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贵峰　宋少军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　江西赣州 341000；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00)



融合与坚守：全球化背景下缅甸客家人的文化调适

钟贵峰宋少军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江西赣州 341000；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昆明 650000)

缅甸；客家人；文化认同；文化调适

“客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就缅甸客家人而言，其文化认同就是对整个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家方言、客属会馆作为维系缅甸客家人内部认同的纽带作用逐渐减弱，缅甸客家人在文化认同上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族群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范式的调整与适应的过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将超越对客家族群文化的认同，成为包括缅甸在内的所有海外客家人文化认同的主流趋势。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支系，对自身族群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客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形成了客家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在近代客家人移居海外的热潮中，客家文化也随着客家人漂洋过海传播到世界各地。客家人侨居的地区大多在种族构成、宗教信仰、语言民俗等多方面都迥异于国内，在这种异质文化环境中，客家人时刻面临着自身族群文化被同化的考验，在文化认同上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调适过程，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近些年来，学界对海外客家人的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然而同目前丰富的海外客家人以及缅甸华侨华人研究成果相比，学界关于缅甸客家人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尚没有比较深入的专门研究成果。现有的相关成果大多是在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以及海外客家人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涉及一些缅甸客家人的描述性论述*国内关于缅甸华侨华人及东南亚客家人的相关成果较多，也有一些著作问世。关于缅甸华侨华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著作有：张正藩：《缅甸华侨史话》，海外文库出版社，1955年；卢伟林：《缅甸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方雄普:《朱波散记——缅甸华人社会掠影》，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等。论文方面主要有：罗英祥：《缅甸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方雄普：《有关缅甸华侨华人族群的几个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卢光盛：《缅甸华人：概况和特点》，《当代亚太》2001年第6期；范宏伟、刘晓民：《自由同盟时期缅甸华人社会地位探析》，《东南学术》2003年第2期；范宏伟：《国籍·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战后缅甸华侨国籍个案研究》，《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林锡星：《缅甸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研究》，《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杨煜达：《清代前期在缅甸的华人(1662—179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王全珍：《试论独立后的缅甸华侨华人》，《东南亚之窗》2008年第2期；何平：《移居缅甸的云南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东南亚客家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廖楚强：《东南亚客家社会的回顾与展望》，《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李定国：《客家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继承与发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以缅甸客家人为研究主体的论文仅见一篇：陈晓锦：《缅甸仰光客家话“一”的特殊用法》，《语言研究》2012年第1期。。究其原因，既跟缅甸长期较为封闭，研究资料比较匮乏，限制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有关,也同缅甸客家族群人数较少、影响力日渐式微而被学界有所忽视密不可分。

笔者在2015年8月下旬曾赴缅甸仰光交流访问，在仰光唐人街就缅甸客家人群体的历史与现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走访调查。此外，由于笔者求学所在研究机构——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在缅甸研究领域处于国内优势地位，同缅甸学术界、新闻界、著名高校以及一些民间团体都有广泛联系，也为笔者撰写此文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就在于充分借鉴目前国内学界对缅甸华侨华人及东南亚客家人的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实地调研获取的一些最新资料，循着缅甸客家人移居缅甸的历史足迹出发，从缅甸客家人的早期环境、文化表达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文化传承困境等方面，试就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缅甸客家人在文化认同上面临的危机及其调适做初步的探索。

一　缅甸客家人及其早期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以体系的形态存在，是文化得以孕育和成长的土壤。缅甸的早期客家移民群体大多来自中国闽粤山区，移民数量较少且大多集中居住在仰光唐人街地区。这种空间相对固定，流动性较弱的群居特点，使得早期移居缅甸的客家人较多地保持了其文化传统和文化认同。任何一种文化的存续与发展都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在英殖民统治时期的缅甸社会，包括中国、印度的移民以及西方殖民者在内的众多外来者带来了多种迥异的文化原质。早期缅甸的文化大环境就是缅甸土著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在缅甸社会的大熔炉中不断激烈冲突与融合而形成的。客家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缅甸社会的在地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与当地主流文化不断沟通和交流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整合过程。

