掌声响起表示欢迎。

今天这个题目“天定与人为”，它可以用于个人也可以用于群体，因为个人肯定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命运，被先天的外在的因素决定——比如生在什么家庭，生在什么国度或者什么地方。还有内在的因素，比方说，我们内在的生理或者心理，智力、天赋、性格或者说遗传方面的因素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等等。

这些可能是我们个人经常碰到的问题，两个极端的回答是：一是说一切都是命定的、不可改变的；一是说一切都是人为的，都是后天可以改变的。我们在这里肯定是要采取一个中道，但这个中道的度划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是饶有兴趣的，只是我今天没办法在这里说个人的方面，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比较集中于运用于群体、尤其是中华民族这个群体的天定和人为的问题。

今天我会就此问题讲五点：

第一个我会大略勾画一下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之历史，一个大的非常简略的勾画；第二我会谈到一个不同时段的多因决定论，引入“不同时段”这个概念来考虑多种原因决定或影响我们社会的历史；第三到第五点我就会讲这个天定和人为的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中国历史的三个长程因素，短程的因素我就不谈了，因为短程的比如说一次战争，甚至一个人物，他都有可能对历史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今天这里想谈长程的因素，也就是主要谈一个是中国这个地理环境，这个在某种是天定的，中华民族既定地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第二个就是谈人们对物的生产，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第三个就是人们自身的生产，也就是人口，当然，这个人口不是指的全面的，而主要是指身体的人、数量的人。

作为一个引言，我先讲一下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历史的一个大概的线索，这个主要是从人类之同的角度来讲的，但这个人类之同又是在人类和动物的不同中展开的。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文明出现之前，作为动物、作为猿人的人类有非常漫长的历史，地球的历史就更长了，大概四十五点五到四十六亿年，人类的历史呢，大概是几百万年，北京猿人，也有五十万到七十万年的历史。那么可以说，人类前面的历史大概二百五十万年发展的是非常的缓慢，从开始慢慢直立，脑量增加，会用一些简单的石头工具，经过了几百万年，一直都在采集和狩猎的阶段。人从来不是孤独的，不是单独个人的生活，不是像卢梭所设想的孤独的个体，人都是组成一个原始群，但那个时候原始群是很小的一个共同体。这个发展得非常的缓慢。或者我们说不能叫缓慢，而应该说是后来发展得太快了，前面就显得很慢了。现在有些疾病，比如说人有腰椎间盘突出，或许就是人类发展太快的结果，动物不会有腰椎间盘突出，因为它们不直立行走，我们很快就站起来了，今天在电脑跟前还经常久坐不动。好多毛病都是从这来的，心理喜欢上了久坐，身体还没适应过来呢。也就是说人类啊即便站起来了，在采集狩猎的阶段也还不断游走，那个时候一块地方能维持人生存的数量很少。

但是自从出现了农业，农业成为文明之始。人这时可以自己种植，有稳定预期的收益，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一般就可以收上来，而且可以数量很大，养活许多人。人也就开始稳定下来，他播种了就不能走了，要守着这块地方等着收成，人就开始定居，定居就开始有了文明，有了剩余产品，能够养活多余的人口，劳心的人就开始出现了，就可以有人专门从事宗教的祭祀，或者艺术或者政治啊，这就出现文明了，人类进步的速度就大大加速了。过去都是为了温饱，一口饭，一口肉，所有人都得全力以赴，现在不需要了，有些人就腾出时间来专门想一些问题或者发明一些东西，精神上、艺术上的，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说农业是文明之始。

我认为，文明综合地看主要有三种文明，第一个是经济文明，第二个是政治文明，第三个是精神文明。这三个文明是依次出现的，大概是一万，或者是一万一千年到一万三千年，我们就笼统地说一万年前左右吧，在人类居住的几个不同地点出现了几大古文明，都是靠着大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伊拉克两河流域，印度恒河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都是出现了农业，这就是人类文明之始，那个时候各自并不交往甚至并不知道，基本都是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但却不约而同的都在那个时候出现了。而且这个“不约而同”还不只出现一次，后面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差不多也是“不约而同”的出现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这个可能还有点神秘，有点不可解之处。还需要继续通过科学的研究弄清楚。这可能有天定的外因，有地理环境的因素，比如我们刚刚说到都是率先在大河流域出现，那是比较适合农业的地方。还有是不是就是人自身发生了某种质变。现代智人是从十多万年前开始的。人类的起源说有多地起源说也有单地起源说，多地起源说过去占优，但根据近二三十年的生物学遗传学的发现，单地起源说开始占优，即认为现在世界上的人的遗传基因都可以追溯到十多万年前东非的一个女性，被称作“东非夏娃”的人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说北京猿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就不是很可靠了。还有离我们最近的一两个冰河期很重要，有可能在那几个冰河期，在蛰伏到赤道附近的人那里产生了一种智力或许还有体力上的飞跃，甚至有基因突变，那种环境严酷的挑战使他们在智力上也得到了极大的进展，然后在冰河期和缓或结束以后，就走向世界其他地方，后来可能是他们打败了尼安德特人甚至北京猿人，成为新的土地上的主人，成为我们的直系祖先。

