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敬

在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完成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传。现在的状况是，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是如此，人何以堪。”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温家宝总理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台湾《联合报》记者向他提问，说他想到台湾去看一看，不知两岸商签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对他实现到台湾走走看看可否创造美好的条件？对于这个问题，温总理没有回避，他略作思索，就很温馨地说了这么一番话。在这番话的前边，他还十分深情地告诉在场的记者，说他去台湾的愿望依旧是那么强烈，因为他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黄公望有幸，在他仙逝660周年的今日，因为他的一幅《富春山居图》，让国家总理特别提起，使两岸同胞，闻之莫不动容心颤。作者如果九泉有知，不知该作何念想？

愚心不揣冒昧，猜想超拔如黄公望者，他该是一则一喜，一则一伤的。所以喜悦，在于他的山水画为后代儿孙们所钟爱；所以伤悲，在于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因为两岸关系的隔膜，而不能完璧，叫人不免唏嘘慨叹，而这恰如他的生年，以及《富春山居图》的历史遭遇一样，是那样的诡异莫测，那样的蹉跎艰险。

生于南宋咸淳五年（公元1296年）的黄公望，原是跟着他的生父来姓的。常熟陆姓生父，指望他自强志坚，便给他起了个陆坚的名讳。他自己果然争气，不仅生得体壮，而且志气颇为豪迈。加之他聪慧颖敏，勤奋好学，少小时即为邻里夸爱。但他的生父母，却无福陪伴年幼的陆坚，先后罹病夭亡，抛下困厄无依的陆坚，过继给永嘉（今浙江温州）黄姓老翁为养子。黄公时年九十余高龄，膝下无子，心是空的，怀是虚的，忽然间喜从天降，收获一个神仙般灵童养子，他是大高兴哩，欣喜之余，喟然长叹：“吾望子久矣”！正是黄公的这一声感叹，小陆坚便有了这一盛传后世的名讳。

名黄公望。字子久。

黄姓老翁对黄公望的爱，不只在父与子的层面上，他充分发挥黄公望好学颖慧，兴趣广泛的特点，鼓励他博览群书，年龄及长，即成为一个文章、诗词、书画、音律等，样样精通的奇男子。但他面对是那个以弓马定天下的元人统治局面，这便使他空怀一腔豪情，到头来受人举荐，只能做个办理文案的小吏。时也，势也，黄公望能怎么办呢？元人入住中原，蛮横地实行了一条民族歧视的政策，将天下百姓分了四等，江南原属南宋朝的臣民，被划为最低级而大受奴役的境地。有人举荐黄公望，他没有选择，便屁颠屁颠地去了。

黄公望不能吃风屙屁，为稻粱谋，是他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

举荐使用黄公望的人，是为浙西廉访使徐琰，他让黄公望在他的府衙作抄写。徐琰慧眼识珠，发现黄公望不仅抄写得好，而且为人正派，心里想着百姓，就把他推荐到了更高一级的衙门，希望他能早日出头，也好为民做些实事。徐琰的希望，也正是黄公望的所想，他出了徐琰的廉访使府衙，进了大都御史台下属察院当书吏。在元朝，官与吏的职责大相径庭，吏是办事员，一切听命于官，官说怎么办，吏跟上怎么办就行，切不可有自己的主张和作为。对此，颖悟如黄公望，是深以为意的，如果他照此而行，说不定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让他脱去吏服，戴上官帽不是没有可能，但他太爱承担责任了，这就难免不出问题。

