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岳 武

（河南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清末蒙古地区禁烟活动探微

柳 岳 武

（河南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清末边陲地区禁烟活动属全国禁烟活动的特殊区域，随着全国禁烟运动的高涨蒙藏地区也被卷入。与内地一样，这些地区的禁烟活动并不理想，且因其特殊的边陲地理位置，更使这些地区的禁烟活动显得更为“荒唐”。初期各处采取“以捐代禁”做法，后来虽在清廷严令下进行查禁，但又因蒙汉杂居、职权不明，给彻底查禁带来困难，导致许多地方至清政权彻底崩溃前仍未禁绝，相反却成为民国时期全国烟毒的泛滥之源。

关键词：禁烟活动；清末；蒙古；清廷

清末之际，为改变中国三北地区严峻的边疆危机，清廷提出了一系列振兴蒙古计划，试图改变其过去羁縻治藩旧状，以抵制各国诬称传统藩部非中国“治土”之谣言。[1]（P21）为此，除发展蒙部生计、振兴蒙古教育外，改造蒙古社会、开化蒙古风气亦成为清廷在蒙古地区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其中禁烟活动就属蒙古地区社会改良内容之一，且在内外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地区全面展开。此类禁烟活动是否如某些学者所言，全国上下均“搞得很有声色”[2]，还是基于边陲地区的特殊环境而有所不同，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不仅如此，以往学者研究清末禁烟运动时，多只关注内地省份，对传统边疆地区涉及不足，导致清末禁烟活动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残缺。基于以上不足，略撰此文，是否有当，敬请方家赐正。

一、清末全国禁烟政策的出台

晚清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很快波及各蒙古地区，虽然此项活动会影响清廷此前藉此敛取财源的重大税收问题（如晚清各地军饷开支主要依赖烟税，全国烟税收入每年至少达一千万两左右），但至光绪三十二年十月间清廷已痛下决心、忍痛割爱、禁绝鸦片。该年八月清廷谕内阁就称，“自鸦片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此可谓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钦此。”[3]此前清廷为此已颁禁烟办法十一条。[4]至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又因各地禁烟成效不佳，清廷特设禁烟大臣，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理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充办理禁烟大臣，以便禁绝。[5]但“比年以来，虽迭经禁烟大臣即各省督抚将沾染嗜好各官查验参处，然玩违欺饬者，仍复实繁有徒”，为此清廷于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又降谕旨，要求各处严禁，其中蒙古西藏等藩部再次作为严禁对象，即“管理地方之将军都统等，亦须多访良方，设局施药”，“酌量本处情形，督饬所属，认真办理”。[6]

二、清末蒙古等边陲地区前期的禁烟情况

在清廷统一要求下，全国范围的禁烟活动在蒙古等边陲地区也在逐渐展开。但由于清廷自身对禁烟活动并未认真执行，相反却又依赖鸦片等土药，增征烟税，弥补中央、地方财政之不足，导致各蒙藏等边陲地区的主管官员，纷纷效尤。要么使禁烟谕旨成为具文，要么仿效内地“以税代禁”。导致在宣统元年二月份清廷谕令边陲地区统一禁烟的谕旨还未达到蒙古西藏等边陲地区之前，各处的禁烟运动多具虚文，以下代表地区的实例可为证据。

