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智键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遭遇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导言》的“阅读”

孔智键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摘要]得益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译本的问世，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到了马克思在《导言》中对方法问题的阐述。他创造性地“阅读”了这一内容丰富却又辩证难懂的手稿性质的文本，深化了自己对差异与同一、理论与现实等问题的理解，并将它运用到对现实文化现象的分析当中，同时也深化、推动了自身对结构主义的理解和突破。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同一性；差异性；结构主义；理论断裂

作为文化研究领域内享誉世界的大师，斯图亚特·霍尔一生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文章和著作。然而，在这些作品当中存在着一个“另类”，一篇跨界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论文。这篇名为《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的论文1974年发表于《文化研究》杂志上，主要内容是解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文后简称《大纲》)的《导言》。我们知道，得益于霍尔的辛勤耕耘，他所领导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7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达到巅峰，而此时刊登如此一篇“偏题”且“冗长、漫谈式的文章”*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 Grossberg, C.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p280.着实令人匪夷所思，甚至在近30年后它又被重印刊登在了《文化研究》杂志上*1973年，一篇名为《论方法：阅读马克思〈大纲〉的导言》的论文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内部刊物上发表，次年它的缩减版以《马克思论方法：“阅读”1857年〈导言〉》的题目公开发表在《文化研究》杂志上。2003年，《文化研究》再次刊登了这篇文章。，霍尔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既有研究对此着墨不多，但是考虑到霍尔与马克思主义微妙且复杂的联系，这篇文章值得我们一探究竟。那么，霍尔为什么会去关注马克思的《导言》？他又是如何解读这个具有手稿性质的文本？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又对霍尔的文化研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重归故里——《大纲》在英国的流传史

值得我们注意是，霍尔选择马克思的《导言》作为“阅读”*霍尔在这里有意借用了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阅读”的用法。对象必须结合《大纲》在英国的流传史看才会显现出独特的意义，因为诚如英国新辩证法学派学者克里斯多夫·亚瑟(Christopher Arthur)所指出的那样：在英语世界，当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争论“青年”和“老年”马克思问题时，《大纲》还没有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参见Christopher Arthur, Capital in General and Marx’s Capital, in Martha Campbell and Geert Reuten (eds), The Culmination of Capital,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42-64.。1973年英译本《大纲》在《新左派评论》杂志社帮助下正式问世*关于马克思《大纲》的形成史、流传史和效应史请参见意大利学者马塞罗·默斯托(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手稿性质的作品内容复杂且极具思想性，它的再次诞生很快就吸引了左派知识分子的注意，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整个英国新左派的理论图景。霍尔对马克思在《导言》中方法的“解码”就是其中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不同于《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大纲》手稿(写作于1857-1858年)的神秘面纱直到近100年之后才被完整地揭开。自从1858年马克思由于着手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中断《大纲》写作时，这部分手稿就长期处于被遗忘的状态。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都没有意识到这部手稿的重要性从而使它埋没于其他经济学手稿之中，然而幸运的是，在1923年梁赞诺夫仔细检查了保留在柏林的遗著后发现并报告了这8个笔记本的存在，至此后续的整理工作才陆续展开*在此之前，《大纲》中唯一面世的是1903年卡尔·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导言》，它的英文译本是在1904年问世。。在1939-1941年，这个草稿的德文原版在莫斯科整理出版，但除了罗斯多尔斯基幸运地遭遇它并将之带到美国外*参见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1977.，在这期间没有几本流出苏联国境。1953年，一本带着写有“新书纪念马克思年，1953”字样的红色绸带的书在柏林出版了，这是马克思《大纲》的重印本，此书的公开出版宣布了这部手稿的流传史才真正开始*有意思的是，德文版的《大纲》始终没有进入英国的理论视野，只是借助于语言上互通的美国学者才让英国学界意识到这个著作的存在。。由此不难理解，之前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服务于《资本论》创作而写的政治经济学手稿都一无所知，尤其是在英语世界。

虽然第一部英译本《导言》(1904年)较全本《大纲》问世早很多，但在70年代之前它的影响并不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等部分内容影响大*参见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64.，它的效应史依托整个《大纲》出版才得以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二是英国新左派，尤其是围绕着《新左派评论》杂志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努力。1968年学生运动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左派生存环境和理论兴趣，并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探索的热情，这为《大纲》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非常好的社会和理论环境。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大纲》这样一部极具思想性和创造性的文本毫无疑问会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打开新的突破口，改变一种决定论式的马克思形象，所以即使是比德文重印本晚了整整20年，但当《大纲》在70年代出现后就立刻点燃了年轻知识分子们的阅读热情，环顾当时英国大多数大学城，以研究《大纲》为目的而自发组织的“阅读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意]马塞罗·默斯托(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页。。总之，这场学生激进运动构成了促进英译版《大纲》完成并使之迅速成为理论焦点的最大动力。

