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远

洛克文化视域下对大国政治悲剧的纠偏

陈哲远

本文从洛克文化解释国际政治格局角度出发，发现进攻现实主义同洛克文化在国家意图把握、生存目标和国家理性三个方面的论述中存在明显的分歧，由此导致两者在结论推导过程中的分野。针对米尔斯海默的论据，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和现实国际政治大背景的把握，认为更具解释力的洛克文化是对进攻现实主义的纠偏，不会酿成大国政治悲剧。

洛克文化；进攻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悲剧

温特指出，洛克无政府状态有以下四种趋势：战争即被接受也受到制约；相对稳定的体系成员和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低死亡率；国家之间的均势；中立和不结盟政策被国际社会所接受。［1］然而，以上四种趋势在今天的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是不证自明的客观现实，也并不直接能推导出是否会酿成“大国政治的悲剧”。所以，要寻求洛克文化与大国政治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回到米尔斯海默的文本当中，结合他的论据和洛克文化的内涵作进一步分析。

在导论中，米尔斯海默开宗明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安全竞争与战争已经消亡的观点是荒谬的。以德国为例，英国和法国虽然默默无声，但心中仍藏着根深蒂固的忧虑：一个未受美国权力约束的德国可能重染侵略恶习。［2］进攻现实主义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于认为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一并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提防：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2］洛克文化首先并不否认前两个特征存在的必然性，应该说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具有军事能力的国家行为体只是国家间相互提防必要不充分条件，命题的成立与否关键在于对“国家之间能否获知意图”的讨论。米尔斯海默在第二章论述国家为什么追逐权力的时候也有相似的论述。国家追逐权力的五个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2］至此，抛除共有的认知基础，洛克文化需要解释的三个主要的问题出现了：一是他国的意图是否永远难以把握；二是在当今国际社会，生存是否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三是作为理性行为体，大国追逐权力是否最大化符合其利益。在环环相扣的逻辑系统当中，每一单方面的突破都可以动摇整体的框架。笔者认为，相比于进攻现实主义，洛克文化在处理这三个主要的问题上更具有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大国政治悲剧逻辑的纠偏。

一、走出“最坏打算”：民主制和集体心理可预测

在洛克文化运行系统中，对于国家无法把握对方意图的判断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这正是在以主权制度为基础的文化中人们可以具有的期望。因此，国家得以对相互维持现状的意图作出可靠的判断。应当承认，这种意图的判断是基于主权制度作为一种得到广泛接受的国际社会的规范与准则，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至少能作为把握他国最坏意图的底线。由此产生的影响对国家对外政策有以下四个意义：第一，以维持现状的态度对待相互的主权；第二，国家从“高政治”中对于安全的担心到能够关注“低政治”的交流合作的转移；第三，军事力量重要性的削弱；第四，在战争情况下的“自我克制”。［1］既然上述四点具有对主权制国家对外政策的普遍意义，那么一国对他国所制定的外交战略就可以基于上述的四点并延伸开来，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他国意图的把握。很多情况下，意图是可以交流分析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必然处于黑箱状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意图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连续性。一个正常的国家通常会为了一个目标而持续地努力。虽然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没人能预料得到，但是战争只是手段不是意图。所以，并不是没法把握它的意图，只是没法把握什么时候会采取战争手段这种具体的问题而已。

如果可以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安全问题就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就存在通过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可能。因为如果其他国家的意图得以把握的话，不是必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而是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去解决冲突。比如，假设中美之间彼此知道对方的意图和所要达成的目标，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是否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如果不接受就要看战争的代价，而战争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双方都无法接受的。当然也可能存在不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办法，但并不是因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战争推导当下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两次世界大战跟德国领导阶层的欲望无限膨胀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无限膨胀的时候，别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他，因此是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予以解决的。

在无法把握对方意图的情况下还会导致“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文献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体现了进攻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2］意指一国增加自己的安全测度标准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看来，却是构成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然而，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并不一定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安全。因为可以以其他方式，并不是只有军事力量完全压制才能得到安全。单从安全角度看，并不是军事力量绝对优势才能得到安全。恐怖主义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安全不是绝对的，安全不完全是力量的问题。增强安全测度标准的方法非常多，比如，封锁（严格控制边境线，不让自由进入，实施严密的管控以防发生这种突发事件），而这并不会威胁他国的安全。

个人行为和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测的，而集体心理明显是容易把握的。究其根本，这是现代国家民主机制所发挥的作用。

纵观欧洲的发展历史，拿破仑差一点控制欧洲，而普鲁士曾经是最弱小的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题在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虽然英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远远不如它的鼎盛时期，但也不能说它是盛极必衰。毛泽东对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解答是“民主”。笔者认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严重的历史偶然性。探究拿破仑衰落的历史偶然性，当时大部分人反对拿破仑进攻俄国。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他一个人的专断和专制，征俄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不能否认，实际上法国的强盛本来依赖于拿破仑的个人军事才华。而当拿破仑个人的军事才华衰退之后，法国再也站不起来了。

由此可见，在内化的主权制度及民主机制的双重影响下，国家间的意图并不如米尔斯海默所言不能把握，即使不能完全把握，部分地了解他国的意图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区紧张的局势，避免陷入安全困境。

