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建 华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及其中国学研究探析

陈 建 华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摘 要：费正清是美国人审视中国的一扇窗口。基于基督教、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年鉴学派等思潮的共同影响，费正清在其研究中从文化的视角来对中国历史发展、西方的侵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费正清中国史观。其著作与理论观点不仅向普通的美国人展示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引领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的擅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关键词：费正清；中国史观；美国中国学

费正清是一位汉学研究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论”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代表性观点，主导了当时美国对华理论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费正清的研究范式也为后来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其对于中国的研究也拓展了世界原本对于中国的认识。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致力于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外交史和制度史，开创了美国中国学，并且向专业读者和一般读者展示了他所提出的几个综合性命题：传统中国的性质，改造这种性质的历次革命动荡，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作为政策制定的顾问和辩护者，以及作为近代中国的解释者，费正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不仅仅是去理解历史。

一、研究与审视：费正清的中国史观

（一）费正清其人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国以“中国通”而闻名，有极为广泛的中国人脉。“费正清”是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梁思成与作家林徽因为其取自“正本清源”之意。作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与中国史研究人员，费正清对中国文化的内核、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化、中国传统等都有极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旅居与学习期间，实地调研以及蒋廷黻先生的帮助使之受益匪浅，其影响延至上世纪70年代。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对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做出剖析。其代表著作为《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美国中国史体系，为美国社会展现了一条从中国古代汉学到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

费正清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在政治上同样成绩斐然。这主要是表现在关于中国社会革命与对中美关系问题层面的研究。

一是对中国社会革命的看法。费正清既用“社会革命”来表示包括民族、民权、民生在内的全部革命进程，同时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用它来表示中国维新派的希望和抱负。他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相联系，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强大的传承力，才使得中国文化保持了封闭性状态。作为官僚的学说，儒家自称是一种正统观并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蓄意制造的惰性”，但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被动性地实现现代化的过渡。

二是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研究。研究分两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内革命战争阶段与60—70年代中美建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费正清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核心，采取双重标准，主张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借口抛弃处于孤立状态的国民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败亡；在第二阶段，费正清创办费正清东亚研究所，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的新思考等著作，极力推进中美关系的融洽性发展，为中美外交恢复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二）费正清的中国史观

1.文明的发源理论

费正清中国史观就是指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历史及其相关问题的根本观点或是总的看法。在费正清看来，中国文明的发展与西方文明的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因而提出“避免将欧洲的评判尺度强加到中国身上”的呼吁[7]（P47）。

从《美国与中国》（1948）到《中国的思想与制度》（1957），从《中国：传统与变革》 （1978）到《中国新史》（1992），费正清在其汗牛充栋的著作中始终从文明发源这一视角来进行分析。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属于内陆文明，起源于农耕为主的黄河流域，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与适宜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人保守、内敛、顺应天命、富有耐性的性格特点，这与西方文明恰恰相反，起源于海洋环境中的人们会借助于主动探索与外界积极开拓商务交流的通道，而中国人则是被动靠天吃饭，依靠自然的施舍来求生。西方文明从整体上来说就是一种开放性的文明，起源于大洋沿岸，从而大大锻炼了西方人勇于探索、致力创新的优秀精神品质，而中国文明的源泉则成为强调人的顺从的中庸思想基础，并在其后两千多年中成为维系中国群体意识，进而构建精神支柱的主要纽带。

2.文化的冲突理论

中国儒家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髓，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进而在中国几千年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费正清在著作中对西方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进行了深入分析，说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一是西方开放的近代社会与中国封闭的封建社会之间的互动。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在19世纪之前都是处于封闭状态下，立基于封建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皇权统治异常坚固，中国文化消极、墨守成规，充斥着顽固的惰性，而西方文化洋溢着勃勃生机，代表了不可遏制的活力。费正清认为，中西文化如冰炭一般，互不相容，一经接触就必定产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层面的广泛文化冲突。

二是永久性变化与周期性变化的互动。费正清认为19世纪之前的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周期性变化进程之中，农民运动的兴起与朝代的更迭总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这一周期性的变化并没有出现创新性的变革，依然徘徊于封建王朝窠臼之中，这一情况随着19世纪鸦片战争的到来而得到彻底改变。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小农经济基础被破坏，儒家思想的社会根基得到削弱，一大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思想开始启蒙，中国文化出现近代化发展的永久性变化，即通过那种似乎不可逆转的趋势，诸如妇女的解放，政党政治而不是王朝政治的开创，机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民主思想的传播等，而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新的面貌。

