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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最硬的人(散文)

2016-03-17陈启文

红豆 2016年3期
关键词:秦桧

陈启文,男,湖南临湘人。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 随笔等5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等20余部,曾获国家图书奖和海内外多种文学奖项。现为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走近这条河,并非一次偶然的相遇,而是一次必然的追溯。

这是一条被人类反复命名的河流,泷江,孤江,潇泷江。从自然地理看,她是长江流域赣江东岸最大的一条支流。但在欧阳修写出那篇参透人世沧桑的《泷江阡表》之前,这条南方的河流仿佛一直在历史的空白中流淌,除了她哺育的儿女,外人对她几乎一无所知。欧阳修在诉说平生时也为世人揭开了一条河流的身世之谜,更重要的是为这条河重新确立了一个源头和流向。从此,一条河如在神灵的指引下,从欧阳修的故乡沙溪一路流经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的故乡,而在她的流域内有一个地方,哪怕荒芜也不会被人类遗忘,那就是吉州庐陵。

我的目光又一次下意识地盯上了大宋帝国版图上的一个地名:吉州庐陵。

这是一个值得后世反复打量的地方。所谓人杰地灵,在中国屈指可数的一些地域里总是被反复验证。吉州庐陵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方水土,不知从何时开始便被誉为江南望郡和文章节义之邦,而宋朝不是开端,但是巅峰。在那个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文治盛世,且不说一个庐陵出了多少进士,也不说那“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历史传奇,只说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这庐陵“五忠一节”,哪一个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他们或像河流一样以漫长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去验证人生的过程以及最终的归宿,或像云中的闪电,在某个黑暗的时空骤然爆发出惊人的、逼人的光芒。

这里,我选择一个叫胡铨的士人,来解读一个人和一条河水乳交融的气质与血肉。这其实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对这个人,我几次想要放弃又难以割舍,哪怕历史性的追述,也感觉这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此时离北宋覆没仅二十五年。一个王朝已进入黄昏,但所有的历史在发生之前都是无人窥破的秘史,哪怕王安石这样伟大的预言家,也无从窥破他死后四十年北宋就将灭亡的真相。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应该说,这才是胡铨人生的真正开端。这年他已二十六岁,在乡试中举后被选送到宋廷临时驻跸的扬州,参加进士科考。那是一次令人感动的殿试,一个在金兵追剿下南逃的王朝,居然还按部就班地举行了一次进士科考,又居然还有那么多士子从四面八方前来应试。就凭这一点,也表明了这个王朝对自己还有信心,天下士子对这个王朝也充满了信心。这次科考由宋高宗赵构亲自策士,他以“治道本天,天道本民”为主题策问士子,但他提出的数十条策问却不是问民,而是问天。胡铨在对策中从民本出发,指责高宗一味“政听于天”,听天由命,而不去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不从民众的愿望出发,“恃天命而不修人”,由此才致使祸乱迭起,“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外乱内讧,而策臣数十条,皆质之天,不听于民!”一个来自乡野的士子,简直是指着天子骂天子,难道他不想要这条小命了,想要提前跻身于庐陵“五忠一节”的灵位?令人吃惊的是,宋高宗这个几被打入历史另册的皇帝,对胡铨的这篇策论居然不露丝毫愠怒之色,似乎还特别欣赏,这是载入了《宋史》的一个史实:“高宗见而异之,将冠之多士。”意思是,高宗皇帝看了这篇策论,不但没有怪罪,反而是喜出望外,欲将他钦点为状元。但他这个状元没有到手,因考官中“有忌其直者,移置第五”——这就是胡铨在科举功名上的最终结果,中建炎二年(1128年)第五名进士。

