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晨，宋萍萍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他者的侵凌与自我的毁灭
——张爱玲小说的拉康式解读

凌 晨，宋萍萍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张爱玲小说中始终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结构，因受到他人的制约，其笔下的人物难以完成自我建构，个体甚至因他者的入侵而走向异化或毁灭，这与拉康哲学中关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论述相契合。借助拉康镜像论、凝视论、他者论来解读张爱玲小说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深入发掘其笔下人物的自我建构过程，细致辨析张爱玲运用的“窥视”笔法，通过《传奇》增订版等具体个案分析他者欺凌与自我毁灭的二元构成。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视角观照张爱玲创作，有利于多角度地深入思考张爱玲小说的精神内涵。

张爱玲；拉康；自我；他者

张爱玲的小说有着极为精妙的心理刻画及心理分析特征，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转换，甚至连气味、光线都能映射出人物的心理波动，如《心经》中许小寒与母亲同乘一辆车去找其父时，“油布上的泥垢的气味”“水滴滴的头发的气味”，让她“突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厌恶与恐怖”[1]67。张爱玲致力于对人无意识领域做深层描述，小说也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特质，本文从拉康的理论视角来解读张爱玲小说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建构过程，论析小说纷繁的人物关系下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迷惘与自我毁灭。

一、镜像自我：张爱玲小说中的自我建构与异化

镜像理论的核心是探讨自我建构的本质，拉康认为个体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认同都是在他者的映射中完成的。镜像阶段对个体有重大意义，个体就此确立起自我与本体、自我与他人和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拉康将与现实中“我”相对立的镜中之像称作“他者”，个体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他者来完成的。“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实际上是对‘自我’理解的一种延伸。”[2]拉康的镜像理论是自我与他人、社会发生联系的机制，他认为：“处于镜子阶段的功能主要在于建立起机体与他者之间的实在关系，以及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3]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体系中，自我建构离不开对他者的认同，自我是通过镜中的“我”与现实的“我”相联系而形成的，他者对自我的塑造贯穿个体生命的始终。自我与他者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性，他者并非现实中的他人，而是自我的一个影像或者投影。他者表示根本的另我性，因为它不能够通过认同而同化。张爱玲作品中的人际交往关系中，他者是个体的对立面，个体与他者对应存在，同时又是互为他者的关系。主人公身边的人物以及主人公因无法完成同化而自我分裂、自我放逐的异化形象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他者。

张爱玲小说人物的自我建构过程正是他者不断入侵主体意识的过程，其笔下主人公在社会关系中总是受到他者的影响，行为举止都烙上了他者的印记。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由于蜜秋儿太太对女儿的过度保护致使其对性知识一无所知，在主人公罗杰的新婚之夜，妻子把丈夫的正常性要求竟然当做“变态的禽兽”行为，向校长、教务主任控诉罗杰的“禽兽”行为。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几乎香港中层阶级以上的英国人都知道了。种种原因和压力迫使罗杰辞去任职十五年的大学教职，最后罗杰在幽幽的煤气中匆忙烧完了这炉短命之香。男主人公罗杰不堪忍受身边众人的非议，转而引煤气自杀以求解脱。在现实中强大他者的干扰下，妻子与丈夫既难达到和谐统一又难以割舍对方，主体只好舍弃自我并将自我放逐于永恒的虚无暗黑中，这正是主体意识被他者侵入直至摧毁的象征。自我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被自身无法掌控的他者左右，从而陷入自身异化的境地。诸如《花凋》中郑川嫦即是在身边最亲近他者的侵扰下导致主体的惨烈灭亡——精神上的漠视冷淡致使其因主体意识的丧失而毁灭以及因肉体病痛带来的肉体毁灭；《多少恨》中虞家茵因周围他者的强烈介入，在他者的介入下主体的自我意识难以持久便只好臣服，将自我意识进行彻底流放。