西蒙古宁夏部院属下的阿拉善亲王旗，早在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间，宁夏部院部郎全瑞就遵照清廷旨意，咨文该亲王旗，要求“禁止奸民种罂粟”，文称：“照得本部院叠奉大部行知暨陕甘总督宁夏将军抄录谕旨，一体饬禁私种罂粟，节经转行阿拉善鄂套克两旗认真禁止各在案。诚恐有不肖奸民违禁偷种罂粟，希图渔利，有乖定制。查罂粟恶卉贻害闾阎，有碍嘉禾，久干例禁。现今内地各省概禁私种罂粟，兹奉前因，合极查禁。倘有汉民藉在该旗蒙地定远营一带水泉圈地等处任意偷种罂粟，希图渔利，大干法纪，除派差前往会同该旗达尔古一体认真查勘外，相应备文移知，为此合移贵亲王旗，请烦查照来文事理，即饬印房传令管街之达尔古暨沿山之边官等会同院差，认真查禁，饬令一律改种五谷。如有愚民胆敢违禁不遵，立即按名提集到案究办，切速施行，须至移者。”[7]据该旗现存档案载，此后一直至宣统元年，差不多每年五月间宁夏部院都要给阿拉善亲王旗发内容相同的咨文或移文，前后共达十二次，具体时间分别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8]、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9]、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10]、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11]、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12]、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八日[13]、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4]、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15]、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6]、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7]、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日[18]。其中唯一例外是光绪二十六年，至目前为止，笔者还未找到如此咨文。但照常理推测，该年宁夏部院也应发送相同禁令。颇应引起注意的是，尽管宁夏部院先后十二年间均给该旗发送相同的禁令，但该旗并无回应，直到宣统元年，该旗才有回应，在“永成泰”贴出了禁烟告示，告示称：“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多罗额驸加四级多旗暂行护印协理四等台吉云骑尉那、记名协理四等台吉嘎，出示晓谕查禁鸦片烟事：案准陕甘总督部堂升暨宁夏部院诚，节次来文内开，准理藩部咨开，准钦命总理禁烟事务大臣咨称，查禁烟为自强之要政，内外均应一律查禁。今将原奏章程咨行该处，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等因准此，至一并解来章程、条约内，查阅奉上谕鸦片流毒危害甚深，若不认真查禁，恐禁烟之令难望依限实行，是故吸烟与种烟一律查禁等情，奉此。窃查现在已奉上谕严禁吸烟种烟，通饬内外一体遵照，事属甚要，为此拟应出示晓谕，仰蒙汉官民人等全行周知，一体遵照，各要严戒禁止吸烟种烟，仰符谕旨严戒，俯全其身爱己，勿得怠忽从事，至干重究，悔之不及，为此特示，毋违遵行，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实贴永成泰。”[19]

尽管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蒙旗一体查禁，尽管陕甘总督、宁夏部院也多次行文阿拉善旗要求该旗一律严禁种烟和吸烟，但该旗所属地面似乎并未严厉查禁。也正如此，至宣统二年，宁夏部院又给阿拉善旗咨文，要求严禁种植罂粟。该年三月十三日，该旗亲王、协理台吉那木吉勒、嘎拉生却各都布，又代表该旗出示禁种罂粟告示，贴于定远营等地。告示原文如下：“办理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旗印务乾清门行走镇国公衔世袭罔替协理头等台吉加二级塔、协理四等台吉云骑尉那、记名协理四等台吉嘎，出发禁种罂粟告示晓谕遵行事：兹准宁夏部院咨开，‘照得鸦片流毒遗害最深，现闻各处均已禁绝，惟我宁夏内外之地，尚未断除。叠奉谕旨，自当实力严禁，庶不负朝廷图强之意。禁烟本属上遵朝命，下系民生，凡内外各地，自当互相痛除，绝其根株，以立自强之志。现值农事正兴，务饬各地户等有已种罂粟者，即为翻犁改种五谷正粮，俾免自取咎戾。拟合备文移请，为此合移贵亲王旗护印协理台吉等烦为查照，即希传饬各地户一体周知，勿得再种罂粟一茎一苗，倘有不肖顽徒，违禁妄行，一经查出，定行重治藐法欺公之罪，断难姑容，是为至要等因准此。’理合当即出发告示遵行，为此仰该处员弁蒙民等一体周知，原奉旨严禁种罂粟，一律严禁，如有违者，立即拿获，按律惩办，绝不姑容。为此出示晓谕，遵行勿违告示。右仰通知。宣统二年三月十三日，实贴定远营、道蓝素海、磴口、哈尔和呢图、沙金套海，勿损。”[20]