（三）对中国史观的审视

费正清被称为是“中国通”，在其研究中，费正清从文化的视角来认知中国，并以之为基点向美国人介绍了一个传统文化丰厚，文化价值观迥然相异的国度，在费正清的笔下，中国形象更具有文化系统的独立传承性与文化构成的特殊性的特点。

1.文化系统的独立传承性

费正清以历史考古研究为手段对中国的文化系统进行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鲜明的本土发展的轨迹，通过考古发现可以印证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演进，从朝代的更迭证明了中国文化传承具有独立性。费正清宣称： “在根本上，它（中国）对俄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异己的社会，它正在按照它自己的传统和情况发展”[2]（P3）。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即使在外国经济入侵的条件下，有限的对外贸易也无法改变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行为规范则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政府治理的必需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法律观念淡薄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一体，这种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高度稳定且自足，即使是在衰败阶段外界的影响亦莫奈他何。因此他得出“中国比其他民族更具有文化的统一性”[3]（P12）结论，这就自然排除了外来文化侵入的可能性。

2.文化构成的特殊性

费正清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中国人对汉、唐、宋的推崇导致了对蒙古及满族等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中国人没有表现出文化上的自卑感，他们或许害怕政治上的征服，但对文化上的征服连想也不去想。因此，中国的排外性与完全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中国不是作为一个文化小单位，而是一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的世界作出反应，甚至在其军事力量相对落后于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区时仍然非常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4]（P158-159）。

在费正清看来，文化构成的特殊性主要是体现在经济、军事、政治与宗教这几个方面。从经济的层面来审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落后农业国，具有思想保守、商业落后、科技创新力差等先天性缺陷；从军事层面来看，中国强化文治而不是武功，军备废弛，从而导致19世纪西方的侵入；中国的政治与宗教融为一体，中国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主旨是忠君爱国，据此而成为维系民族统一、文化一统的纽带。

二、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思想渊源

费正清植根于内心的基督教信仰成为其与生俱来的思想积淀，加之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从而使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史观。

（一）基督教信仰

从家庭视角来说，费正清的祖父是一位毕业于神学院的牧师，他的父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费正清从孩提时代就对祖父的布道笔记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而从家庭传承了基督教的信仰，他体悟道：“我不耻于对基督的信仰，因为它是全能的上帝拯救所有信仰者的源泉，首先拯救了犹太人，也拯救了希腊人”[5]（P4）。基督教的信念使费正清有种“拯救者”的意识，坚信自己信仰及价值观的真理性。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的母亲也出身于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醉心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关注先进的欧洲文化对美洲落后地区的同化和启蒙。母亲的熏陶根深蒂固地影响了费正清向世界推行基督教信仰和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思想和志向，使他有意无意地把中国历史研究置于基督教义的指导之下，将基督徒的布道者心态与学术研究课题融合在一起。来到中国后，费正清幻想将宗教与社会改革相联系，以此达到拯救中国苦难民众的目的，费正清把向处于苦难中的世人传播自由、民主的美国价值观作为其历史性的使命，并以之当作自己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费正清毫不隐晦自己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命运的关切。像美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希望并相信美国的价值观的成功，热衷于向中国介绍美国的经验。极端的种族优越感使他臆断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西方文明在道德、政治上优于中国文明，将引领中国的进步。对基督教以及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信仰，成为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思想基础之一。

（二）韦伯式命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他在《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式命题”，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探求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追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隘重重，缺乏一种类似基督新教的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以致于缺失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中国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理性化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断言只有西方冲击才能冲破传统中国社会的枷锁，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已是一目了然。韦伯的学说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生发理性资本主义，他所认同的现代化标准是典型的西方式标准，“是在韦伯式命题的笼罩之下”；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始终在这一命题轨道中徘徊，这种理论架构“内中有韦伯的影子在”[6]，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费正清就将中国现代化迟滞原因归结为儒家文化所导致的僵化性的政治体系与保守的人文思想。