而真正将这一愿望落实则归功于英国新左派的努力。伴随学生运动这一历史潮流更迭的还有英国新左派内部的历史嬗变。经历了初期的顺利合作之后，由于不满意汤普森等人的经验主义研究倾向，认为这将导致英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枯竭，佩里·安德森等年轻一代新左派成员以《新左派评论》杂志为阵地积极引入西欧的各种思潮来充实丰富“贫困的理论”，试图重新确立新的方法和思想以构建理论繁荣的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方面引进和翻译了大量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催生了新左派内部结构主义转向和葛兰西思想的复兴*关于英国新左派发展历史的研究请参见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与理论成就》，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兴起》，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而另一项努力是重新回到马克思。英国新左派向来重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尤其是当时新近发现的手稿，例如汤普森等人就非常看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早在大卫·麦克莱伦编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本书出版于1971年，首次提供了马克思在1857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手稿的部分英译文本。参见David McLellan (ed.), Marx’s Grundrisse, London: Macmillan, 1971.之前，英国新左派就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了解到了《大纲》的存在，并邀请一位学者进行了相关介绍。这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叫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他所写的《未知的马克思》发表在了1968年《新左派评论》的3-4月号上，这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较为系统介绍《大纲》的英文文章*Martin Nicolaus，‘The Unknown Marx’, New Left Review 48, 1968, pp.41-61,。该作品甫一发表就深深地震撼了新左派圈子，以至于这篇文章甚至拿下了1969年伊萨克·多伊彻奖。接下来，《新左派评论》委托尼古拉斯进行《大纲》全译本的翻译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在1973年“塘鹅马克思文库”*“塘鹅马克思文库”(Pelican Marx Library)是《新左派评论》与企鹅出版社合作启动的一个出版项目。企鹅出版社主要出版一些经典著作和新著作平装本，面向的读者主要是一般大众。这个文库一直出版，在1993年作为“企鹅经典”再版。系列丛书中第一个英文全译版的《大纲》正式出版。至此，《大纲》终于回到它的写作地，它的故乡。

而对于此时的霍尔而言，选择马克思的《大纲》尤其是《导言》也是一次必要的尝试。从外部来看，与阅读《大纲》运动兴起相伴的是文化研究领域内部的理论革新，按照霍尔在《文化研究：两个范式》中的总结就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他认为，文化研究早期所坚持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虽然有效地抵抗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倾向，但它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实践，方法论上还是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已经不能正确地体察到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新变化。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等新的理论恰恰能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很好的视角，对于文化研究具有积极贡献和重要价值。意想不到的是，应该基于交流目的的讨论演变成为了双方无谓的意气之争，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对抗已经严重影响双方的正常思考和对话，成为了“思想的牢房”*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载于《媒体，文化与社会》第2期，1980年，第67页。，甚至造成了新左派内部不可弥补的嫌隙。霍尔此时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打破这种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对抗，摒弃内部的对抗性二分立场，挽救他们的合法贡献。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回到马克思本人似乎成为了这种努力的合理“第三条道路”*除了霍尔之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内部的文化历史学小组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理查德·约翰逊在《为最好的马克思阅读：历史学著作和历史抽象》中借用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分析，强调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参见[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201页。，而回到《大纲》、回到《导言》则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在英译本出版之前，霍尔主要是依照麦克莱伦1971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学习了《导言》内容，并在1972年文化研究中心内部的研讨会上组织了围绕《大纲》的讨论，1973年《论方法：阅读马克思〈大纲〉的导言》是霍尔在这个讨论会上的成果。同年，英译本的正式问世则为霍尔写下这篇论文以及打开舆论效应提供了良好契机，使得它成为讨论《导言》的经典解释之一。

马克思本人在世时绝对不可能想到，当初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写的经济学手稿能够在一百多年后以如此万众期待的姿态回归英国，成为一个被多重解读的对象。作为一个由非共产党官方机构出版却又无疑是马克思本人写下的富有原创性和思想性的作品，它的诞生契合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满足了新左派的理论构建，也与其他思潮一起交织汇流产生了巨大影响。霍尔对《大纲〈导言〉》的介绍，让第二代新左派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图景，使他们坚信在这里存在着可以让马克思主义直接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新的出发点*Paul Walton and Stuart Hall, ed. Situating Marx: Evaluations and Departures, Human Context Books, 1972, p.6.。那么霍尔究竟从马克思的方法中读出了什么呢？

