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茜倩

贵州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探索
——以黔西南州为例

郭茜倩

本文以黔西南州社会治理情况及存在的难题为切入点，探究了贵州多民族社会治理遇到的问题，并做出几点思考。

贵州；黔西南州；多民族；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②贵州社会治理面对的问题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成分较单一省份的特殊性。要创新贵州社会治理的新途径，需要了解贵州省情、社会特点，以小见大对所遇到的难题归纳分析。

一、贵州多民族省份的社会特点

1.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

贵州全省有49个民族，其中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苗族、侗族、彝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羌族、满族、畲族、土家族、布依族、仡佬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等17个，其少数民族成分个数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相对其他省份较多，占全省总人口的37.9%。少数民族成分复杂多样，饮食、服饰、民居、语言、信仰、禁忌等大多与汉族有区别。

2.贵州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省内发展不平衡省份

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特别表现在工业化程度低、高科技产业不发达上。同时，贵州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省内辖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6个地级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仁怀市、威宁县2个省直管县级单位。从这11个地区2013年的生产总值及产业构成看，贵阳、遵义、毕节三市遥遥领先，其中贵阳、遵义两市2013年全年的生产总值均是黔西南、黔东南、黔南2倍以上。与贵阳、遵义汉族占人口大多数地区相比，少数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占人口大多数的县，如威宁县，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较低，第一产业占总产值比重较高。③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交通不变、信息闭塞、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有限，很多村民还在使用最原始的人畜力耕作方式进行农耕，存在人为排斥工业化及现代高新产业发展情况的黔西南州苗民抱怨说，你们汉族都有贵阳了，为什么一定要来我们黔西南。你们开矿、办工厂搞坏了环境，我们又得不到钱。这种将汉族与其他民族利益严格对立的观点在贵州少数民族观念里不在少数。除经济外，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也相对滞后。

3.贵州是一个山地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异彩纷呈的省份

“走遍大地神舟，最美多彩贵州。”特殊的地形赋予了贵州特殊的山地文化。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名副其实的山国。“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④为克服地形给农业带来的困扰，贵州农民修筑梯田、发展林业；由于潮湿、临山，很多少数民族形成特殊的民居特色，如吊脚多为两层木质结构，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山地经济使贵州人形成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耿直无华的品质，也使他们安于现状、封闭狭隘、不喜远迁、不善创新。

多民族赋予了贵州多彩的民族文化。例如，语言文化。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使用或部分使用汉语外，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本民族语言。贵州少数民族年轻后代自小接受汉语教育，较早融入外部社会，部分人已对本民族传统语言不太熟悉，而老一辈人日常生活还大多使用本民族语言。又如宗教文化，不同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尽相同。贵州“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种信教群众，少数民族占70%左右。各少数民族传统的民间宗教，在本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⑤宗教信仰的不同会使人形成特定的生活习惯。比如，回族多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规中“猪”是一种污秽动物，因此回民喜牛羊肉而忌猪肉，甚至忌讳听到“猪”这个字。其他不太了解的民族会由于用语不当或产生误会，甚至冲突。

贵州又是红色文化富集区。如遵义会址、息烽集中营旧址、凯里古州红七军军部旧址、江界河风景区等。这些红色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宝，也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

4.贵州是一个维护社会稳定压力大、任务重、难题多的省份

近些年，三股势力在我国抬头，不断制造各种恶性流血事件，如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云南“3.1”火车站流血事件等，给各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给维稳工作带来巨大挑战。贵州省虽没有发生重大暴力流血事件，但地处西部，与新疆、西藏、云南等地较近，加上民族宗教成分复杂，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传播极端思想的备选之地。特别是邻省——云南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省内常流传“恐怖分子逃至贵州”的谣言，使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社会气氛紧张。此外，走私、贩毒、非法宗教活动在省内未完全杜绝，也给贵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二、贵州省黔西南州社会治理情况及存在难题

黔西南位于贵州省西南面，地处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辖兴义市和普安、晴隆、兴仁、贞丰、安龙、册亨、望谟7个县以及义龙新区，有布依、苗、汉、瑶、仡佬、回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自治州总人口的39.7%。与贵州中东部地区相比，黔西南经济发展水平低，整体竞争力较弱。

1.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和不平衡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辅相成。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会有更多资源考虑发展社会福利，人民安居乐业、满足感提升，自然会减少摩擦与矛盾，促进社会稳定，降低社会治理难度；相反，经济发展滞后，人民对生活现状不满，容易引发冲突，破坏社会秩序，使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黔西南州土地资源多样，水能和矿产资源丰富，又有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州、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支持，但与贵州中东部地区相比，经济发展仍然滞后。从2011-2013年贵州各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看，黔西南州基本靠后。同时，农业为主、工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薄弱的产业结构也制约了该州发展，造成大批无业或待业人口，成为社会安定隐患。尽管省及州政府采取很多措施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特色旅游业和食品、手工艺品加工业，这里的经济状况仍不容乐观。