随后,胡铨被授以抚州军事判官,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但尚未赴任,就听到了父亲的死讯,他只能回家丁忧守制。就在他服丧期间,那些被胡铨斥之为金虏、胡虏的北方游牧民族,像狂猛暴躁洪水一样席卷而来,如撵鸭子般把宋高宗和他的朝廷从江淮之间的扬州向江南驱赶。此时正在父亲灵前守着一盏长明灯的胡铨,是否又在笼罩江南的巨大黑暗中感到了如神谕般的启示?一个孩子,曾经梦得了一座天梁山,从此阻挡了决荡的洪水,而此时胡铨早已不是一个孩子,也不可能在梦中异想天开。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挺身而出,召唤父老乡亲拿起武器来,先把自己的家乡和祖坟守住。而他神奇的号召力,或许是因为他那一身重孝,当一个士人的身影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便会平添一种悲壮。一支数千人组成的义军,就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下形成了。他们大多是握惯了锄头镰刀的农人,如今一双双粗粝的大手都握紧了笨拙的武器,而一个握惯了笔杆子的士人也握紧了剑柄。这样一个投笔从戎、以文驭武的士人形象,在一个文治时代已反复出现,也让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与时代对应的力量。

一支刚刚拉起来的队伍,随即投入了战斗。出征时刻是比黑夜更黑的拂晓,他们从泷江逆流而上,去保卫离他们最近的一座州府:吉州。其时,金军已占洪州(今南昌),又来攻打吉州。金军攻打吉州不只是为了夺取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就是追捕南逃的孟太后。然而这一次,金军再次遭遇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对手,就像当年金兀术在建康遇到了一个叫杨邦乂的对手,而胡铨如同杨邦乂的化身。一个文人率领的一群农人,姑且称之为乡勇吧,以突袭打了金军一个措手不及。当金军回过神来,旋即便向义军反扑。胡铨虽是一介书生,却也读了不少兵书,如今全都变成了战术。这仗打得既灵活又敏捷,他们先在敌人面前佯攻一阵,一看敌军压上来了,他们又一阵风似的不见了踪影。而金军在搜寻的过程中,又时常遭到义军的偷袭。胡铨就用这种声东击西、且战且退的游击战,把金军引入了离他家乡越来越近的青原山、天梁山。一进山,金军骑兵就再也发挥不了优势,那从马背上呼啦一下甩出去的套马索都挂在了树杈上,而脚下则是义军早就拉紧了的绊马索。那些被绊得人仰马翻的金兵,在挣扎着爬起来的那一刻,脑袋就被砍掉了,哪怕拼死站起来,也只剩下了一个咕嘟咕嘟直冒鲜血的脖子……

一介书生在书本之外的力量,以强悍的方式突然呈现了。在那一场又一场难以真正再现的战争里,他率领的义军在我远隔千年的想象中出生入死,呐喊与厮杀。作为一个历史的追述者,我必须勉强保持一点理智上的清醒,以免逾越历史真伪的界线。我也不想将历史的话语一味地诉诸暴力,那就告一段落吧。事实上,随着金军退却,胡铨也服丧期满,他人生的第一阶段至此也已告一段落。他向父亲的坟墓告别,然后转身,眼前是倾斜的天空、失重的江山,一个帝国从无边的荒芜中探出了残破的面孔。

该上路了,他却一直茫然地看着自己的脚尖。

接下来又是一次必然的长途跋涉,而胡铨的人生仕途还一片黯淡。

几年前朝廷封给他的那个抚州军事判官,在时过境迁之后自然是过期了。一切又将重新开始,胡铨也并未因其抗金守城之功而被宋廷看重,直到绍兴七年(1137年),“有诏赴都堂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赐对,除枢密院编修官。”从单纯的仕途看,这年胡铨已三十三岁,中进士已经七年,还只是做到一个枢密院的八品编修官,他在仕途上的进步是相当缓慢的。

胡铨入枢密院时,主掌枢密院的正是他一生宿命的大敌秦桧。而秦桧掌军,下达的一道道命令几乎都是班师、班师、班师,说穿了就是撤退、撤退、撤退,打败了也退,打胜了也退。就在这年,由于刘光世部将郦琼叛降伪齐,张浚被朝廷追责,因而罢相,从此谪居二十余年。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又起用秦桧为相,主和派在宋廷又占据了上风,秦桧等投降派命王伦出使金国,与金人达成了割地议和的初步意向。是年八月,金国派遣张通古、萧哲二人为江南诏谕使,携带大金国书,“以诏谕江南为名”在王伦的陪同下来到临安,公然要求宋高宗到他们下榻的馆驿,以藩臣之礼接受大金国皇帝的诏书。金使虽说是傲慢无礼,却也是理直气壮,既然你宋朝已经自愿俯首称臣,大金国的使臣自然就可以大金国皇帝的名义来“诏谕江南”。此举激起了宋廷主战派朝臣与全国军民的义愤,一时间“中外汹汹”。身在枢密院的胡铨更是血脉贲张,随即便上书高宗,这就是那篇让人读得热血沸腾、肝胆俱裂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所谓封事,也就是密奏、密呈,为防止泄漏,须用黑色口袋贴上双重封条呈进。这其实也是胡铨这个贤良方正的职责,“直言极谏”。