二、文本阅读——解码马克思的方法

总地来看，霍尔对《导言》的“阅读”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立足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方法的批判，霍尔思考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从这点出发，他又借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真思考了整体内部的差异与同一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着眼于理论与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问题。在这里霍尔受马克思启发表达了一种结合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视角分析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模式，进而在理论建构问题上反思了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理论断裂”问题。

(一)抽象、差异与整体

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拥有浓厚经验主义色彩的国度，社会理论界同样如此。经验主义方法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抽象，借助于马克思对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起点的“人口”的批判，霍尔开始了对抽象的批判。顺着马克思的指引他看到，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从“个人”出发展开社会经济过程已经踏错了第一步，因为这里的“个人”正是简单抽象后剩下的一个普遍但空洞的东西，“‘单个的人’并不能作为起点，只能是结果”。按照福柯的说法，“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却把它当作理论前提。于是，“整个历史和意识形态发展作为前提隐匿在了自然个体和普遍的‘人类本质’概念当中”*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15.。霍尔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黑格尔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用观念永恒的“本质内核”架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事实上，作为抽象结果的范畴、概念一般顶多能够帮助我们理论入门，但不会真实地显现背后具体的社会历史联系，从不同的经验材料中抽象出“共同的”东西是我们思维的一项基本功能，然而这种通过抽象逻辑来证明一种存在于历史当中恒定观念的做法就会沦为“本质主义”。

摆脱这种“本质主义”的关键环节是对差异的辩证理解。霍尔以马克思对语言的分析为例指出：“马克思看到了那些能够差异出保证各种语言的具体发展得以可能的因素的概念，比那些‘抽象’出少量简单又基本的共同‘语言一般’更为重要”*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18.。在认识分析现实具体时，重要的不是用本质去统摄一切，而是首先要掌握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去深刻地理解“整体中的部分，同一中的差别”。这在马克思对经济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精彩剖析中得到了说明，尤其是马克思所总结的三种形式的同一性关系：第一种同一性是直接同一性，双方“直接地”就是对方；其次是中介性同一性，双方经由目的性中介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不能分离，却又处于外在的联系当中*在第三种同一性中，“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4页。。以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为例，马克思强调要将生产和消费统摄于一个内在联系的总过程当中看待。生产开启了整个运动系统，但它并非直接与消费合而为一或漠不相关，从生产总过程来看，“部分在完成自身过程中创造他者，也作为他者创造了自己……这里的内在关系经过了一个特殊的过程”*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24.。

霍尔从结构主义方法出发推论说道：“每个‘环节’有其决定性条件，各自都服从于自身的社会规律，每个环节通过独特的确定形式(过程)在循环中与其他环节相联系。”*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25.因此，当马克思谈论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时，他所说的后一种具体实际上是一种拥有许多规定因素和关系的丰富整体，它必须能够被划分为真实的、矛盾的、对抗性关系，而非单一的线性关系。在这些结构性关系当中存在着支配和被支配、决定和被决定地位的差异，但这种决定性关系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打破了一元统治的形式，所以我们必须从“多元决定”的角度去具体分析和理解社会现实。因此“对于生产者(也就是资本家)来说，他所生产的东西能否再次回到他那里是不作保证的：他不会直接地占有它”*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25.。

综上，马克思使得霍尔认识到，“它(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笔者注)是一个有限的历史系统，一个存在断裂、不可持续、矛盾和中断的系统：一个在历史当中有其界限的系统”*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26.，帮助霍尔窥见到了“差异”在事物认识中的独特重要性，理解了在一个整体当中，部分并非完全“融化”进总体之中，而是总会保留相对自主性。结合文化研究来看，《编码/解码》中霍尔对受众之于信息释放者的自主性和不可控性的论述表明他已经出色地领悟到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也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次创造性挪用，建构出了一条区别于主流经验主义研究模式的传媒理论。

(二)历史、理论与现实

结构主义方法注重不同环节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中“多元决定”作用，因而在具体分析社会结构中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之间的关系时有着强大的理论效用，这是霍尔在文化研究中迅速从经验主义转向结构主义的主要原因。但在阅读《导言》的过程中，霍尔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以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批判的阐述中意识到了阿尔都塞那里对断裂和历史无主体等观点的过度强调是存在问题的。这具体表现在他对历史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上。

