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斯图亚特·霍尔 撰　孔智键 译



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①

[英]斯图亚特·霍尔 撰孔智键 译

前言

这是一篇关于马克思1857年《导言》论文的缩减版本，原文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讨会上发布并讨论过。尽管我还未详尽思考约翰·米弗姆(John Mepham)等人慷慨提出的进一步实质性的批评，但这篇文章或多或少鉴于之前的讨论而有所修改。虽然《导言》中马克思的许多构想是临时写下的，并在篇幅上经过严重的压缩，但在方法论上《导言》是最有实质价值的一个文本。由于在内容阐释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已经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仅仅阅读文本上面。马克思在《导言》中关于方法论的立场，是与如今普遍接受的许多观点相左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样，只要适当地理解和灵活地运用，那么在我看来，要解决长期困扰我们学术界的方法论问题就有了一个显著的、原创且影响深远的起点，尽管在此论文篇幅限制之中我还不能够完全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我认为这篇论文将会推动正在进行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澄清工作，而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解释。但愿在阐述细节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兼顾这两个方面。

《导言》是马克思诸多文本当中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困难、最被精简和难以辨别的文本之一。在《大纲》的序言当中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就提醒我们说引用马克思的手稿是有风险的，“因为对马克思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言，既定文章当中的内容、语法和特定词汇都可能会引起问题”。

维拉尔(Pierre Vilar)注意到了,《导言》是所有人都会拿来“各取所需”的文本之一*Pierre Vilar, Writing Marxist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80.。随着对马克思方法论和认识论研究兴趣的增加，《导言》不断趋于所有作品当中的中心位置。我分享它的重要性，但往往又读出了不同于其他解释者的另一种意义。我的目的在于展开对这个1857年文本的“阅读”，一种非白板式的、无前提的阅读，它不可避免地会反映我自己的问题式。同时也希望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问题式。

在1858年1月14日那封著名的信中，马克思对恩格斯说：

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250页。

这不是马克思唯一一次表达上述愿望。在1843年，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中通常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起印刷的《对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也是意在揭示和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围绕着《现象学》和《逻辑学》，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前一篇。一直到1876年，他还在写给狄慈根的信中说：

当我放下了身上的经济学研究的包袱时，我将写写辩证法。尽管是在神秘的外观下，但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有必要将它从这种形式中剥离出来。*Samtliche Schriften, vol 1. Translated in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马克思的这些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担从未被放下。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合理内核”的系统定义、转变途径及其作为这种转变结果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导言》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还有其他的零散文本一起构成了马克思计划中未完成的必要部分，尤其是《导言》表达了马克思最完整的方法论和理论总结。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其所是地去看待它。它是作为所有手稿的导言而著，这些手稿范围较广、结构上零碎又复杂，同时也是高度未完成的粗糙的草稿。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大纲》“引导着我们走进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实验室，也揭示了马克思方法论的所有要义和细微线索”。《导言》则可以被具体理解为是对在笔记中高度应用的“方法问题”的摘要与提纲。因此它不是自成一体的，它的手稿性更多地表现在后来马克思作出的不公开发表它的决定中。《导言》被更为精炼的《序言》所替代，《导言》中的一些核心部分在《序言》那里或被修改或被悬置。这两者的对比告诉了我们：除了复杂的论证以外，《导言》即使在马克思的方法方面也具有临时性。

在《导言》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当中的意识形态前提展开论证。第一部分讨论生产，研究对象是“物质生产”。斯密和李嘉图从“单个的和孤立的猎人与渔民”开始，而马克思以“社会”个人，因而是“社会个人的生产”作为出发点。包括卢梭在内的18世纪的理论家们，找到了“单个的”生产者这个一般出发点。斯密和李嘉图将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这个意识形态投射之上。然而“单个的人”并不能作为起点，只能是结果。卢梭的“自然的人”看似剥离了现代生活的偶然性和复杂性，是对人类深层本质的、普遍人类个体的再发现。事实上，它将“市民社会”的进步都归入了这种美学的假象之中。直到劳动从封建社会的依赖性形式当中解放出来，并处在早期资本主义革命性的进步过程当中，“单个的人”的现代观念才完全得以形成。于是，整个历史和意识形态发展作为前提隐匿在了自然个体和普遍的“人类本质”概念当中。

这无疑是《导言》中典型的思路。首先从政治经济学中“给定的”出发点开始，然后通过批判表明，这些理论出发点实际上都是需要被证明的东西，它们已经是对全部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结。简言之：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作为最具体、常识性的、简单的、起到建构性作用的出发点，经过考察后都只是先在一些规定的总结。

处于社会之外的生产如同不依赖人的生活和彼此交谈的语言一样不可思议。社会的巨大发展才能形成“孤立的人”的生产者这个概念：只有在发达的社会联系的高度协作形式下，人们才可以作为无差异的孤立个人在由“看不见的手”所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当中追逐私利。当然，实际上这种个人主义是看似彼此不相干的“全面依赖”：“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1页。。

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着假定了个人之间非社会地联系的“意识形态”形式，是整个《大纲》最主要的实质性主题之一。这个观点的得出对方法问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用意识形态的表征(representation)来代替现实的关系——对这种代替的批判和揭露而言——就要求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揭示出由“表现形式”所假定的必要但又神秘的颠倒背后的“本质关系”。这种方法——马克思后来把它视为他的辩证法中的科学内核——不仅是这一笔记，而且也是《资本论》的主要的方法论的步骤。这种“方法论”步骤促成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发现：在它的扩展形式上(在《大纲》里有许多构建此方法的临时性尝试)，它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最为关键的“商品拜物教”的基础*关于“现实关系”和“表现形式”的区分，参见Mepham, the theory of Ideology in Capital (below) and Geras, Essence Appearance: Aspects of Fetishism in Marx’s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65.。

然后，《导言》以逻辑抽象的“通常”形式(‘normal’ types)的批判开始了方法的讨论。作为一个理论，“政治经济学”通过范畴建构自身。那这些范畴怎么形成的呢？通常的方法是通过对所有时期、所有类型的社会形态中“共同的”因素进行抽象，然后孤立和分析某个范畴。这种通过抽象的逻辑来证明一种存在于历史当中不变的概念核心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本质主义”。许多的理论化过程都沦为对这种做法的崇拜。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发展出了与静态相对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运动和矛盾的把握构建起了一个超越所有理论化逻辑的逻辑。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运动是在唯心主义形式下展现的，他的思想也留有一个存在于所有意识运动当中“本质内核”的概念。马克思认为，正是观念中“本质内核”的永恒性，保证了黑格尔辩证法对现存社会关系(如普鲁士国家)终极和谐解释的秘密。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资产阶级生产”和“私有制”，好像就是已经穷尽了历史内容的“生产”、“所有制”概念的本质。这样，政治经济学最好地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一个历史的结构而是作为事物本质的和不可避免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将意识形态的假定保留在了自己“科学的”本质中：由于抽象，它将具体的历史联系还原至了最低程度共性和超历史的本质。它的意识形态性就内在于它的方法之中。

相反，马克思认为不存在“生产一般”：只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生产形式。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特殊形式当中有“一般的生产”，它基于某种劳动的生产，这种劳动不属于某个特定生产类型，而是被“一般化”为了 “抽象劳动”(我们稍后讨论)。任何生产方式都要依赖“规定条件”，而我们并不能保证那些条件总会得到满足或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例如，除了常识性理解，没有科学形式表明“生产”的概念是特指以“自由劳动”为必要条件之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能被认为与奴隶社会、原始部落社会和共同体社会的生产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直接同一性”。(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资本主义“本质”前提条件的从封建奴隶到“自由劳动”的这一转变有其特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822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和实践方式的关键出发点之一。马克思在他之后所写的所有著作中都提醒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这就是柯尔施所说的马克思那里“历史的具体”原则。马克思方法要生产出来的“统一”(unity)，并不是一个弱同一性(weak identity)，即抽象掉所有历史质料而剩下的无差别和无具体内容的本质内核。

如尼古拉斯所言，《导言》回答了一个未写下的问题：尽管其中一些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它没有明确归纳出它的范畴和理论要表达和反映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规律。它只能“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622页。，这是因为在它的内部，历史关系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页。。它的范畴(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相比)“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页。。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现了这些形式下的东西，但它没有询问特殊历史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形式与条件)的某些关键问题(例如基于劳动力的商品生产的起源：正是在这种形式下价值变为交换价值)。这些错误并非偶然，它们已经表现在了自身假设前提、方法和出发点当中。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必须要超越自己的话，它该怎么办？从哪里开始？