胡铨痛斥“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如今天下人都想吃王伦的肉,如果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王伦并非胡铨攻击的主要对象,“伦不足道也”,他要砍掉的是秦桧的脑袋:“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这篇檄文之所以被称之为“斩桧书”,只因胡铨的核心意图就是要斩秦桧,王伦只是一个引子,而参政知事孙近则是一个帮凶。而胡铨这样一个八品官,以“义不与桧等共戴天”的气节,又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区区之心”,力劝高宗皇帝“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将这三人的头颅砍下后高挂在街头的竹竿上示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

如果高宗不答应呢,他为自己选好了两条路,两条都是死路:一是“冒渎天威,甘俟斧”,被高宗和秦桧杀掉;二是自杀,“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从历史事实看,胡铨既非第一个向秦桧发起挑战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但还没有谁像他这样以拼死一搏又处心积虑的方式把事情推向极端。这也是他非凡的成功之处,他把一个事件变成了标志性事件,他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最坚决地站在了秦桧对立面的代表性人物,朝野上下都为他的硬骨头感到震惊。但细看历史,却又有蹊跷之处,这样一篇给高宗皇帝的密奏,竟然很快就被秦桧读到了,竟然很快就被天下人都知道了,难道是高宗皇帝泄露了天机,出卖了他?非也。这从胡铨的罪状里一看就明白了,“狂妄上书,语出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动、劫持朝廷”,其中的一条便是“多散副本”,这句话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出卖了胡铨的原来就是胡铨自己!显然,胡铨一边在给皇帝上书密奏的同时,一边已将他这篇密奏暗中散发出去了,这也正是胡铨既敢于铤而走险又充满智慧之处。而他的副本一经传出,便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轰动效应,“宜兴进士吴师古锓木传之”,一时间,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连金人听说后,也急忙派人用千金求购此书。据史称,金国君臣读了此文,连称“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胡铨“狂妄凶悖,鼓动劫持”的罪名,史家一致公认这是秦桧及其党人对胡铨的“诬称”,我倒要斗胆说,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且不说一个八品官儿如何杀气腾腾地要斩秦桧等宰执大臣,单凭他对当今圣上的大不敬,他把当时还占有大半壁江山的堂堂大宋帝国朝廷直贬为“小朝廷”,而“小朝廷”也由此而不胫而走,几乎成了当世以及后世对南宋王朝的通称和蔑称。换了任何一个王朝帝国,任何一个皇帝或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宰相,先就要把他给宰掉。又不能不说,赵宋一朝对于士人还真是非常宽宥,秦桧日后虽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里冤杀了武将岳飞,却没有将这个八品文官给杀掉,只是将他革除官职,流放昭州(今广西平乐)编管。所谓编管,也就是对被贬谪的罪臣编入贬谪地户籍,并由当地官府严加管束。不能不说,胡铨没有被杀已经非常幸运,这对胡铨已是皇恩浩荡的从轻发落了。

但胡铨此时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他以“多散副本”制造出的轰动效应,他不再是一个谁都不会放在眼里的八品官儿,而是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天下为之瞩目的主战派代表。从金使“诏谕江南”给南宋带来的“中外汹汹”,到胡铨的一篇“斩桧书”给南宋带来的又一轮更大的“中外汹汹”,一个小小的八品官儿,此时已是一个名声播于天下的人物,上到朝臣,下至匹夫,远至夷狄,都知道了一个叫胡铨的义士、国士,哪怕高宗和宰相秦桧对他从轻发落,朝野上下还是为他鸣冤叫屈,那些御史台官和谏官更是对高宗“直言极谏”,劝皇上放过这样一个赤胆忠心之士。在“中外汹汹”的舆论压力下,胡铨已不是一只用指头轻轻一捻就能杀死的小蚂蚁,而是一个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公众人物,一个正义与良知的化身。以秦桧的老奸巨猾,他也绝不会以简单而草率的方式来处死胡铨,而是再次减轻对胡铨的处罚,将他从“编管”改为“监广州盐仓”。对于胡铨,这如同一个命运的玩笑,几年前他曾拒绝“辟湖北仓属”,如今却要“监广州盐仓”。