霍尔认为，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主要/次要关系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标志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达到这一认识“是关键的一步”，因为“马克思正是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指认出了结构性的内在关系，这个内在关系打断、打碎了历史进化论的平滑进展”*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33.。霍尔在这里首先批评了那种进步的、线性连续的“遗传历史进化论”观点，然后立足于马克思对历史分期问题的“潜在的结构主义”解释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基于断裂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在一系列的社会形态和整体当中运动，但仅仅是在一种被延缓和取代的轨迹上运动着。它借助于一系列的断裂得到发展，这些断裂则是来源于每个特殊方式的内在矛盾”*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34.，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轨迹总是在不同结构断裂的接合中形成，因而需要将不同的历史阶段、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看才可以。同样，在具体分析社会现实时也需要这种历史观作为前提，这就对理论，尤其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如何处理社会历史现实提出了新的要求。

历史具体是所有理论建构的绝对前提条件，所以尽管阿尔都塞强调理论实践的相对自主性，批判了以往的反映论和复制论等认识论方式，可一旦他将理论本身也独立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时，也就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任何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例如阿尔都塞的理论，寻求在思维与其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无法逾越的隔阂的做法，都必须让步于马克思观点(即思维是从观察和对观念的审视中来)中所包含的对具体的参照”*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30.。在霍尔那里，强调“历史无主体”的结构主体方法始终带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忽视社会历史中的主体革命性与创造性就使得理论实践成为了无源之水。正如他批评戈德利埃(Godelier)忽视阶级斗争时所说的那样，大规模工业不仅产生对抗，而且也创造了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和精神的必要条件。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系统的客观矛盾趋势当中找到阶级斗争的自我意识实践”*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42.，真正的超越性理论需要从社会结构性关系中透视出实践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在理论建构问题上霍尔从阿尔都塞那里受益颇多，但是必须结合上述那种包容了结构断裂的历史观才可能为重塑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奠定真正基础。虽然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整个历史分期中的一个阶段，但对这个历史阶段的超越要求理论返回当下现实，返回作为当下现实最抽象表达的其他理论。霍尔以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断裂”为例指出，哪怕是在马克思那里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也与他极力批判的上述两种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霍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有意区分了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前者力图总结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而后者只是前者们拙劣的模仿者，他们看似是“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然而只是按照理论的需要来改变现实，从未想过通过实践推翻资产阶级关系。。所谓“断裂”只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关键在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突破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不断地回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精神范畴最高表达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我们“唯一可能的起点”，对待黑格尔的哲学同样如此。马克思并非意在建立起另一个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或黑格尔哲学体系相媲美的理论体系，而是力图在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互相作用，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返回-转型”中创造出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

总之，在霍尔看来，马克思理论的力量和历史意义正是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相关联的，这个接合联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式和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所以，意大利学者马塞罗·默斯托指出霍尔在《导言》中“反对阿尔都塞，坚持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与现实的历史客体和社会实践仍然是相联系”*[意]马塞罗·默斯托(编)：《马克思的〈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页。的这一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指涉。这也揭示了霍尔后来超越结构主义，走向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斗争的关键缘由。

三、接合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一次创造性的“阅读”

就如霍尔在文章开头所自白的那样，他对马克思1957年《导言》的“阅读”必然带有自己的问题式，这体现了他的方法论自觉。回到文本本身从不是霍尔的兴趣所在，他的理论始终带有现实实践关照。因而，我们必须结合70年代霍尔的工作来评价这篇长期被忽视的论文，超出这个范围来谈论《导言》中“实验性”思想对霍尔的影响会陷入还原论的嫌疑；同样，以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霍尔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来“解码”《导言》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

通过思想史背景的梳理我们发现，正是借助于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推动和英国新左派内部问题的思考产生了新的理论需求，马克思的《大纲》才“恰逢其时”地辗转跨越大西洋来到英国本土。从文本效应史来看，借助于霍尔对这部兼具思想性与争议性手稿的解读，《导言》及《大纲》其他部分一经问世就与英国当时文化研究内如日中天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交织在一起，迸发出了巨大的理论效应能量。他的创造性阅读既满足了当时的理论需求，又推动了自身研究。