(一) 多元融合的缅甸华人社会

缅甸华人社会很早就形成了滇、闽、粤移民“三籍鼎立”的格局。缅甸华人群体按祖籍地以及方言等因素又可分为云南人、闽南人、潮汕人、广府人和客家人。客家人主要居住在下缅甸*缅甸历史上习惯把位于缅甸中部的古都曼德勒作为基准线，将缅甸分为上下缅甸。，以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为中心分布。闽粤华人大规模移居缅甸始于1885年英国人通过第三次英缅战争完全占领缅甸后。由于缅甸英殖民当局开发下缅甸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对外来移民持鼓励开放态度，大量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青壮年“过番”来到缅甸谋生。缅甸客家人大多来自闽西和粤东客家人聚居的山区，这从他们早期建立的客属会馆名称上得到印证。缅甸的福建客家人大多来自永定,其会馆多命名为“永定会馆”，而广东的客家人多来自清代的嘉应五属地区,其会馆以“应和”为号*应和会馆是清代来自嘉应州(其主要行政区划在今广东梅州地区)下属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个紧邻纯客县的客家人建立的会馆。一般认为“应和”二字中“应”为嘉应之简称，“和”为团结和睦之意，“应和”即有“来自嘉应州的人应以和为贵，和睦相处，和衷共济”之意。。

客家人移民缅甸的年代较早，大多是在1948年缅甸独立前就已经移居当地，目前已普遍加入缅甸国籍，拥有缅甸公民身份。客家人在拥有5000多万人口的缅甸处于绝对的少数地位，即便是在缅甸华人族群中也比较边缘化。据1990年《客家人》杂志创刊号介绍，缅甸华人人口有100多万人，其中客家人约有10万人[1]。在1994年梅州举行的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上，大会主办方通过国内外函调以及综合各方面公开信息得出客家人总数为6562万人,其中在缅甸客家人有10余万人[2]。截至2007年底，缅甸华侨华人已达250万。缅华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新移民的涌入，中国新移民及其后裔已经超过110万人*相关数据参见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笔者未找到近期的最新统计数据，但考虑到近些年来缅甸客家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因此从上述数据出发，我们仍可大致估算出客家族群的人数。同时由于缅甸客家人在地化程度较深，同其他族属华人以及当地缅人通婚程度较高，在不同认定标准下数据相差较大，因此笔者保守估算目前其总人数应仍维持在10-15万人之间。

(二) 相似的群体迁徙记忆

拥有长期流动与迁徙记忆是海内外客家人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这一历史时期，大批客家人出于相似的原因和目的大量移居海外各地。粤东闽西地区的客家人居住地多为山地，土地较为贫瘠，粮食产量不高。明清时期当地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更加剧了这种生存危机。青壮年为寻出路，被迫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今天下生齿日繁，民生无业，濒海各省之民，散出外洋各埠者日多一日。夫为工为役，而至弃故土，离家室，远涉重洋，冒风涛之险，暑热之蒸，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岂可已哉，谋生故也。”[3]当地人很早就开始向外移民和从事商业活动，在清末沿海地区口岸进一步开放后，闽粤两省前往南洋各地的海运日渐发达，下南洋谋生在当地逐渐成为潮流。以祖籍福建永定的缅甸客家人为例，根据道光年间编修的永定县志记载，“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蕃，如游门庭”[4]。1882年出生于仰光市广东街的缅甸客家人领袖胡文虎，其父胡子钦大致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离开家乡永定，从福建沿海地区登船渡海到缅甸谋生的*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先生1862年自福建永定中川前往缅甸谋生，并在仰光创办“永安堂国药行”。参见张侃《从社会资本到族群意识：以胡文虎与客家运动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历史上长期的迁徙与流动在客家人中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文化传统,这种群体意识在客家人向海外艰难的移民过程中表现得愈加明显。缅甸客家人大多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到达缅甸，并藉由同乡的帮助在当地迅速站稳脚跟。由于客家人大多从事商业经营，因此大多集中居住于缅甸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早期客家人聚居的社区也随着客家人的大量涌入而不断发展扩大，久而久之包括客家人在内的闽粤早期移民在缅甸一些主要城市形成了一片相对固定居住的区域，缅甸当地人称之为“唐人街”或“广东街”。