除阿拉善旗外，此间报界对某些蒙古禁烟活动也做了报道，如报称：“字林报云，蒙古色（木咢）格河地方有禁止鸦片会，同伸庆祝，因该处有天然出产之戒烟草，自服此草戒烟后，进口鸦片每月已减少至十八箱，土人之售卖者亦每月减少二万六千元。”[21]正如以上阿拉善旗一样，彻底禁绝鸦片会影响各处收入，导致这一禁烟活动一开始就遭到管理蒙旗的一些将军、大臣、都统、乃至王公台吉的消极应对，他们往往采取变通办法，以税代禁。如热河属蒙古地区，光绪三十四年清廷新章下发后，热河奏称已让各属查禁，三二年内可一律禁绝，但实际上仍是禁而未禁。如禁种只允减种，不允增种，基数以三十年为准。同时又称口外烟户民蒙各半，贫苦居多，不可遽禁。[22]（P146-147）至宣统元年二月，清廷又下禁种令，热河才开始不让种烟。至该年三月热河奏报该处禁烟办法时又称：先令烟馆、烟店不准开卖，然后清查吸户，发给牌照二万三千余张，土膏店卖烟只能卖给有牌照者，戒绝缴牌者1345人，膏店歇业者1356家。但直到宣统元年十一月再次上奏时才称，该处禁种已经断绝。[22]（P65-66）

除热河外，早期外蒙古所属库伦禁烟办法同辙，施行“以税代禁”政策。如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库伦办事大臣接禁烟谕旨后，虽也札饬图车二盟即沙毕衙门并库伦恰克图两章京遵办。但其回奏清廷时却称：“库伦所属，向不产种烟土。市面销售者，均来自甘凉等州。其吸食之人，多系贫苦工作。若令即时断绝，恐有碍生计，库地购办药料，亦属艰难。”[22]（P234-235）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间库伦办事大臣延祉上奏清廷库伦土药捐税事务时又称，库伦地方间有一二家种烟者，多为自己吸食，光绪三十三年按朝廷要求，开始禁种，但仍有来自陕甘贩卖者。该处按禁烟章程对各店铺土药进行稽查，发现好多土药未贴印花，询之商贩，未在库伦纳税。藉此可见，库伦地区的鸦片贸易也很猖獗，而此前库伦地区不向土药征税的做法，更刺激了此等贸易的发展。为此该大臣电度支部，请求办法。度支部复电称，各省向章，每百斤纳正税一百两，经费十五两，发给执照，黏贴印花，任其所之，不复重征。“现在库伦尚未奏明办理统税，所运库伦土药，若查无部局照花，到库落地销售者，可令照纳。至无部局照花，由库过境者，仍由落地省份完纳统税，在库只可酌量抽收。”[23]该大臣遂决定今后此项私贩土药，“无论由何省贩至库伦，亦无论再贩往何处”，一律照章补抽，并称“如此办理，虽与部章少有权变，而于烟禁颇有维持”。[22]（P7-8）直到宣统元年二月度支部再咨库伦办事大臣时才称，已接内阁谕旨，要求一律禁绝，即“禁烟一事乃今日自强实政，教养大端，于卫生足民与地利塞漏卮各节皆有极大关系，万国属目，赞助同殷，特是禁吸禁种及筹款抵补洋土药税厘三事，相为表里，……此项税厘关系军饷大宗，……国家财用虽绌，岂恃此酖酒漏脯以救饥渴而不为吾民除此巨害耶？”但当该道谕旨还未达到库伦之前，库伦办事大臣仍于该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奏清廷时称：“兹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准督办土药统税总局咨发到印花二万颗，执照箱单各一千张，土药章程十本。除自四月初一日起，再有外来私土，遵照部章办理外。查自上年七月二十日开办起，截至本年三月底止，计由甘凉而州运到私土十九万二千八百七十一两四钱，每两以三钱零八厘定价，按照值百抽五章程，每两抽银一分五厘四毫，共收市平银二千九百七十两零二钱一分九厘五毫六丝。”[23]以上所列烟土，均为私土，至于领有部局印花执照的合法烟土又多少，它们在库伦恰克图地区的贸易数量如何，限于史料的缺乏，无法考证。但据上文可知，此期间库伦地区的鸦片数量不少。不仅如此，此等鸦片税收的绝大部分上交了清廷。如以上二千九百七十两零二钱一分九厘五毫六丝土税，库伦当地除扣留一成经费银二百九十两零二分一毫九厘五丝六忽和汇费加平补色银一百九十两零一钱九分八厘一毫六丝外，实交清廷部库足银二千四百八十三两零零四毫八厘七丝。[23]