那么在五千年前左右，大概在苏美尔等地，接着也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包括中国，出现了小型或雏形的国家。政治社会出现了，就是说定居以后人口数量增长，这就不是原始群那个小共同体的智慧或制度所能够掌握的了的，就开始走向大共同体，走向大共同体必须要有种政治的秩序，光靠一种亲戚血缘的组织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就不约而同就在世界这几个文明的地方出现了政治社会，出现了国家，开始可能是部落，后来是部落联盟，然后是比较成型的国家。

那么又过了几千年，到了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出现了精神文明，又是几乎“不约而同”的，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是“轴心时代”，也就是二千五百年前，分别但同时地在印度、希腊、中东、中国等地出现了足以滋养这个地域后面的人类共同体几千年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它们内容上很不同，比如有的是宗教性质很浓的，比如佛教、犹太教，包括后来的基督教，也有比较人文的理性的，像希腊城邦的哲学和中国的人文理性。这是第三段精神文明。

具体到中国，我有时候用一个好记的说法，就是中华文明“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就是我们从公元二〇〇〇年往上数，一万年左右以前中国就出现了农业文明；那么它的“一半”呢，那就是五千年前，中国开始出现国家或者国家的雏形，即政治文明；那么“一半的一半”呢，也就是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时代出现了精神文明，那么“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呢，是什么时候？一二五〇年前是什么时候，是公元七五〇年左右，那是盛唐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大概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的国力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时候。虽然后来在宋代的文化很精致，经济很繁荣，但是国力却是比不上盛唐，汉唐都是可以打出去的，但是宋朝几乎一直是挨打的，到了元和清则还不止是被分裂，而且是整个被征服，明朝的国土则是缩小到一个相当小的地方。

支撑了古代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农业文明甚至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世界的近代初期，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取代农业革命之前，虽然世界的变化发展也很快，但是还远不如我们这几百年，尤其这几十年变化这么快。我们有时候会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停滞的社会。虽然王朝更迭，但是很多东西，比如说农业生产的工具两千多年都无大变，比如说二十世纪中叶华北平原的农夫所使用的工具和秦汉的时候都相差不多，甚至农业产量也相差不多。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三种文明都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呢？经济文明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和高科技文明，政治文明从等级制度和少数统治转向平等化与多数统治（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而精神文明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教合一转移到“脱魅”的理性化。也就是说工业化和高科技化、平等化、理性化，这是三种文明现代转折的大趋势。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后发国家，但如果从这三者观察，那么中国其实很早，在传统社会也已经开始有现代化的各种因素，这个我只简单提到一点，我有两本书《世袭社会》、《选举社会》谈到了这一点。在经济上，中国把农业文明的潜力、集约农业的技术应该说发挥到极致，另外有精致的商业和技术发明。在政治上，中国从汉朝开始就实行察举，后来发展到科举，就开始有了一种政治机会的平等，虽然还不是政治参与的平等，基本还是一种官民等级制，但是是一种流动和开放的等级制，这也是了不起的。明清的进士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家里往上数三代没有做官的。比如我前两天去江西修水看了一下陈家大屋——陈寅恪祖父、曾担任过湖南巡抚的陈宝箴的旧居，我们开车要走狭窄的山路才进到那山坳坳里边，那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的家庭，但近代的几个政治文化名人如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就出自这里，来自草野。另外，在精神上，从周代就开始了有人文理性的发展，就开始相当“脱魅”了。以上就是我勾勒的人类和中国三种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线索，涉及到它们的同异。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历史的因果性。为什么要谈因果性？我们仅仅是描述历史是不够的，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某个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有几个原因还是一个原因，或者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因为我们了解历史是要从中得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地知道应该避免什么和应该达到什么。我们知道这种历史的因果可以帮助我们不犯类似的错误和避免同样的陷阱。所以这个历史的因果性是很重要的，但是今天的人大概也不太接受历史的单因论，好像就一种原因决定，尤其是单因的决定论或者某种带有宿命性的必然性，所以我们说历史可能是很复杂，不会是单一的原因决定的。但是到底有哪些重要因素，这个我觉得可以引入一个“不同时段”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多因论。因为你笼统地说多因论，说任何结果都有好多种原因等于没说，你还要具体分析和说明长远和短暂，主要和次要究竟有哪些，且应当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

