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欣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元和乐府诗坛的分野
——从唐代史学“文、史关系”角度出发

李金欣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摘要：元和乐府诗创作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特别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创作。本文另辟蹊径试图从唐代史学中“文、史关系”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元和乐府诗的创作。元白诗派的乐府诗，重视叙事，并强调“事”的真实性，是重“史”的一派；而韩孟诗派的乐府诗，则更加重视“文”的一方面。

关键词：史通；诗史；元白；韩孟

一

正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元和时期是诗歌风格产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现。对元和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是杜甫，特别是其创作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直接开启了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学界往往将元白“新乐府”的创作归因于杜甫的影响，进而上溯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传统以及《诗经》的讽谏传统，而忽略了这一时期史学兴盛与史学理论对其的影响。实际上，杜甫的创作正是唐代史学理论与元白“新乐府”理论之间的桥梁。

以“诗史”来评价杜甫的诗歌创作，最早出现在晚唐人孟棨的《本事诗》中，到宋代成为杜诗研究的主流观点。但实际上，在杜甫的时代这种评价很可能已经存在。孟棨《本事诗·高逸》在讲到李白的事迹时曾这样记载：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15。按照孟棨的记载，对于杜甫的诗歌，在当时已经有“诗史”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原因是杜甫诗歌能够关注时事，并且十分全面地展示出当时的历史图景，达到了“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的地步。“诗史”的评价更为侧重的并不是杜甫诗歌中的情感因素，而是“事”的因素，即其叙事性。可见在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杜甫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传统文人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新特点，他们自然地将杜甫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特点与“史”联系在一起，称之为“诗史”。在时人看来，从叙事、记事这个角度来讲，杜甫的诗与史书有着相同的功用。从孟棨记载的这则材料中还可以发现，杜诗之所以被称作“诗史”，不仅仅是因为其记录了军国大事，还包括个人的行藏。杜甫入蜀后的行迹都在其诗歌中得到展现，即使是赠李白的诗，也能够“备叙其事”，将李白的事迹包括在内。这是一种对个人历史的抒写，对后世诗人也有深远的影响。

将杜诗冠以“诗史”的称号，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从更深层次分析，这反映出唐人对“文”与“史”关系的探讨，而这正是唐代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古代，文人修史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弊端。刘知几在《史通》中曾批评这种现象：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2]179。在刘知几看来，文人修史这种“程式”是不够合理的，文人对丽词的过分追求造成他们的语言“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2]90刘知几还指出，文人修史容易产生五种过失：虚设、厚颜、假手、自戾、一概。在此基础上刘知几作出了“文之与史，较然异辙”[2]179的论断。但是，在《史通》专门论述文辞的《载文》篇中，刘知几又说过貌似自相矛盾的话：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2]90。该段文字中的“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貌似与刘氏在《核才》篇中提出的“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之说自相矛盾，其实不然。身为历史学家的刘知几，其观点也具有历史发展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史本应是一体的，在《诗经》、《楚辞》的年代，屈原、宋玉等文人的作品仍然具有历史的性质，可以化天下、察兴亡，记载反映当时政治、社会的情况。只是到了后代，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骈体丽词兴起且大行其道，文人所修之史越来越悖离史书本质的要求，不能实现“不虚美，不隐恶”的目标，所以才会得出“文史异辙”的结论。清人浦起龙对刘知几的这种“文史观”有很精到的论述：“盖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骈体既兴，文笔难乎为史笔，其理然也。丽于色者，必靡于质；工于偶者，必拙为疏。当公之时，值唐初运，连轸六朝，所谓‘史局皆文咏之士’，故对时局再三言之。”[2]179

杜甫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兵车行》这种乐府歌行类诗，正是因为很好地实现了这种文笔与史笔的结合，所以才会被称之为“诗史”。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杜甫是有意按照刘知几“文史一揆”要求进行诗歌创作的，但是在客观产生的艺术效果上，杜诗契合了这种要求，将主观抒情性强的诗歌与客观叙事性强的历史结合了起来。实现这种文、史结合的关键在于“不虚美、不隐恶”，即强调真实性。真实性应该是史书、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杜甫诗歌被称为“诗史”的首要前提。没有了真实性，“诗史”也就无从谈起。而杜甫诗歌的叙事有史书一样的真实性，同时又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这除了得力于杜甫超高的艺术才能之外，也和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有关，在战乱纷飞的时代，可能最真实的事件本身就是最感人的。