无论如何,胡铨一生漫长的贬逐生涯从此开始了。

就在胡铨远赴岭南之际,秦桧的报复已经开始,尤其是那些自己跳出来的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秦桧的手掌心。朝士陈刚中对胡铨贬谪岭南“以启事为贺”:“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结果可想而知,“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遂死焉。”而那个宜兴进士吴师古也因“为人所讦”,流放袁州(今江西宜春),从此在历史上难觅踪迹,据说没过多久便悒郁而终。

在株连别人时,胡铨“监广州盐仓”还不是太厉害的贬谪,只能算是平级调动,异地为官。第二年,他便改判威武军。唐置威武军,是福建大郡,领福、泉、汀、建、漳五州,宋亦置威武军节度,后升为福安府。胡铨改任威武军判官,也是八品官,虽说没有提拔,至少没有遭受秦桧继续打压。未知他是否赴任。而他真正遭贬,已是被逐出枢密院的四年之后,而在这四年里,宋金已签订“绍兴和议”,宋向俯首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赵构按和约接受了金主册封的宋帝之位,这就意味着,在法统上他不再是继承赵宋大统的皇帝,而是金主册封的儿皇帝,南宋在法统上已并入大金帝国版图,属金国的一个藩国或附属国。已经隐忍了四年的胡铨在沉默中爆发了,又一次上书高宗“直言极谏”,对秦桧声讨谴责,旋即被以“饰非横议”的罪名发配新州(今广东新会县)编管。又有人受到株连,“其谪新州也,同郡乡党王延珪以诗赠行。又为人所讦,廷珪流辰州。”从历史事实看,这每一个受到株连的人,也怨不得胡铨,他们和胡铨一样,都是自己跳出来以身试法。

胡铨贬谪新洲时,正当不惑之年,他似已不惑,作《如梦令》:“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雨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从词中透出的,既有岁月沧桑、人生苍茫之感,他也挺豁达。如果他能这样豁达,既有岭南荔枝大快朵颐,又有闲词聊寄平生,也就罢了,但他偏偏又时常流露出激愤之语。在贬谪新洲的第六个年头,绍兴十八年(1148年),胡铨填了一首《好事近》:“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这首词上阕自怨自艾,抒写自己忧虑国事、难以安心隐居山林的心情,只是不知他是否后悔过。一篇“斩桧书”让他一夜成名,也让他埋葬了自己的仕途前程,年轻力壮的大好岁月,却只能在远离帝京的岭南让生命的年轮空转。这样做,值吗?这只是我一个凡夫俗子的猜度,而下阕则借用毛遂自荐的典故,而胡铨早已被一个无名高僧预言“绝非凡人”,他自然有自己非凡的想法,而他在此词中透出来的与我的猜度有一致的地方。从“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两句看,他剖白了当时写那篇《戊午上高宗封事》的真实心机,除了对秦桧等人的屈辱媾和忍无可忍,另一方面,他也想脱颖而出,显露自己为国效力的才能。但他当时却不了解奸臣控制下的国家局势,因而是不合时宜的。这表明,他至少在策略选择上是有所悔意了。而如今,他“欲驾巾车归去”,却又报国无门,而最厉害的就是最末那一句“有豺狼当辙”,挡着他道的不用说就是他“义不与桧等共戴天”的秦桧等人。

此词一出,胡铨将自己一下推向了绝境。他原本就是一个“编管”人员,而时任新州郡守张棣便是秦桧的私党。张棣正愁抓不到胡铨的把柄向主子邀功呢,这下好了,他缴获此词,随即向朝廷检举胡铨的“谤讪怨望”之罪。据南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录》卷十载:“邦衡(胡铨)在新兴尝赋词,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讪谤。秦(桧)愈怒,移送吉阳军编管。”

