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生母抛弃，三次婚姻失败

沙拉的父亲老伊麦斯是个犹太商人，生活在德国和波兰交界的边境地区。1939年，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老伊麦斯辗转流亡到被犹太人称为“东方诺亚方舟”的上海，开了一家经营酒类和地毯生意的铺子。

二战结束后，大多数犹太人都前往了以色列，而老伊麦斯由于年龄大了、血压高、无国籍等原因，留在了上海。1949年，他和一位苏北农村姑娘相爱结婚。转年，沙拉出生了。不久，沙拉的生母抛弃了伊麦斯父女，改嫁了一位留学生。后来，老伊麦斯进入犹太人联合会工作，沙拉也跟着父亲一起搬到了那里居住。

沙拉从小由父亲带大，父亲对沙拉的影响很大。“有一次，因为年轻气盛的父亲没有向日本兵脱帽敬礼，被一个日本兵打了一巴掌，礼帽被打落在地上。父亲告诉我，他没有在日本人面前弯腰去捡那顶很贵的大礼帽，因为帽子有价、尊严无价。他希望我记住，当人格不对等的时候，更要保持尊严。”

沙拉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无依无靠的她只能投奔母亲。此时，母亲又有了一个孩子，而沙拉的外国人脸形让母亲感到很难堪。母亲对她很冷漠，在家里的楼梯下面安置了一个小床铺，勉强可容下沙拉瘦小的身躯，沙拉每天只能蜷缩起来睡觉。“我不在，他们就做大米饭，还吃肉；我在，他们就做小米饭，烧素菜。”沙拉很伤心地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身为犹太后裔的沙拉也没有逃过劫难。“红卫兵一次次把我揪出了父亲留下的复兴中路642号房子，从此我再也没能回到那里。红卫兵还剪了我卷曲的头发，以色列政府寄给我的信件也被查抄。就连父亲在青浦吉安公墓的墓地也没有保住，被彻底铲平了。”

1971年，沙拉进入上海铜厂做搬运女工。由于吃苦耐劳，她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立了三等功。但是对于沙拉来说，彻底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嫁出去。几年后，她找了一个男朋友，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命运捉弄了她，这个男人在外面还有女人，沙拉只好离开了他。

两年后，沙拉再婚。生下第二个儿子后，由于新丈夫不愿意接纳她以前的孩子，她只好又一次离婚。然后，她有了第三次婚姻，这段婚姻也没给她幸福，又给她留下了一个女儿。

1985年，沙拉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发给她的通知，准许她出国，前往以色列定居。考虑到中以当时还未建交，她先去了日本，在驻日的以色列大使馆拿到了去“老家”的签证。这时，她却犹豫了：“如果去以色列，就意味着要和三个孩子失去联系了。而对母亲来说，孩子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于是，她又买了船票回到了中国。1992年1月24日，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沙拉非常兴奋，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请回以色列了……

在以色列靠卖春卷谋生

1991年，41岁的沙拉来到以色列。作为第一个从中国移民到以色列的人，她受到了总理拉宾的接见。

初到首都特拉维夫，她发现这里远不如上海繁华。更没想到，她和孩子们还要面临生死挑战。“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听到外面有爆炸声，就把孩子们带出去，只见到处都是硝烟啊，火光啊，我让孩子们不要怕。深夜，我们刚刚下车，就听到后面‘砰的一声巨响，只是和我们隔着一辆车的距离，我见一个人的肢体被炸得七零八落，碎肉粘在墙上。”说起在以色列的遭遇，沙拉至今心有余悸。

沙拉渐渐习惯了爆炸和动荡，开始找工作，可她不懂希伯莱语，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她。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沙拉找街边的老人聊天，老人们既有空闲又怕寂寞，一聊就是半天。沙拉还到中餐馆免费洗碗打杂，目的就是为了与客人对话交流。她身边带个小本子，人家说什么她就记下来，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记。

三个月后，沙拉终于能说希伯莱语了。她从以色列政府那里领取了一笔移民费，还分配到一处房子，一家人总算安定了下来。

沙拉想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准备做上海的美味小吃——春卷，来赚钱养家。做春卷是个细活儿，火候要正好，皮子厚薄也要正好。沙拉按照记忆，摸索着在平底锅里用和好的面粉打春卷皮。打坏了四五斤面粉后，终于打出了第一张春卷皮，沙拉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由于春卷在以色列很稀罕，而且味香可口，所以沙拉的生意一开张就很受欢迎，她赚到了一些钱。沙拉告诉以色列人：“中国苏北有句老话：有婆就把婆来依，没婆就靠自己爬。意思就是，当你有人依靠的时候，你会依赖对方；当你没人依靠的时候，你就得依靠自己。”后来，沙拉又从移民局领到了一大笔安家费，她用这笔钱在当地开了一家中国特色的小餐馆。她把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随之滋润起来。她把孩子们送去打工，让他们知道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法则。14岁的大儿子，在中餐馆打工；13岁的小儿子，在面包店打工；小女儿，被送回了中国。后来，沙拉又把两个儿子送回中国读书，大儿子上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小儿子进了外语学院。

