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向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教务处，广东 广州 510665）

论马华新生代作家的“马共”历史书写
——以黄锦树、黎紫书小说为例

邱向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教务处，广东 广州 510665）

“马共”历史书写是研究马华文化建构的一种新意义的视角。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马共”成为马来西亚政治文化历史的禁区。然而，历史的禁区又是黄锦树和黎紫书两位新生代马华代表作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伤痕体验，蕴含着如何建构马华文化的深刻课题。他们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追溯“马共”历史，颠覆了“马共”的形象，构架了马华族群历史伤痕的主题表达。 他们对马华“双重他者”边缘处境的认知，又无意中表现“马共”被历史尘封失落的英雄诗篇，由此寄托自身及族裔深沉的身份包袱与存在焦虑。他们在巧妙的历史叙事中，借助历史阙如和历史在场的探索方式，表达对马华族群构建文化自主性的焦虑和困惑，使新生代的创作拥有了特殊的文学史价值。

新生代；马共；双重他者；马华；叙事

黄锦树、黎紫书都是马华新生代作家。由于民族国家种族势力的悬殊，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文化、肤色等方面遭受歧视，被马来西亚政府定义为“他者”的边缘族群。虽然黄锦树、黎紫书这一辈新生代作家的生活，已经远离昔日第一代移民的动荡，但自身及种族的存在经验，仍是他们小说创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相同的族群体验，使得通过历史伤痕的书写来关注马华族群生存处境，成为黄锦树和黎紫书小说中一大共同的风景。他们在梳理马华历史的小说中，都探讨了“马共”兴衰史，触及了“马共”历史禁区；在对历史创伤的梳理和嘲讽的同时，表达了对建构自身族群文化的焦虑。本文以“马共”书写作为窗口，以黄锦树的 《鱼骸》《大宗卷》《撤退》《山俎》和黎紫书的 《山瘟》《夜行》《州府纪略》《七日食遗》为例，比较两人以不同的方式书写马共史时所表现的共同焦虑和困惑。

一、局外局内视角的相互见证：颠覆的“马共”形象

比较黄锦树的 《撤退》《鱼骇》 与黎紫书的《夜行》《山瘟》可以发现，两位作家安排了局外人和局内人两个不同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来书写“马共”同一题材，却惊人地表现同一主题。黄锦树的两篇小说设置了不参与“马共”抗争的局外人视角来书写“马共”历史。相反，黎紫书在她的小说中设置“马共”战士的局内人视角，在局内人的忏悔和回忆自述中，追溯“马共”历史。这里，局外人和局内人两个不同的视角形成互补，相互见证，形成了颠覆的“马共”形象。

“马共”在 1930年成立，曾经参加过反抗英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虽然他们曾为种族而战，为正义而战，但最终还是无法占据历史舞台，悄然退去。历史言说的权利属于胜利者。在马来西亚官方的言说中，“马共”就是“共匪”和“恐怖分子”。“马共”总书记陈平曾写过回忆录《我方的历史》，为“马共”受到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正名。然而，在两位新生代作家笔下，“马共”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他们给周围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的描述，却与官方形成同一调子。

在他们的小说中，透过聚焦人物的经验视角，读者“仿佛就站在这个人物的肩头，通过这个人物的视觉、听觉和想法来观察事件和其他人物”[1]244。 这样，一方面造成了悬念，读者只能跟着故事中聚焦人物去认识“马共”，限制了读者全面了解“马共”形象；另一方面，让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不知不觉中站在了人物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视角的设置是一种巧妙的读者控制策略，它服务于主题的表达。