家庭伦理关系是张爱玲诉诸笔端的另一重点，她笔下的家庭关系时常显露出与现实世界中不同的一面，亲人之间的温情和包容在小说中荡然无存，家庭成员之间只剩下无尽的窥视、猜忌、谩骂甚至是肉体上、精神上的戕害。“家人”成了离自我最近的他者，他们有力地介入主体的自我意识，将主体塑造成他们眼中的“理想自我”。在《天才梦》里，“我”(张爱玲)是一个天赋禀异的孩子，自小被目为神童，三岁写诗，七岁写了短篇的家庭悲剧小说。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的自理能力等同于零。母亲黄素琼一心想把张爱玲变为西洋式的淑女，而她却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做不到。所以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让你小时候得伤寒症死掉，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苦。”[4]181来自母亲的言语抨击，深深地伤害了张爱玲的心，因而张爱玲在内心始终否定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否定使得张爱玲自我怀疑、自卑甚至自闭。张爱玲感到深深的挫败和自卑。这在她的小说世界里也有所体现，如《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孟烟鹂、《花凋》中的郑川嫦等形象，她们都敏感美丽但却都缺乏自信而又脆弱，都有并非很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周围的他者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极具侵略性，侵凌主体的自我意识。如《金锁记》里长安和长白，主体的自我意识完全被笼罩在他者(其母曹七巧)的阴影下，窒息绝望，看不到主体的任何自觉，一举一动都仿佛是他者的复版。张爱玲笔下主体的建构总是在按照他者的意志不断塑造自我，自我也因此带有明显的他者入侵过的痕迹。

他者的存在是自我建构的前提，“自我的本质是一种挫折”[5]。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个体的自我建构往往走向异化和变形。在拉康那里，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过程大致要经历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个阶段。其中象征界是主体建构最重要阶段，它代表着主体能否最终建立起完整的自我，而拉康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在主体进入象征界之后，面临的是社会意义上的“他者”的全面入侵。“自我认知形成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对异己的他人形象的误读，个体不断向外在的心像寻求与自我统一的整体风格与形象，并且把它误认为是自我，从而疯狂掠夺它的主人性。”[6]现实社会中他者的影响下，小说人物既无法实现与他者的认同，也无法实现自我认同。带有寓言性质的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上海女学生葛薇龙求学香港后寄宿在姑母家，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生活，忘掉了自己曾经的追求。薇龙最终嫁给乔琪，但却成为乔琪和梁太太谋取钱财和男人的工具。故事的结局不言而喻：葛薇龙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就被乔琪无情地抛弃。来到纸醉金迷的城市之后，葛薇龙却无法融入到这里的生活，她感受到别人对她的排挤。而这些排挤她的人，也是梁太太手底下的交际花，她们住着华美的房子，而心和灵魂却囚在黑暗的老屋内，她们安于黑暗，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逃避日光和世俗的眼光，这类人身上有着葛薇龙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她深知奢靡之误，却又不愿放弃这里的一切去过贫苦的生活，最终，葛薇龙和梁太太、乔琪一起沉溺于黑暗之中。倘若她不选择臣服，个体便无法获得他者的认同，也就无法完成自我建构。葛薇龙最终成为了一个甘于黑暗、守着奢靡生活的交际花，尴尬地处在族群当中。所以葛薇龙打碎了曾经的自我设定、自我追求，以另一种符合身边他者的方式熔铸自我以求得认同，这种自我异化的行为象征着主体意识完全被他者欺凌、霸占，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自觉性。