(三) 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紧密联系

一般早期出洋的华侨，都会将国内所学技艺带到侨居国谋生创业。客家人到达缅甸后，也多从事与国内相似行业的工作。位于仰光市中心的唐人街自明清之际开始就商贾林立。在早期到达缅甸的客家人中，“广东客”多从事当铺、酒店以及成衣制造等行业的经营，“福建客”多经营金铺、中医药等行当。“梅州客家人战前都是做鞋的或做成衣，经营土产的不多……永定客家同乡则大多数经营药材和铁器成品、照相、镶牙等自由职业，如医生、经营洋杂货的都有。”[5]目前客家人在缅甸主要从事工商业的格局仍未有根本性改变，虽然经营范围不断扩展，但仍多集中在服务业及中小型加工业[6]。近些年来，一些老客家移民嗅到了中缅边贸发展的巨大商机，逐渐将生意向缅北扩展，将商贸公司开到了中缅边境的通商口岸木姐市，专门从事中缅边境进出口贸易。

在仰光和曼德勒，闽粤两省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唐人街。缅甸的唐人街不像欧美唐人街有显著的牌楼等作为地界标志，但通常都占据了一大片区域，称之为“唐人区”或许更为恰当。以笔者曾走访的仰光唐人街为例。仰光唐人街并没有明确的区域界线，在仰光市中心只要见到中文的店铺招牌逐渐多起来，那么唐人街也就快到了。此外，缅甸的唐人街与欧美唐人街最大的不同在于，欧美唐人街主要由中国超市和经营中餐的一些餐馆组成，主要面向当地华人提供服务。相比之下，缅甸的唐人街则丰富有趣得多，除了唐人街常见的中餐馆和食品店外，还有售卖各种生活日用品的小商店，以及提供各种日常服务的店铺，如理发店、牙医诊所等。由于唐人街商品种类齐全，卖价公道，当地缅甸人也常来光顾。

(四)客家移民在地化程度较深

缅甸客家人在地化程度较深，主要表现在同当地人广泛通婚和生活习俗“缅化”上。闽粤两省的客家人抵达缅甸的时间较早，且多为单身青年男性，这使得早期缅甸客家人群体同当地缅人通婚比例较高。清人黄悬材在其著作《西稽日记》中记录了1879年抵仰光时的见闻：“舟抵漾贡……闽、粤两省商于此者不下万人，滇人仅有十余家，然未见中土女人，皆纳缅妇为室也。”[7]据1931年英国殖民当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缅甸19万华侨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是在缅甸出生的[8]。广泛的通婚现象加快了客家人融入缅甸主流社会的进程。一些客家人后裔开始在缅政府、军队中供职，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前缅甸军人政权最高统治者奈温将军就是客家人后裔(其父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在新军人政权时期，曾任缅甸总理的钦钮早年就读于仰光著名的华侨中学——崇德中学，其父母都是来自梅县的客家人。参见陈宝鎏口述，宗道一整理《外交官陈宝鎏口述：我与缅甸高层的交往》，《党史博览》2013年第3期；《缅甸华人史述略》，缅华胞波网，http://www.hmyzg.com/q-zy.com/2010-mhbbj/2010-mhbb/4-mhls/mhls-web/100416-mhls2.htm，2016年6月3日。。