答案在于“社会个人的生产”，“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政治经济学趋向于将资产阶级生产神秘化、普遍化和去历史化，如果我们和马克思一样坚持从历史具体的原则出发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仍然会假定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实践——已经存在着并服从于能够被不断追溯的革命的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生产一般”，这个实践能够被我们还原至常识的内容并作为分析的无可争议的出发点？答案是否定的。无论马克思是哪一种历史主义者，他明显不是历史进化论者。如他所说的，连小孩都知道，生产一刻也不能停。非要说存在着什么“共同的”东西来回应“生产一般”这种思想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社会都会再生产出维系自身的条件。这样的一种抽象筛选出了观念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特征，并将它等同于科学内容的不成问题的内核。它顶多是一种能有效节省时间的理论化入门方式。如果要洞察一个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既复杂又被虚假表象所覆盖的结构，我们需要观念在根本上更具思辨性。那些我们能够修正、划分和分解的观念重新组成为普遍的范畴：有些特征能够在这个时代发生作用，有的特征则在另一个时代的特定条件下才得以发展，为什么某些关系只在最古的社会形式中出现，有些只在最发达的社会形式中出现，而在别的社会形式中却没有。这种概念在理论上远远优于那些结合在一个混乱的一般性之下的概念，这种在“生产一般”范畴下的一般性在不同的时候指向不同的东西，这些概念一旦发现了隐藏着的联系就会发生改变。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看到了那些能够差异出保证各种语言的具体发展得以可能的因素的概念，比那些“抽象”出少量简单又基本的共同“语言一般”更为重要。

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构建起了同时区别于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方法的差异性，这是贯穿于整个《导言》的共同策略，《导言》也因此同时是对上述两者的批判。在这个语境当中，回顾马克思之前《贫困的哲学》中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章是有用的，在那里他通过攻击蒲鲁东同时批判了“黑格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批判蒲鲁东的语词在这里反驳“抽象”问题尤为恰当，它们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谬误，而且提醒着我们意识是如何作用于现实的、偶然的历史关系内容。也就难怪：

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40-141页。

把这些范畴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话，马克思认为：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黑格尔的“杰出贡献”：关于世界的范畴(私有权、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产生和消失，成为运动的环节。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激烈地批评黑格尔将范畴设想为一种有自发形式的“运动的本质”：黑格尔只在思维里设想它们，于是所有的运动终结于绝对知识。在黑格尔那里，真实世界的组成仅仅是矛盾和运动过程的外在表象，而这些运动和矛盾也只是思想中的思辨存在。“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这当然不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粗糙形式构建起来的简单的、超历史和外在的联系，而是另外一个同样不可被接受的选择：意识仅仅在思维形式当中实现与自身的彻底同一。马克思还认为，“黑格尔用那在自身内部旋转的抽象行动来代替这些僵化的抽象”。在《神圣家族》中他说得更清楚：

“现象学”……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44-245页。

在《哲学的贫困》中：

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这些早期批判的要义保留到了《导言》。黑格尔的确理解了“生产”和“劳动”，但就像马克思所说，是“意识的劳动，思维和认识的劳动”。无论运动是多么的辩证，对黑格尔而言，世界的历史生产过程只是理念实现自身过程的一个环节，是思维的外在表现，总之是意识在通向绝对知识道路中十字路口的一个停留。马克思在《导言》中的方法与此不同：它不仅仅是精神作用。我们应该走向现实的、具体的联系当中：这种方法是不要简单地构建出纷繁历史现象后面的“本质”，而是要准确地找到保存着“本质性差异”的诸多规定。

马克思以一个例证结束了讨论。像密尔一样的经济学家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入手，并将它们推断为“永恒自然规律”。他们声称除了一些历史差异外，所有的生产都可以被纳入到一般规律当中。其中两个“规律”分别是：一，生产需要私有财产；二，生产需要司法和警察的保护。马克思说，私有财产实际上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初形式的财产：历史地看，最早可以推算到公社财产。而现代资产阶级司法关系和警察的出现并不能说明这个体系的普适性，也不能说明每一个生产方式需要和生产的司法以及政治上的结构和关系。正如精神地抽象出所谓“共有的”属性的结果所揭示的那样，对生产而言是“共有的”东西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够具体地理解每一个真实历史阶段的生产。

那么，我们如何概念化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呢？能否把它们看作是“内在有机结合的诸因素”？还是相互之间仅仅保持了偶然的联系，例如像是简单的反映关系。简言之，我们该怎样去分析这个复杂结构总体之间各部分的关系？在他后期的文本当中，马克思坚信辩证法的优先性在于它可以找出生产方式当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偶然的外在排列。那种仅仅将相反要素外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也就是认为两个概念如果相近，它们就必然相互联系的方法，只是表面上“辩证”，三段论就是一种外在排列的逻辑形式。政治经济学用这种三段论“思考”生产、消费等等：生产制造出商品；流通分配它们；交换使普遍的商品流通具体到特殊的个人；最后个人消费掉商品。这几乎可以被解释为经典黑格尔式三段论表达。马克思在很多方面被认为依旧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他对黑格尔三要素(正、反、合)以及三段论(普遍、特殊、个别)的运用并非如此。这种三段论要求的连贯性在概念上依旧显得很肤浅*在《1857年导言》中马克思说：“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霍尔认为从逻辑上去考虑黑格尔三段论的错误还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译者。马克思认为，它的错误在于将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当中表面上看似独立、自为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之间的联系神秘化了，这些表象都是虚假的，是意识形态的颠倒。观念的谬误仅靠“完全在思维之中”的理论实践是不能澄清的。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当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那里一个范畴对另外一个范畴的替代表现为是对“思维实体的超越”。而黑格尔那里的思维也将客观创造出来的环节当作是自身的环节，“因为对象对于思维说来现在已成为一个思想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作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于是往往会不顾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却相信在思维中进行转化就可以克服自身。没有“世俗的历史”，没有“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74、175页。。因而，“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08页。，思想的运动被牢牢地限制在了自身的循环当中：

黑格尔把这一切僵化的精灵统统禁锢在他的逻辑学里，先是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看成否定，即人的思维的外化，然后又把它们看成否定的否定，即看成这种外化的扬弃，看成人的思维的现实的表现；但是这种否定的否定由于仍然被束缚在异化中，它一部分是使原来那些僵化的精灵在它们的异化中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78页。

所以，抽象这个行为是在自身内的循环往复。这里依旧用了非常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话语。在《导言》当中这更清楚，“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1页。。

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本质上的非联系观点，还是黑格尔式逻辑的形式扬弃都不能揭示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的社会过程和关系构成了一个必须被当作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有差异的过程，而不是抽象自身的形式运动的一个特殊社会类型的“统一”。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关系”当中，不同领域看上去是相互独立、自治的“邻居”，所以在文本当中就表现为一种偶然的联系，而不是相反。同一性、相似性、中介性和差异性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能够产生足以解释思维对象“现实关系”复杂性的“思维具体”复杂性，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

《导言》中紧接下来最被压缩和最难以理解的部分内容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这部分讨论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生产。生产中，个人消耗他的能力，使用原材料。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内部存在着一种消费：生产与消费在这里“直接合一”。马克思似乎认为这种“直接同一”性足够正确，但正如他之前和后来所表明的那样，同样也很“肤浅”，或者说是无关紧要；虽说在简单的层面是正确，但它导致了观念的混淆，需要引入进一步的规定和分析。这种“直接同一”的一般性不足清楚地表现在了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参考中，后者指出“无差别同一性”不能用来说明更加细化的“特殊规定”。然而，只要“直接同一”在简单层面占统治地位，同一性命题就可以被颠倒为：如果A=B，那么B=A。马克思接着颠倒了命题：如果在生产当中有消费，那么直接地，消费当中有生产。例如，对食物的消费是人的生产或再生产他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现在政治经济学看到了这些差异，但它所做的仅仅是将生产中的消费方面分离出去(例如对原材料的消费)。生产，作为一个无差别的范畴被保留了下来。这种“直接同一”因而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这种同一性也接受马克思原先在1844年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对黑格尔的批评：“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74页。)