敢言直承的黄公望，在他为吏浙西的日子，曾短暂地协助一个叫张闾的官员经营管理钱粮的事。元仁宗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张闾有感于其时农业税收的混乱，国库收入减少，而社会矛盾突出的问题，上书朝廷，建议仁宗皇帝颁发各级地方政府，要求他们在40天之内，如实上报土地和赋税状况，发现欺哄瞒报者，无论官职大小，也不论贵族或贱民，都要严惩不贷。对于元人统治而言，张闾所言，是为了他们好的。但他想得幼稚了，上书所言，直接指向了大地主和大官僚的利益，因此，势必遭到他们的联合反对。有了这么多既得利益的搅扰，张闾献给元仁宗的好主张，才刚颁令下去，就被握有实权的贪官污吏和贵族富户念歪了，他们借此为非作歹，欺压本已贫困不堪的百姓，引起许多地方的民暴，但富户奸员不以己非，反污张闾：“括田逼死人命”。参与经理钱粮的黄公望，深以为张闾的怨深，他没有沉默，为张闾辩污说理，结果越辩越糟，越说越黑，最后竟然给他戴枷扣锁，关进了大狱。

元人的监狱可不好坐，黄公望却坐出了門道，明白了世间事，是没有是非曲直和黑白的。为此，他仿佛顿悟般灰心了仕途功名，一变而淡漠世事，成了个思想超然的方外之人。年届半百，黄公望从大狱里走出来，便决意避世隐居，改号“一峰”，自称“大痴道人”，入全真教，学道执卜，交游书画，过着浪迹江湖的自在日子。

正是这一时期，黄公望与浙江的富春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有明载：黄公望学画于31岁。但他际遇坎坷，到50岁左右才专心于山水画的创作。

较之人物画，中国画的山水写意在时间上要晚一些。最初只是人物画的背景呈现，画中人物和山水不成比例，人物巨大而山水较小。直到魏晋以后，始有纯粹的山水画面世，典型如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目前存世可见的最早的山水画。此后有唐代的大小李将军，宋代的荆浩、关仝（北派画家）和董源、巨然（南派画家）等。宋代以后，更兴盛起一股文人画的风气。在那一抓一大把的山水画家里，元代的黄公望是堪称文人画的代表人物。

黄公望目中无人，溺笔濡墨画山水，是他对人失望，而寄情于山水的。因人事而伤了心的黄公望，哪里可以倾谈他心中的不平之气，在他看来，大概就只有默默无语的山水了。他热爱自己，师法自然，自然成为救赎他灵魂的不二物像。头扎道士巾，足蹬草麻鞋，游遍了神州的名山大川，于晚年时，结庐定居在富春江畔的筲箕泉边，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饱满光耀的一段时日，为后世留存下许多绘画作品。著名的《富春山居图》，便成画于这一时期。

这个时期的黄公望，已是个7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富春江几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他，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江畔上的山石树木，在他的眼里，早已异化为他的灵魂和气魄。也就是说，作为画家的黄公望，把自己的肉身完全融入富春江里去了，他是富春江最为忠实的守望者，他要用他的画笔来为富春江立传了。然而笔力老辣，艺术感觉趋于纯青的黄公望，没有蜗居在筲箕泉边的庐舍里，而是坚定地秉持师法造化的理念，常要走到富春江畔，唤来一叶扁舟，坐在舟头上，用心观摩江岸上的山石和树木。如此，不仅打下了许多美好的腹稿，而且画出了许多美好的手稿。

长达六米多的《富春山居图》，就这么成熟在黄公望的笔下。

此其一也。

其二有个名叫无用禅师的人，在一旁催促着黄公望，让他人到暮年，却还要笔耕不辍，为富春江来画魂了。我们知道，含冤受屈，蹲了几年监狱的黄公望，出狱后入了全真教。这位无用禅师，可是他最为知己的道中朋友。无用禅师如黄公望一样，偏也是一位热爱富春江水的痴人。他们常会结伴富春江边，煮茶焚香，赏玩不已，以至晨昏达旦，明月当空。其间，两个老朋友会干些什么呢？黄公望是要绘画的，无用禅师就在一旁览赏。一纸又一纸的富春江山水，谁敢说不是美轮美奂，但是览赏得久了，是为好朋友的无用禅师，于欣喜之中有了些微的不满足，他向黄公望讲了，何不把富春江接续起来，画成一个长卷，也不失为一种更醉心的寄托。