黄锦树的《撤退》《鱼骇》两篇小说通过设置“马共”战争的局外人有限视角，来书写“马共”的伤痕历史。当我们进入主人翁的内心，就可以感受并理解他为什么对参加“马共”采取一种冷漠、逃避的姿态。 “马共”对他们来说，神秘、凶残，带来无限伤痛。《撤退》写“他”作为从唐山搬到芭里的垦殖者的后代，一生守候着自己的土地。 通过“他”的眼睛，见证英国人、日本人、“马共”在“他”居住的这块土地相继撤退的历史兴衰。其中，“共产仔”阿毛神秘的行踪贯穿“他”的一生，影响“他”的一生。 在“他”看来，阿毛的行踪是神秘的，似乎成为一个时代象征的符号。“他”每次出现时，身体样貌的变化象征着“马共”神秘不得人知的兴衰史。这时，我们体会到“他”对“马共”强烈的好奇心。由好奇心又产生了盲目崇拜“马共”的幻想。“他”生来瘦弱胆小，小时候受人欺侮不敢去读书。而阿毛告诉“他”马共就是公平正义所在，“有枪可以拿，可以帮忙打日本鬼子”。“共产仔”阿毛口中，“马共”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可以让“他”变得强大。但是母亲和妻子惊恐的劝告和自身的恐惧，很快就抑制了“他”的好奇心。“他”虽然接济阿毛，但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透过“他”的眼光，我们终于明白，在这里“马共”虽然打着“解放马来西亚”口号，但并不振奋人心。马华族群一提到“马共”就想到死亡，“马共”给马华族群带来的是恐惧，没有父母或妻子会为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参加“马共”而自豪。

同样的信息在《鱼骇》中亦有体现。战争的局外人“他”的哥哥参加“马共”，惨死的结局给家人带来无限的悲痛，更惊醒了家里人，不但“严密地守护着他的成长”，而且“甚至后来不惜举债把他远远地送到另一个异乡——台湾——让他沉稳于时代的狂飙之外”。在局外人“他”的眼里，“马共”根本没有给马华族群带来任何福祉。马华族群对“马共”心存的不是感恩的心而是恐惧的心，冷漠的心。在台湾，“他”“对政治极端敏感及冷感”。初中的时候，学校红云翻滚，然而，“他”都“借故避开”高年级学生频繁的组织活动。 同学“长白山”多次争取“他”加入“马共”革命组织，“他”“却仿佛有点自闭式地一直跟不上他们要求的反应速度”，成为 “时代的落伍者”，并且“组织准备放弃争取‘他’，也让‘他’松了一口气”。高中时“马共”的凶残形成了“他”人生“不安”的梦魇。 当时，“马共”的告密者，一位“他熟识的、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少年”，在屋里熟睡时当场被毙。案件告破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依当时惯长的杀人手法看来，是循入林中的马共人员干的”。“马共”在局外人“他”的眼里变成恐怖的杀人凶手。人物的视觉及内心活动的描述，直接传递给读者，马华族群对“马共”的恐怖情绪让读者感同身受，“马共”给读者留下了“并不光彩”的一面。