马克思现在增加了第二种联系：中介，相互依赖的关系。生产和消费互为中介。通过“中介”，马克思认为没有另一方某一方不能存在，不能实现转变，也不能完成结果。同样，一方是另一方的完成，一方在自身中为另一方提供了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为消费所消耗，而消费的需求就是生产所要满足的目的。这里的中介性是目的论式的。一方在另一方中发现自己的终结。马克思后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4页。，在这个中介运动中，双方“互不可缺”，但并不等同，它们互相需要，但却“各自处于对方之外”。

马克思在这里扩展讨论了中介的工作原理。消费在两方面“生产”出生产。首先是作为生产对象的产品只有在被消费掉才得以最终“实现”*马克思关于劳动这一“活动”如何在产品中“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有所发展，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正是生产性活动向对象化产品形式上的转化构成了生产到完成消费这个过程的首次中介。第二，消费通过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生产出生产。严格地讲，消费现在所做的是为了再生产提供“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内心的图象”、“需要”、“动力和目的”，这对后面关于作为过程整体的生产的确定性的讨论至关重要。马克思强调“新的生产”，严格地说就是消费需要的再生产。

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

如果对对象的消费产生了主观的再生产冲动，那么对对象的生产创造了特定的、不同历史和发达的占有，同时形成对象所满足的需求，“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

因此“感觉的形成”是客观劳动的主观方面，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25-126页。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在这里，“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的大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3页。。接着，生产客观地构成了消费者占有方式，就像消费再生产出作为主观经验的驱动、冲动或动机的生产。在这篇文章中，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之间复杂的转换以简练的语言完成了，而这离开1844年手稿的话是不可理解的，即使“类存在”之类的语言已经通通消失。

重新回到一般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3页，这三种类型的同一性关系的区别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清晰。存在着三种同一性关系，首先，直接的同一性——生产与消费是“直接地”就是对方。其次，相互依存——各自“独立”于对方，且不能离开它得到完成，不过生产与消费相互仍然在对方之外。第三种，一个没有准确名称，但明显是从属于彼此的内在联系，双方借由历史时代的现实过程、不同形式的变迁连接在一起。这里，与关系2相比的话，生产不仅仅走向自己的完成形式，也是通过消费的自身再生产运动。在第三种关系中，部分“在完成自身过程中创造他者，也作为他者创造了自己”。这里我们不仅仅会发现使得第三种关系区别于第二种关系的原因，也会发现马克思最终将确定性置于生产而非消费的原因，这在下一页会涉及到。他认为，生产启动了整个循环：在它的“第一步”当中，它形成了消费的对象、形式和需求，消费接下来能做的是“通过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4页。。然后，生产要求有消费的渠道再次重新开始它的工作；但在提供“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当中，生产保持着对于作为整体的循环的优先决定权。马克思一些最为重要和复杂的区分(后来在《资本论》当中得到发展，例如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在这一梗概的文章当中获得了一种格言式、哲学的初步形式。在这第三种关系当中，生产与消费不再是外在于对方，也不是直接地合一，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内在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同一性，后者只要求三段论中概念之间的逆转或颠倒形式。这里的内在关系经过了一个特殊的过程。马克思在其早期对黑格尔批判当中称之为“世俗”历史：一个历经真实世界、历史时期的过程，其中各个环节需要其决定的条件，服从于内在规律并且不能离开其他环节。它是一个有限的历史系统。

为什么关系3不是黑格尔式的“直接同一性”？马克思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直接同一性假定了生产与消费有着单一主体。“主体”的这种同一性贯穿在它实现过程的后继“环节”当中——这是黑格尔“本质论”的一个关键方面，它使得黑格尔将世界历史最后理解为一个和谐的循环。然而，在现实历史中生产与消费的“主体”并不是同一个。资本家们生产，工人们消费。生产过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并非直接同一。第二，它们不是单一行为的黑格尔主义“环节”，世界精神运动的短暂实现。它们是过程中的循环，有着“实际的起点”：是特定形式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价值被规定为“自身实现”而前进。第三，尽管黑格尔的同一性形成了自发、自持的循环，其中没有一个环节具有优先性，而马克思强调生产和消费经过的历史过程有它自己的断裂和决定性环节。是生产，而非消费开启了这个循环。作为价值实现必要条件的消费，不能够破坏实现过程起始环节的多元决定性。

这些区分的重要性延续到了最后一个段落当中——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分析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5页。资本主义趋向于在扩大形式中再生产自身，就好像它是一个自我均衡、自我维持的系统。所谓的“等价交换规律”是这个系统自生方面的必要“表现方式”：“美好和伟大之处， 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111页。。

不过，生产诸领域中的这种走向均衡的恒定趋势，只有在这个不断颠倒均衡的反作用形式下才可以执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412页。每个“环节”有其决定性条件，各自都服从于自身的社会规律：的确，每个环节通过独特的确定形式(过程)在循环中与其他环节相联系。因而，对于生产者(也就是资本家)来说，他所生产的东西能否再次回到他那里是不作保证的：他不会“直接地”占有它。

资本的循环“依赖于它和其他个人的关系”。一个整体，中间的或“中介运动”现在牵涉到了生产者与产品(“中间步骤”)，决定着(但仍然是根据社会规律)生产中增殖部分作为他的份额回到生产者的东西。除了维持这些规定性的条件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这种生产方式在时间上的持续性。

解算大气可降水量的处理方案为:数据采样率为120 s,卫星截止高度角为15°,采用 IGS最终星历,解算每0.5 h对流层天顶总延迟(ZTD)。然后,运用Elgered(1993)天顶静力延迟(ZHD)公式计算天顶静力延迟:

正像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终止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可能出现彼此不协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97页。

简言之，它是一个有限的(finite)历史系统，一个存在断裂、不可持续、矛盾和中断的系统：一个在历史当中有其界限的系统。它就是这样一个系统，依赖于其他过程的中介运动，甚至有的没有被点名：例如分配，生产，消费。那么，分配是与生产和消费直接同一的吗？他是内在于还是外在于生产？它是自发的还是被决定的领域？

在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1-34页。当中，马克思考察了黑格尔式直接统一性术语：对立/同一当中的生产/消费这个对子。然后他借用马克思式的变形：对立-相互中介、相互依赖-有差别的统一(非同一)扬弃了这个对子。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变化的完成明显受益于从等价交换关系中获得的规定环节：生产。在第二部分*参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工资理论和《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三位一体公式” 的瓦解。，第二个对子生产/分配通过另一个转化被扬弃：被决定(determined)——决定(determining)——规定(determinate)。

马克思写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有东西都会出现两次。资本是生产的要素，但也是分配的一种形式(利息+利润)。工资是生产的要素，但也是一种分配形式。地租是分配的一种形式，但也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土地所有权)。每个要素都作为决定的和被决定的出现。打破众多决定性无缝循环的是什么？只有重新从范畴表面上的同一回到它们有差别的前提(决定条件)才能破解这个问题。

这里，马克思再一次涉及到了在自我维持的资本循环中建立断裂的、决定性环节的问题。庸俗经济学假定了资本在社会过程中的完美契合，这表现在它们的三位一体公式当中。生产的每个要素回归到它在分配中的位置：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所以，由于假定的“自然和谐”或与之完全同一的对立的配合的秘密，每个都出现两次。在常识看来，分配看上去是这个系统的最初运动者。然而，马克思认为，在分配的显著形式(工资、地租、利息)下隐藏的不仅仅是经济学范畴，而是真实的历史关系，它起源于特定条件下资本的运动和构成。因此，工资所假定的不是劳动，而是特定形式下的劳动：雇佣劳动(奴隶没有工资)。地租假定了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在共同体社会当中不存在地租)。利息和利润假定了现代形式下的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并不是分配的独立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的部分：它们促成了分配形式(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不能反过来讲。尽管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差异的系统，但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受到生产结构的多元决定。在工资、地租和利润分配之前，一种初次的“分配”必须发生：生产资料拥有者和使用者的分配，社会成员、阶级以致生产不同部门的分配。这种初次分配——从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到生产的社会关系——从属于生产：而它的产品、结果——以工资、地租为形式——的分配不能成为出发点。一旦这种资料或使用者的分配完成，它们就形成生产方式中价值实现的起始条件；这种实现过程构成自身的分配形式。然而，第二种的分配在更宽泛和特定类型意义上很明显是从属于生产的，而且必须理解为被它多元决定。