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公望听懂了无用禅师的用心，他开始了《富春山居图》的描画。

这是一个工程，浩大堪比登天。黄公望不惧登天难，他寒来暑往，呕心沥血，竟至数年，终于在他即将辞世之时，完成了这一大气磅礴、美不胜收的历史文化奇迹。

慷慨的黄公望，没有把《富春山居图》藏为私珍，而是提款送给了好朋友无用禅师。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画界盛事。

横636.9厘米，纵33厘米的长卷，无用禅师是其第一位藏主。他珍爱《富春山居图》像珍爱他的生命一般，唯恐有“巧取豪夺者”。但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能长生不老，所以只有惴惴不安地怀抱着老去，这便历史地落入到沈周的藏室里。应该说，落入沈周的藏室，是个非常不错的结果。因为沈周也是一个爱画如痴的人，《富春山居图》到了他的手里，他还能不视为掌上明珠。我不知道，沈周可日日临摹黄公望？但是一幅《富春山居图》藏在他的手里，他是一定要受了感染的，若不然，他要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大画家，将是非常困难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昭示着沈周，也引领着沈周，使他与文徵明、唐寅、仇英一起，被后来人称为“吴门四家”，他比他们三位的名望似乎还要高一截，是为“四家”中的首位。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有沈周的一幅纸本《庐山高图》，据说是他画给老师陈宽祝寿的。我无法看到这幅祝寿图的真迹，却也间接地看到了一幅印影照，直觉沈周的《庐山高图》是大受了黄公望影响的。整幅画，从布景、构图、诗文来看，都颇为用心，他以故乡著名的庐山为背景，大写了老师陈宽的品格，是如庐山一样，要让人高山仰止的。

《富春山居圖》安然地藏在沈周的手里，这该是《富春山居图》的幸运。然而在明之成化年间，像自己的生命一样喜爱着《富春山居图》的沈周，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却遭遇到一个“巧取”的人。

这位“巧取”者是沈周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我遍查资料，还在互联网上检索了几回，却没能找到这人的线索。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沈周的这位朋友，一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如不然，沈周在得到《富春山居图》后，他每日观赏，临摹，突然地灵光一现，想要找人给他宝爱的《富春山居图》题跋，朋友是慎重的，没有草率地题写，只求沈周让他把《富春山居图》带到他家里去，他要用心描摹，认真思索，为《富春山居图》题跋的。可他还没有在画上题跋，他的儿子见了画，知道此画非同一般，心头遂生贪念，悄悄地把画偷了去。

沈周可能预感到什么，他过了一天多的时间，就去了朋友的府上，想要取回他的《富春山居图》，可他的朋友怎么都拿不出画来。朋友没了奈何，脸红得像块烙铁，烧烘烘只能给沈周说，《富春山居图》被贼偷跑了。

沈周闻言，失魂落魄。但他能怎么办呢！他是个老实人，怏怏不乐地回了家，把这件痛心的事埋在肚子里，给谁都没说。

沈周这么做，无它，只为保全朋友的名声。因此才有朋友丢了他的《富春山居图》，到头来真相大白，却给历史留了一个悬案，没人知道弄丢他画的人是谁。不过还好，沈周与《富春山居图》的缘分还未尽，没过多久，他在路过一个古董铺子时，进去讨了一口茶喝，正喝着，却见《富春山居图》完好无损地悬挂在铺中的墙壁上，待价而沽。沈周愁苦了多日的脸，雨过天晴一般地哭了起来。他让古董店的老板好生保管《富春山居图》，他赶紧回家去，翻箱倒柜地筹措经费，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搜刮出来，还当出一些值钱的物品，想要把丢失的《富春山居图》再买回来。可是古董铺老板的要价太高了，以卖画为生的沈周怎么也凑不齐那笔巨款。过了几天，这幅让沈周牵肠挂肚的《富春山居图》，就被苏州巨富樊舜举重金买了去。