从最漫长的时段来看，我们说不仅中国，整个人类都是被地球规定了大致的范围的。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个从目前来看是超越不了的。没有地球也就没有生命，而且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出生命。今天地球也继续支撑着、同时也可以说限制着人类可能的基本作为，它限制我们但也保护我们。但是，这个最漫长、以及一些次漫长的决定因素我们在有生之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实际上一开始生活已经考虑到这种基本限制。比如说我们出生之初，就不会设想我们这一生还能跳出太阳系，就像我们生在中国，我们不可能有想成为美国总统或大不列颠首相的抱负，我们根本不会把这种抱负放在我们心里，其实有些东西的基本的限制就体现在这里。它其实一直在那里，但我们没有把它看成限制。我们只能在我们限定的条件下做到我们的最好，尽其所能和基本限制这两方面都缺一不可，在采集是狩猎时代甚至农业时代，我们甚至还不担心地球被破坏。但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还应该考虑如何也反过来保护地球家园。

其次漫长的因素就是影响各个人类群体的自然地理环境了。过去我们经常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你不能轻易否定说它是完全不对的，其实它在一个恰当的时段，在一个很长的时段是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大概可能有的作为。甚至民族的某些性格和制度特征和地理环境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你所处的一个共同体，它的大小、地形、气候、土壤，常常会在初始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其对外联系和内部联系等等。比如有人说古希腊雅典为什么产生民主，希腊的海岸不像我们大片的海滩，而是山和海的“拥抱”，往往一个小城邦就自成一体，你很难攻进来，但是又面向大海，会比较开放自由，再加上气候比较温暖，适合户外的聚会，所以能够有一个公民大会。所以有人说如果放在寒冷的俄罗斯可能就难自由产生民主了。

第三就是社会制度，首先是经济结构，这也是相当漫长的起作用的因素，包括生产工具、生活方式、经商贸易等种种经济制度，然后才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制度常常比战争、政变甚至关键人物起着更重要更持久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制度始终比人物和事件重要，因为有时候一些人甚至一个人也能够改变政治制度的，比如说雅典梭伦变法，中国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为秦朝的得胜奠定了基础等等。有时候一场战争如淝水之战，也就改变了南北的态势等等。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观念，人的观念和思想，包括有时候思想理论会突然改变人心，另外长期积淀会形成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有时候和生态一样，和自然界的环境一样起着持久的作用。比如说中华民族的心态，性格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趋向：比较勤劳，节俭，重视教育，这和几千年的科举也分不开，但一旦形成也是会长久起作用的，有一种文化心态的惯性。

分开来说，影响社会有三种因素：自然因素就是地球，以及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它们是基本的，但也是长期不变的，地理环境改变不多。地球在农业文明的几千年都改变不多，更不要说在采集狩猎阶段。工业文明改变不少，也破坏不少，但是大的方面还是不容易改变的。第二就是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第三就是思想因素和个人因素，它们都起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段里可能会起不同的作用。自然因素，一个是在漫长的时间段里起作用，再一个是在开端比后来起着更重大作用，在开端尤其是人类文明的开端是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制度它持久地起作用，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人们的心态也会持续地起作用，但有时在某些人生活的一代，有时候有的个人，或者说有的思想理论，新颖的观念它也会突然一下裹挟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民的心灵，所以说有时也会起很大的作用。总之这是一种复杂的多因论，很多东西都要依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长期影响中国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比较天定的因素，就是自然地理环境，这里我们也开始注意人的不同，人类群体和人类群体的不同，中国和其他文明群体的不同，“中国何以为中国”的特殊之点。中华文明的发端确实开始是在黄河长江流域，尤其是黄河流域，它的政治，尤其是政治的疆域中心最早是在黄河的中下游领域，在中原一带。中原，华夏人聚居的地方，被视为天下的中央。第一次出现“中国”这个词是在西周初年的何尊上，一个青铜器叫何尊，它的铭文上出现了“宅兹中国”这个字样，“宅兹中国”就是位于中国，立足中国，从中心的地带来治理人民，然后从这个中心地带，中国的疆域渐渐扩大，长江流域啊，秦帝国的统一又把疆域扩大到珠江流域，两汉则让西域臣服，唐朝与多国的有时候自降，有时候来贡，版图向西向北扩展，最远到达过中亚，我刚才说的公元七五〇年左右，它的疆界达到像今天的巴尔喀什湖，外兴安岭地带。清朝的领土曾经有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外蒙，包括后来被俄国各种条约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留下来仍然还有九百六十万，就是相当可观，比明朝已经大多了。