缅甸客家人在文化和生活习俗上也深受当地缅人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客家男女大多穿着分别称为“笼基”和“特敏”的缅族特色的纱笼，一年四季都踏着缅甸特色的人字拖鞋。“经商内地的华侨,多娶缅妇,其子女亦操缅语。间有父母均为华人,因多与缅人接触而操缅语、衣缅装者。”[9]笔者在仰光唐人街走访调查时，已几乎听不到华人用客家话或是普通语交谈，即使缅甸华人之间在生意场合也多用缅语交谈。笔者同当地客家年青人的交流中，多数情况下用英语往往比普通话沟通得更为顺利。很多年青一代的客家人已完全融入缅甸社会，追求的是在缅甸这个国家获得更好的生活。此外，在缅甸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包括客家人在内的缅甸华人同当地缅人紧密团结在一起，为缅甸国家独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缅人建立起传统友好的“胞波”之谊。在缅甸国内享有崇高声誉的佛教高僧吴欧德马曾在一次群众演说时说：“华侨是我们的兄弟。”[10]在缅甸20世纪60年代那段特殊的排华历史时期，当地缅人保护了很多作为自己邻居、好友的华人。

二　缅甸客家人的文化表达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11]海内外客家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就是对整个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从文化结构的角度，学界一般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以及制度文化四个层面[12]。缅甸客家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集中表现在其文化表达上。缅甸客家人在缅甸经历了数代人的延续发展，现在很多土生客家人已经无法流利地讲客家话，但他们仍然坚定认同自己的客家人身份。缅甸客家人的文化表达上在兼具海外客家人共性的同时，也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特点，彰显出独有的特色。

(一) 以客属会馆为载体的物态文化

客属会馆是客籍华侨在居住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和相互联系,客家人最早在海外创立地缘性的会馆,这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13]。缅甸客属移民在仰光等地修建的客属会馆主要有：应和会馆(1873)、安宁会馆(1904)、永定会馆(1919年)、曼德勒客属群治会馆(1920)、东吁嘉应会馆*一些文献中也称“东吁客族会馆”。(1954)。此外还有永靖互助会组织、梅县青年互助社及永定国术社等组织。客属会馆不仅是早期客籍移民团结的象征,还在组织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协调作用。以成立较早的永定会馆为例。1919年，永定会馆在旅缅永定客家人胡文虎、张和泰、卢芳台等缅甸社会客家贤达的倡议和资助下最终落成。永定会馆在联络乡人感情，加强互助团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平时会馆是客家同乡聚会娱乐的场所，也是接收乡讯和亲人信件的地方。会馆成立90多年来历经风雨顽强存续至今。2009年10月17日，永定会馆在仰光举行了落成90周年会庆，广邀缅甸各地的永定乡亲参加，加强了在缅客家人的相互联络，增进了客属间的情谊[14]。

如今，缅甸客属会馆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为缅甸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缅甸政府和当地人民的高度认可。同时，缅甸客属会馆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属侨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发挥着海内外客家人间沟通声气、团结互助的桥梁作用。客属会馆在加强各地客属侨胞之间的联络、协作和团结互助等方面的作用仍然无可替代。

(二)以崇文重教为精神内涵的行为文化

在客家人中流传着“不读诗书，有目无珠”的俗语。客家人移居海外后,这种“尚礼节、重文教”的文化传统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老一辈客家移民对子女的文化培养极为重视,想方设法为子女接受高水平教育创造机会。在早期缅甸华文教育还不太发达的时期，很多缅甸客家人不惜花费巨资将子女送回国内接受启蒙教育。在缅甸各地客属社团的章程中,也大多把兴办文教、传承客家文化作为一项重要会务来经营。