2.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和普及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黔西南地区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比如双乳峰、万峰林、三岔河等。又如，保存较为原始的布依族、苗族村落。这些少数民族在政府及社会组织帮助下，开始利用网络传播本民族文化，让外界了解本民族；利用网络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经销本民族特色商品；利用网络及时了解外界信息，安排生产生活，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新型商业模式等。然而，网络自身没有净化功能，很多有害信息也通过网络传播到了民族村落，造成民众心理恐慌，甚至诱发各种影响社会治安问题。由于黔西南与云南省毗邻，云南鲁甸地震后，网上散步黔西南州也将面临一场大震的虚假信息，造成普遍的社会恐慌。同时，一些民族分裂或宗教极端分子通过网络传播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反动信息，蛊惑人心，对一些意志薄弱、不明是非的群众洗脑，引诱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对社会安定造成极大危害。

3.宗教、习俗、禁忌的差别使得社会治理无法简单“一刀切”

由于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禁忌上有所差别，这就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民族的治理必定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模式。

笔者走访过黔西南的一个苗族村落，了解到该村由村长和村支书统筹村里各种大小事物，村里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村民称其为“能干人”。“能干人”除了能将家里家外事物打理得妥妥当当，还具有公正、诚实、稳重、孝顺等种种值得称颂的品德。村里大多数人都“服”他。人们一旦发生纠纷，在村长和村支书没办法解决时，往往会请这位大家信服的“能干人”主持公道。传统的“人治”成了“法治”的有效补充。同时，苗族有信鬼神的传统，我们不能一味主张取缔苗族各种鬼神祭祀活动。

4.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

社会组织通常称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等。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社会治理光靠政府等国家职能部门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民间根据需要自发形成的自组织能较好地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为国家机构的社会治理减轻负担。

就黔西南州来看，民间自发形成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研究学会以及各种爱国主义协会。比如，黔西南州文化产业协会、科学技术协会等社会组织等。但是，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对政府依赖性较强，有些聘请政府官员做会长、顾问，没有摆脱“官本位”色彩，往往形同虚设，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现代社会的治理更具复杂性，对社会治理协同角色的要求也更多样。充分发挥多类社会自组织的作用，形成“人人参与”的局面是现代社会治理所不可或缺的。

三、创新贵州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针对民族事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创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体制、改进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方式不仅需要具有全局眼光，从顶层、宏观上进行统筹规划，还要在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治理方略。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多方参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⑥。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⑧创新贵州省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方式就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下的多方治理，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协调配合、互助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共同为社会治理贡献力量。同时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对“虚会”“虚职”进行废除和规整。

第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经济落后是社会动荡的本源，因此，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最根本的做法是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全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是省内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发展不是片面强调工业化，而是发挥优势，因地制宜，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升级。发展不是片面强调速度，以牺牲少数民族地区利益，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贵州有奇特的地形地貌、独特的气候优势，省内少数民族很多保留了最原始的村寨风貌和风俗习惯，贵州还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和相关特色制造业，可以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带动少数民族富起来，才能使各民族相处和谐起来。

第三，坚持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原则，灵活运用治理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性。运用法治思维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人治”“理治”方式早已不能满足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治理需求，而“法治”必将成为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目标。坚持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不是简单地用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而是要将其内化为社会治理的本质与灵魂。法治程度的高低与能够实现善治是息息相关的。传统的少数民族部落多依靠“人治”或沿袭下来的习惯去处理内部事物，存在很大的或然性和不公平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进行法治宣传，促进其治理进一步向法治化靠拢，是一项坚定而艰巨的任务。在法治化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传统习俗带来的阻碍，我们不应急于求成，而要灵活变通，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过渡形式，促进法治化进程。

第四，净化网络环境，严抓信息监督管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信息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另一方面网络化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很大隐患。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利用通讯网络向国内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传播大量反动信息，企图挑起社会事端，制造社会动乱，破坏经济社会稳定。我们要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的积极作用，尽量避免其消极作用，就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信息进行依法监管，过滤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对蓄意反动的责任人依法追究、严惩不贷。

第五，加强对民族宗教事务的引导与管理。民族事务往往是和宗教事务联系在一起的。贵州省要重视加强对宗教事务的引导和管理，一方面要依法规范宗教事务，取缔非法宗教及其活动；另一方面要对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同胞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其热爱祖国和民族团结意识。同时，对一些少数民族沿袭下来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传统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不应用过于激烈的手段进行取缔。要在引导的基础上规范宗教行为，促使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增光添彩。

总之，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屏障。历史已反复向我们证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繁荣是全社会稳定、发展、繁荣的关键所在。贵州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了解贵州社会特点，正视贵州社会治理难题，从而对创新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思考，是促进贵州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

引文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118113455. htm，2013-11-22.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0/28/c_1113015330.htm，2014-10-28.

③数据来自贵州省统计局网站.

④出自王阳明：《重修月潭寺公馆记》.

⑤坦龙.贵州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J］.贵州文史丛刊，1986（01）.

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 （01）.

⑦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01）.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2.

［1］坦龙.贵州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J］.贵州文史丛刊，1986（01）.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01）.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 118113455.htm，2013-11-12.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4-10/24/c_127138435. htm，2014-10-24.

［5］王允武.创新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理念和模式［J］.四川统一战线，2014（07）.

［6］梅军.贵州宗教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0.16653/j.cnki.32-1034/f.2016.13.013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菱角村‘礼法结合’治理新模式对我国少数民族村庄治理的启示”（编号：研人文201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