主体总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关系中进行着艰难的自我建构，然而张爱玲小说的主体总是无法实现与他者的认同，从而走向异化或毁灭，小说人物与社会中的他人相对立，无法与他人和谐共生，主体的“理想”也常常与他人的意愿相悖，并被人视为怪物、妄想狂、精神症患者。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在面对具体社会文化关系时，无法实现与他者的认同，在现实世界中屡屡受挫，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有着相当一部分的精神症群体。《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患有“胡思乱想”症，每天都是在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一事无成，由于他无法得到父母疼爱的幸福于是便想毁灭拥有这种幸福的言丹朱，在外人看来，他永远是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多少恨》中的主人公父亲虞老先生有着破坏好物的怪癖，这是其受挫后压抑的负面情绪集中爆发的结果，每次破坏之后他的心情都会获得暂时的好转……张爱玲小说表现出主体要想进行自我建构，就必须认同他者，并在他者的永恒影响下完成自我建构，而在主体进入具体社会关系之后，他者是占主导地位的。“他者既是另一个主体，也是中介了与其他主体之关系的象征秩序。”[7]因为在他者主导的象征界，即现实世界里，其笔下的人物无法认同他者，从而造成自我人格的缺失，主体有着普遍的人格结构问题，并且直接导致小说人物始终陷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

二、主体被凝视：张爱玲小说的窥视主题

“窥视”不再是书写对象，而成为书写本身，张爱玲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关系高调引入其小说的话语系统中。从拉康的凝视观点来看，“窥视”一词本身包含着外界(他者)对个体无时无刻且不合时宜的注视，并且外界注视个体时，个体并不能用眼睛或耳朵来感知他人的存在，但同时个体又都会在无意识中虚构出一个凝视着自我的他者，其行动皆无形中为他者所牵引。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被看”的主体，被自己的女儿看、被自己的父母看、被邻居看，等等。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行为一直被身边的家人窥视着、嘲笑着，这使她感到厌烦又恐惧。白流苏在家中不断收拾的抽屉以及她所憧憬的婚恋，实际上都隐喻着主体的自我追求和建构，而家人则是时刻注视并试图入侵其自我世界的“他者”，小说的结局无疑宣告了主体颇有疑义的胜利。《茉莉香片》中屏风上褪色的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时常化身为聂传庆想象中的母亲，“她”不时指引抑或干扰着主体的言行，此时个体被自我无意识虚构出来的他者所影响。

早在拉康之前，凝视观点就被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提及，拉康十分推崇梅洛·庞蒂关于凝视的观点，他认为：“梅洛·庞蒂为我们指明了一些道路，沿着这些道路前进，我们到达的不仅只是视觉现象学，因为这些道路的目的是要向我们指出，可见的东西依赖于那使我们受制于观看者的眼睛的东西，借助他向我们指示的道路，我们必须确定的是凝视的先在性——我只能从某一方位去看，但在我的生存中，我被全方位地观看。”[8]拉康在梅洛·庞蒂关于凝视理论的基础上，对“凝视”观点做了进一步拓展：“凝视”具有多重性，既包括自我对他者的观看，又隐含着他者对自我的观看，这样一来，来自他者的凝视便深刻影响着主体的自我建构。主体将他者作为凝视的对象，在自我凝视他人的过程中，自我也不知不觉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拉康的凝视就是这样一种注视和被注视的共生现象。

这种注视和被注视相交织的共生现象在《金锁记》中被书写得淋漓尽致。曹七巧对儿子长白的窥视和掌控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她在儿子的新婚之夜强行留住他，让他给她烧大烟、捶腿，长白婚后的生活里也是这般行事。不仅如此，曹七巧还窥探儿子与媳妇的婚姻生活，并且将这种探来的消息在麻将桌上公之于众。这些行为直接导致了媳妇芝寿和后来扶正的绢丫头不堪其辱转而寻死的悲惨结局。曹七巧无休止的窥探，说到底就是对子女个人私密空间的粗暴闯入与肆意破坏。长白不敢再娶、长安不敢论嫁与芝寿与绢丫头之死，均是因为主体不堪身边他者的注视与侵扰而失衡。而长白、长安也是其母曹七巧由个性泼辣的小市民逐渐沦为黄金奴隶的见证者。他们直接目睹了曹七巧“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1]231。注视与被注视相互构成也相互消解、相互纠缠地绵延在文本之中。在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同样有这类书写。“我”(九莉，即张爱玲)是母亲复杂糜乱生活的见证者，蕊秋(对应其母黄素琼)是“我”日常生活的监控者。“我”对于被监视感到羞耻愤懑、厌烦，而蕊秋却以此为家长的职责并且乐此不疲。二人是彼此生活的关照者、监视者。他者与主体互相注视也互相被注视，且主体在他者的侵扰下，只能选择妥协，即自我意识的屏蔽和丧失，亦或自我放逐、走向毁灭。这是他者与自我战争的永恒话题与必然结果。