在缅甸英殖民时期，殖民当局将重心放在推动缅甸的英文教育上，而对华文教育甚少问津，更谈不上资金支持。在此情形下，整个缅华社会在推动华文教育上达成一致共识，包括客家族群在内的华人社会担负起了推动和维持华文教育的重任。缅甸华文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仰光闽粤华侨所建观音庙、宗祠以及会馆中大多设有私塾*以客家人分布较为集中的仰光为例，广东同乡会早期创办的“广育小学”(1892年)、福建同乡会创办的“礼仪学校”(1924年)都依托于会馆，主要面向当地闽粤华人社会招生，教育对象多为同乡子弟。参见林锡星：《缅甸华文教育产生的背景与发展态势》，《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3期；范宏伟：《缅甸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1903年缅甸第一所华侨学校——中华义学在仰光成立。曼德勒华侨华人于1946年成立华侨互助会，在福庆宫创办华侨学校[15]。在20世纪60年代的缅甸排华事件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华文教育遭到毁灭性打击*缅甸政府分别于1964年4月和1966年4月将国内全部私立中小学收归国有，其中包括298所华校。1967年缅甸发生“6·26”排华事件后，缅甸政府又颁布了《私立学校登记条例修改草案》，全面禁止了包括补习班在内的一切华文教育。转引自郝志刚《缅甸华人华侨华文教育》，《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2期。。近些年来，包括客家人在内的缅甸众多华人团体日益深刻认识到华文教育在年青一代华人的族群以及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致力于复兴华文教育。缅甸华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江清亮是祖籍永定的客家人，早在1985年，江氏家族会就在他的推动下办起了华文补习班。2000年，在江清亮的奔走倡议下，经过缅甸华商会、福建同乡总会、云南会馆、广东工商总会、缅华妇女协会、缅华文化艺术协会、华侨中学校友会、南洋中学校友会等8个团体两年多时间的筹备，一个不分省籍、不分宗姓、面向所有在缅华人的“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最终得以落成*江清亮先生相关事迹综合参考文章《千度之热情——江清亮》，转引自胡裕武主编《缅甸华商商会世纪华诞纪念特刊1909—2009》，缅甸华商商会，2009年，第110-112页。。

(三) 以“寻根意识”为底蕴的心态文化

在早期客家人的文化认同观念中，并不以宣扬“客家精神”为终点，其最终目标导向是将客家精神延展深化为对民族与国家观念的认同。客家人强烈的“寻根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民族和祖籍国认同的心理表现。无论是对一宗一族的寻根还是作为一个民系群体对祖源的追寻,都源于这种认同心理[16]。

在抗战时期，客家族群的社会意识开始从族群性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的范式转变，这种认同意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著名缅甸客籍侨领胡文虎曾指出：“爱国是华侨的天职。”[17]在1939年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胡文虎动员南洋各地50余个客属社团联合开展捐资抗日活动,带头在筹赈祖国难民游艺大会上买下10万元名誉券一张并捐献大批药品及医疗器械。他在大会上说：“对于忠字，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自从永安堂业务稍有寸进后，即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有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有时更不惜投资，为国家争回多少体面。”[18]整个抗战期间,缅甸华侨捐款总额达到法币9,733,079元,人均捐款32.1元，在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中名列前茅[19]。此外，还有大量缅甸华侨爱国青年以各种方式直接参与到抗战的最前线，有的成为滇缅公路众多“南侨机工”的一员，有的加入“缅甸华侨救护队”护理伤员，还有一些缅甸华侨青年报名参军，直接参与到对日作战中，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缅甸目前唯一健在的远征军女兵罗春香女士是出生在缅甸的梅县客家人后裔，抗日战争爆发时尚在求学的她，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党71军，服役至战争结束[20]。

在当代，缅甸客家人虽大多已加入缅甸国籍，但却依然保持着对祖国发展的密切关心和关注。仰光应和会馆的客家人在每年中国国庆期间都要举行餐叙会。在2006年的餐叙会上，时任会长张肇基先生向会员致辞时说：“我们的祖(籍)国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的昌盛强大，使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感到自豪和自信。”[21]他还勉励应和会馆的会员们努力为中缅友好关系发展做出个人应有的贡献。2010年4月10日至5月10日，应和会馆副理事长叶德运应邀参加了在河南安阳举行的世界客属领袖颛顼帝喾陵祭祖大典，亲身感受博大精深的颛顼帝喾祭祀文化和姓氏文化，并在活动中作为嘉宾敬献祭酒，植树留念[22]。