在第三部分，交换，演绎更为简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9-40页。交换也是“生产的一个方面”。它中介着生产和消费，但同样，作为它的前提，它需要只能在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决定性条件：劳动的分工、私人交换形式下的生产、城乡之间的交换等等。这个观点几乎立马会推导出一个结论，它是一个不仅仅对于交换部分，还是对于在88页提出的整个问题的结论*指的是尼古拉斯的《1857年导言》的译本的第88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0页。这个问题见上文：“我们该如何确立不同的生产阶段——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呢？”。在黑格尔式辩证法的本质论中，作为直接同一的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是不可能完全被概念化的，只会沦为绝对一元论结果。本质上说，我们必须将物质生产中不同过程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整体中的部分，同一中的差别”。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结构复杂的有差异的总体，这其中的差异没有被抹除而是被保存了下来，作为“必要复杂性”的整体恰恰是需要这种差异化的。

黑格尔当然知道关系中的双方并不一样。但他寻求的是对立后的同一，差异背后的直接同一性。马克思并没有全然抛弃这样一个层面的论述，即表面上对立的事物有着本质上潜在的相似性。然而这不是马克思式关系观的主要形式。对于马克思，两个不同的用词、或关系、或运动、或循环依旧是特殊的且存在差异，尽管它们是“复杂的整体”。不过，这种整体经常是被它们的差异所构建，而且需要维持这种差异。这种差异不会消失，不会由于思想的微小变化或辩证法的形式转化而被废除，也不会丢失其具体的特殊性被综合为更高、更本质的东西。后面这种“非直接性”是马克思称之为有差异的共同体。就像它紧密联系的概念(作为诸多决定和关系整体的具体的概念)一样，“有差异的统一”是理解这篇文本的方法论和作为整体的马克思方法的理论钥匙。这意味着，在对所有现象和关系的审视中我们必须同时理解它的内在结构(在差异地方中的东西)和其他与之成对出现并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整体的结构。特殊性和联系(结构的复杂单元)这两者都必须在对具体关系和具体结合的具体分析中展示。如果这些关系相互接合(articulated)，但由于它们的区别而保持特殊性的话，那么这种接合和它的决定性条件基础必须要得到阐述。它不会从本质主义的辩证法规律中变戏法似的出现。有差异的整体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具体的。这样，这个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理论分析当中保持了作为优先的和不可消释环节的参照性具体经验，而不会沦为经验主义。

马克思赋予生产以“多元决定”。但生产究竟是如何决定的？生产具体说明了“不同环节之中的不同关系”。它决定了那些构成复杂整体的结合方式，这就是一种方式的形式接合原则。在阿尔都塞那里，生产不仅仅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而且也决定了使得生产方式成为一种复杂结构的力量和关系的组合形式。生产指定了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系统，生产方式中所有实体之间的结合点，包括了在任何结合的部分当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层面。生产起的就是这种方式决定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的全部意思。在它更为狭隘和局限的意义上(仅仅作为一个部分，和他者构成有“差异的整体”)，生产有其自身动力和动机，有从循环中其他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是消费)衍生出来的规定(determinateness)。马克思在导言末尾回到了这一讨论，即生产方式的不同关系或层面之间的确定性和互补性或接合的本质。它的结果之一，之前已经提示过了，就是“不平衡发展规律”。

马克思现在回到了开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34页。在思考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时我们应当从哪里开始入手?一个可能的起点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一个给定的、可观察的、经验性概念：人口。生产过程少不了生产着的人口。然而这一出发点是错的。人口，和“生产”一样是具有欺骗性和给定的范畴，只有在常识意义上是“具体的”。*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具体”的用法，参见克兰《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些批判性意见》，载于N.洛克维茨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世界》(Notre Dame(1967))它已经假定了阶级的划分，劳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划分等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范畴作为自己的前提。人口只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甚至，它引出了一种方法论的步骤，即从一种盲目明确的东西走向“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这就是17世纪经济学家们抽象的方法，也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睿智地和不留情面地嘲笑的普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家从简单的关系出发然后按图索骥回到具体。后一种方法马克思称之为“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种“具体”是一种不同于第一种方式中的具体。在第一种情况当中，“人口”在一种简单的、单方面和常识意义上被理解为“具体”(这显然是存在的)；离开它生产不能够被理解等等。然而，生产“复杂的具体”的方法之所以具体，在于它是一种“拥有许多决定因素和关系的丰富整体”。接着，这种在思想中(实践的主动性无疑在这里呈现了)再生产出历史的具体。现在，这样一来，反映论和复制论的真理观都是不充分的。“人口”这个简单的范畴必须由更具体的历史关系矛盾地组成才能被重新建构，这些关系包括：奴隶主/奴隶，领主/农奴，主人/仆人，资本家/劳动者。这种区分是特殊的实践，它要求理论作用于历史：它构成理论对对象充要的第一步。思维通过将简单的、统一的范畴分解到组成它们真实的、矛盾的、对抗性的关系来达到这一区分。它追问什么是“直接呈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东西，什么是作为“表现形式”(外观的必要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211页。。

马克思作了总结。具体，在历史中、社会生产以及观念中之所以具体，不是因为它是简单和可经验的，而是因为它展现了某种必要的复杂性。马克思在“经验给定”和具体之间作了一个重要区分。为了“思考”这种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复杂性，我们不得不在意识中重建构成它的规定条件。在历史中，已经作为结果被多种因素决定、多样组合的东西，在思维和理论中不是我们的出发点，而必然是被生产出来的。抽象的决定因素导致思维中具体的再生产。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使得“思维的方法”区别于历史的逻辑，尽管它与思维没有“截然不同”。对于马克思，更重要的是历史具体使得它作为思想的历史基础再次呈现。虽然历史具体不能够作为理论演绎的出发点，但它是所有理论建构的绝对前提条件：它“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这里马克思的表述是具有启发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1-42页。近些年它们更是成为关于马克思认识论整个讨论的重要引文。马克思所说的“思想的路程”必须建立在“历史现实之上”(“掌握具体”)，它通过自己的特定实践生产出与对象相适应的理论结构(“把它作为具体在头脑中再生产出来”)。然而要看到，这样马克思立刻将自己直接置身于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中：这种“理论劳动”是否能够被视为一种“完全发生在思想中的”实践，“以自身为标准”，并且“不必依靠外在实践的确证来宣称它们所生产的知识是‘正确的’”*L. Althusser, For Marx,p. 42, 58.。重要的是，这些评论再一次涉及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看似是要警告我们提防任何终极、意识形态的支点。马克思认为，因为思想有其自身占有方式，因此黑格尔认为“现实”是“思想关注自身、探索自身道路并从外部向自身打开”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样很容易再进一步推论思想是绝对(而非相对)自动的，所以“范畴的运动”变成了“生产的实际行为”。他接着说，思想当然就是思想，不是其他的东西；它发生于人的头脑当中，且需要思想再现与运作的过程。它并不因此形成它自身，它是“思想和理解的产物”，是把表象和直观加工成概念的产物。任何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例如阿尔都塞的理论，寻求在思想与其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无法逾越的隔阂”的做法，都必须让步于马克思这里表明的观点(即思想是从观察和对观念的审视中来)中所包含的对具体的参照，这种参照在我们看来不是经验主义还原。而这种具体内容就根植于马克思这里清楚明确的观点，即思想是从“表象和直观的加工”而行进的。马克思现在观察到的这种理论劳动产品就是头脑中的“思维整体”。不过思维不会消解于在头脑之外自主存在的“现实主体”(它的对象)。的确，马克思在简单地参考思想之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表达过对这个意见的赞同，这是与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述的立场是一致的。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那么对象、“现实”总是在头脑之外。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实践，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裂缝才能缝合。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里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马克思已经根本上破除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思维有其自身方法，但在实践那里它的真理性就存在于思维的这种“此岸性”中。实际上，《57-58手稿》内容明确表达了这个观点：“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3页。在这个证据之上，我们必须选择维拉尔简短但扼要而不是阿尔都塞复杂但不充分的说明：

我承认，任何人都不能把思想错认为是现实或者把现实错认为是思想，思想只是在知识关系上接受现实，因为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整个知识的产生也只会在思想中完成(除此之外它到底会在哪里发生呢？)阿尔都塞着重讨论的“一般性”(generalities)那里也存在着秩序与等级差别。不过另一方面，我没有发现当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偶然地，以一种非正式的形象)写下概念化的思想会渐渐走向现实时存在着什么“令人震惊”的错误。(《新左派评论》，80)