二、生存或毁灭：不再是一个问题

以上在论证第一个问题过程中，反映出在洛克文化下“生存是大国首要目标”的论断是不成立的。其根本原因是主权国家概念的确立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米尔斯海默通过对日本、德国、苏联和意大利扩张历史的描述表明，大国经常乐于使用武力寻求增加它们在世界权力中的份额，［2］借此向我们展示一个险象环生的国际政治环境。但是，在米尔斯海默所营造出来的紧张氛围背后，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环境之下各国生存的实在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高压的冷战对峙时期，在主权国家的生存状况最为堪忧的阶段，也没有打破洛克无政府逻辑。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洛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国际社会主导的规律。相比康德文化，洛克文化不是完全的法制体系，所以竞争关系并不排除暴力解决争端的可能。但是，竞争对手认为他者使用暴力的程度会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之内。［1］

如此看来，洛克文化对米尔斯海默关于“水体阻隔”相关阐释的正确性构成极大的挑战。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是当今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没有以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支配过欧洲和东北亚，而且也从未打算征服和控制这些遥远的地区。主要原因在于水域的阻隔力量，［2］海洋限制了军队投送能力。美国只是作为一个地区霸权的国家而存在。笔者认为，关于水域阻隔的障碍在现今已经不存在了，至少对美国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华盛顿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全球投放力量，而少有顾及地理因素。美国曾全力阻止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及苏联支配欧洲，阻止日本支配亚洲，但其最终目的不是区域霸权，而是全球霸权。如果仅仅是阻止其他区域霸权的出现，就没必要在那么多地方同时保持军事力量的存在，只需要适当协助并维持均势。在美国自身区域内，霸权自然没有人能挑战，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其他区域形成霸权，那么全球军事存在就没有意义，只要帮助其他区域维持均势，就不会有区域霸权出现。像曾经英国所做的一样，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介入欧陆事务。而美国所做的显然不一样，它在全球维持军事存在的目的在于威慑和快速反应，后者也是为了前者，只有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才能遏制其他强国的扩张（特别是俄罗斯，朝鲜，原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比如，反导系统的布置就是这个目的。如果美国只是满足于自己的一片区域的绝对权威，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遏制其他大国吗？遏制其他大国这一目的是保持军事存在的手段可以做到的吗？军事手段只能是威慑，快速反应和增强美国在军事存在地区的影响力，对于区域霸权并无裨益。但保持军事存在又是相当大的付出，所以由此推论出美国并非不具有全球霸权的野心，美国没有征服远方国家的原因不是简单水体阻隔的地缘因素所能解释的。

同样，以美国作为例证，温特认真考虑了美国没有吞并巴哈马的原因。他从洛克文化内化的第三等级的视角出发，认为吞并巴哈马会损害美国的名声，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1］由于主权规范得到很深的内化，美国根据主权规范界定自己的利益，并相应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巴哈马属于规范范畴之内具有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主权国家，因此，不去践踏巴哈马是合理的。［1］

三、安全困境、势力均衡与政治权力的悖论

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理性却不必然导致国家追逐权力。理性是对自己利益的判断，笔者认为，主权国家追求权力极大化并不总是符合自己的利益，也不一定就此获得极大的安全。以拿破仑战争为例，拿破仑法国对欧洲体系的主动塑造从意大利开始。1796年开始法国入侵意大利，而在此之前，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半岛始终受到奥地利的支配，但从这一时期到拿破仑法国崩溃，意大利受到法国的完全控制。虽然此时的意大利不可能是一个大国，但对欧洲外交格局的影响极为深远，标志着哈布斯堡皇室在中欧的主导体系的全面萎缩，而以法国的主导的中西欧新格局开始确立。

尽管从实际行动来看，拿破仑并没有使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等国获得统一和自由的主观意向，但他通过在法国的周边建立一系列仆从国，并在这些国家推行改革，仍然为意大利半岛和德意志诸邦的统一铺平了道路。而我们关注的是对中欧体系的影响。意大利、西班牙、第三德意志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统治范围萎缩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拿破仑统治了3/4的欧洲版图，直接控制的范围直达自然边界（阿尔卑斯山脉，莱茵河，比利牛斯山脉），［3］几乎重现了查理大帝时期的荣光。

然而，这一体系甚至脆弱得有些过分了。根本上，拿破仑的雄心壮志违背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倾向，［3］也就是主权国家原则，使他越来越多地遭遇来自民族主义的反抗。［3］法国以为，扩大自己的边界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这也说明，米尔斯海默所认为的相对权力的扩大能使大国安全得到更充分的保障的原则，在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与第六次反法联盟的战争中，拿破仑法国的战略形势恶劣到无以复加，甚至比百日复辟时更加糟糕。尽管有大约20万的法军精锐葬送在了莫斯科，在萨克森与联军决战的拿破仑军团依然庞大和难以战胜。麻烦在于强大的军团不得不困守从但泽到安特卫普、从汉堡到拉古萨的欧洲各要塞，不得不被伊比利亚半岛的反抗拖住了手脚，以至于无法在决战中倾尽全力，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以后退守法国本土之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散落在易北河，莱茵联邦和德意志的各个要塞中，直到战后才得以作为战俘被释放返回法国。这也被认为是拿破仑军事生涯为数不多的严重错误，也是彻底葬送他的帝国的失误。所以，扩大相对权力未必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安全，要以此获得更多安全的想法是荒谬的，这对进攻现实主义的根本逻辑（大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来保护自身）［2］构成了严重的质疑和挑战。

［1］［美］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王义栀，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

［3］C.W.克劳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美］杰弗里·帕克.傅景川，等，译.剑桥战争史［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0.16653/j.cnki.32-1034/f.2016.13.039

本研究成果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