宋朝的吉阳军,也就是如今海南三亚的崖县,宋置崖州,又改吉阳军。一个罪臣被贬谪这遥远天涯的尽头,如同贬逐到了世界的极限。如果天涯之外还有寸土可贬,胡铨必将贬谪到更远的地方。一个人被贬逐至此,也是流罪中最重的一等,仅次于死刑了。

追溯起来,“南宋四大中兴名臣”都有贬逐海南的经历。李纲被贬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县),还不算是最远的蛮荒之地,幸运的他未抵贬所,遇赦。李光被贬海南的时间和他的同年进士赵鼎皆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但在当时,李光的贬谪地要比赵鼎优越一些,先移琼州(今海口一带),后移昌化军(今海南儋州、昌江一带)。而赵鼎和胡铨则被贬到天涯尽头的吉阳军,更确凿的贬谪地,则是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二村,迄今还有一处荒废已久、近年才修缮复原的老宅——盛德堂。这座老宅原为唐代宰相裴度第十五代孙裴闻义宅。四年之后,胡铨也被贬至此,这四大中兴名臣中的两位,同是天涯沦落人,却于生死中失之交臂。在胡铨被贬至此的一年前,赵鼎因预知“秦桧必欲杀己”,便已在水南村裴闻义宅绝食而亡。而胡铨住进了赵鼎住过的屋子,日夜与赵鼎的灵魂相伴。

据称,秦桧在临安相府的一道阁壁上记下了李光、赵鼎、胡铨三人姓名,并令三人贬谪地的官府随时报告三人的言行。胡铨在新州吃了大亏,自然知道自己一直处于秦桧的严密监控之内,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全无避讳。吉阳知军张某,强制胡铨每十天必须到军署去禀报每一天的言行,连思想动态也要如实报告。胡铨被衙役押来时,光脚散发如囚犯状。无论衙役怎么强摁他的脖子,让他屈膝跪拜,他都直梗着脖子,两眼直瞪张某,让张某胆寒。胡铨连权倾朝野的秦桧都不怕,更何况一个五品军守!胡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一是他决不向权贵低头,二是他敢于“冒渎天威,甘俟斧”的大无畏精神。这样一个强硬的脖子连利斧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但在迫害之中,他也有“身陷九渊,日与死迫”之感。同绝望自杀的赵鼎相比,胡铨则表现出了更坚毅的性格,无论你怎样百般凌辱,他也没有自寻短见,他不想死,还想活,盼着有朝一日能被朝廷征召,去实现他驱胡虏、除奸佞的青云之志。

据《崖州志》载,胡铨在谪居裴闻义宅的数年里,终日潜心研读《周易》《春秋》《周礼》诸经,“日以训传经书为事”。崖州是黎族聚居之地,“黎酋纷纷遣子入学”,对这位博学多才、一身正气的贬官充满敬仰。某日,胡铨应邀到一位黎族头人家里做客,看见西厢房廊下囚禁着一个披枷戴锁、披头散发的人,定睛一看,竟是知军张某。胡铨惊问是怎么回事,头人说,这家伙既贪婪,又残暴,欺负我们黎人,胡先生,你说我该不该杀掉他?胡铨瞟了张某一眼,说,此人罪大恶极,你若杀了他,可解一方民愤。但你既然问我,我有个想法请你考虑。令郎为何要跟着我读书?“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这个人虽然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他毕竟是主管吉阳军的朝廷命官,若要处罚他,先应上告到海南安抚司,再到广西经略司(南宋时海南归广西经略司管),若还不能解决,再控告到朝廷。从这番话看出,无论胡铨遭受了怎样的命运,依然是体制的忠诚捍卫者,而他难道不知道,在秦桧主宰的朝廷里,又怎么可能为黎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呢?他之所以落到今日这悲惨的命运,只因天子和朝廷都不听他的劝告,而他却说服了这个黎族头人,张某当即被释放了。这个张某还不是那种全无心肝之辈,第二天胡铨回到裴闻义宅时,张某马上登门谢罪,一见面就跪在他跟前,纳头便拜,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此后,官府对他的监管明显放松了,胡铨在吉阳度过了一段悠闲自在的岁月。