那么中国的地形啊，它是三级，西南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然后第二阶梯呢，从西往东海拔就下降了两三千米，到第三阶梯就是最富庶的一带，就是海拔五百米以下的。那么我们说中国的东西南北，大家知道东西南北是怎么区分的吧，比如区分中国的东部和西部一般是怎么区分？这个一种区分的办法就是从北边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叫黑河腾冲线，西边叫西部，东边叫东部，那么这个西部呢，比如按照在一九三五年的计算，西部大约有七百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一千八百万，而东部呢，当时四百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四亿五千万，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六，这是东西部的一个划分。南北呢，大家知道是怎么划分？秦淮，秦岭淮河，一般是这样划分的，区分南方和北方。

那么现在我这里就根据这种地理环境，说一下中国，以中国为核心的、重心的东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不一样，我们刚才说四大文明，像汤因比曾说的二十几种文明，那么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文明区分出两个大系，就是两大文明群，一个呢是地中海文明，包括埃及，伊拉克甚至有时候波及到印度文明，后来还有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这个就是环绕着地中海。然后呢，在东亚一块，就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明，这两大文明的差别其实可以用地理环境来说明其特征。像在地中海文明，地中海就相当于是一个内湖，大的内湖，因为环绕着它是欧、亚、非三块大陆，实际上是几乎连接在一起，其中有狭窄的海峡，基本上很容易穿越跨过，所以地中海文明很早就不断地互动非常多，甚至是征服非常多，它很早就是一个国际社会。它没有天堑，挡不住的，无论是路上还是水上都挡不住的，从海上也可以航行到各个地方，无论是北非，东非，西亚，南欧都在一起，陆地上也是一样。所以它很早是一个国际世界，但是中国你看它就是有一个与外面隔开的天堑，这个天堑不仅仅是说很难跨过，而且也非常的漫长，荒芜的距离非常漫长，有沙漠、戈地、高原、无人地带，你很难穿越，只有少数坚韧不拔的，比如说商人、商群、骆驼穿越，一支大的军队它没法穿过，给养都没办法供给，在过去前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是没办法的。所以中国相对于来说，它就是自成一体，虽然有丝绸之路，有茶马古道，但是主要是限于商贸的和一些外交使节的来往，没有办法大规模的交流，包括后来近代大规模的遭遇西方，也不是从青藏高原过来，而是从海上过来，甚至在有了工业革命之初，有了大型的炮舰什么的，主要是从海上过来，没有从西边过来。所以中国有一道天堑。

而中国的内部是有广阔的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黄河、珠江都有很多平原。中国内部没有什么天堑，你说长江天堑，其实也挡不太住，是可以容易跨越的，那么这个是说它内部不容易分裂，不容易长久的分裂，而外部它和其他的大文明，它是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状态，所以它是相当长独自发展的、自成一体的，作为一个统一大国在发挥作用。你想欧洲从来没有统一过，欧洲比中国小，但是欧洲从来没有统一过，没有统一成一个国家，不说其他原因，就说地理上的原因也太难了。还有一个岛国英国，它后来的政策也是，绝不容许欧洲大陆出现一个能统一欧洲的国家，这是它的利益所在。

所以这个东亚文明它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向东是大海，也不太可能发展，离日本也挺远，基本就是面对太平洋了。中华文明是影响到了朝鲜文明、越南文明，乃至日本文明，但周边没有一个是可以说相互长期势均力敌的大国，不像地中海世界那样，有时候几个帝国，势均力敌的国家同时存在。