首先，在《编码/解码》中霍尔受到马克思对于生产过程四个环节的辩证分析的启示，直接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文化研究中的电视信息传播过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媒理论研究。他利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深度展示了电视传播内容的建构性以及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遮蔽性，同时借助“有差异的统一”关系视角辨析了编码和解码过程，指出“流通和接收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英] 霍尔：《编码, 解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47页。，从而凸显了电视消费，也就是解码的受众、作为意识被控制压抑对象的革命可能性进而改变破解了美国主流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直接同一性谬误。这一模式也成为英国文化研究流派的重要社会理论标志*参见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其次，借助对《导言》的阅读霍尔深化了自己对抽象与具体、差异与同一、理论与社会历史现实等观念的理解。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普鲁东等人的批评，霍尔认识到“不是精神的作用，而应该走向现实、具体的联系：这样的方法不力图简单地构建出纷繁历史现象后面的‘本质’，而是要准确地找到诸多保存着‘本质性差异’的那些要素”*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20.。黑格尔虽然明白关系的双方是不一样的，但他关心的只是对立后的统一，差异背后的直接同一性。马克思承认这样的做法在某一层面上讲是对的，但仅仅停留于此就是荒谬的。总体往往是被它们的差异建构的，它需要这种差异的存在。已经接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话语的霍尔在此处实际上看中的恰恰是总体结构之间各个部分不可抹杀的差异。

同时在这里霍尔基于阿尔都塞的理论“编码”了自己对差异与同一的辩证关系的理解，继而深化了对“多元决定”的阅读。正如日本学者小笠原博毅所说，霍尔借由马克思掌握了理论建构与“接合”的关键之处。他指出“在下列意义上，他(指霍尔)终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到具体是各种力量间接合关系的结果，否则历史的具体情境将不能以那种当时得以实现”*[日]小笠原博毅：《教导危机：斯图亚特·霍尔思想中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见张亮[编]《理解斯图亚特·霍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页。在注释中小笠原博毅指出，霍尔说他的“接合”概念是来自于马克思，而不是葛兰西。参见里斯·巴克对他的采访 “At Home and Not At Home: Stuart Hall in conversation with Les Back” in Cultural Studies, 23(4), p. 661.。确实，不同于后来在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中被当作庸俗流行语的那个“差异”，霍尔在此处分析理论与社会历史现实关系时已经生发出了超越一般性抽象，形成对不同关系、不同地位和不同时期的差异性理解，正是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矛盾着的差异为理论构建和不同力量的接合提供了保证，也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视角有了一种超越经验主义与理论主义的理解。

最后，霍尔通过阅读马克思知道怎样使具体理论化，找到了重建理论的方法和意义。《导言》本身就是马克思为了思考如何完成《资本论》而写下的手稿性的作品，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为解蔽既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寻找正确方法。马克思提出从经验具体到思维抽象，再上升到理论具体的方法，称之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霍尔以结构主义为中介阐述了自己对这一方法的理解。一方面，《导言》中的许多“思想火花”强化了霍尔对本质主义、机械决定论的批判，通过第一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霍尔已经站在了反对经济决定论的立场上，而对片面抽象的批判则暗含了他对第一代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缺陷的委婉批评。在超越经验、寻求理论化时他和其他第二代新左派成员一样走向了结构主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历史具体的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反衬出了结构主义分析的不足。可以确信的一点是，霍尔当时主要是通过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范式介入和解读《导言》，同时也与阿尔都塞和法国理论界展开对话*在法国，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引发了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辩论，而《导言》是关键内容，它涉及到了科学抽象建构理论、认识论的断裂、黑格尔主义因素等各个方面。霍尔在文章中评论的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争论，例如莫里斯·戈德利埃、皮埃尔·维拉尔等等。。但是，霍尔并不满足结构主义对于历史维度和革命主体的忽视，也就是缺少了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真正接合。正是《导言》中马克思的方法帮助他认识到只有在历史维度下进行结构性分析才能够真正达到对生产方式的理解，“重要的不是连续时间中关系仅有的外观，而是它在使得每个生产方式成为集合体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生产方式形成不连续的结构，在这其中历史接合自身。”*Stuart Hall, Marx’s Notes on Method: 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p.134.霍尔反对完全割裂不同结构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因而在理论上也必然会重新反思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断裂与联系，强调这样一种“返回-转型”的重要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和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解读与超越，而这为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内寻觅一种对既有研究的批判性视角、对所有特殊理论持“不作保证”立场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空间。

(责任编辑：周文升)

收稿日期：2016-04-20

作者简介：孔智键(1990—)，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3&ZD070)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和发展”(项目编号：10BZX003)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7-0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