直到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库伦办事大臣接到清廷内阁要求边陲地区一律严禁鸦片的谕旨后，才加以应对，特派电报局委员顾保恒会同管理商民事务章京景昌传集甲首，设立了戒烟公所，由该衙门捐助药费；又在库伦设立牛痘局，戒除烟瘾。一面派人按户查禁，但另一面却仍“严查甘凉私土，以抽代禁”，实则禁而不禁。[6]如宣统元年十二月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奏报清廷该处仍在征收土药印花税具体情况时就称：“嗣于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准督办土药统捐总局发到土税定章并印花执照等项，自应遵照定章征收，俾归划一。兹计自本年四月初一日起，截至十二月十五日止，由外路运到未经粘贴印花之土药共重六千一百五十五斤十四两，照章每百斤征收正税银一百两，共应征银六千一百五十五两九钱三分七厘五毫，并照章加抽一五经费，共合银九百二十三两三钱九分四毫。”[24]此等烟土照样属私土，对于贴有部局印花的合法烟土又有多少来到库伦，亦不得而知。不仅如此，库伦地区征收的烟税绝大部分又上交了清廷。如该大臣奏报就称，以上征收的七千零七十九两三钱三分一厘五毫，除把经费银九百二十三两三钱九分四毫作为委员书役等办公经费留库使用外，其余正税六千一百五十五两九钱三分七厘五毫，全部存入大清银行库伦分行，解交清廷。[24]

三多任库伦办事大臣后开始尝试解决库伦地区民人的吸食鸦片问题，他曾遵部章将牛痘局改为卫生局，又在西库伦添设分局一所，兼管禁烟事宜。所需经费，除由甲商等月捐银币一百元外，又由三多等养廉银内每月暂捐银一百两。后因库伦所收货捐随时发存银号按月生息，每年可得银一千数百两，将其移作卫生局经费和禁烟之需。[25]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又向清廷奏报属下禁烟情形，称蒙地高寒，向来不种罂粟，禁种一事毋庸置议。蒙古人种吸食者不多，主要为过往客商和民人，该处戒烟局已并入卫生局，由华俄医生配药施发，“戒除之人，业已不少”。官员让各具保结，保证不吸食，东营子、西库伦原设烟间经勒令闭歇，缴呈烟具、监视焚毁。但市面未设立巡警，禁绝不理想。而实际上三多所拟办法与前任大臣也无实质区别，仍在施行“以捐代禁”政策，即一面仍仿照京城办法，略加变通，刊给执照两种，一为铺户售卖烟膏之照，一为民人吸食购买之照，均令按月一换。该铺售卖一两，应缴照费银一钱五分，售土一两，应缴照费银一钱；民人日吸一钱，应月缴照费银二钱。以此类推，责成卫生局经营，要求各铺与吸食户按月减少十分之一，由局员于开发照之日核明填给。土车两盟地方辽阔，户口散漫，只能责成盟长及各札萨克查禁，令各吸户一体呈报领照。[26]

早期外蒙古所属的乌里雅苏台办法与库伦亦同。如光绪三十二年冬将军奎焕接禁烟章程后，曾“晓谕”营房官兵、一体禁绝，但未筹议商民。不仅如此，该处又加抽烟捐，编练巡警。如光绪三十三年奎焕上奏清廷时就称：“乌城向来不栽种罂粟，盖无□店烟馆，而吸食者皆仰给于古城。每年商民由古零散带来者，实不知有若干数。若不实力整稽，总该严法查断。而来不清，终恐隐瞒偷食，未能照限一律戒净。反复筹思，惟有仿照内地土药统捐办法，凡由古城来乌商民，即责成巡警官兵，认真搜查。无论带有烟土多少，每两按七分抽捐，黏贴验票，方准售卖。否则查出重罚。抽得捐银，即为专办巡警之用。”[27]如此禁烟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年西路所来烟数不下数千两。

同属外蒙古所属的阿尔泰地区则因各处汉民稀少，吸食鸦片陋习还未沾染当地蒙哈，禁烟工作较为容易。又因无多少吸食者，地方官员亦无机会搞“以捐代禁”政策。如阿尔泰地方自光绪三十二年接会议政务处禁烟章程后也开始禁烟，主要对象为文武各员，“一体懔遵勒限戒断”，民间则将工作重点放在“减种”方面，要求“两年后不准再种。”[28]光绪三十四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再次奏报时仍将阿尔泰地区禁烟重点放在“减种”而非立即“禁种”方面，即“阿尔泰缔造伊始，境内汉民寥寥，前种罂粟仅供自吸，蒙哈不谙耕种，亦尚鲜此嗜好，比之他省较易禁革。奴才于抵任之初，汉民咸来求贷牛种，见其癯瘠褴褛情形，实为可怜。当经奴才借给银两，劝谕相率力田，不准再种罂粟，且须戒断烟瘾。自奉到禁烟之令，又经出示严禁，勒令次年减种一半，两年后务绝根株。凡来阿地贸易者，不得售卖烟具，违者销毁科罚。”[29]