另外中国的内部，东西南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或者说是征服或被征服，也似乎受地域的影响。比如说南北，如果说是南北之争，往往是北方战胜南方还是南方战胜北方？看来往往是北方战胜南方，哪怕是北方经济落后或者野蛮什么的。西边和东边之争呢？也更多的是西边战胜东边。所以那个时候在传统中国，稍微不慎就要挨打，落后要挨打，先进也要挨打。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没有用，国力不强的话那就要挨打，南宋多繁荣啊，但先是被金国打后来又被元朝灭。当南宋临安非常繁荣的时候，巴黎伦敦那时候还是破破烂烂的，那时西方的城市都是相当脏乱差的，而杭州井井有条，一片繁华。我举些地域战胜的例子，比如说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最早是北方的黄帝与南方的炎帝联合战胜了东部的蚩尤，这叫西胜东，然后黄帝又战胜了炎帝，北胜南。夏朝大禹是兴起于西部，商也是兴起于西方，但是后来迁都到东方，但最后衰落了，被周灭了。周战胜商，是西胜东。战国末期，秦始皇消灭六国，也是西胜东，大家就想啊，西边是秦国，东边是齐国，中间是三晋，就是赵韩魏。北边燕国下面楚国。那最后是西边把所有这六国都灭了。汉王刘邦击败项羽，结束楚汉战争，也可以说是西胜东，从汉往东边打。最后，西晋消灭东吴，统一中国，是北胜南。更早还有像魏灭蜀，也是北胜南，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消灭了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那也是北胜南。北宋取代后周，结束唐末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是北胜南，后来把南面的国家都统一了。元朝灭金，然后又灭南宋，也是北胜南。据说唯一的、大规模的南胜北，是明朝，明朝这个是大致是由南往北打，消灭了元朝，但是很快到燕王朱棣南下，又把建文帝给推翻了，还是北胜南。清灭明当然也是北胜南。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你可以说蒋介石的北伐，是南胜北统一中国，当然不是完全的统一，不久又被打败，迁往台湾，还是北胜南。当然还有一些小插曲，你比如说这个，太平天国，由广西打过来，也可以说是往上打，由南往北打，但到南京那就停下了，停下来之后还是被灭了。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北方的人比较彪悍、勇敢、重武，从地势上也比较好打。而南方人是不是因为生活比较优越，相对来说更重视生命和文明，而不是更重视武力？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这两千多年都始终面对很大的北部和西部的威胁，就是游牧民族，我们刚才说，传统中国虽然是农业文明为主的，为核心的两千多年，但是游牧民族始终在北边和西边存在，而游牧民族在农业的时代，起过很大的军事作用，那时候没有机械化，没有工业文明，骑兵是最厉害的，机动性最强，而且是整个部落都全民皆兵，所以中国在历史上确实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和南方一直构成一种威胁，在汉唐的时候还相对能够遏制，有时候甚至可以打出去，但始终没有完全征服，也不可能完全征服，因为他们是流走的、不定的，那么到后期，传统社会的后期，后一千年，就不断被进犯，甚至被征服，像元朝、清朝。这种情况在冷兵器的时代有可能，但是在今天是不可能了，在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武器的情况下，游牧民族是完全的没落了，不可能再有任何优势。今天真的是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技术是太强大了，今天绝不可能再有成吉思汗那样的人物：不光是席卷亚洲、还席卷欧洲，建立那么庞大的帝国。

这是第一个长程因素，就是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然后我们讲第二个因素，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以农业立国，以农业文明为核心。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农具或许可分成三类，一类是垦耕和整理的工具，比如锄啊，犁啊；第二类是收割的农具，比如刀、镰；第三是用于加工粮食或者其他的食物的工具，比如磨盘，杵臼等等，这些农具有木质的、石制的、铜制的、铁质的。耕作方式主要经过三个阶段，一个就是刀耕火种，或者还不是刀，开始就是用木棒点播撒播，不种耕，也不除草，等成熟之后就来这边收，产量自然很低。有时候就是分着种，撂荒几年再接着种，这是最初级的方法。然后就进入到了锄耕，开始用锄啊，铲啊，翻松土壤再种植。第三种就是犁耕，开始是用人力，后来是用畜力，就是用牛马等等。中国的主要作物有五谷，然后慢慢发展到北方是小麦，南方主要是水稻，另外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从海外引入的，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比如说玉米、土豆、红薯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特产，都是从外边传过来的。还有畜牧业主要是狗、猪、鸡、羊、牛、马，这也是按照他们驯化的次序，最早的驯化动物就是狗，这个在采集狩猎阶段就开始驯化狗了，然后是猪，然后是鸡，然后是羊，然后是牛，最后是马。然后还有种植棉花啊，农桑啊，中国的丝绸业很发达。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在大概一万年前，农业文明的萌芽都已经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出现了，开始都是木质的和石制的工具。到了什么时候开始有金属的工具呢？大概要到三四千年以前有青铜器的农具了，然后到了两千七百到两千五百年，也就差不多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战国时代，就有铁质的农器了，所以郭沫若曾经有句话说：这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铁的证据”。但这其实弄拧了，那时其实是中国脱离封建贵族社会。之后虽然农业越来越精致，集约、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的工具种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致，但没有重大的方向性变革。刚才我们说了，中国农具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黄土高原上、华北平原上的农具和两千多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第二个因素，这也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政治：农业文明相对于采集狩猎时代来说是暴力减少而不平等加剧的。还有我们下面就要知道，就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人口来说，就构成了一个相当紧张的关系。就是在农业文明的框架之内，它其实没有办法养活很多的人，只要稍微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就可能天下大乱，如果有时候天灾人祸集中到一起，就亡国了。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谈到中国的人口。这也是长期起作用的一个因素。