正如维拉尔评论的，一个人想要读懂《57-58手稿》的《导言》部分这个无声对象时，他必须留意所有的文字，“当心不要使它所说的东西保持沉默”(《新左派评论》，80，pp.74-5)。

思想对现实有它自身明确且“相对自主”的占有方式。它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不是相反。这与“具体本身成为存在的过程”是不同的。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不会直接同一：它们在同一当中互相接合，又在整体当中互相区别。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避免我们陷入另一个谬误，即认为思想是他自身的事物，马克思似乎是自然而然地立刻转向批判黑格尔，这当然是因为后者那里范畴的运动是唯一的能动。这样，马克思批判了任何一种企图把思想的独特性从现实(就其生产方式而言)转换为绝对的区别的立场。他对“绝对”断裂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思想总是将具体基础纳入到自身当中，而范畴则在被考察过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实现。尽管是作为一种相对简单而非“多边联系”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范畴已经存在，那么这个范畴可以在思想中表现出来，因为范畴是“关系的表达”。接着，如果面对一种方式，其中的范畴是以更为发达、多边的形式呈现的话，我们会再次采用它，但是用来“表达”一种更为发达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它的确保持为真，理论范畴的发展直接地反映了历史关系的进化：抽象思维的方法，确实与现实历史过程相一致，从简单到复杂。在这个有限的例子当中，逻辑与历史范畴是平行的，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规定了逻辑与历史的范畴永远不会有交集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然而在其他情况当中，这两种运动并非同一。在马克思关注的事例中，那就是黑格尔的错误。马克思批判那种将思考视为完全自动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唯心主义的问题式，他最终会将世界起源归结于观念的运动。无论是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变种，所有这些形式主义的还原都不能逃离这个非难。思想方式的特殊性没有使思想与其对象——历史具体完全分离，它所做的是提出这个依旧悬而未解的问题，特殊的思想是如何与对象构成一个整体的，尽管它“归根到底”是被决定的(马克思还说到，思想“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因为它的“前提”源于“社会”)。《导言》的后续文字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对历史对象、思想、理论方法的辩证关系问题的最令人信服的思考，他坚信只要实践没有辩证地实现它，保证它为真，那么这些历史对象生产出的知识就仍旧“仅仅是思辨的、理论的”(这里的“仅仅”没有问题)。

尽管思想被作为它的对象的社会所接合和假定，但就它自身的方式和方法而言是特殊的，那么这种“渐进的”接合是如何完成的？我们既不能同一地也不能仅仅是外在排列地理解这里的用语。可它们整体的真正本质又是什么呢？如果表达着逻辑范畴的起源异于本质关系的起源，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又如何？思想又是如何再生产出历史世界在思想中的具体？

答案在于历史是如何进入“相对自主”的思想，也就是马克思成熟著作中对思想的历史对象的再思考的方式。历史与思想的关系显然不能用强调遗传起源的历史进化论来阐述。“基因历史主义”用外在的“相似性”来解释任何的特殊关系和它的“历史背景”，这种关系的“发展”会被线性地理解并通过变种分支来追踪：思想范畴忠实且直接地反映了这种起源和它的进化进程。这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直到我们回想起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案例中存在着的机械排列和对未作区分的“联系”的做法。将马克思从实证主义历史方法进化论中区分出来十分重要。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既不是实证主义的伪装变体，也不是严格的非历史主义，而是理论模型中尤其是对现代精神而言最困难的一种：历史认识论。

马克思在不同的关系之中作出了区分：直接的和中介的。这在之前理论分析时的范畴中得到了应用：生产、分配和交换。这种区分现在又得到了应用，不过这次是来分析思想与历史的不同关系类型。他举了个例子。在《法哲学》当中，黑格尔以“所有权”范畴为开端。所有权是个简单的范畴，但就像“生产”一样它离不开更为具体的关系而存在，例如拥有所有权的历史团体。然而在资产阶级意义上，占有物离开“私人所有权”的形式的话，这种团体就谈不上“占有”他的所有物。不过由于这种关系，即“所有权”虽然是最简单的形式，但它的确存在，所以我们能够思考它，这个简单关系是我们关于它的相对简单的概念的“具体基础”。如果一个概念历史地相对未发展，那我们对它的概念将会是抽象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关系的历史发展(简单)层面和占有它的范畴的相对(稀缺)具体性之间的一种互逆关系的确存在。

然而，马克思这里使理论/历史变得更为复杂了。历史地看，关系的发展并非是进化的。无论是在思想或历史当中，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完整的。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方式内部，一种关系从主导地位变为次要地位是有可能的。而关于主要/次要的问题与之前简单/发达或者抽象/具体的问题并非是“同一的”。通过在生产方式内部将关系指认为它的接合，马克思暗示了自己从进步的、连续的或进化的历史观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时期分期或方式的历史”：结构性历史的重大转变。这种运动指向了方式和时期分期的观念，打破了进化论式前进的线性轨迹，用生产方式的演替重组我们的历史分期观念，而这种生产方式是由构成它们内部不同关系之间的主次差异来规定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如果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用生产方式的接替来划分历史的话，那当然是一点原创的东西也没有，如果这么看，就没有完全考虑到与基因进化论的相决裂的结果。“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经常被当作仅仅好像是大范围历史的一般化概括而使用，而其中的较小历史时期的部分则是被巧妙地排布。不过，马克思正是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指认出了结构性的内在关系，这个内在关系打断、打碎了历史进化论的平滑进展。这表明马克思与简单的、主流形式下的历史主义彻底决裂。当然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与历史本身决裂。

以货币为例。它在银行、资本之前就存在。如果我们用“货币”这个概念来指称这种相对简单的关系，那我们还是在使用一种抽象而简单的概念(像“所有权”一样)，它不如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货币”更加具体。由于“货币”变得更发达，我们关于它的概念也就变得更加具体。然而，即使是在简单形式之下，“货币”仍然有可能在一种生产方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反地，在更发达、多边的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更具体的范畴而言，“货币”在一种生产方式当中占据次要地位也是可能的。

在这个双重适用(double-fitting)的过程当中，简单/发达或抽象/具体的对子指的是我们称之为历时性的弦，分析的发展轴。主要/次要的对子指的是共时性的线轴，在这里给定的范畴或关系作为特定生产方式中与它接合的其他关系存在。马克思总是按照主要/次要的关系来“思考”后面的这些关系。现代典型的转向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第一个坐标轴转移到第二种，所以会称马克思为潜在的结构主义。然而，困难的是后者并没有使前者的运动停止，而是延缓或更好地说是取代了它。实际上，历史发展的轨迹总是在结构的接合中或背后形成。“实践认识论”的症结，正是在于将简单/发达线轴与主要/次要的线轴辩证地关联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上。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对自己方法的说明：“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举另外一个例子。秘鲁曾经相对比较发达，但那时没有“货币”。在罗马帝国，“货币”存在，但是次于其他的支付关系，例如实物租、实物税等。货币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因而，不存在贯穿于每一个相继的历史时期的关系以及表达这种关系的范畴的线性发展。货币“没有历尽一切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当中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发达或是简单的；主导的或次要的。重要的不是连续时间中关系仅有的外观，而是它在使得每个生产方式成为总体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生产方式形成不连续的结构，在这其中历史接合自身。历史在一系列的社会形态和集合体当中运动，但仅仅是在一种被延缓和取代的轨迹上运动着。它借助于一系列的断裂得到发展，这些断裂则是来源于每个特定方式的内在矛盾。于是，如果想要充分适用于它的主体(即社会)的话，理论的方法必须立足于连续的生产方式中特定历史关系的排列，而非简单、线性结构的连续性历史。*马克思对另一个例子即劳动的讨论，在这里被删除了。