三、清末蒙古等边陲地区后期的禁烟情况

尽管清廷中央和分管蒙旗的各地方官员基于多种因素，初期对边疆地区的禁烟活动多实行“以税代禁”的政策，但至宣统后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禁烟大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卷入其中，开始较为积极地尝试彻底禁烟活动。这亦可从以下地区的具体实例得到证明。

如科布多参赞大臣于宣统元年正月亦向清廷奏报该处禁烟情形，称科城蒙古游牧向来不种罂粟，禁忌吸食艳片，居留该处商民人较集中，稽查较易，禁绝尚非难事，吸食者主要为满绿官弁等一集兵民人，虽有禁者，但不确实是否禁绝，为此又在城内庙宇闲房设立禁烟局一所，月费用百数十两。[22]（387-388）宣统元年六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又向清廷奏报禁烟情形，该大臣接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新颁禁烟上谕后，设立了禁烟局，并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日开办，“凡有客商前来科城贸易之人，所带货物，饬知巡警队官兵等用心侦探，内有夹带烟土等项，不论多寡，准其拿获。如查验贼证俱实，贩运者照例治罪”。“自设局以来，密加访查，迄今尚无敢有私运夹带等弊。现已广购方药，极力劝导，但有治染嗜好之人，无论官弁兵民，均令分班调局查验，询其吸食年份之远近，复其烟瘾之重轻，酌量配给药饵，妥为具备宿食，分别限期戒断。”[30]

又如阿尔泰，至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再接清廷禁烟上谕后，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称，阿尔泰“禁种”工作已经完毕。即阿尔泰“地处荒陬，草莱初辟，蒙哈牧而不耕，亦尚鲜此嗜好，惟少数之汉民曏种罂粟，迨设官后奴才多方招徕，商贾渐集，其中杂售烟土烟具者不无其人，故禁贩宜并以禁销，而禁吸更难于禁种，数者并行不悖，尤贵持之以恒。查禁种即以奴才前定缩短期限限自光绪三十三年为始，分年减种，迭次查出违种烟苗地亩，无不立时铲除。果系无力之家，仍各发给银茶加以恺切开导，劝令另购五谷籽种补种有益衣食之植物。似此恩威并济，俾知法在必行，逮至本年一律停种，四出清查，委已根株尽绝。奴才犹恐无知愚民潜商素识之蒙古哈萨克等在各和硕鄂托克内山沟僻处私自布种，亟应密为之防，曾饬各蒙哈官目等切实查报，倘敢徇隐，一并严惩，并先后拣派得力员弁分往搜查，均无违禁情事。”除禁种之外，阿尔泰也开始施行“禁吸”。首先，职官被作为严禁对象。即“必自职官始，盖以官为民表宜先树厥风声，奴才每于接见僚属时节经面加告诫，不啻三令五声，其深知惭奋者，固不乏人，而托病偷吸者亦属在所不免。上年复经遵照禁烟大臣查验章程将所属文武各员弁认真调验，切实取结，不准稍涉瞻徇，其巧为掩饰及访问明确者均予撤差革退，即续调投效各员弁亦皆饬取委无嗜好切结调验属实，方予差委。”“本年复遵禁烟大臣咨到续拟禁烟办法将文武员弁无论素不吸食及实已断净者实力调查，更虑耳目难周并通行各首领官严切验报，并饬各取同官保结，责成互相访查，遇有违犯，随时禀揭，免其初保之咎，倘敢扶同欺饰，别经发觉，从重并惩。”其次，民间也列入查禁对象，尝试寻求民间禁食之法，改变“边地药料全无，良方难得”局面。为此该大臣“委赴京各差便购运戒烟经验药剂来阿，凡齐民之有烟瘾者，传令赴局领药，概不取值，俾其乐从”。今后“人民日众，尤当先事严防，已饬行营营务处随时逐户挨查，此历年禁吸之实在办法也。”其禁贩运之法为先行“剀谕各商家，将现存烟土烟具派员眼同给价烧毁，再敢违禁渔利，照例科罚。”经如此查禁，该大臣认为，效果尚好，“比来多方探访，尚无阳奉阴违者。”[28]