限于时间关系，中国人口的历史和影响我只能非常简单地来说一下。夏朝的时候，估计二百五十万人左右，西周的时候有一千万，到春秋一千五百万，战国高峰期二千五百万。但经过战国连年的战争，到秦朝统一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下降至只有二千万。那么第一个人口高峰是在差不多二千年以前，也就是西汉的末年，公元二年，中国有了第一个正式统计的人口数据。这可能也是最早的一个大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根据《后汉书》里知，当时统计的有一二二三万户人家，那么每户差不多按4.87人计算，当时中国有多少人？五九五九万，也就是说接近六千万人。这是一个飞跃，相对于秦朝二千万左右，大概是三倍。就是说，这第一个高峰值，就是在两汉之间、西汉末年，也就是现在的二千年以前、公元二年，中国就达到了差不多六千万人。

那么后来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其实人口增加并不太多，有时候还下降了不少。比如说东汉末年三十年混战之后，公元二二〇年，又降到了秦朝的二千万，减少了三分之二的人口，三国末年可能恢复到了三千万。西晋增加到了三千五百万，但是直到隋朝统一南北，这时候才达到了五千二百万，也就是说才接近了西汉末年的那个峰值。这并不是生的人不够多，而是死的人太多。到唐朝终于超越了这个六千万最高值。唐朝人口最高峰大概达到了九千万人。而宋朝继续增加，北宋后期一一一〇年左右，人口估计达到了一亿。到公元一二〇〇年左右，虽然中国没有统一，但是根据估计的计算，这个时候南宋虽然只剩下了半壁江山，但人口还是最多，大约五千八百万到六千四百多万。辽国，大概四百万，金国，大概五三五三万。还加上西夏、大理呀，大概在公元一二〇〇年左右，中国的总人口超过了一亿两千万。但是后来元朝灭金灭宋人口又下降了，又死了四千多万人，只有八千五百多万人。到了那个元末的农民战争，人口曾经在一三七〇年又降到了大概五千四百万左右，也就是说一半多的人口丧失了。然后明朝慢慢休养生息，到万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年左右，达到了接近二亿。也就是说明朝，差不多达到了二亿，唐朝九千万，宋朝一亿多，明朝二亿，那么清朝一八五〇年左右就是太平天国之前人口是四点三亿。这大概就是清朝或者说传统中国的最高值四点三亿。一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国初年，人口数也只升到了四亿五百一十八万。有时候你看一些冷兵器为主的内乱也很厉害，就说太平天国，十来年因为从广西比较贫瘠的地方打到了江南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对中国摧残是很大的，死了几千万人，当时江浙很多县、市人口都是减半的，经济也遭受重创。

中国大概始终在世界文明史上都保持了一个最大人类群体的基数。而且在不断增长，在历史上的增长有一个原因就是引入了红薯、玉米、土豆这些作物。这些作物产量很高，如果是过去的小米、大米，那养活的人要比这少得多，因为引入这些作物，人口增加不少。但这也是一个低水平的增长，好像只能够活下去糊口。所以这个人口因素是一直制约着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也是影响到中国王朝更迭的重要因素。往往在每个王朝之初的时候，因为经过连年的战乱，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甚至减半，这个时候就有了大量土地荒芜了，资源就显得比较多了。如果统治者又比较注意让民众休养生息的话，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就会达到一个盛世。比如说清朝的康乾盛世，因为明末清初死了很多人。那么到了这个盛世了，它就能够解决，甚至相当好的解决温饱的问题，所以中国历史上也多次解决过吃饭的问题、温饱的问题，甚至是相当繁荣，比如说宋朝有相当繁荣的经济，唐朝、汉朝都曾经有相当繁荣的经济，清朝的康乾盛世也是不差的。