相反，黎紫书的《夜行》《山瘟》两篇小说设置了“马共”战士的局内人限制性视角。在局内人的忏悔和回忆自述中，颠覆了所有英雄的形象，追溯了一部没有英雄的“马共”历史。两篇小说中，读者正是通过故事内聚焦人物的经验视角来观察事物。 《夜行》中以“马共”战争的存活者，当年告密的叛徒，一个“戴毡帽的男人”的视角来重现当年的“马共”兴衰历史。读者就是通过当年这个形象阴暗、像狗一样“一辈子都在摇尾乞怜”的幸存的告密者的意识，来感知故事世界。男人只是一个负责起火烹煮的小角色，“怯懦，萎缩”，不敢追求自己喜欢的女人，却阴险地出卖女人的爱人阿佐——他是男人的情敌，也是战友。阿佐存在于男人多疑善妒的眼中，又在男人罪咎难赎的心境中再次复活。“这些日本鬼子就喜欢故弄玄虚”，“那只狗怎么会不疑有他地舔了阿佐的手？是诡计，是的，日本人对什么都会使手段”。男人对情敌阿佐充满了恨和无穷的猜忌。读者在男人卑微善妒的眼中，反而感受到阿佐的形象的高大。阿佐是日本人，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向“马共”投诚，致力于马来西亚反英的独立战争。在男人看来，阿佐部队穷于拆解，埋地雷很有一手只是“故弄玄虚”，实则更体现阿佐作为一个特击队战士，精于作战。在雨后氤氲的冷雾中，阿佐和其他特击队员在一场战役中归来。面对中弹受伤的阿佐，男人在看他咬牙接受手术的时候，暗中诅咒，希望情敌死去。相反，阿佐在受伤躺在担架上的时候，却不忘“倔强而潇洒”地扬起战利品——一顶很好的纯牛皮毡帽，送给男人。他的勇敢和重情义，并没有获得男人的同情，反而引起更大的记恨。阿佐最终在男人的告密下死去，因为作为日本人的特殊身份，死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男人愿意接受惩罚，然而最终也没有被处决，因为在队长口里，“只是死了一个日本人”。出卖战友的沉重心灵负罪让男人感到愧疚。我们透过这个内心充满愧疚的幸存男人的眼睛，看到战斗英雄阿佐生命如蝼蚁般卑微。真相难白的惨死结局是对“马共”英雄的极大讽刺。同样的叙事手法和主题的表达也体现在《山瘟》中。这篇小说也是以“马共”的叛徒、战争中侥幸的逃兵——“我的祖父”的眼光来叙事回顾。写他在退役后的日子，在赎罪的心灵回忆中，重现当年“马共”的人事。当年，“祖父”加入“马共”，不是出于为种族而战的英勇抱负，而是临时抱佛脚，“在外头招惹大祸，终至逼入深山”。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胆小怕死的人的眼睛来聚焦往事。那时，“祖父”生得“瘦小白皙，像一条三天缺荤的土狗巴巴跟在队长后面”。而在祖父眼里，队长温义神勇善战，“似人像兽”，“饮猪笼草兜里的露水长大，一生与鳄鱼为伍与蛇同眠，尽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这是像“山精”一样的传奇人物。当年，他用杀猪枪打死专事剿共的英军上校，救了祖父一命，让祖父唏嘘不已，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这里，我们充分感受到和理解聚焦视角油然而生的仰慕和崇拜。这样的英雄，却在自己的亲信——瘦弱怕死的祖父的出卖下，惨死、被分尸。通过罪人祖父的视角，我们看到他痛苦的赎罪心情，看到了他对历史的荒谬和英雄传奇消亡的无奈感叹。“‘山神’终究不能成为英雄，他的价值被愚弄后却又成为民众敬畏的图腾”[2]129。 荒诞的历史结局最终完成了对英雄的解构。

小说中读者对“马共”形象的感知，已不是一个“鲜明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由小说视角中新出现的这些可描述的技巧所制造并控制的”[3]22。黄锦树和黎紫书在对历史的重新的陈述和编码中，读者只能通过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来了解“马共”，从而限制了读者全面了解“马共”的视觉。然后两人又进一步通过自我经验的叙述，颠覆了“马共”的英雄形象，构架了马华族群历史伤痕和生存忧虑的主题表达。

二、“双重他者”的族群认知：失落的英雄史诗

如果说作者有意运用不同视角的叙述技巧，来塑造马共的形象，那么小说中“马华”对自己处于“双重他者”的处境的族群认知，却在无意中反映出马共在争取种族利益、民族独立的历史上所作贡献的认同。

首先，黄锦树和黎紫书的小说，在对“马华”族群受到的民族歧视和在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的描写中，都表现了“马华”作为“双重他者”的族群认知。一方面，马来西亚从 16世纪起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侵略，19世纪末沦为英国殖民地。1942年，日本代替了英国在马来亚的统治地位。1957年，马来亚作为英联邦成员获得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才正式成立。马来西亚独立以前移民其中的华裔，在殖民者宗主国的眼里就是处于“他者”的地位。小说中对殖民地华人的悲惨处境有多处的表达和体现。《州府纪略》中，女子读了英文书，才能做上流人。英殖民意识形态的高贵反衬出“马华”族群文化的卑微。另外，不但“马华”政府采取暴力手段砍断“马华”族群与马共的关系，英军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后，也对与马共有关系的华裔平民严刑逼供。“马华”族群生存艰难，没有保障。而《大宗卷》中祖父在大宗卷的自述里“十分沉痛地提到英殖民主义下华人贫民生活的悲惨”，进一步表现了殖民统治下“马华”族群生活不为人知的处境。 正如《山俎》中描写胶林中“马华”一家人被英国人杀了一次，被日本人杀了一次，又被马共的敌对派杀了一次。无数次被屠杀的血腥场景，象征着“马华”族群作为殖民统治的“他者”的悲惨境况。