送走了孩子，沙拉自己也没闲着，投入到与中国人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无偿地为以色列司法部和移民局做中文翻译，先后帮助过上千名在那里留居的华人。她说：“我是以感恩的心情帮助中国人的，因为当初中国人民帮了我父亲。”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让沙拉很无奈。一次，她把一个在以色列打工受伤的中国人送进医院抢救，当他脱离危险后，沙拉又帮他买好了回中国的机票，可是对方却逃跑了，沙拉不得不帮他把医院的账结了。还有一次，一个中国妇女被强暴，沙拉把她送到医院，垫付了医药费，两天后这位女子也不辞而别了。沙拉抱怨：“他们在失落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要回中国。但是一旦养好了伤，就逃跑了，想滞留国外。”

2002年，沙拉曾协助以色列警方侦破了一起杀人碎尸案。案犯是5名四川人，互相串供，就是不认罪。沙拉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帮他们买香烟、牙刷、电话卡等杂物，还阻止警察动刑逼供。经过21天的努力，他们终于说出了犯罪实情。事后，沙拉受到了以色列司法部的嘉奖，电视、网络都播出了她的事迹。

著名的罗斯蒂克兄弟钻石有限公司的老板找到沙拉，说公司要到中国办钻石展，邀请沙拉去慕尼黑展览会担任翻译。展览会后，沙拉被任命为钻石公司驻中国地区的首席代表。就这样，她又回到了上海。

重返上海，讲述中国好故事

钻石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并没有那么顺利，有意撤资。沙拉劝阻说：“如果我们走了，其他一些外国公司也会跟着撤，会对中国的市场造成连锁反应。”为了让公司留下来，沙拉主动要求降薪，月薪从5000美元降到了500美元——这是以色列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年，沙拉又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嫁给了上海一位大学教师。她对丈夫很体贴，丈夫喜欢什么，她就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丈夫特别喜欢下围棋，她就满上海地为丈夫找棋友。

沙拉还是一位热心的义工。每天早上7时左右，小区居民准能看到她举着小旗，在小区门口义务指挥交通，她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慢一点，老太太请你从上面走，请你走人行道。”

发现小区停车位较少，有个别车辆占用了儿童乐园和老人活动场所，沙拉三番五次与居委会和物业交涉。大热天看到小区内的绿化地没人浇水，她就跟物业提议，既然你们不做这件事，那我就来做。她与保姆拿着水桶，顶着骄阳，为草地、树木浇水。在当年社区形象大使的评选中，沙拉被居民们推选为10万洋泾人的形象大使。

早已是富翁的沙拉，热衷于公益事业。她经常到附近的医院去当义工，跟病人们聊天，给他们带食品。她还特别喜欢到新生儿的房间里去，为产妇唱苏北小调，分享新生命诞生的快乐。洋泾地区公立医院的院长聘沙拉为“荣誉职工”，让快人快语的她帮忙解决医患纠纷。

2015年6月的一天，外来务工妹小刘在手术前突然吵闹着要回家，主任医师找来沙拉帮忙。原来，小刘得了卵巢囊肿，想做几千元的腹腔镜检查，医生让她交一万元的开腹手术费，小刘认定医院欺骗了她。沙拉跟她分析了腹腔镜和开腹手术的利弊，并答应帮她补上手术费。15分钟后，小刘终于同意了接受开腹手术。当天晚上，沙拉又特意赶到菜场买了鸽子，煮了汤给小刘送去。

还有一次，急诊室住进一个老人，治疗3周后，老人的生理指标都恢复了正常，可家属就是不愿意接回家。沙拉很生气，替医院呼吁：“医院不是福利院，你们这样做不但占用医院的资源，还影响其他人看病。人不能太自私了，要想想整个社会。”沙拉走访了老人子女所在的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找锁匠开了门，然后和社工一起把老人送回了家。她帮老人把油、盐、米等都买好，又配了三把钥匙，一把交给居委会，一把给了派出所，还有一把套在老人的脖子上，让老人过日子有依靠。

如今，沙拉的女儿在北京留学，大儿子以华是以色列劳动福利部的官员，小儿子辉辉从事钻石生意。两个儿子都在30岁以前拥有了亿万资产，沙拉自己也手握着几百万美元的积蓄。尽管沙拉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但她从未买过名牌包、名牌表等奢侈品。她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特别狠心特别爱》一书，并四处演讲，用极大的激情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好声音、讲述中国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