在《连环套》中，张爱玲更是创造了一个完全窥视的世界，叙述主体遭遇的是全方面的，且叙述主体无法从看不见的他者处观看自身，这是一种让主体不可见的凝视，“‘凝视’的不可见，却能让叙述者感到它的存在，视觉叙述主体在完成误识后便进入自身观看的想象之中” 。“当‘被看’说话时，主体在凝视与被凝视之间的想象将看似虚构的观看体验再现。”[9]拉康认为看与被看作为一种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的方式，是一个从主体出发、回到并最终改变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受到他者的深度影响，主体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下受到他者的入侵，成为他者的欲望客体。在小说中，各种窥视轮番上演，伴随窥视而产生的，是各种流言的横行。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产生各类流言的垃圾场，人们生活在流言之上，制造和传播流言是生活的一部分。窥视和流言暗合了拉康凝视理论中他者影响下自我对他者的想象，小说中的“窥视”与“反窥视”具有精神分析的特征。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双重窥视的结构，小说中每个人物在窥视他人的同时也在被他人窥视着。拉康认为自我建构很难离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一面镜子，自我身份的建构与周围环境联系紧密，通过他者，自我才得以认同和构建，人永远被外部力量所主宰，我们所要追求的自我，始终建立在他者之上。拉康关于“凝视”的论述强调他者对自我建构的决定性，“我”始终具有去主体性，而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正是由于无法抵抗现实存在着的他者的入侵而变得扭曲异化，他们的生活已经习惯于以他者的目光来观照自身，张爱玲用无处不在的“窥视”和“反窥视”证明了他者的强势和自我本质的虚无。

三、甘于欺凌的主体

张爱玲小说中他者对自我的侵占还体现在人物于窥视中选择的自我禁锢，以及人物在反抗窥视过程中导致生活方式的扭曲变态，包括小说人物的感官失灵和人物之间对话的失效。《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出自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之手，“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4]274。栏杆外，高大、裸露、神秘的现代人探进头来，是在好奇地窥视，还是大胆地诱惑，抑或不满地质询，主妇对此都全然不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沉迷于自己的游戏天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对“窥视”的极端迷恋和面对“被窥视”的无畏，这些人物变得对外界一无所感，他们丧失了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功能，他们对恶心不洁的事物甘之若饴——即在窥视与反窥视中选择自我禁锢，对外在的一切充耳不闻，恍若无视。无处不在的“窥视”导致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感官失灵，他们在被人窥视中转而又窥视他人，由此构成张爱玲小说中“窥视”与“反窥视”这一内在结构，并进而导致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失效。张爱玲笔下也摹画了这样一幅尴尬的场景——彼此充满刻骨仇恨的人们时刻厮守并面面相觑。人物之间的对话空洞无物，早已失去了交流的效果，即使是亲人之间最私密的对话，也是暧昧不清、各说各话，令读者云里雾里。