再如塔尔巴哈台，宣统元年九月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扎拉丰阿上奏清廷塔城禁烟情形，称该处两额鲁特、土尔扈特、缠头回、哈萨克吸食大烟者百无一二，已一律禁绝，但旗绿官弁兵丁吸食者较多。重点查禁客商居民，已禁绝者十分之七八，总体上禁绝者已达到十分之七八，要全部禁绝不难，为节约经费不设禁烟局，力求全部禁绝。[22]（P55-56）

至宣统二年后，参与禁烟的蒙古区域更多。如乌里雅苏台直到宣统二年后也才开始“严禁”鸦片。新将军堃岫上任后于宣统二年间将查禁对象转向商民，在城北菩萨庙内设戒烟局一所，并于该年七月初六日开办，[22]（P255-256）每月需费一二百金。[22]（P128-129）至该年十二月，堃岫上奏清廷时称：“自开局之日起，约定一年为限，届时如果一律戒清，即行奏拟裁撤，以节靡费”。该将军又饬该局管理各员“遂□分期，详细调验，妥为注册”，自己亦不时密查，以杜弊混。该将军称：“所幸乌属蒙民素不嗜好，未便调局查验。其余官兵商民人等，复其总数尚不满千，□□旧染断清，或形踪可疑，□□□□□□，但能经意直前，实地推行，自不难扫除沈痼，以清毒源。”[31]

又如内蒙西部的西蒙古阿拉善旗，至宣统三年在全国上上下下的禁烟运动推动下，该蒙旗亦开始改被动为主动，主动贴出了以该旗自身立场立论的禁烟告示。告示称：“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加二级塔，出示晓谕严禁吸食鸦片播种罂粟事：窃查鸦片烟之流毒已非一日，来自印度，入我中原，士农工商，尽入黑籍，人人知害，甘心受其荼毒，妇孺子女自误，个个爱贪，有意要作废人，形同骷髅，实属非人，似鬼色成，青绿猛见，触目惊心。食之为害，殊难枚举。欲要节其流，莫先塞其源；欲要绝其食，莫若禁其耕。现值富国强民之日，兴利除弊之时，朝廷三令五申，官长家喻户晓，维新要政，首以禁烟为重大之案，煌煌明文，通行中外。竟有不法之徒，藐视王章，明知故犯，终难自返。颓坠之民吸食无止；奸商之徒，贩卖图利，愚顽之农，播种更深，三者俱难宽容。自示之后，各宜凛遵。倘再违抗，即加严形（刑）。无论府内外官民农商蒙汉人等，或私行偷吸，或贩卖经营，或任意播种，一经查出，即时纽（扭）送公所，先行责罚，后再送交应管地方官，照例治罪，以警效尤，为此晓谕，各定远军民人等一体周知，如有故犯，决不姑容，言出法随，非同虚文，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特示。右仰通知。实贴腰坝、道洛素海、哈拉和泥土、沙金套海、磴口、定远营，勿损，宣统三年二月十九日。”[32]

同年六月该旗又回文陕甘总督，报告该旗具体禁烟情况。文称：“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加二级塔，为备文咨复事，本年六月十三日案准贵督来文内开，除原文有案邀免赘叙外，尾开迅即饬属认真办理，足纫公谊等因准此。敝旗会同宁夏部院正在痛除烟苗之际，又蒙催促，何敢稍缓。且叠奉朝旨，不啻三令五申。敝旗既在藩属，当伸公益，明知内地克期禁绝，一律肃清，敝旗岂容枕毒自安，贻人口实哉。查此毒卉果尔永绝根株，实系富国强民之基础，中外人民莫不庆幸，敝旗亦愿同力合作，而收实功。宁夏部院亲至敝旗，当即会商，饬派兵役，遍处踩履，切实搜除，迨及敝旗所属北口外三道河子、沙金套海一带，无分畛域，一体廓清，而归划一。犹恐办理不善，酿成事端，是以几经顾虑，大费周章，方期平妥竣事。兹准前因，除咨复宁夏部院外，相应备文咨复，为此合咨贵督部堂，请烦查照，望切施行，须至咨复者，右咨钦差都察院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粮饷兼理茶马□□□□。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八日。”[33]同时，该旗又向宁夏部院出具了禁烟甘结，文称：“为具甘结咨报事，于本年六月十三日，准宁夏总镇来文内开，严加打除罂粟，禁绝毒卉播种吸食等因，准此。窃查此案前于五月十五日贵部院亲至本旗定远营，民人略为所种罂粟，当即本旗派委弁兵等会同院差员役，逐日严禁毁打绝净，现在一体竣事。自此以后，不准播种一茎半苗，永远禁绝，流存毒卉。除由定远营佃户民人等取结外，再有本旗北界沙金套海一带地方所种罂粟，已经由贵部咨请宁夏总镇派出兵丁协同温哨官及蒙员一并全行打除缘由，相应备文咨复，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转咨施行，须至咨者，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八日。”[34]