马克思现在定义了思想与历史的接合。在主要意义上，对一般(例如多边发展)的最一般抽象只会当社会和历史的最丰富可能性的具体发展存在时才会出现。一旦这个在现实当中发生，关系就不只是在其特殊形式(例如抽象)下被思考。劳动，作为一个宽泛、内涵丰富的概念(例如所有社会都要劳动才能再生产)已经被更加具体的“劳动一般”(一般性生产)所代替，但这仅仅是因为后一个范畴在资产阶级社会指向了一个真实、具体、更加多边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令人信服地指出，“一般概念在实践中变得为真”。它在思想当中已经获得特殊性，这使得它能够占用劳动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关系。它“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6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没有放弃同一性或“抹杀一切历史差别”，那“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产阶级社会使得我们可以考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因为，只要更为古老的生产方式能够以调整过的方式存活或再现于资本主义，那么对后者的“解剖”才会提供对先前社会形态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6页。同样，我们在“思考”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范畴与那些原先已经消失的形态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两者直接同一起来，而是要保持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外观(也就是发达/简单、主导/次要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实现了对简单的历史进化论的批判：“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

这是“单方面”的一种方式。但马克思不是要将历史从计划中抛离出去。如果思想是植根于社会存在，而不是进化论式理解的社会存在的话，那它一定是当下社会现实，“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它构成了思想的前提、出发点。经济学理论的对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头脑中都是既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7页。。这同样适用于科学，它对于分篇计划具有决定的意义。

最近有争论认为，马克思由于发现了范畴的历史更替和范畴的逻辑更替之间的区别，从而最终是与“历史主义”分道扬镳。人们常常忘了马克思是在讨论在根本上是相对认识论的思想本身的起源时的文本中表明了上述观点，特别是关于逻辑范畴与其所表达的关系(就是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并不是思想本身依靠自身内部“机制”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那些已经在头脑中和在现实中一样已经被具体给定的东西，才是马克思这里讨论方法的认识论基础的出发点。

经济范畴的次序并非按照它们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顺序排列，这并不是因为逻辑范畴在“现实关系”之上或之外产生出自己(对于黑格尔而言这是真实的)，这是因为在认识论上思想参照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生产组织。这是一种相当不同的观点。重要的不是范畴在历史上的顺序，而是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次序”。在资产阶级社会，每个范畴都不是作为分散的实体(它们的历史发展是可以被追溯的)存在，而是处于一个“系列”、一种方式当中，处于主要/次要、决定/被决定这样的关系整体当中。整体的这个观点打消了任何直线历史进化论。这一观点经常被用来证明马克思与历史本身的最终决裂——这种决裂以历史主义/科学这个对子来表达。在我看来，马克思作出了一个区分，这种区分标志了一种不同的“断裂”：被相继的历史进化论决定的思想/和当下的历史的社会形态组织之内的思想的规定性。其中生产方式中的各种生产关系接合成为整体。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和联系。在每个生产方式当中都存在一个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层面，即“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特定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8页。马克思坚信，我们应该去注意每个整体的特殊性以及构成每个时代的起决定的、主要和次要作用的关系。这一点指向了阿尔都塞那里作为“被主要矛盾建构的”“复杂结构总体”的社会形式概念，以及“多元决定”和“接合”的补充性概念。这种模式观念的全部理论启示在于将马克思视作一个走向我们成为“结构的历史主义”方法的人。但由于思想也将自己的起源归于(总是头脑中给定的)“现实”，它也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受到“当下历史的生产组织”认识论决定。

马克思通过举例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农业越来越受资本的支配”。尽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作过类似的历史概括，但对范畴的次序而言，重要的不是任何一种关系的进化，如从封建所有制向工业资本进化，而是工业资本与土地所有权，或“资本”与“地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封建主义方式)中的关系地位在发挥影响。在后一种情况，“组合”提供了所有理论化的起点。如果我们将那种不按时间顺序逐个地追踪各个关系的历史发展的方法称为“反历史主义”，那上述这种方法就是“反历史主义”的。但一旦我们认识到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社会并非独立于历史，而是当前历史的社会组织的话，那这个方法在深层意义上还是历史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作为一个“结果”传到现在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总体就是历史当下。我们可以说，历史是渐进地实现自己的。然而，理论是“复归式”把握历史的。于是，理论从作为事后发展结果的历史开始。这是它在头脑中的前提。历史，只有在作为“结构复杂的总体”实现过程中才会将自身作为理论劳动的认识论前提接合自身。这就是我称为马克思的历史(而非历史主义)认识论。无论是多么不成熟或不够理论化，它使得马克思的方法与那些哲学上非反思的传统模式区别开来了，包括结构主义那里最终依靠科学自我形成的“科学性”，它始终带有实证主义痕迹。科莱蒂曾简明地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观察到更为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这一种趋势，即：

将“历史上首先”(比如用逻辑过程的起点作为历史前身的重演)与“现实中首先”或者分析的现实基础混淆，结果就导致，马克思逻辑历史的反思在历史的同时代性(就如卢卡奇曾说的“作为历史的当下”)上的核心问题上达到高峰，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到了从时间源头追溯对现在的解释的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相反方向上。*L. Colletti, Marxism & Hegel, pp. 130-131.

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反映了历史运动与理论反思的交互接合，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同一性，而是整体内部的差别。他在认识论的过程和方法论中保留了被彻底重构过的历史前提作为最终规定，所以思想与现实之间不存在着“不可通过的壁垒”，也不会无限平行。它意味着一种基于给定的基础之上的汇集趋势(恩格斯称之为渐进运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既是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或对象。这种认识论依旧是“开放的”认识论，不是自我形成或自我满足的认识论，因为它的“科学性”只有思想与“现实”以各自的方式契合才可以保证，它们生产出只能以头脑中能够达到的方式去把握现实的知识，同时也提供了洞察到社会表象形式背后的运动，即它们背后深层结构的“现实关系”的批判性方法。对一个社会形态结构规律和趋势的这种科学把握同样也是对它“逝去的”规律和趋势的把握：不是对其可能性的证明，而是一种在实践中、实践解决中知识可能性的实现。在阶级斗争中有意识地推翻那些关系，这个阶级斗争围绕着社会矛盾趋势的前进，它不仅仅是“纯粹思辨”，也远不是理论思辨。正如科莱蒂所说的，这里我们不再囿于思想中讨论“思想存在”关系，而是在思想与现实关系之中言说它。*L. Colletti, Marxism & Hegel, p. 134.

参考《导言》中的方法论观点来看《大纲》中的一些篇章是有意义的。在《大纲》中详尽地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起源”和作为“当下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51页及后面部分。马克思讨论的资本主义方式依靠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所以货币构成了“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之一。不过一旦它向商品生产的现代形式的转型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资本主义就再也不直接依赖对自身延续性历史前提的重演。“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简言之，一种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条件会消失在这个生产方式的结果中，而当资本主义“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51页。设定自身时，这些历史条件会得以重组。它(资本主义)“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452页。。这个观点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错误的批判之一，他们混淆了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现在样子的以往条件和当下资本主义组织条件，马克思将这一错误归咎为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的和谐律看作是自然和普遍的倾向。

《大纲》和后来的《资本论》表明，以下的论断将不会持续太久：《导言》中马克思关于“范畴次序”的简单评述是全盘放弃了“历史”方法，而走向了本质上是共时性、(通常意义上)结构主义的方法。很清楚，马克思有时会特别执着于关注对资本主义某个核心范畴或关系起源的巧妙重构。我们必须将此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学”分析区别开来。从分析和理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作为正在进行中的生产结构、诸个生产性方式结合的“当前历史的生产组织”，而在“解剖学”方法那里，历史与结构已经是明确地被重构的。就如《资本论》第一卷跋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马克思读者们的方法论要求是要同时掌握这两个方法。这样的严格要求使得他的辩证法既获得了全面性又有着特别的困难。不过人们总是会因为想要逃避马克思理论中的困难而趋向于二选一(不管是选择历史的还是结构的)，因为《导言》中也没有明确的依据。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一个只关注系统持存的结构性方式是不充分的。(充分的)方式必须能够反映稳定性和破坏性两种成分的同时存在……这种双重(辩证)的方式很难建立和使用，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往往会根据好恶和场合去操作它，要么把它当作是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要么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有趣的是实际上它兼而有之。*E. Hobsbawm,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Ideology & Social Science, ed. Blackburn.