如果把这种由“窥视”和“反窥视”之“恶之花”而开出的“恶之果”加以详细观照，就会发现其基于这样的本质关系：这种内在结构里的他人实际上是另一个自我，而这也恰恰说明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想象的主体间关系。“自我一开始就是一个他人，他借助他人而诞生。”[10]自我无法独立存在，他人永远是想象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这是自我对他人根本上的依赖。他者被认可的过程，就是主体与之进行象征认同的过程。而自我认同处于一种永恒的危机状态中，这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得到极致书写，佟振保与王娇蕊在电车上相遇，他从电车的镜子中审视自己，“当从镜子中看到的是与自己的想象相反的图象时，他陷入了自我认同的危机”[11]。主体与他者就像天平的两端，一方强大势必导致另一方的萎缩。他者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体的内在薄弱性。主体意识薄弱亦或主体无意识是致使他者过于强势的主要内因。《小艾》就是这类书写的典型。《小艾》一开头出场的是五太太，一个虽有丈夫却要守活寡的可怜女人。她得不到丈夫的爱，甚至她的丈夫都不愿多看她一眼。五太太的心里充满着恨，她恨她的父母、夫家的人、丈夫，等等，她却不知道为何而恨，在恨之中她选择的是默默的忍受，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也只能接受守活寡的现实。主体意识的自我迷失，周围他者的强势干预，使得主体彻底将自我进行割裂、分化以求妥协。自我的不争和放逐也使得他者凌驾于主体之上且拥有绝对权威。主体有时又会有意识或以残存的意识进行抗争，但这种抵抗又常会产生无法消除的焦虑状态。

以此来反观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会发现其正是出于防范他人对自己精神世界窥视的焦虑，才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他们选择这种无效对话，或者主体以怪异的行为来表示其不满和愤懑。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日常活动都背负了“窥视”和“反窥视”的沉重任务，生活成为了枯燥而痛苦的负重之旅。“反窥视”的行为是主体为反抗他者对自我的入侵而做的努力，然而最终主体总会沦为又一个窥视者，即自我沦为了另一个他者，如此一来，张爱玲小说便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窥视”与“反窥视”的竞技场，人人皆陶醉于窥视之所见，执着于碎片式的窥视印象，导致小说中永远流言横行、人物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被窥视者全盘占领，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扭曲异化的，自我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本质，徒留他者侵凌之后的破败躯壳。《红玫瑰与白玫瑰》之中，周围他者的监视场域中孟烟鹂的薄弱自主性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犹如没有灵魂的玩偶，最终成为佟振保口中的黏在墙上的饭粒子。

张爱玲以其卓越的精神分析特质，在小说中揭示了自我与他者根本性的对立，显露其写作的现实诉求。张爱玲无比精准地刻画出了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现代人始终面临着的巨大的人性废墟，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顽疾，随着现代人精神病灶的日渐显现，张爱玲小说也越来越显出其经典化的特质。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 户晓辉.自我与他者：文化人类学的新视野[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2(2)：14-15，26.

[3] 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3.

[4]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集[M].香港：中国文学出版社，2009.

[5] 马元龙.主体的颠覆：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3(6)：48-55.

[6]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73.

[7] 马元龙.作者和/或他者：一种拉康式的文学理论[J].外国文学，2006(1)：72-79.

[8] LACAN J.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M]. SHERIDAN A, trans.London: Penguin，1979：72.

[9] 席艺洋.当“被看”说话的时候：博尔赫斯《镜子》中的凝视叙述[J].文学界，2011(4)：169-171.

[10] 黄作.从他人到“他者”：拉康与他人问题[J].哲学研究，2004(9)：64-70.

[11] 王莹.来自生存的怅惘威胁：从精神分析学看张爱玲小说的心理刻画[J].思想战线，2003，29(5)：115-118，123.

Bullying of the Other and Destruction of the Self: A Lacanian Interpretation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LING Chen，SONG Ping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there is always a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the Other, characters in her novels always have difficulties in completing self-construction and some individuals even move towards alienation or destruction because of the invasion of the Other, which accords with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in Lacan’s philosophy. If Lacan’s theories of mirror stage, gaze and the Other are used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the process of characters’ self-construction can be easily figured out, Eileen Chang’s “peeping” writing technique be carefully analyzed, and binary structure of bullying of the Other and destruction of the Self be studied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novelLegend(revised and enlarged version). Analyzing Eileen Chang’s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s psychoanalysis is beneficial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 of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Eileen Chang; Lacan; the Self; the Other

2016-05-24

凌 晨(1979-)，男，安徽潜山人，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宋萍萍(1992-)，女，安徽枞阳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I712．074

A

1009-2463(2016)05-00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