我说过心态和价值观也是一种比较长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直长期受“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观念心态的影响。所以中国的人只要是有比较安定的环境，人口增长就非常快速，而快速的结果呢？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它就资源不够了，越来越紧张了。这个时候如果是几种因素加在一起，比如说既遇到自然灾害，又遇到了外敌入侵，再加上统治者不能恰当应对，这个时候就容易全国大乱了，大乱的结果这个王朝就可能覆灭了，那么经过几十年，连绵的战争和饥荒，人口又减少许多。资源又相对有余。这个时候，新建立的王朝又开始一轮循环。所以说，上面我们所讲的人口、经济、地理环境这样一些因素，都是一直制约着中国在传统社会大致可以有何作为和基本面貌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后面请大家提问！

问：我是学公共管理的，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有些人说我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关心自己的家、宗族就够了；还有的人强调要关心国家如同关心家庭，要加强民族凝聚力，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呢？谢谢。

答：我这里只是简单地就你刚才所说的家国关系说几句。比如说古人有一句话：“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这是强调国，是不是啊，但是还有另一句也是古人所说的：“自家庭院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是强调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和人做起，对吧。那么你们更赞成哪句话呢，或者说更重视家还是更重视国，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是会采取某种中道的方式，就是说，因为国和家也是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国不在，政治秩序没有了，他的家也难够自全、独生；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成天说他“爱国”、“爱人类”，但是连自己的家都养活不了，对自己的家人都没有负起责任，让家人都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那么肯定也是有问题的。当然还有情境的问题，到了内忧外患的时候，比如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是国当先；但是在比较和平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尽好古人所说的这个“亲亲之爱”，你要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包括你的亲人，要对他们负起一份责任，首先对父母，然后对你的孩子负起一份责任，这里可能会有一份对情境不同的要求。所以说，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就会看出它有意志需要权衡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意志权衡就会考虑来采取一个适当的度。

问：何教授，我昨天去图书馆想借你的两本书，第一本是《选举社会及其终结》，还有一本是《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但是没借到，不好意思，图书馆里没这本书。我在考查那个中国古代选举，也就是选拔嘛，与现在教育考察制度比较，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他们在选拔方式上面都是通过考试的这个形式，当然以前也有察举制的，但是在选拔体量上大相径庭的，比如说在古代，中国古代选拔的一个是人数非常少，他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公平教育的权利在里面，而我们现在，比如说二〇〇九年中国大学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甚至是更高的一个地步，但是两者所导致的一个影响却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就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然后就是精英阶层的高度稳定性。举两个例子，就是您在书中也举出过这个例子，就是在八股文巅峰时期，也就是明清时期，它的考试取士，从精英家庭出来百分之二十，到明中期或者后期，明万历就是到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一个比例上去了，而我们现在体量在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下，百分之五十录取率对吧，就是一个百分之五十受高等教育的概率。但是我们再看北大哲学系的一个才女刘媛媛她的一个讲演叫《寒门贵子》，当中提到现在寒门贵子是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北大清华这种高等院府之中，您是北大教授，应该比我们清楚对吧，寒门贵子现象越来越少，不知道您是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答：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要谢谢你，你的专业是？（同学答：我是人文学院的）。人文学院的这位同学他读的这本书《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后来叫作《选举社会》，就是北大重出的时候修订和增补了。那么这个书也就主要是讲科举的，从秦汉到晚清，里面有一些对八股文的分析。确实如这位同学所说，最近一些年来，社会的垂直流动性看来降低了。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我的同学里面就是很多确实是寒门，就是说相当的都是贫寒子弟，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分配也比较好，很多同学去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和中央国家机关。现在越来越难了，到北京的普通院校都不太容易了。这是有一个资源的紧张，这是客观上的原因，但是确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到的利益阶层有一个相对固化的性质，不仅是权力、名位，甚至有些职业都变成带有某种世袭性的了，外面的人难于进入。流动性可能比三十年前，比八十年代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有时会感到相当无奈，或者悲哀。因为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作“知识改变命运”，就是上大学能够改变一个贫寒子弟的命运。但是现在有些同学感到怀疑，有时看起来的确不容易改变，这和古代也有不同。因为过去的考试，过去的八股文的考试，它是一个人文的测试，这个人文的一个考试有一个好处在那，它不需要你经过漫长的、特别好的老师包括试验设备和教学条件，自学者就能考得很好。