这里不仅仅涉及到了《导言》，也涉及到了《资本论》当中方法问题的核心，在《导言》中是提供了线索但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戈德利埃(Maurice Godelier)支持“结构研究对于起源和进化论研究的优先性”，这是内在于《资本论》体系结构中的观点。当然，《资本论》的主要重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而不会对作为社会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起源进行复杂重建。所以，在《资本论》第三卷较长部分的“地租”开篇讲到：“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农业和制造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第693页。这并不与其他篇章的中心论点矛盾，虽然那些篇章形式上都直接就是历史或起源式的(包括《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地租的某些部分)，而地租部分的开头与这些段落的中心思想并不矛盾。的确，这里存在着对不同种类写作的重要区分。许多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历史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当然是直接和同时代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工作日”部分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图景，一些理论观点也以它作为支撑，例如，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劳动的形式的分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一开始能够延长工作日，然而当劳动被组织起来，又转向限制工作日(“长期的内战的产物”)。这两者形态上都不同于同一卷之前宣称的“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形式……炫目的货币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62页。。这个起源应该“同时解决货币之谜”，但实际上在“货币历史”形式下看不到，而是要去分析“价值形式”。不同于《资本论》第一卷中大量的历史材料，所有这些材料都是要处理“起源”问题的，而马克思对此是有意地把它们放在基本理论阐述之后，而不是之前。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我们对贯穿于《资本论》全部的深层历史想象。重要的是，《资本论》的体系化的形式绝不会切断基本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制定了整个解释框架，而且矛盾的是，马克思所宣称的《资本论》的“科学性”恰恰依赖于这个历史前提：历史特定的，因而短暂的东西，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及表达它的范畴的本质。早在1846年他在评论普鲁东时已经向安年柯夫说过：“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482页。这一想法从未改变。*马克思在同样的意义上毫不犹豫引了《欧洲通报》的评论家的评论，见《资本论》第二版跋。

毫无疑问，整个来看《资本论》处理的是资本主义系统扩大规模再生产所需的形式与关系，就是它的结构及其变异。恰恰是手稿中一些最令人费解的部分构成了对资本循环形式的“揭露”，而资本的循环保证了这种“形态变化”的发生。不过马克思的方法是基于将两个辩证相关但不连续的层面作出的区分，即支撑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矛盾、对抗性“现实关系”和其中矛盾以看似“平衡”的方式显示着的“表现形式”。正是后者显示了对系统“承担者”的意识，并形成了中介它的运动的法和哲学概念。批判的科学必须揭露资本结构演变的颠倒形式，从而揭露其对抗的“现实关系”。关于“商品拜物教”(现在有时流行将它和其他黑格尔主义痕迹一样抛弃)难懂却极其重要的开头部分不仅仅实质上为剩下部分的阐述奠定基础，它们也成为了一种逻辑与方法演绎的杰出代表，《资本论》中其他发现的产生依靠的也是这一逻辑和方法。*最近，从对马克思的“反历史主义”的阐释的角度重申“拜物教”在《资本论》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让人耳目一新：参见《与科莱蒂的访谈》，《新左派评论》1974年第86辑。因而，尽管对于马克思而言，从外部来看令人惊愕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再生产，但他的理论正是由于能够展示结构的“表现形式”是可以被看透、看穿其前提所以才超越政治经济学，就像一个人“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1页。。马克思想要让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永恒的、自我再生产的“外观”恰恰来源于我们“遗失”(错误认识)了它是一种社会创造、在历史生产形式下的运动：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页。

同样，“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197页。。它们“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93页。。这种解读方法在其实际状态下认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第925页。，但这种解读不仅仅是批判。它是对某个特殊类型的批判，这种类型的方法不仅揭露“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而且也这样揭露了只以“表面现象”出现的系统表面之下作用于自我增殖的那个具有矛盾和对抗性的必要内容。对于每一个马克思“破译”(decipher)的核心范畴而言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包括：商品、劳动、工资、价格、等价交换、资本有机构成等等。通过这个方法，马克思结合了两种分析。第一个分析脱去资本主义工作原理的外观，发现了它们“隐藏的基础”，因而可以揭开它的真实工作原理；另一个分析揭露了这种功能主义在深层次上也是自身“否定”的根源(和自然律一样无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874页。。前者引导我们走向意识形态层面，“表现形式”在视为正当的表面价值上使用：它们“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例如是常识性观点的流行形式。后者考察“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的“本质关系”：它们“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证明了(但只是通过批判)为第二种科学层面分析提供了基础，因为它“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621-622页。。马克思的批判超越了它的政治经济学来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意识勾画出了没有说的东西，还是因为它揭露了“自动的方式”、“自发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180页。下隐藏着的对抗性运动。《资本论》开头对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初看起来仅仅是正式阐述的分析只是说出了第一个实质性结论，到了“资本的总公式”这一章等量的流通(M-C-M)被重新定义为不等量的流通(M-C-M’), 这里“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第176页。。正如尼古拉斯评论的：

剥削在交换过程背后继续进行……生产包含一种交换行为，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与交换相反的行为……等量交换是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所以对非等价物的抽出也是生产的基础性力量。*In Blackburn, (ed), op. cit. pp. 324-5.

如果把马克思仅仅当作是一位研究“结构与其变异”，而不关注结构的界限、断裂和超越的理论家，那就是出于一种完全抽象的科学主义目的，将辩证分析置换为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分析。

戈德利埃注意到了，对一个结构变异的分析必须要有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位结构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处理当中总带着“功能主义”的影子。因而，对于戈德利埃而言，马克思对系统的分析存在着两个功能性矛盾：资本与劳动(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内部矛盾)和工业大生产条件下劳动的社会化本质和资本的生产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戈德利埃看重后者(来源于系统的客观属性)超过前者(阶级斗争)。而马克思意在将两者联系起来：在系统的客观矛盾趋势当中找到阶级斗争的自我意识实践。*这两条线索的完美和复杂的结合出现在诸如《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篇章中。戈德利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二元对立，即具有客观物质性、系统的“科学”矛盾与附带的、具有目的论色彩的阶级斗争实践的对立，这两者在面对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内在联系时消失了。柯尔施很久之前就正确地指出，“将社会阶级间的对立贬低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性矛盾是黑格尔主义的”*K. Korsch, Karl Marx, p. 201.。马克思写完信时概括了第三卷的理论依据：“最后，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75页。

当戈德里埃引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我不仅把大工业看作是对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决这些对抗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时，戈德利埃貌似完全没有看到后半部分内容。对马克思来讲，正是内在贯彻了伴随着阶级斗争政治的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才使得他的理论超越“乌托邦”的层面成为了科学；同样，正是“自为”阶级的形成与充要理论的一致，保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同一性”。在马克思那里，尤其在批判过黑格尔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不会单单立足于理论。

《导言》总结部分依旧是非常模糊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50-53页。是“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50页。。在这段内容当中迅速列出来的要点的确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称得上是“说明”的东西。它们最多称得上线索，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头脑里已经有了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没有揭示马克思究竟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它们主要与上层建筑的形式相关：“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现代的读者也许会用至少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样长的篇幅来论述，但是《导言》那里并没有。

于是，我们只能注意到在他那里面对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诸如如何准确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关键概念。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更具中介性的层面上对以下概念作了规定，包括从战争到军队、从文化史到历史学、到国际关系、艺术、教育和法律等等这些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最具重要性的两个概念构想得到了简明阐述。首先，要再一次区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要把它们当作是两个没有关联的结构，要辩证地去理解。这个辩证关系的边界在任何(被决定的)理论的丰富性当中都要详细说明，这个辩证联系地看待这两个术语，而非“直接同一”，它没有悬置二者真实的差异。第二，从艺术发展、教育和法律到物质生产的关系要作为构成“不平衡发展”的关系来详细说明，这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指示。

之后，在艺术发展和物质生产的问题上马克思作了简单的扩充。艺术对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是用一个对比来说明的，在还处于早期的社会组织“骨骼”的希腊文明与从中产生的伟大艺术作品。史诗作为一个发达范畴出现在了简单而古老的生产方式当中。这就不同于之前“货币”的例子，那时的货币外观依旧是局限于不发达的生产关系当中。“结构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不平衡规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展开了这个问题，但他并不是要特地发展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多地是关注方法和概念化的问题。他的观点表明，就像货币、劳动一样，艺术绝不会随着它的物质基础历经一个从早期到晚期、从简单到发达的单一、有序的进程。我们必须站在特定阶段来看待它的形态联系。