有意思的是，樊舜举特别赏识沈周。他在把《富春山居图》买回家后，又来延请沈周，到他的府上去，掏出非常厚实的一捧润笔费，让沈周给《富春山居图》写了一段题记。百感交集，原为沈周珍藏的心爱之物，辗转而为他人所有，沈周浓墨重彩，写下了他对黄公望的崇拜：人品高，则画亦高。

从此，《富春山居图》走马灯似地在一些藏家的手里流转着，既有樊舜举、谈志伊、董其昌等，明末清初，不知什么原因，这便流传到宜兴望族吴家门中。

宜兴吴府的当家人吴之炬是个雅兴很高的收藏家，《富春山居图》进入他的府内，就再没有让画作出府门。老爷子不可能长命百岁，他咽气时，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富春山居图》传给了他的儿子吴洪裕，正是这个吴洪裕，好像比起乃父，对《富春山居图》的喜爱更胜一筹，因为他的痴爱，差点酿出一个无法挽回的大悲剧。

恽南田《瓯香馆画跋》记了这样一段话，直言吴洪裕在“国变时”，置其家财而不顾，唯独随身携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两轴珍品，在满清铁蹄前四处逃乱。吴洪裕的态度很固执，他是作了打算的，愿意与这两轴珍品共存亡。他的这个打算，到时世安静下来，他回到宜兴故里，出资为《富春山居图》盖了一座“富春轩”，小心地珍藏着，一刻也没有松懈他的偏爱。不厌其烦的吴洪裕，渐入老境，但他无一日不去“富春轩”，观赏、临摹《富春山居图》。直到有一天，吴洪裕生命垂危，烛光摇曳的病榻之前，他的生命气如游丝，就像如豆的烛火，说不定吹来一股风，就能把烛火扑灭了……吴府中，所有的人围在吴洪裕的身边，焦急地想要听到老人的遗嘱。弥留之际，他说话了，没说家中的千金窖藏，只说他宝爱的《富春山居图》让他子侄拿了来，在他的眼前让他看着，生火烧了去。

家里没人肯遂吴洪裕心意，唤来仆人，先在火里烧了《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然后又烧《富春山居图》。焚烧前，仆人取来画，徐徐地展开在吴洪裕的面前，他垂死的眼睛睁大了，死死地盯着《富春山居图》，看了没一会儿，眼角流下了浑浊的泪水，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吴洪裕是撒手人寰了，但他遗愿焚烧《富春山居图》的事情没有停下来，家人按着他的遗愿，是要烧了此画给他殉葬了。仆人把《富春山居图》毫不怜惜地丢进了老人倒头旁的火盆里，刚一接触火苗，锦帛装裱的画轴即已腾起一股幽蓝色的火焰……在场的吴洪裕儿子吴静庵，感觉不是在烧画，而是在烧他的心，他忍无可忍，“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以另一幅画作换下了《富春山居图》。即便如此，吴静庵还是慢了半步，一幅完整的画轴，无法挽救地从中间烧去了五寸许，让画作历史地一分为二。

分为两截的《富春山居图》，前一截仅余下一尺六寸。1952年时，为吴门中才子吴寄谷得到，他为这一截画作起了个《剩山图》的名字，小心地收藏着，到了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自觉地让给了王庭宾，后来不断地转手，藏于诸多收藏家之手。抗日战争爆发，我国近代著名画家吴湖帆于战火中偶得之，直到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举办宋元明清名画展览，吴湖帆把《剩山图》从他家里拿出来，作了第一次展出，使书法大家沙孟海观之而不能忘记。其时，沙孟海供职的浙江省博物馆，以为这样一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极易损毁不存，只有进入国家博物馆，才是保护国宝的最上策。于是乎，沙孟海不厌其烦，数次去上海的吴湖帆家里，与他足膝相谈，晓之以大义，恳请他把此画捐赠浙江博物馆收藏。画家吴湖帆，岂有不爱《剩山图》的道理，他起初不愿意捐赠，一次次拒绝着沙孟海。可是沙孟洋像吃了秤砣，铁了心地说服吴湖帆，直到他无计可施时，就又请来著名收藏家钱镜塘，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等人，从中周旋，终于说服吴湖帆松了口，同意割爱，使《剩山图》顺利地归藏浙江博物馆。