二

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也继承了史学传统。从根本上讲，这应该是从唐代史学对“文史关系”的探讨中发展而来。以元稹《连昌宫词》为例，这首乐府诗从一位宫边老人的视角出发，通过连昌宫的兴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经历的沧桑变化。诗人之所以选择使用宫边老人的口吻叙述，正是为了强调其真实性。在这首诗歌的叙述中，宫边老人亲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诗歌中对安史之乱前连昌宫的描写，是以老人“小年进食曾因入”开始的，都是老人亲眼所见；诗歌中间部分对离乱的描写是“驱令供顿不敢藏”，也是老人对亲身经历的叙述；对安史之乱后连昌宫的描写，也是老人亲见，并且诗人特地指出这次老人的重新游历是由于“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在诗歌最后，老人更是直接强调“耳闻眼见为君说”。总之，诗歌中对连昌宫、战乱的描写叙述全部都是老人耳闻目见的，增强了这种叙述和描写的真实性。在这首《连昌宫词》中，我们不能确定地说种种描写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毫无虚构的成分。但是诗人通过在诗歌中营造这样一种对话场景，试图让人相信这是真实可信的，这一目的显而易见。再如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3]165-166。

白居易的这首“新乐府”，也如元稹的《连昌宫词》一般，用折臂翁的口吻来叙述这一故事，以增强可信度。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曾分析过这两首诗的关系，认为元稹《连昌宫词》是学习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的，并且强调了二者都是借诗中人物之口吻来叙述的[4]180。另外，在这首诗歌结束之时，白居易还有这样的自注：“天宝末，杨国忠为相，重结阁罗凤之役，募人讨之，前后发二十余万众，去无返者。又捉人连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禄山得乘人心而盗天下。元和初而折臂翁犹存，因备歌之。”[3]166这条自注介绍了这首“新乐府”的创作背景，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自注的最后一句，白居易强调诗中的这位折臂老翁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元和初还在人世，这也是为了增强这首诗歌的真实性。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自注或小序。如《驯犀》的自注：“贞元丙戌岁，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3]185《上阳白发人》的自注：“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3]156这些小序、自注多解释创作诗歌的缘由与历史本事，是为了证明这些“新乐府”乃是缘事而发的，是为了加强其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乐府”也是可以被当作“诗史”来看待的。我国古人也确实曾经将“诗史”的称号加于“新乐府”之上，并且看到了这类“新乐府”与杜甫“诗史”类诗歌的传承关系，如爱新觉罗·弘历在《唐宋诗醇》卷二十就曾这样评价白居易的这首诗：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等篇，借老翁口中说出，便不伤于直遂，促促剌剌，如闻其声，而穷兵黩武之祸，不待言矣。末又以宋璟、杨国忠比勘，开元、天宝治乱之机，具分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可谓诗史[5]426。

在元稹、白居易的诗论、文论中，也时常流露出对文学“真实性”的强调。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自己诗歌所叙述“事”的要求就是：“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3]136白居易认为“事”只有具有真实性，才能使读者相信，更有利于诗歌的传播。再如白居易的《策林六十八·论文章》专论碑碣词赋之病，他认识到长久以来文章具有“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媿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3]3547白居易在这里指出文字有虚美、媿辞，这正和刘知几《史通》的论述相符合，可见这种观点与唐代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在《赠樊著作》一诗中白居易这样写道：“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3]29这四句虽是白居易勉励樊宗师的话，但也可以看出，白居易认为的良史之才，是直笔，是实录，这一点又正合于刘知几的《史通》[2]289。而直笔实录仍然是在强调真实性。在《秦中吟十首》的序言中白居易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3]80“闻见之间”讲的是这些事件乃是亲身经历，而在创作手法上则是直书、实录，即序文中所说的“直歌其事”。

元稹有《阳城驿》诗一首，记录了阳公的一生事迹。白居易在《和阳城驿》一诗中对元稹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元稹此作完美地表现了直笔、实录的创作手法，是“一一皆实录，事事无孑遗”。元稹诗中的内容是如此真实可信，以至于可以等同于史书。白居易在《和阳城驿》诗最后写道：“若作阳公传，欲令后世知。不劳叙世家，不用费文辞。但于国史上，全录元稹诗”。这就将元白诗派重视“事”的真实性以及直笔实录的创作手法直接与史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说在白居易眼中，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是应该如同元稹这首《阳城驿》一样，可以直接当作国史来看的。