（三）文化形态史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文化形态学派以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两个基本观点：一、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二、所有被称为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汤因比用“挑战与回应”的理论来解释文明发生、成长、分裂、崩解的原因，一种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对外文明的或环境的挑战作出有效地反应，否则终将灭亡。虽然历史上的26种文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并有自己的成就，但在尚存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远东文明、印度文明这五大文明中，只有基督教文明仍保持着创造力，具有最强势的发展势头。虽然费正清的文化冲突论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在表面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文化形态史观反对把历史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时代，而费正清作为一个中国通主要研究中国，侧重于近现代中国，这个研究对象比文化形态史观要小得多；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文明在哲学的意义上说来都是平行的并且是同时代的，而费正清认为世界历史有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划分，中华文明在中世纪比西方发达，近代则滞后于西方，但是两者的雷同之处确是毋庸置疑的。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是文化形态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他继承并发展了文化形态史学的传统。“从理论渊源而言，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受到汤因比“挑战与回应”之说的影响”[7]，“挑战与回应”理论在本质上与“冲击——反应”模式并无二致，而且费正清在其理论中也同样极力推崇宗教式的文化传播方式，并将其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主要手段。

（四）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

吕西安·费弗儿（Lucien Feffer）与马克·布洛赫（Mark Bloh）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年鉴学派极力推崇整体性的历史观，并将其称为最具价值的历史。他们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绝不能画地为牢，耽于一隅之见，因而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善用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强调文本研究和历史的现实功能。“费正清的历史观及其采用的研究方法，都烙有年鉴学派的影子”[8]。他的区域研究法所持有的历史回溯法、历史比较法和跨学科综合研究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使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张是一致的。《剑桥中国史》无疑是这一点的绝佳例证。费正清也声称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必须追根溯源，回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然后进行纵向比较和中西史的横向比较。他极为重视文本研究，强调使用中国的原始资料和档案研究中国历史。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典范，费正清向来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思想与实践的一致，毫不讳言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这种经世的思想更是与年鉴学派还原历史的现实功能遥相呼应。

三、继承与转变：费正清与美国中国学

（一）传统美国中国学的缺陷和特点

1. 史料的选择利用混乱

海外汉学在探究其中国的历史汉学地位时常常存在如何定义中国在研究中的位置的问题，虽然从当前角度上来看，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组合，然而在当前状态之下，对于中国的概念性描摹依旧是通过部分地缘性政治进行表达，以及传统观念的思维概括。在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强调史学观念与当前的汉学认知存在一定差异[9]。在史料的使用上，往往将目光集中于中国历史，并没有阶段性的分析，而且在研究的历史上可能会存在历史演进过程之中的差异，并且对具体内容的描述上缺乏阶段性的表达。

2. 事件和材料选择偏颇

传统汉学研究中往往存在对事件和材料选取上的差异，通过针对某一历史事件，来反映传统中国中所存在的问题。在选择材料的立场上会选择一部分在历史理解上和中国传统认知存在差异或是在历史上并非重要的历史材料进行结构性的推演和重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选择上体现的是国外视域的中国。这种观点充斥着政治性的判断和较为个人化的理解，难能客观。

3. 缺乏历史细节的审视

在费正清之前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往往在历史细节的还原以及对于中国的历史细节的表现并不突出，在选取历史材料的时候，更多的则是立论之后的辅助材料查找，论证并不科学。在一些史实细节上也存在一定的错误和漏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费正清之前的美国汉学家在汉学研究中存在比较多的论证上的疏漏和立场的偏颇。

4. 立场老旧

传统的美国汉学学者的汉学研究立场陈旧，还处于欧洲汉学的框架之中，基本上是为了学术而学术，注重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言的研究，漠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忽略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注。美国的传统汉学受当时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对于中国人的偏见，研究内容多充斥对中国落后局面和传统思想局限性的探讨，对于中国的文化特色、中国在历史演进之中的变化，以及中国文化的细腻与特殊性论证不多。

（二）费正清对传统汉学研究的创新

1. 提出了总体审视中国的意象观念

在费正清的研究中，大多立足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甚至是中国文化的主题角度展开，和后期展开研究的孔飞力、史景迁不同的是，费正清试图从历史变革与文化角度对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全新概括，提升了国外汉学对中国总体上的把握和认知，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和拓展了综合局面的变化。

可以看到，费正清一般以年代为线索，通过对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元素的考察，展现出中国的发展轨迹，而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原因，费正清也给予了一定的探究和解释。虽然解释和描述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费正清总体审视中国的意象观念还是颇具大局特色的，这也是费正清超越当时利用简单的立场和偏见对于中国文化做出注解的美国学者的地方。