但宣统三年闰六月间，宁夏部院又咨行该旗，称该旗查禁罂粟仍未禁绝，存在大面积偷种、贩卖、吸食事，即以前查禁徒具形式：“钦差驻扎宁夏办理蒙古民人事务部院诚为备文移明照办事。本年六月十五日，案准署宁夏道孙移开，案据夏朔两县绅民王克明、马自成等禀称，为禀明贺兰山后种植罂粟事。窃自禁烟条约订定以来，关系中国富强之基础，在此一举也，朝野上下积极奔走，均知舍此无一救亡。关心国家者莫不留意焉，所以朝旨敦促实行禁烟章程，各省督抚奏请缩短禁烟期限，务期于速清毒卉，永绝根株。凡隶版图，一体廓清，用昭信守，而示划一。查甘省地际沙漠，土产浇薄，惟有产烟，特属大宗。然而无知愚民纽于贪图，违章抗禁，已正典刑者不止一人，如去岁朔邑之姚明是即明证，今春六属罂粟仍然偷种，蒙我老大人设法善禁，幸得不动声色，禁绝各郡烟苗。古云得人而治诚哉言矣。近闻郡中街□巷议贺兰山右沿边一带自定远营北抵磴口数百里地盛植罂粟，大约万亩之多。昨据往来人言，谓部院往查数次，约待收获将毕之候，以打败苗为之塞责，部院之恤民不可问也。迩来山左贫民赶赴烟场者奔波满途，络绎不绝，纷纷异言，彼此不公。”[35]藉此可见，即使是宁夏部院曾亲至该旗查禁鸦片，但该旗禁烟效果仍不太好，多具形式，才有士绅联名举报事。

正是该旗烟毒未绝，且涉及王旗原府邸属地王旗佃民，宣统三年八月十六日，阿拉善旗亲王亲自以该王语气贴出了新的禁烟告示，文称：“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加二级塔，为出示晓谕遵行事，案查，前于光绪年间以来，严禁罂粟一案，原奉特旨颁行天下，一体除尽毒卉，即怀黎民守极保强之至意也。因此本王如影响遵照通行，饬到之时，发帖告示通晓次数亦多。惟有人民不能遵行，苟且违禁，在他处地面任意种烟流毒，使致蒙众被内地民人藉口连累，又在王地居住得获土利者亦系不少。屡次禁谏，该民人等置若罔闻，竟有如秦越之相视。自此以后，凡该佃户民人等均着永远摒斥罂粟，不准播种一茎半苗，并有民众等皆再如前流毒贩卖吸食者，务须随时稽查严禁治罪，实属不宽，为此特示晓谕该民人等，一体周知凛遵，仰答钦命特颁普及力强之殷怀，俯则勤慎保全身命家产之本业。尔民等其毋视为具文，偶然自陷法网，追悔不及，各宜恪遵勿违，乃谕，特此切示，右仰通知，宣统三年八月十六日，实贴沙金套海勿损，哈拉和呢图，道蓝素海，磴口等三处照此一样三张。”[36]

