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牙医出身的著名作家

写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第七天》的余华，1960年出生在浙江海盐一个医生家庭。他曾说过他从小便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在很多场合，他都谈到过自己童年的经历。他说：

“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母亲是一位内科医生。他们工作异常忙碌，根本没有时间照看我，我和伙伴们就在医院里游荡。我甚至喜欢闻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早已习以为常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我听到过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哭声，我几乎是在哭泣声中长大的，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应该说我小时候一点也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没有丝毫的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甚至喜欢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因为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多。之后，他成为了海盐县武愿镇卫生院的一名牙医，并一干就是五年，他曾这样描述他那五年的牙医生活：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在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的，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由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子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揽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是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的，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因牙疼难忍前来求治的病人，都把我们医院叫做“牙齿店”，而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现在已然知识分子化了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名店员。

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我倒是知道了这个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为什么经常会在大街上游逛，他告诉我说：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都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直到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心想这地方真是来对了。

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穷光蛋。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恰恰相反，我幸福得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了……

周有光：搞经济出身的“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后来“有光”又成了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8年，他进入常州高级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入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是同学。1923年，他中学毕业后，虽然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来只能选择不要学费的师范学校，却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幸得亲友资助，为他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6月3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批师生为表达对校方的不满，愤然离开了学校，周有光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他从光华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光大附中教了一段时间的书，1933年4月30日，与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毕业于光大历史系的张允和结了婚。同年，周有光考取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夫妇俩一起留学日本。

1936年，周有光回国，任教于光华大学，教经济，同时兼职上海江苏银行。上海沦陷后，周有光举家逃难到了了重庆。周有光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专员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1941年以后，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随后又被行里派往纽约和伦敦工作。

1948年，周有光回到国内，并在香港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解放后，他回到上海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任经济系教授，同时在上海新华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任职。

周有光虽是经济学教授，业余却爱研究语言文字，也发表过一些有关汉字的拼音化和文字改革的论文。

1955年，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总理点名要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当时，周有光在会上提出了汉语拼音三原则：即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并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会议结束后，想着学校还有课要上的周有光正准备打道回府，不料却被一位领导同志叫去，说：“组织上已决定让你留京参加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你就不要回去了。”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周有光一听，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是外行。”领导却说：“现在，这个工作就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这下，他再也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就这样，周有光奉调到了北京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一个经济学教授变成了一个汉语言文字改革工作者。后来，崔永元曾经问过他：“对于这次改行，您愿意吗？”周有光答道：“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只有一个思想，即‘哪里需要哪里去。再者说了，经济学教授多得很，而做这一行的却没有多少人。我就这样一个原则：既来之则安之。来了之后，我就把经济学完全抛到了脑后，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了制定汉语拼音的工作中去了……”

好一个“哪里需要哪里去”，好一个“既来之则安之”，周有光的这次改行，虽然使我国少了一个经济学教授，却多了一个世界级的大语言文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