2. 提出阶段性的历史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费正清对于历史的感念和当时的美国汉学家相比较更加的细致，而且更加注重历史节点和历史文化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改造和影响。他对于儒家和孔子的认识就恰好展现出作为美国人的费正清在理解中国文化上的科学史实观念的变化[10]。

费正清和当时的汉学研究者对于儒家文化和孔子的认识存在差异，在当时的汉学研究中孔子和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彻底落后的腐朽和保守的文化，也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费正清则认为儒家文化的出现首先和社会发展有关，在承认世袭制这样的历时前提之后，儒家的“道德”观念，以仁德主政的观念才是中国封建帝制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这一理解性的选择和差异也体现了费正清的历史观念，即站在相对平和的参与者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注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所特有的表现，以科学研究和资料分析代替当时美国汉学界的立场预判。

3. 详细科学真实的科学考证

费正清在论证中注重对于史实的运用，俯拾皆是大段的针对于传统中国的材料的考证，从夏商周国家如何攫取财富建立帝国的考证，再到近现代的战争和事变的冲突研究等等，费正清在结论上总结反而相比较同时期的美国汉学家研究较少，而更多旨在与从历史事实推演，以史料作为基底，对于中国在总体发展趋势上有相对的概括和拓展。

在资料收集上也可以看出其论证的详尽，在论证的资料上多以史料为具体佐证，相比那些以殖民主义观点论证其中国性的特点的学者来说其研究的深入和细节更进一步，相对其利用的方式也更为科学。在论述材料的选择上，费正清更加注重满清以前的史料进行研究和论证，费正清在撷取材料的同时也考虑到材料在论证的真实上的效果以及在论证的角度上的因素变化探究。

4. 超越立场的实证主义论证特点

在对于中国的论述中，费正清利用史料的分析归纳作为结论的根本材料来进行深层次的综合影响研究。与同时代的美国汉学家相比较而言，费正清在立场上表现的相对不明显，往往更多依据史料来为历史上或者是中国文化上存在的问题做注解，这一研究角度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思路，和同时代的汉学家研究比较而言提供了更多实证主义论证观点。

虽然如此，费正清在近代史部分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11]。局限形成原因既可以视为费正清本人和近代史的历史相隔时间较短，在正确审视历史上存在时空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其当时所处的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对于近代中国的看法也和他所受的各种思想影响有潜在联系。

四、总结

费正清作为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海外汉学家之一，在基督教信仰、韦伯式命题、文化形态史观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等思想基石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其特有的中国史观，即中国文化系统独立传承性、文化构成特殊性的文明发源理论和中西文化冲突理论。在其繁纷复迭的著作中，费正清以总体审视中国的意象观念、选择利用阶段性的历史展现中国发展的层级变化、以史实作为论证基本条件以及相对超越立场的实证主义论证特点展开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上始终呈现出密切跟进的状态，在研究方法上从社会全局性角度入手，在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在的空间探索上，费正清有独立的判断和依据科学严密的研究方式得出结论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美国汉学家对于中国的普遍看法和研究方式。

参考文献：

[1] Fairbank, J. K. & Goldman, M. China: A New History（Enlarged Edition）[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Fairbank, J. 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3] 费正清.观察中国[M].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5] 费正清. 费正清自传[M].黎鸣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6] 李帆. 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J].近代史研究. 1998,（4）.

[7] 张世明. 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J].史林. 2011,（6）.

[8] 高国荣. 浅析费正清的历史观与西方两大史学思潮的关系[J].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 1998,（3）.

[9] 夏明方. 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J]. 近代史研究. 2007, （01）.

[10] 叶哲铭. 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的史学研究模式[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6）.

[11] 吴原元. 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J]. 东方论坛. 2013,（06）.

责任编辑：侯德彤

On John K. Fairbank's Percep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CHEN Jian-hua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16, China )

Abstract:John K. Fairbank is reputed to be a window to Americans' eyes on China. His perception of Chinese history results from a cultura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estern invasion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 works and viewpoints not only reveal the dynas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to average Americans, but also infl uence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examines John K. Fairbank's perception of Chinese hisory, explores the hidden ideology and traces his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Key words:John K. Fairbank; perception of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作者简介：陈建华（1974-），男，福建仙游县人，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福州大学2014年度社科科研扶持基金资助项目： 跨文化视野下费正清的中国形象（项目编号： 14SKF26）。

收稿日期：2016-01-18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2-0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