同日贴于定远营、前后二街等处告示，内容略为简略，文称：“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加二级塔，为出示晓谕事，前于光绪年间以来，严禁罂粟，屡奉朝廷谕旨，通行天下。本王遵即特此张贴告示晓谕，几经在案，所有佃户民等并不遵命，行若罔闻。自今以后，永远禁绝耕种罂粟，决不准留一茎半苗，播种吸食，为此特示晓谕众民人等一体周知，各宜凛遵，嗣后永为信戒，上则奉谕力强庶民之至意，下则尊为身命家产之良谋，勿违乃谕，切切特示。右仰通知，宣统三年八月十六日，告示实贴定远营勿损，南西二街均照一样二张。”[37]

结语

至宣统三年，清廷统治即将崩溃之际，各蒙部的禁烟活动也接近尾声。管理蒙旗的地方官员纷纷上报清廷，均称各地禁烟已经获得良好效果，请求撤除禁烟局。如宣统三年正月间，科布多参赞大臣就向清廷奏报该处禁烟情况，称已经结束，请撤去禁烟局。该处禁烟办法是令吸食者“酌令住局，由八九日以至十数日不等，总以明确断净，并无发瘾情形，始准出局”，[38]“出局后复行查验，如有复发者”，将严惩不贷。最初每月约有数十人入局，最终每月仅有三名，终于禁绝，请求撤局，节省经费。[22]（P105-106）又如宣统三年七月，乌里雅苏台新将军奎芳也奏该处禁烟结束，请求撤戒烟局事，称该处自设局以来，每月入局戒烟者最多亦不过数十人，按月递减，至宣统三年闰六月已届一年，现已多数戒清出局，请求裁撤该局。[39]

禁烟活动是清末清廷对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实行社会改良的代表举措，其主要吸食者当然是活动于该地区的汉族客民。[40]（P295-296）此等改良多少给传统藩部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禁绝鸦片者亦不少。[41]（P69-70）尽管如此，但至清政权彻底崩溃前蒙古等传统藩部地区的禁烟活动并未取得真正成功，各处初期多采取“以捐代禁”做法，其后虽在清廷严禁指令下进行查禁，但又因蒙汉杂居、管理职权不明，给彻底禁绝带来难度，导致许多地方至清政权彻底崩溃前仍未能真正禁绝。即如外蒙古所属库伦，宣统三年三月间《申报》报导该处禁烟一事时就称：“禁烟政令行已数年，内地颇著成效，惟库伦置若未闻。自三都护莅任，于禁烟一事颇称注意，即饬令卫生局妥拟办法，只以库伦地方商民居住散漫，调查非易。数月以来，仍未著实效。去年九月间经某日报曾揭登库伦鸦片未禁一段，三都护阅报后，责成卫生局严加调查，并著存土之家以及黑界中人，均限以十日报名卫生局，发给吸烟执照，然仍多隐匿不报。随于上月下旬在西库伦拿获私设烟馆之家，罚银一千二百六十两，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南□合永裕成店内抄获私土两箱，计三千余两，价值六千元左右，罚银二千两完案。似此情形，颇有实行之状。然而官界中人及与官界有连属之蒙古人家（即暗娼，此地名口贵者）因碍于情面，无人过问，仍吸食如故，而严拿重办者不过商人而已。”[41]（P565-566）不仅如此，清末民初乃至整个民国时期，蒙藏等边陲地区烟毒仍然严重。加之这些地区远处边陲，查禁不易，导致很多地方成为民国时期烟毒泛滥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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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出示晓谕严禁吸食播种罂粟事之通知（宣统三年二月十九日）[Z].阿拉善档,档号:101-09-00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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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奏为各城吸食烟膏者全数戒清如期撤销戒烟调验局事（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三日）[Z].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590-087,缩微号:563-2301.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41] 申报[J].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第一张第五版[111]. 宣统三年三月初七日第一张后幅第一版[111].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Opium Suppression Movement in the Mongolian Area in Late Qing Dynasty

LIU Yue-wu
(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a,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

Abstract:In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he nationwide opium suppression movement reached a climax, border areas were also involved, such as Tibetan and Mongolian areas. However, due to their far-fl ung status as well as the ＂absurd＂ measures, the movement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For all the efforts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owing to the bad performance of relative departments, opium was still being traded before the fall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became the source of opium in the periods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opium suppression movement； late Qing Dynasty； Mongolia； China

作者简介：柳岳武（1976-），男，安徽安庆人，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人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宗属体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0CZS01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八批特别资助项目“清代中国边疆危机及应对研究”（ 项目批准号2015T80765）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01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06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