另一方面，“相对优先的马来族群，‘马华’却是国族共同体中被剥离的次等他者”[4]355。 马来西亚有马来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信条，而马来西亚华人是属于非土著身份。非马来人的身份使他们从移居之日起就受歧视，无法享有马来西亚土著特权，在国家的历史中成为受不平等对待的族群。这是第二重“他者”的身份。《鱼骸》中，政府为除去心头之患——马共的藏身之地，杜绝马共的后勤物资，把“马华”“胶林中的家划入黑区”，把它们“迁往小镇边缘政府划定的‘新村’内”，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原住的木屋一把火烧了。政府公然侵犯马华居民的人权，他们像动物一样被驱赶。如此低贱的身份使“所有移民的第一代在惊恐中度日”。黄锦树在《鱼骸》中对“马华”移民惊恐情绪的描写，正是对国族中处于“他者”的“马华”处境的深刻意会。 《撤退》中也提到“马华”族群受到国家种族歧视的境况，“这地方不宜久居，机会不平等，教育水准也不很高，政府又偏心”。 “马华”在这里，“肤色”“语言”“招牌” 都成问题。 这里， 马华人作为 “他者”，面临着“掌控政治权利的民族在族群生存上的巨大压力”[5]227，体现了他们生存和融入社会的艰难。黄锦树的《鱼骸》《大宗卷》《撤退》《山俎》四篇小说以及黎紫书的《州府纪略》等作品相互见证了“马华”作为“双重他者”的边缘处境。

其次，虽然“马华”处于“双重他者”的境地，但是这个处于双重边缘的族群并不甘心被同化。马共曾代表“马华”族群，以反抗的姿态捍卫族群的利益，谱写一曲正气的英雄之歌。马共一开始便是代表“马华”的利益而存在。正如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的 《马来西亚史》所指出的，“1930年，马来西亚共产党成立，它起源则是 19世纪 20年代的华人移民社团和华人民族主义组织”，“反映出马来亚出现了社会、经济分裂。”“当政府出资遣送许多劳工回国时，那些留下来的人、已经丢掉工作的人或仅仅靠微薄的工资无法生活的人，都被吸纳到共产党”。据书中记载，20世纪 30年代，英国确定了对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反殖民民主主义运动成为马共的政治目标。二战爆发以后，日本占领马来亚，华人受到惨无人道的对待。马共积极投入各种抵抗运动，成为“人民抗日军”的中坚力量。1945年 9月日本投降，英国恢复统治，宣布马共为非法政党。马共成立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为夺取政权走向暴力革命，最终受到英军和官方的围剿，被逼入丛林。在密林惨淡经营 30多年后，最终还是缴械退出历史舞台。虽然是悲情收场，但马共从成立开始，在反殖民斗争上，为捍卫“马华”族群利益所进行抗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更重要的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马共的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做出了贡献。马共响应“共产国际在 1941年所阐述的政策， 完成了打败法西斯的直接目标”[6]310。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成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主要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6]309，1937年以后“通过领导‘全国抗日救亡协会’，马来亚共产党已经成为马来亚华人的砥柱中流”[6]310。“除了与盟军特种部队联合作战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实际上是单独与日本军队作战，一直到日本投降的最后几个月”[6]310。 在马来亚抗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马共积极地投入各种抵抗运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

小说在描写“马华”对自身“双重他者”的体认时，无意中也表现了马共在这段血泪历史中的贡献。 黎紫书的《山瘟》《夜行》《州府纪略》三篇小说连接起来，描写的就是一段马共抗日、抗英的历史。在《山瘟》中，瘟义代表的就是马共的精魂，领导马共进行反殖民斗争。他阻击英军时神勇威武，手刃英国仇敌为兄弟报仇雪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在马来西亚的部分日军秉着种族主义的信条，不愿向英军投降。马共接受了这些人，和他们一起抗英。《夜行》中队长训斥部下“你要搞清楚对象，日本仔已不是我们的敌人了”。 这里，日本人阿佐和“我方”合作就是这段特殊历史的表现。虽然这批被收编的日本人最终成为政治谈判桌上的牺牲品，但是当年马共在特殊时刻能接受这批日本军扩充军力，同仇敌忾地共同抗英，表现出的是一种抛下个人恩怨，超越民族偏见的精神。 《州府纪略》中，女侠谭燕梅不爱红妆爱武装，参加游击队，从女性的角度表现了马共的英勇。在黄锦树的小说中，马共成为承载着民族独立的梦想的符号。《鱼骸》中华人学校深受中国政治因素知识潮流的影响，许多少年胸怀民族独立的梦想加入马共。当年大哥加入马共，反驳不愿意让他离开的父母：“要是每个父母都像你们那样想，国家民族哪会有什么希望”。同学长白山要“他”长大后，“无论如何要以身为‘中国人’为傲。”这些热血方刚的少年加入马共，为维护“族群”利益而献身。

