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外交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外交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外交事务呈几何级增长。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密切，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贸易投资遍及全球。中国加入了300多个国际条约、数千个政府间和非政府国际组织。近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几乎同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美欧经济联系深化、与新兴经济体合作密切、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走出去”战略集聚海外利益、新移民和赴境外游客逐年增加、高层互访和主场国际会议令人目不暇接。

二是国际合作与竞争对象同步增加。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已与67个国家和5个区域组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正在形成。同时，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延伸，竞争对手也在增多。国际关系讲的是力量平衡，大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以及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塑造世界格局的框架。中等强国在所在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国运用外交与大国周旋，也影响全球和地区格局变化。大数据时代改变了外交模式，关心和参与外交的团体和个人及其影响力都成倍增长。国家大小不再是外交强弱的唯一因素。

三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的外交决策和行动能力提高。美欧日大数据技术世界领先，美国对大数据尤其重视，视为新战略资源。白宫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组建“数据高级指导委员会”，协调政府在大数据中2亿多美元的投资。计划的核心要求是，通过对海量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从中获得真知灼见，以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大数据使国际合作方式和内涵发生变化，如受援国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会要求双方的合作和援助更加精准、有效。

四是大数据时代使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更为隐蔽。国家可以依靠大数据大幅提高其战略决策能力，将软硬实力更好结合起来。譬如在对外战略中，对形势判断和对手的了解更加精准、详尽、到位，实现决策判断“零失误”。至于网络空间的竞争，大数据有效应用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数据时代暴露了外交决策方式的局限性：机构众多、缺乏协调；决策数据和信息处理现代化程度不高，对外部情况掌握不够精准；对外部危机萌芽敏锐性不足，反应时间长；外交领域扩大，涉及金融、能源、网络和意识形态安全等，资源融合、综合施策和反应能力受到挑战。为适应大数据时代，提高外交决策和行动效率，似可考虑在多方面着手，调整外交决策和行动方式。

第一，建立外交大数据库，辅助决策层。外交决策和行动应建立在大数据系统基础上。大数据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是外交决策的技术基础，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把外交大数据库建立起来，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大数据库的全面、稳定和准确性。

第二，利用大数据建立交流、沟通、行动平台。有了大数据库的技术支撑，就有可能为政府部门之间及其与智库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打造共同的有效平台。信息化时代外交决策和行动需要“常态化”的沟通与协调，无论是形势判断，还是政策提议和行动评估，都需要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共同研判政策选项。

第三，利用大数据提高预防和管控危机能力。大数据库建成后，高效、迅捷的数据分析首当其冲。面对海量数据，数据分析目的是提炼数据价值，找出个体事件间内在联系，预测发展趋势，帮助决策层进行科学判断和决策。

第四，用大数据推进公共外交可夯实民意基础。在新媒体时代，中国需要更多依靠政府以外力量，调动各团体和广大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大数据为公共外交既提供平台，又提升能力。博客、微博、微信等五彩纷呈的社交媒体丰富了外交的形式和内涵。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各国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公共外交需要区分不同受众。大数据可从不同群体的喜好、思维方式、价值倾向等为参照系数，为公共外交提供精准导向和评估体系，以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效。

大数据是把双刃剑，如驾驭得当，中国外交一定能做精、做优、做强。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20期 何亚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