(四)以团结互助为核心内容的制度文化

客家人在海内外长期辗转、艰苦开拓的过程中形成了互助互爱、精诚团结的优良传统。世界各地都有客家公会、客家同乡会、崇正会等客属组织，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属组织。在当代，客家人这种团结精神集中体现在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这一具体文化事象上。从1971年在香港召开第1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开始，40多年来海内外客家人携手在世界各地有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举办了25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恳亲会的召开增进了亲情、乡谊，促进了全球各地客属的团结。值1996年第1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新加坡召开之际，缅甸东吁客族会馆向大会发去了“群策群力，亲爱精诚”的贺词[23]。2014年3月，新当选的旅缅客属安宁会馆理事长江仕旺代表安宁会馆300多名客家人参加了该年度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24]。在缅甸国内各地，客属社团也始终注重彼此间的团结。2013年9月16日，旅缅客属联谊会举行庆祝成立44周年晚宴，新任理事长龚学球先生致辞说：“旅缅客属联谊会不分省份、不分籍贯，致力于为所有在缅生活的客家同仁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平台。”[25]

这种制度文化还体现在他们身居海外却不忘祖籍地，对家乡发展的持续关心和帮扶上。来到任何一处客家的聚居地，都能感受到客家侨胞对家乡的挚诚之情。1938年胡文虎先生在家乡永定兴建的侨育中学至今仍是一所在当地享有盛誉的重点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2008年广东梅州发生洪灾，为支援家乡救灾及灾后重建，缅甸客家应和会馆发动捐款，共筹集救灾款46，360元人民币[26]。1926年出生于缅甸的王俊宏先生是祖籍梅县的客家人，曾任仰光育侨学校校长，是缅甸知名的爱国侨领。近20多年来，他为家乡教育、体育及社会公益事业捐资700多万元，深受家乡人民的敬重[27]。此外，近几年缅甸客属会馆同祖籍国家乡的交流互动也日益频繁。2009年10月13-18日，福建永定县派出代表团前往仰光参加旅缅永定会馆成立90周年庆典活动。期间代表团访问了旅缅永定会馆、缅甸永靖华侨互助会、旅缅永定江氏宗亲会、缅甸华商商会等，与旅缅永定乡亲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28]。2013年11月14-21日梅州市侨联也派出访问团赴缅交流访问。访问团在缅期间，分别拜访了应和会馆、缅甸客属会馆、梅属青年联谊会、安宁会馆等多个客家社团，并同各社团召开座谈会，了解当地侨情。座谈会上，客属会馆的会员们纷纷表达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无限眷恋，各社团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在缅客属社团的团结合作，推动客家文化在缅传承与发展[29]。

三　当代缅甸客家社会的文化传承困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中爆发了普遍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出现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国家，对于各个民族与族群也同样如此。就缅甸客家社会而言，由于缅甸独立以来，国内大缅族主义盛行，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努力扶持缅族文化，采取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国内其他少数族群文化，缅甸客家文化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缅甸客家人由于移民缅甸时间较早，受缅甸“同化”政策影响最深。缅甸国内曾在20世纪60年代较长一段时期内禁止华文教育，造成了缅华社会华语教育的断层。现在很多中青年缅甸客家人已经无法看懂中文书籍，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但却能读缅文，讲缅语，与当地缅甸人一样多信奉佛教。从整体趋势来看，缅甸客家人的文化特性正在消失，客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在缅甸客家社会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

(一)客家方言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客家方言在客家传统思想观念的传承中发挥着无以替代的纽带作用。客家人历来极为重视客家方言的传承,把会说客家话作为客家人的重要标志。这种在方言上的强烈认同,在其他民系中是不多见的。以客家方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可以帮助我们充分了解和科学解释一些客家特有的文化现象，是理解和领悟客家文化博大内涵的科学路径。可以说，掌握客家方言是打开客家文化宝库的“金钥匙”。

然而，由于客家话在缅甸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较低，许多客家后裔已经不太能讲客家话。客家话正日益成为父辈的专用方言。近年来，海内外客家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客家方言传承的重要性，大声疾呼加强对客家方言的保护，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客家文化运动。当前缅甸的客家社团,包括宗亲会馆及一些文化团体在内都一直在为弘扬客家文化传统以及在年青客家人群体中推广客家话而不懈努力，然而客家方言在目前的缅甸客家社会的推广普及状况仍不乐观，在全球化浪潮和本地主流文化的双重夹击下,当地社团推广客家方言的努力实际成效十分有限，客家方言在缅甸社会青年一代群体中的衰弱已然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二) 客属会馆文化在缅甸客家社会的凝聚力正在减弱