“历史的灾难与创伤总是幽灵般地穿梭在文学的实践”[4]363。 “马华” 族群历史的伤痕体验，无疑成为两位作者在文本叙述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尽管“马华”族群曾有过被历史尘封失落的英雄诗篇，但深沉的身份包袱与种族磨难，才是他们碰触历史现场得到的最终启示。透过历史时空，他们把对“马华”族群存在的认同焦虑付诸文学形式，由此寄托自身及族裔的存在经验，这才是作者书写历史的意图所在。

三、“历史阙如”与“历史在场”的探索：建构马华历史文化的困惑

马共虽然曾为正义而战，为种族的尊严而战，然而在还未占据历史舞台的时候就退出了。历史上，马共在作为“他者”的华族中是英雄，然而他们并没有改变历史，没有改变华族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历史言说的权利属于胜利者。马共退出了历史舞台，昔日英雄在国家历史中便失去了价值，湮没在历史风云中了。马华如何在国家历史中使其他种族听到自己的声音？如何建构马华族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黄锦树和黎紫书在设置局内人和局外人视角的同时，运用了“历史阙如”和“历史在场”的不同方式探索历史，实现了在书写“‘马华’精神史意义下的自我赋形”[4]354， 表达了共同的焦虑和困惑。 建构马华历史文化的困惑，是作家们对马华族群生存的忧患之心的难能体现。

《鱼骸》《大宗卷》两篇小说都体现了作者探索马来西亚地区“历史阙如”的自觉。探索“历史阙如”时，黄锦树采用的是后设技巧，凭借在“历史阙如”之后才有的设计，以失踪和死亡作为起点，沿着它追寻“历史阙如”的根源。然而，海登·怀特坚持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7]410。运用后设技巧来探索“历史阙如”，作者“‘想解决的也许是自己的存在骚动’”[8]324。黄锦树曾经以实验性极强的小说以及尖锐的文学批评冲击大马文坛。王德威教授以“坏孩子有理取闹”来评价他，认为黄锦树“对马华文坛的固步自封有不能己于言者的义愤，这一姿态引来他对马华文学/政治主体的思考”[9]12。 两篇小说中，黄锦树在探寻历史中回归自我指涉，表现的正是建构马华文化主体性的焦虑。

《鱼骸》的构思富有特色，在哥哥参加马共战争失踪、造成历史阙如的情况下，小说把一个马来西亚华裔通过哥哥的骸骨和龟甲，来寻找历史文化归属的迫切，放在“青春原欲”的宣泄中去表现，让“文化招魂”成为“他”心底潜藏的最隐秘的欲望。“他”有着中国人的血统，却出生在马来西亚。身为马来西亚华裔，中国作为文化的根源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只能成为一个想象中的图腾。由此，对中国的想象内化成一个挥之不去的魅影，形成了“他”对亲人骸骨和龟甲无法自拔的疯狂嗜好。哥哥参加马共后，在一次沼泽的战斗中失踪。失踪不是故事的终结，它造成历史空白，恰恰引发主人翁在成长期间一探究竟的欲望。小说中把寻找哥哥骸骨的过程与“他”青春期欲望的勃发联系在一起，暗示着这个过程的目的并不是一探历史真相而是一个寻找心灵归属的过程。“他”的大哥死于草野深泽中，骸骨的周围堆满龟壳。这里又把象征着“家族亲缘”的骸骨和象征着“民族血缘”的龟壳联系在一起。由“家族亲缘”的血脉之根到“民族血缘”的文化之根的探寻，形成了寻找心灵归属的特殊路径。可是，骸骨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物，而“龟虽产于南洋，龟板却治于中原。杀龟取板，哪还能还原？”无法在南洋历史中找到文化归属和心灵寄托的失望，使他只能带着骸骨和龟甲这两件富有象征意味的纪念品和心底深处的欲望，像逃犯一样离开家乡。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失根漂泊感，使他后来在台湾求学工作时，把马来西亚当作一个回不去的原乡。“他”的一生在回不去的原乡，和自我想象的中国的虚无缥缈的尴尬中徘徊，在寻找不到文化归属的失神中，品味失根的痛楚。马来西亚华人如何在体认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确立马华文化本身的主体性成为作家的困惑。