三

元和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韩孟诗派，在创作强调真实性的这个问题上却与元白诗派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元稹、白居易乐府诗更加侧重唐代史学“文史”关系中“史”的方面，韩孟诗派则是更加强调其中“文”的一面。韩愈也曾受杜甫影响创作了《永贞行》这样关注现实的乐府歌行：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嗣皇卓荦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图受禅登明堂，共流幽州鲧死羽。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左右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尝同僚情可胜，具书目见非妄征，嗟尔既往宜为惩[6]332-333。

清人方世举在对该诗的笺注中引《旧唐书·顺宗纪》记载，认为该诗是写贞元二十一年顺宗即位之后，由于风疾不能听政致使王伾、王叔文窃取政治权力，以及其党人扰乱朝政并最终倒台的历史事件。在这首乐府中，韩愈也强调“具书目见非妄征”，这与元稹、白居易有相似之处，也可见韩愈受到史学影响，对实录有一定追求[6]627。但是，《永贞行》这样的乐府诗在韩愈诗集中并不多见，其艺术风格也不是韩愈乐府的主流。能够代表韩愈乐府诗并且与其整体诗歌风格相吻合的，还是《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后简称《赤藤杖歌》)、《石鼓歌》这类作品。试看其《赤藤杖歌》：

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滇王扫宫避使者，跪进再拜语嗢咿。绳桥拄过免倾堕，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经百国皆莫识，君臣聚观逐旌麾。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几重包裹自题署，不以珍怪夸荒夷。归来捧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昼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蛟螭。南宫清深禁闱密，唱和有类吹埙篪。妍辞丽句不可继，见寄聊且慰分司[6]711-712。

从题目看，这首乐府歌行是唱和之作，而内容上则主要采取了“赋题”的手法，从赤藤杖的来历写起，接着写它的功用，再用夸张的语言刻画它的形制。行文自由、想象丰富是这类诗歌的特点，其中如“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两句，将赤藤杖比喻为赤龙须与羲和火鞭，语言极为大胆，却又生动形象。整首诗与元白的“新乐府”风格迥异，与“事”的关系疏远，而更侧重于“象”；并不强调诗歌中叙事的真实性，而更侧重物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出其不意。

元白“新乐府”主要是继承了杜甫的“诗史”风格，而韩愈的这种乐府诗则更大程度上受到李白的影响。正如其在《调张籍》一诗中所言：“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相比于元白所强调的真实性，韩愈则更加看重想象的奇特、物象的惊世骇俗，而对叙事的真实与否并没有十分地关注。虽然韩愈歌行也受到杜甫很深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以文为诗”等创作手法上。

韩愈曾经做过史馆修撰，且时人以为其有“史笔”，具有史学方面的才能。但是韩愈修《顺宗实录》时却十分失败，史称韩愈所修“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7]4204韩愈是古文大家，从驱使文字的功底上讲，修实录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吕思勉先生就对此记载持怀疑态度。吕先生认为《韩愈传》的记载并不真实，韩愈所修《顺宗实录》之所以被诟病，真实原因是内廷宦官们的干预，是皇帝迫于宦官们的压力而下诏修改的[8]。但是笔者认为既然《旧唐书》记载其“颇为当代所非”，而且后世又多所添改，以至于“窜定无完篇”[9]，可以说这部《顺宗实录》的纂修失败是十分严重的。而重修《顺宗实录》的韦处厚却具有很好的史才，韦处厚的重修也说明韩愈这部史书是不成功的。韩愈《顺宗实录》的失败很可能还是因为他的文字重视“文”甚过重视“史”，即其真实性有问题。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一文中表达了一些自己的史学观点，他一方面说“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实录则善恶自见矣”，也看到了实录于史书的重要性，但接着又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并且说自己“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10]，虽居史职，却以年老畏祸为由逃避自己作为一个史官的责任。柳宗元见到此文之后给韩愈写了一封信，批评他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11]柳宗元此文所用言辞是很严厉的，认为韩愈这种做法是为求私利而尸位素餐的行为。韩愈自己也在一首名为《寄崔二十六立之》诗中说：“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其对“文”的侧重是显而易见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居易多次谈到自己作诗“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不为诗而作”(《题道宗上人十韵序》)。