他所举的希腊艺术的具体例子是服从于同样的理论问题。希腊艺术假定了一系列特定的关系为前提，它需要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具体组织，这些都是与精纺机、铁道和机车不相适应的。它需要自己的特殊生产方式，是不同于电力和打印机的史诗歌谣。而且，它还要求它自身意识的形式：神话。当然，不是所有的神话都可以，例如埃及神话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思想结合体。在人们对自然的科学掌握和改造没有充分完成之前，作为(在思想层面的)思维形式的神话才能够存在。只要科学和技术没有取代对自然的社会和物质的魔法妥协，神话就会持续下去。因此，神话是一种意识的形式，只有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才有可能。由于神话构成了具有史诗特点的内容和想象方式，所以史诗(通过复杂且不平衡的中介链)与希腊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联系。那么，这种历史连接是可逆的吗？难道古代社会和史诗不是一起消失的吗？在现代战争中还可以想象出阿里基斯的英雄形象吗？

马克思没有在论证艺术和物质形式的历史共存时结束自己的思考。他发现，更大的理论困难是去理解如此明显的古代形式如何与“生产的当下历史组织”发生联系。这里马克思又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按照他的方法将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复杂结构的跨时代发展和当下生产方式中各种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规律”结合了起来。尽管简明概要，但他的说明是很有代表性的。就“人类童年时代”带给我们愉快这方面来讲，为什么我们依旧会肯定地回应史诗或希腊歌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它们都是一带而过式的。这些令人费解又偏理论的(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日益关键和重大的)话题是在文体(stylistically)意义而非概念(conceptually)意义上得到解决的。

如果有的话，1857年这篇导言对马克思“理论断裂”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新科学，在它的古典形式中，它力图总结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马克思从未幻想过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被转变的情况下，能够在理论上成为一个足以引导革命行动的科学。他一次又一次地严格区分了“古典”的和庸俗的形态，前者开始于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和亚当·斯密，结束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后者则是马克思不屑一顾、却又后来终其一生彻底阅读和激烈争论的那些人。尽管如此，马克思从未幻想(未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理论上成为革命行动的科学指导。他的部分最尖锐的批判留给了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左派李嘉图主义”，像是布雷、欧文主义者们、洛贝尔图斯、拉萨尔和普鲁东，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自足就行，而不顾政治应用时的偏差，按照理论的需要来提出对社会关系的相应变革。在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由于劳动是价值的来源，因而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按照劳动的等价交换变成劳动者。马克思选择了更艰难的一条路。等价交换虽然在某个层面是“足够现实”，但在另一层面上非常地“不现实”。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无法逾越的地方。然而，仅仅知道这个真相，在马克思那里并不能保证实践的现实。这些规律(指等价交换)只能在实践中被抛弃，即它们不可能在范畴的戏法中得到改造。于是，在这一点上，对政治经济学及其激进修正主义的批判合并到了对黑格尔及其激进修正者(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当中。当然，当马克思说普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53页。，如果不是有意模仿，那就是直接恢复了普鲁东对黑格尔已作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关系要在理论上被完全超越，就必须在实践中首先被推翻，正是这一点解释了马克思成熟作品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也说清楚了我们尝试准确地厘清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何处最终完全与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是极其困难的。这种困难突出地表现在，这些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首要问题，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收回已有的相同答案，重新回到每一个问题的形式上来。

马克思整个成熟的作品都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1857年导言开启了对方法的批判，但没有收尾。但政治经济学依旧是马克思仅有的理论出发点。就像摆脱李嘉图工资理论外衣或者突破悬置的剩余价值概念一样，甚至当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征服和改造了，马克思仍然会回到它那里，凝练出与自己不同的地方，审视它、批评它、超越它。因而，即使当马克思的理论表述为历史形态的唯物主义科学奠定了基础时，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依旧在理论上统治着这片领域，因为它们在实践中主导着社会生活。要解释马克思关于德国“理论意识”的观点，不在理论上抛弃政治经济学的话，它在实践中是不能实现的，就像从另一方面来讲，只有在理论上已经实现它才可以在实践中被抛弃。

这里决不是要否认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无论如何，《资本论》中揭露和重新表述的双重意义，它的长期悬置(马克思揭露资本的循环“似乎实际如此”，只是为了在后一部分表明当我们回到它们真实联系的“纯粹情况”时会发生什么)，它的转变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奠定了基础。它到最后都保留着这个批判，当然，这个批判(回到1857年的本文)是以作为他的方法科学性的形式出现的。

有必要讲清楚他的批判所指向的最终本质。它并非企图建立一个科学上自足的理论来取代政治经济学结构上的不足，他的工作不是用一个知识代替另一个知识的“理论式”(theoreticist)。在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很清楚越来越多表现在理论工作中。无疑他作品中系统且规范的性质使得它独树一帜，迫使它具有排斥和吸收的形式：那些文字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在后继手稿和为《资本论》准备的手稿中的理论劳动中有不同于“科学基础”的其他东西，这是和他的预期结果自相矛盾的。我们至今仍不能假装已经掌握了这种相当复杂的接合，这个接合联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式和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克思理论的力量和历史重要性正是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相关联的，尽管某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熟悉了对论战性文本(例如《共产党宣言》)的“阅读”，但只是冰山一角，也就是说，理论是透过更为“直接的”政治分析和修辞折射出来的。在后面的著作当中，当我们只能一瞥阶级斗争运动，也就是说，阶级斗争运动是透过理论结构和观点折射出来时我们依旧会感到困扰。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得我们相信，后来只有科学会继续存在。

我们认为，马克思业已成熟的方法并不是要找到代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封闭理论，也不是要通过“真实的人”用唯心主义方式取代异化的资产阶级关系。的确，他作品中伟大的部分是由深刻的革命和批判的任务组成的，这个任务展示了政治经济学规律是如何真实运作的。它们中部分地是通过每个形式来运作，他耐心地分析了“表现形式”。马克思的批判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和揭示资本主义的真实关系。在系统阐述这个批判的节点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上述关系精神范畴的最高表达，为我们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起点。马克思就从那里开始。《资本论》依旧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替代》。认为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终极的、彻底和完全的“断裂”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一观点不可能公平对待理论劳动的复杂性，而这却是《资本论》和整个工作所必需的。

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即便我们更容易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实质性“断裂”(不管怎样，马克思自己一次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方法上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标志，黑格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框架必须被彻底地放弃。唯心主义形式的辩证法也必须经历一个彻底转型，以便其真实的科学内核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有用的科学起点。已经得到证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可以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外壳中发掘合理的东西时，意思并不是特别清楚。然而，那些习惯于在语言中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人，似乎特别沉迷于“内核”和“外壳”这样令人费解的隐喻之中。当黑格尔的体系作为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垃圾而必须被彻底摒弃时，通过彻底转型才能发掘的黑格尔方法中还有什么东西呢？但这就像在问，既然李嘉图标志着资产阶级科学的终结(还是一位必须被赶走的有钱的银行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还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吗？显然可以有，马克思的确这么做了。即便是处在解体李嘉图的痛苦之时，他也从未停止向李嘉图学习。他从来没有逃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砥砺，即使他知道这门学问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以同样的方式，只要马克思涉及到对黑格尔体系的彻底批判，他总是强调自己是那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学生，强调“颠倒过来”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与《资本论》的作者不是李嘉图主义者一样，成熟马克思也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否则，就是对作为知识形式和辩证方法的“批判”本质的最大的误解。可以说，在1857年《导言》中，恰恰是在马克思明确学习或再学习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地方，黑格尔一次次被放弃和推翻。该文本中所展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方法论上的结构性变化、对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返回-转型”，直到今天都为我们奠定了光辉的理论典范。

(责任编辑：周文升)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7-0005-19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主持人：张亮)·

①在本文的后期校对过程中，译者部分地参考了范雪麒的译文，特此说明并致谢！——译者

编者按：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他领导新成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对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关切的文化现象进行开创性研究，创立文化研究中的伯明翰学派，也由此被尊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按照霍尔自己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是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持，国内学界对霍尔的这个自述往往是将信将疑，无法确信。事实上，70年代确实是霍尔“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时期。对此的一个有力证据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霍尔等积极推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英译，并在1973年英文全译本出版后，在中心内部组织专题研讨班，发表了题为《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的工作论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这种解读为其70年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了解《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我们很难真实而全面地把握霍尔70年代文化研究的总体内在逻辑及其走向。1973年，《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首先以中心的工作论文油印发表，次年它的修订版在美国的《文化研究》杂志正式公开发表，2003年《文化研究》杂志再次发表该文。该文的经典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有鉴于此，本刊特组织翻译了这篇经典文献，并配发了译者撰写的导读论文，希望以此推动国内霍尔研究以及伯明翰学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