客家人迁居海外之后，通过客家会馆这种“抱团式”的组织形式使个人及客家文化在异质环境中得以生存。早年客家人闯荡海外，想要在当地扎根立足，离不开客属会馆的帮助和扶持。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加快打破了原有的客家人聚居的基层社区模式，缅甸客家人在工作生活中不再依赖于社团组织的扶持。目前作为客家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客属会馆也面临发展困境。

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使得客属会馆的存在变得似乎可有可无，其凝聚力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现在缅甸第二、第三代客家移民已基本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族群认同有不断淡薄的趋向。据笔者对仰光一些土生客家青年的调查，很多人已经不会讲客家话,也不爱标榜自己客家人的身份。他们对客家文化不太了解，也较少参加客家人的会馆组织，客属会馆组织开展的传统活动对他们缺乏吸引力。现今缅甸仰光的客属会馆都或多或少地面临发展困境，客家会馆在日常运营中有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趋势，再也难以像过去一样发挥凝聚族群向心力的重要纽带作用。

(三)客家文化在缅甸社会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

缅甸的客家文化始终无法融合到当地主流文化中去,这使得客家文化的生存空间变得极为狭小，年青一代缅甸客家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正在弱化。在缅甸客家人中,早期客家移民在当时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对客家文化和族群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以自己的客家人身份以及会讲客家话为荣,热心参与到客家传统文化活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客属组织中。

然而，作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如今中青年一代的缅甸客家人在缅甸土生土长，对祖籍国内的家乡不再有强烈的乡土情结。他们的国家认同变成对缅甸的认同，青年一代的缅甸客家人在文化上也更多地受到缅甸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坚守非主流的本族群传统文化需要很大的自觉性，作为未来客家文化的主要受众和传承者，侨生的第二、第三代客家人已经丧失了这种文化自觉性。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当代客家文化传承的环境和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年轻的缅甸客家人在语言和生活习俗上已经缅化，他们从小接受缅式教育，讲缅语，穿缅族服饰，同缅人通婚，可以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已经基本全面融入了缅甸当地社会。

结语

安东尼·吉登斯曾说：“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30]文化不应被认为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对客家文化的传承也应当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全球化给缅甸客家文化传承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转型发展的机遇。只有努力挖掘客家文化内部蕴含的现代属性，才能吸引海外年青一代客家人主动拥抱客家文化。

缅甸客家文化有其发展的特有历史轨迹和规律，其客家意识和对客家文化的认同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在应对全球化对族群文化的冲击过程中，缅甸客家人在文化认同上也正经历着不断调整适应的艰难过程。就目前形势来看，当代缅甸客家人身上的客家文化特性正在不断被稀释,被时代大潮裹挟着不断融入更大范围的华人社会和当地主流社会。随着方言作为维系华人各个文化分支内部认同的纽带作用逐渐丧失，缅甸客家人在文化认同上也势必经历一个由族群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的范式转变。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将超越方言族群的认同成为未来缅甸客家人文化认同的主流趋势。缅甸客家人作为“客家人”的自身族群属性或将逐步弱化，而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的民族属性将在同侨居国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交流中愈加突显出来。缅甸客家文化及其文化身份的可贵之处,或许就在于同缅甸当地文化的长期碰撞与交流过程中，多元融合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品质。对客家文化的表达不必拘泥于追求传统仪式感的窠臼，它事实上体现在每一个客家人日常生活中最平常、普通的文化事象中。

【注释】

[1] 《客家人》杂志创刊号，梅州客家联谊会、梅州日报社、梅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共同主办，1990年第1期，第51页。

[2] 吴福文：《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新华网，http://www.jx.xinhuanet.com/jxkj/2003-03/27/content_341077.htm

[3] 张振勋：《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载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42页。

[4] 道光年间编修《永定县志》，卷16，《风俗》，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资料室藏影印本。