但科学不同于科举，尤其很多理工专业是这样。你有好的师友，好的实验条件是很重要的，人文的考试不是那么依赖外界条件，而比较依靠他的天赋和他的好学苦学，一个很有天赋的人有时候就是能够在短期内，一下走到前头，就是一下从贫寒的家庭冲上去。你看朱熹、王阳明都很早就考上了科举，成了进士，它就不需要老去拿那个敲门砖八股文，很早就取得了身份。许多官员原来的地位不高，家庭出身不富贵。所以，改变命运确实比较容易，现在在这方面反而比古代难了，今天也比八十年代难了。也有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现在最好的孩子不在中国上学。我现在招研究生好多年没招到北京上海的，北京上海的孩子很多都出国去了，甚至从高中就出去了，他们就不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了。这是一种“脚的选择”。而这对贫寒的家庭是很不容易的，教育资源越来越有赖于经济条件。那么就是说这个寒门很难出贵子，确实有这种现象，这真的是很遗憾的。

过去的入仕考试是人文的考试，人文的考试它不那么依赖于外在的条件和经济的条件，再一个它是一种精选，不是职业教育，它精选就是每年考上很少的人，可能就几千几万举人，进士就更少了，几百人。那么这些人在全国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他们出来的前途很好，进士出来常常可以做县官，我们现在不可能一个大学毕业生包括博士生，你下去当个县长县委书记，不可能的。进士出来可能直接就当县官了，去做一把手去了，到翰林院的就可能以后做宰相了。他那个起点高。过去国家的功能比较简单，全国的文官也只有几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可能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不多的。它自然有它的问题和弊端，但它确实保证了一种至少是在社会下层和少数统治阶层之间的一个很高的流动率，官员是不可能世袭的。你要想你的后人世世代代为官，你只有世世代代教育好你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要争气，确实天赋好和后天苦学，你不通过科举这个门槛和途径是当不了大官的，科举才是正途。所以古人才说“耕读传家”，上来做官的大部分是农民的子弟。哪怕你是宰相，你的儿子也必须通过读书才能做官，而且要一层一层的考上去，你才能做官。过去确实有这样一道门槛，这道门槛也就保证了许多贫寒子弟在这种层面上跟其他人是平等的，比如说，南通出的状元张謇，他其实是家境比较贫寒的，但是他从来不担心，因为他很早就表现出非常的聪明才智了。很多人想资助他，你哪怕说这是一种投资，因为觉得这个孩子以后肯定能成为进士或者说大官，所以他不用担心他的贫寒。寒门出贵子完全有可能，哪怕是孤儿寡母，甚至父母全去世了，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他只要表现出了这种非凡的才能，读书才能，是读书的种子，他就能得到各方面的来自退休官员宗族亲族等各方面的资助。

所以古代确实有这样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值得我们去考虑，依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吸取借鉴，纳入某种选官的机制，而不是靠关系、忠诚于个人，甚至有一段时间贿赂比较盛行，买官卖官，不成体统。过去的官员是很骄傲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是自己考上来的，主要是靠自己，不是靠关系，也不是靠钱财，我是自己读书读得好考上来的。所以这一点呢，不光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现在西方的政治都可以考虑吸取和借鉴。因为西方的民主是靠选票，靠选票的话也有一个问题，你就可能要去讨好民众，或者是吸引他们注意力，这就要靠一定的讨好甚至煽动，也可能要靠人脉和钱财等等。所以当年米尔斯写《权力精英》一书的时候，他就会讲到美国总统的文化水准好像越来越低了，国父们当年读的是洛克的书，卢梭的书等等，但是后来的总统读的是什么书，读的可能是通俗小说、侦探小说什么的。所以像新加坡的李光耀他会强调在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文化资格的问题，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文化修养。这个在古代是非常重视的，非常注重文化资格，虽然依然是官本位，但是它强调官员要有文化的资格和修养才能做官，所以古代官员，文化水准都相当不错，每个人拿起笔来，都能写一手好字，甚至写一首好诗，那是普遍的，包括他们的应酬唱和，你要是没有文化，上不了台面的，不是说会喝酒就行，或者谁会说大话就行，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你要能写诗，能唱和，体现出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行，所以这是古今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好，就说到这里，谢谢。

丁晓原教授：刚才那两位同学，我想说的是，向他们致敬，两个极其好的同学。刚刚何老师也讲，应用非常重要，技术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做西方有些人所说的野蛮的技术人，或者技术的野蛮人，这个是挺麻烦的。所以应该还是有一点人文的理想，有点价值情操，有点良心、良知，那两个同学成为我们其他同学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觉得他们的提问，还是非常有备而来的，而且读书读得很多，都是好学生。理工学院要有这样的好学生，不要有书不想读，一门心思找工作的，我看这种不是好学生。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再一次谢谢何老师。

教育学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