面对文化扎根的困惑，黄锦树并没有坐以待毙。 在《大宗卷》中，他表现出书写马华历史，创造马华民族富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化的野心。其中，研究者“我”的任务就是“从民间是立场去勘破被埋没的历史点滴，写出一部公正权威的华人历史”。而曾参加过马共的祖父的失踪，成为我探寻历史真相的起点，我相信只有找到他的遗著，才能帮我完成历史著作。首先，小说中极力塑造一个想要补白历史阙如的优秀青年学者形象。“我”生来就有超常的学术才华，在专业范围里懂得太多。“我”还具有灵敏玄乎的第六感。直觉告诉我，殖民档案里的大宗卷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只有找到祖父，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我”书写历史的梦境越来越清晰。童年梦见自己在做研究找资料；青年时梦见走进了屋子，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伏案写字。似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冥冥之中有神明在引导。然而，小说的情节在突然间出现了惊人的转折。当“我”终于找到祖父的藏身之处，看到祖父书写的大宗卷以后，才发现我书写华人历史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祖父书写马共秘史的大宗卷“一再地引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后的著作”，“挪用了我三十岁以后注定拥有的年岁、精力”来完成我可以完成的著作。当年父亲继承了祖父年轻时的抱负，参加马共，最后被杀害，尸骨无存。而祖父退出马共之后，终日耽于著述。作为孙子的“我”毕生在做的是无价值地重复祖父已完成的研究。

小说一开始给人以极大的希望，形成成功地构筑历史文化的错觉。最后以一切只不过是对前人的复制，消解了当前构筑的历史文化的价值。野心最终被否定和消解，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带来的失望进一步催人反省。下一代人的行为跳不出对前一代人的模仿，且毫无成就可言。无奈的结局，影射着“华人社会如果缺乏中华文化的在地生产能力，而仅仅是中华文化的消费者，其未来是岌岌可危的”[10]118。如果没能建构具有可传性的历史文化，马华族群最终难以改变被埋没的命运。

相比之下黎紫书的《州府纪略》和《七日食遗》中，马共历史并不留空白，并不是一个引发人好奇心的谜团，因为小说中历史的亲历者们，以“历史在场”的身份为傲，为后人肆意地讲述历史。他们成为了历史的祭奠者。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格林布拉特构建的文化诗学理论曾对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做了革新式的阐释。她认为，由文学来书写历史并不是为了重回历史原点，“见到深藏其下或作为其前提的历史原则”[11]27。进入文本是为了 “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的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和社会压力上去”，文本的创作是作家自身 “完整而又复杂的自我塑型过程”[11]27。 黎紫书通过马共一连串的传奇故事来追忆历史，其笔下的历史其实也是作者自身心灵史的表现。小说中作者淡化了宏大的马共历史革命背景，“将笔触投向构成历史的个人”[5]227。边缘化、个人化的视角的运用，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在特定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译、修正和削弱”[7]410。是对主流官方意识形态的疏远和反叛。然而，两篇小说中边缘的个体对历史不在乎的态度，和利用历史书写个人荣耀的功利心态，使他们口述和书写的历史，变得无比荒诞。可见，在削弱主流社会话语时，仍然不能成功自由地构筑马华族群的历史。黎紫书在对他们的反讽中，以拒绝遗忘历史的姿态，表达对马华族群如何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困惑。