较之前一截《剩山图》，后一截被命名为《无用师卷》的画要长得多，总共约有二丈長。《无用师卷》不知何时从宜兴吴家流散出来，流出后可以知道的收藏家，计有江苏泰兴的季国是，并历经江南著名收藏家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清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江苏的地方官为讨好乾隆皇帝，征召来《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贡献入宫。按说，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还是有点儿书画古玩知识的，可他得到地方官贡献给他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却没太当回事，竟以为假画而置之一旁，极少眷顾。这是不通情理的，但也不能责怪乾隆帝，因为在此一年前，亦即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他从民间已经征集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老人家金口玉言，他把这幅假画说成了真的，有了真画也就只能视另一幅为假的了。正如《红楼梦》里那句经典话说的“假作真时真作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谁还敢说乾隆帝手头的两幅《富春山居图》哪一幅是真的，哪一幅是假。

中国的皇权政治，有时候就是这么好笑。

乾隆帝宝爱着他以为真画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在上面钤了好多他的印玺，兴趣来了，他还在画面的空白处题写了诗句。后来，乾隆御批编辑《石渠宝笈》，也把视为真画的那幅假画《富春山居图》收了进去。不过，我们应该承认，这幅假的《富春山居图》也是很好的，古画的研究专家，多有对照沈周的山水者，判断这幅假的《富春山居图》该是出自他手的临摹卷，董其昌就曾不吝笔墨地夸赞沈周，以为“其肖似若过半”。

作为明代“沈家画派”创始人的沈周，他是担当起这些高誉的。他太珍爱《富春山居图》了。不意丢失在朋友处，他是心疼了。心疼着拿起笔墨，凭着他的记忆，在他的画室里背临了《富春山居图》。可以说，就是他的背临，也因为他的艺术才华，加之画作的传奇经历，便亦使此画作有了千钧重量，而堪称国呢。

我在想，沈周在背临《富春山居图》时，与前辈黄公望该有一样的情怀。他们热爱着富春江，因而使富春江生命勃发地鲜活在他们的画笔上。

美丽的富春江啊！“丘陵起伏，峰回路转，江流沃土，沙汀平畴；云烟掩映，村舍依稀，水波荡漾，渔舟出没；近树苍苍，疏密有致，溪山深远，飞泉倒挂；亭台小桥，各得其所，人物飞禽，生动适度。”我做的一张文字卡片上，有人这么评价《富春山居图》，我是心以为然，十分赞同的。“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果然“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而长”，充分体现了黄公望以及沈周的笔墨趣味，和艺术神韵。

去年秋天，我随着一个新闻代表团，于杭州乘船，经钱塘江而入富阳，泛舟在富春江上，但见满目苍翠，江水宛转，沙白鸥鸣，让人能不想起《富春山居图》，画面上的景物与自然的景致，在气度上是那样的神合，咫尺千里，无论布局、笔墨，以意使法，观者哪有不叹为观止的道理。

只是遗憾又可惜，好好的一卷《富春山居图》，叫一次焚画殉葬的事件，变成日后漫长的离歌。时至今日，更是因为一湾浅浅的海水，致使《富春山居图》天各一方，无法合璧，让人不免唏嘘慨叹。温家宝总理的惦念，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深情呼唤，希望火烧水隔的两段《富春山居图》，能有机会合璧成一幅。

这个机会还远吗？我想不会太远了。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