[5] 黄伟慈：《缅甸的客家人》，载《客家人》杂志1995年第2期。

[6] 赖涯桥：《从新加坡客属会馆的变迁和发展看客家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自我转型与创新变革》，载《南洋客属总会80周年纪念特刊》，南洋客属总会80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2010年。

[7] 黄悬材：《西稽日记》，引自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123页。

[8] 转引自范宏伟《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变迁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4月，第51页。

[9] 曾克念：《锦绣缅甸》，著者自刊，1939年，第227页，读秀文库文献。

[10] 姜永仁：《缅甸华侨华人与缅甸社会与文化的融合》，《东南亚》2003年第4期。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2]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3] 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14] 福建省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缅甸(汀州)永定会馆将举行成立九十周年会庆》，《永定乡讯》第135期，永定县情网，http://www.ydxq.cn/class_list.asp?id=169，2016年6月3日。

[15] 黄绰卿著，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10页。

[16] 罗勇：《文化与认同——兼论海外客家人的寻根意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7] 古山梅：《“爱国是华侨的天职”——胡文虎先生几件事》，《福建乡土》2007年第4期。

[18] 张侃：《从社会资本到族群意识：以胡文虎与客家运动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9] 林锡星：《缅甸华裔精英与知名侨》，《世界民族》2001年第3期。

[20] 《缅甸唯一健在女性远征军老兵：当年参军就为不结婚》，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40817/41611967_0.shtml

[21] 《饱含深情的餐叙会——缅甸华人华侨庆中国国庆》，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 com/overseas/2006-09/25/content_5135030.htm

[22] 《内黄县颛顼帝喾陵祭祖节(2002—2010) 》，安阳文化产业网，2010年12月21日，http://www.aywhw. com/bencandy.php?fid-76-id-738-page-1.htm

[23] 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编著《第1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1996年，第19页。

[24] 《客家人给世客会组委会写下感谢函美好记忆永留心中》，开封政府网，2014年10月21日，http://www.kaifeng.gov.cn/sitegroup/root/html/8a28897b41c065e20

141c3f8db4205fa/133b6047d7ed41eb947bbafa3dac83d7.html

[25] 《旅缅客属联谊会举行第十二届新职员就职典礼》，缅甸《金凤凰》中文网，http://www.mmgpmedia. com/sino-mm/4487-2013-09-26-07-57-46

[26] 《缅甸客家应和会馆捐款救灾》，梅州日报网，2008年8月12日，http://www.dabu.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0&id=1955

[27] 《梅州市华侨博物馆举行缅甸展厅揭幕暨〈平凡岁月——爱国华侨王俊宏传〉首发式》，梅州外事侨务局网，http://www.mzwqj.gov.cn/html/jxgj/2004-09-22/822840.html

[28] 福建省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永定乡讯》第137期(1)，永定县情网，http://www.ydxq.cn/class_list.asp?id=173，2016年6月3日。

[29] 《梅州市侨联组团首访缅甸取得圆满成功》，梅州市侨联网，2013年11月25日，http://www.gdql.org/jcqldt/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561

[30]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责任编辑：吴宏娟】

Assimilating into or Sticking to: Myanmar Hakka’s Cultural Adjustment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Zhong Guifeng & Song Shaojun

(Center for Hakka Studies,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Myanma; Hakka;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Adaptation

“Hakka” is essentially a cultural concept, the common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 Hakka ethnic identity. For Myanmar Hakka, its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Hakka people of the entire value system of their own historical memory and identi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Hakka dialect, Hakka Hall as a tool to maintain internal identity link function between Myanmar is being erode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Myanmar Hakka is also bound to experience a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process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a “nation - state” Identity Paradigm. Ethnic identity Of Chinese tradition will exceed Hakka cultural identity becomes all overseas Hakka cultural identity’s future mainstream, including Myanmar.

2016-04-05

钟贵峰，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宋少军，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世界史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江西省2011年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港澳台与海外客家研究”(KD201506)。

D733.737A

1008-6099(2016)04-009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