《州府纪略》中幸存的马共战士刘远闻，在出狱后叙述当年马共史时，完全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吻：“谁还记得马共呢， 还有谁在乎历史”。他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导后人：“历史只是拖在时代背后的影子”。对刘远闻来说，历史对他以后的人生不会有太大裨益，历史对他来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在刘远闻的回忆中，他的马共史就是一部性关系混乱的情爱史。在胶林中作战的艰苦并没有反衬出人物品格的崇高。那里，军队纪律涣散，他的性格粗暴，人品猥琐。爱他的两个女孩子对爱情忠贞不移，愿意抛开女儿身的不便，加入马共，一生追随着他。而他却左拥右抱，三心二意。两个马共女战士在军营里为一个男人打架，场面滑稽不堪。马共的英雄史消解于三角恋爱的情感纠葛中，历史完全失去了意义。马来西亚独立后，刘远闻被抓去坐监洗脑，关了二十年。时间的长久，洗脑的结局，更意味着刘远闻口述历史的荒诞。二十年出狱后不久，碰上马共缴械、解散，他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兴冲冲地赶去缅怀历史。曾经身为马共的他却懒得“去看人家投诚”。后来刘远闻在“马泰边境落地生根”，和老战友搞旅游业，带领游客参观他们以前的基地。他的行为只是为了赚钱谋生，并不是为了祭奠历史。他口述的马共史，没有任何祭奠的价值。小说在对历史无所谓的调侃中，表现的是黎紫书对马华族群书写自身历史的价值和可能性的困惑。

延续着困惑难解的心情，在《七日食遗》中，黎紫书塑造了一个胸怀历史，决意在有生之年写下自传的退役马共者的形象——“老祖宗”。小说一开始便奠定了老祖宗不得被冒犯的神圣地位。首先，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声名显赫、历经沧桑的马共英雄，“蕉风岛没他便不会有今天这太平盛世”。在家里人心目中他具有“不朽的神威”，任何人都不得质疑他的行为。其次，老祖宗书写历史行为神秘。每天都在密室里秘密作业，任何人不得靠近。再者，为了让书写的历史彪炳千古，老祖宗养了一条不死的神兽，把用余生经历写成的历史册子喂给它吃。神兽是“老祖宗一人的产物”，只对老祖宗一人服服帖帖。有此神兽，又是秘密作业，不受质疑，老祖宗即将成功地把历史变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私人产物，成为第一个出版人。不可能有别人比他捷足先登，抢去他的荣耀。然而，世事并不尽如人愿。那只名叫历史的神兽没有繁殖能力，并且挑食，凡是“对头”“叛贼”“走狗”这些与英雄无关的事迹一概不食。并且已经七天厌食，老祖宗两部旷世奇书连封套带装订全给它源源本本吐出来。历史看似真切，却无法延续。最终，老祖宗只能舍身喂兽，神兽托梦给我，授予我历史的所有权。

整篇小说中，历史都是属于私密的、不可告人的东西。它身上只是承载着个人的荣耀，所有权也仅属于个人。这样的历史，并没有由个体的经验的书写升华到集体生活经验的表达。这种书写历史的目的和态度，根本就不利于马华族群构建自己的文化。在这里，黎紫书和黄锦树的态度是一致的，她仍然把马华族群建构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当作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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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德威.序论：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的马华论述与叙述//黄锦树.由岛至岛[M].台北：麦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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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责任编辑：王 川]

On Malaysian-Chinese New Generation Writers'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MCP——Huang Jin Shu and Li Zi Shu's Novel as an example

QIU Xiang-Yu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Malaysia Communist Part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study.Since Malaysia was found，the 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the restricted area in Malaysian politics,history and culture.This area however,is the painful experienc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Huang Jinshu and Li Zishu.Which can't escape It contains the profound issues of how to build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They trace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by using the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and create the bad image of 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But they express their burden and anxiety of existence by unconsciously revealing the lost heroic history when they recognize their"double otherness"situation.They express the anxiety and confus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by historical narrative combining history presence and absence.Because of this,special value of literary history can be seen in the works of this new generation of writers.

Malaysian new generation writers;Communist Party of Malaysia;double otherness;Malaysian Chinese;narrative

I 207.42

A

1672-402X（2016）03-0015-07

2015-12-04

邱向宇（1988-），女，广东潮州人，文学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