与之同时代的诗人张籍也曾写信给韩愈，就韩愈《毛颖传》等游戏文字提出过批评，而其立论的基础也是在强调文字的真实性。张籍在其《与韩愈书》中这样讲道：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且执事言论文章不谬于古人，今所为或有不出于世之守常者，窃未为得也。愿执事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12]。张籍批评韩愈所崇尚的“驳杂无实之说”，实际上表明了自己对文字真实性的重视。在这一点上，张籍与元稹、白居易不谋而合。而在具体的乐府诗创作中，张籍的风格也确实是与元白诗派相近的。从张籍这里也可以看出，是否重视诗歌的真实性是元和乐府诗坛在风格上产生分野的重要原因。韩孟诗派的其他诗人，如孟郊、李贺等也是更加侧重“文”的，对乐府诗中“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视。孟郊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如《织妇辞》：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纤纨素，自著蓝褛衣？官家牓村路，更索栽桑树[13]。像孟郊这样的小诗篇幅过短，并不利于叙事，而且从整首诗的内容我们发现不了一个相对确定的“事”，这种织妇劳作的叹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朝代，这与元稹、白居易强调的真实的“事”显然是不同的。况且《织妇辞》这样的乐府还只是孟郊乐府诗中很少一部分。孟郊的乐府诗多短章、多古题，这种体制本来就不适合叙事，更不适合写当下发生的时事，而更加适合写景抒情。

李贺的情况则更为极端。相对于韩愈、孟郊而言，李贺是相对重视“事”的，但李贺对“事”的重视与元稹、白居易截然相反。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一文中曾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14]774李贺乐府中的“事”正如杜牧所讲，多是“前事”、古事、古今未道之事。李贺正是从这些主题出发，纵横想象，“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之间，亦殊不能知之。”[14]774其中的情感指向、物象特征都是极尽自由、不可确知的，真实性更是无从谈起。如其《还自会稽歌》：野粉椒壁黄，湿萤满梁殿。台城应教人，秋衾梦铜辇。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脉脉辞金鱼，羁臣守迍贱[15]36。在这首乐府诗的小序中李贺说：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势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仆意其必有遗文，今无得焉，故作还自会稽歌以补其悲[15]36。《南史·庾肩吾传》： 贼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谓曰：“吾闻汝能作诗，今可即作，当贷汝命。”肩吾操笔便成，辞采甚美，子仙乃释以为建昌令[16]。通过梳理上述三则材料，不难发现李贺小序中所说的“意其必有遗文”正是指庾肩吾在被捕之后“操笔便成，辞采甚美”的这首诗。由于书传不载，所以李贺才要创作这首乐府诗。这种奇特的创作方式，决定其诗歌内容是完全凭借想象而来的，与史家强调的直笔实录毫不沾边。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等也是这种创作方式。李贺与韩愈相似，也是重“象”而轻“事”、重“文”而轻“史”。

唐代是史学兴盛的年代，无论是正史的编纂、史学理论的成熟，还是私修国史的兴起，都对整个唐代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到元和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安史之乱后唐代盛世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促使元白一派诗人通过新乐府的创作来继承杜甫“诗史”的传统，关注现实、纪录现实。元白新乐府中重视“事”的真实性，语言的平易、口语化，他们不再重视文人乐府诗的文采、想象，而用史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乐府诗创作。与之相反，韩愈、孟郊、李贺等人虽然也有反映现实的乐府诗作，但他们的主体风格则还是重“文”而不重“史”，并不强调乐府诗叙事的真实性，而是以丰富的想象、奇特的物象、惊人的语言，将乐府诗的“文”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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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利沙英文审校孟俊一

收稿日期：2015-10-21

作者简介：李金欣(1986-)，男，汉族，山东潍坊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6)03-0114-06

The Differentiation of Yuanhe Yuefu Poems——From the Ang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LI Jin-xi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composition of Yuanhe Yuefu Poems is the key field of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New Yuefu” written by Yuan Zhen and Bai Juyi.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traced the Yuanbai Yuefu Poetry back to the tradition of “expostula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the tradition of “in the sense of sorrow and happiness, express because of the affair” in the Han Yuefu, and expounds the influence made to “the New Yuefu” creation by Du Fu’s poem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and analyze the Yuanhe Yuefu Poems, which pays their attention to the narrative, and emphasizes the authenticity of “affair”,and it is the group that values the “history”, but Hanmeng’s Yuefu Poem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terature”.

Key words:Shi Tong; Shi Shi; Yuanbai; Han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