从绍兴十八年(1148年)流放海南,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奉诏北归,胡铨在天涯尽头度过了七个年头。此时他已五十三岁,他终于熬到了秦桧死去的那一天。但临别之时,他又怅惘不已,对自己客居了七载的裴闻义宅依依不舍。他为这一不是故居胜似故居的老宅题匾“盛德堂”,并作铭文赞颂裴度宰相后人裴闻义之德泽长存,缅怀宰相赵鼎之丹心浩气功德无量。七年来,他与赵鼎的灵魂日夜厮守,他的《哭赵鼎》一诗,亦是他在海南留下的一首千古绝唱:“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公独难。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唯见两翁还。一丘孤冢留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

“海南唯见两翁还”,一翁是李光,一翁是胡铨自己。但老病缠身的李光命定已经无法走完他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北归路,走到江州就提前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终年八十二岁。至此,南宋中兴四大名臣,只有胡铨硕果仅存。当江南的阳光慢吞吞地落在他身上时,苍茫大地上只有一个孑然一身的影子。那别梦依稀的故乡越来越近了。经历漫长的流放生涯,他几乎都忘记了故乡是什么模样,但故乡却没有忘怀他,天人感应在他与故乡之间有了神奇的对应,据说他每遭受一次贬谪,那座在他梦中诞生的天梁山的草木就要枯萎一片。在他流放的二十三年里,天梁山中的草木从未茂盛过。直到胡铨奉旨北归,那山中的草木才又变得郁郁葱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而当草木如此深情,人何以堪?

胡铨虽已奉诏北归,但并未被宋廷重新起用。此时秦桧已死,但宋高宗还活着,秦桧的私党汤思退等人依然把持着朝政,一个朝廷,如同被秦桧的阴魂掌控着。胡铨也依然是戴罪之身,只是酌情减轻处罚,“铨量移衡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金主完颜亮(金朝第四位皇帝,史称海陵王)率大军南侵,是战,是和,宋廷又陷入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纷争。而这样的纷争在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上如同无限循环小数,只要这个王朝还存在一天,这样的纷争也会延续一天。

就在宋高宗举棋不定时,年届花甲的胡铨才得以“自便”。这还不是平反,用现在的话说,只是将他“解放”了,还了他一个自由身。此时,宋廷对张浚的监控与限制也放宽了一些。胡铨终于有了去永州拜访张浚的机会。而此前,胡铨的吉州庐陵同乡、日后也将位列“庐陵五忠一节”之一的杨万里此前已调任永州零陵县塞(县丞),恰好也来拜访张浚。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而作为晚辈的杨万里一下就认了张浚和胡铨两位老师。这也是杨万里“始得师事胡铨”。在胡铨和杨万里谈诗论文时,张浚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秦太师颛柄二十年,成就邦衡(胡铨字)一人耳。”

诚哉斯言,胡铨遭受了秦桧二十年打压,也成就了他高贵的人格与一世英名。

十月,宋高宗被金军逼到了不得不战的境地,朝廷也不得不重新起用被罢黜了二十余年的张浚。随着一个主战派领袖的命运开始改变,其追随者也出现了命运的转机。而南宋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则发生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赵昚,是为宋孝宗。

一个士人的命运和一个王朝的命运是互为因果的。也正因为赵昚重新起用主战派人士,才让年届花甲、已步入黄昏岁月的胡铨得以“复奉议郎、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对此,正史只是一笔掠过,未知胡铨是否赴饶州履职,即便有,也是相当短暂的。为历史所津津乐道的,是宋孝宗对胡铨的一次“召对”。赵昚久闻胡铨敢于“直言极谏”,而对于一个有为的皇帝,最愿意听到的就是真话。这次“召对”发生在一个非常确凿的时日,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三日晚,孝宗在临安内殿密阁“召对”胡铨。这也让胡铨有了一次非常难得的君前奏对的机会,他说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八字方针”:“修德、结民、练兵、观衅。”前面六字很好理解,而“观衅”一词,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会闻用师,观衅而动。”言下之意是不要轻举妄动,而是窥伺敌人的间隙以采取行动。于此可见,胡铨虽是一个态度坚决的主战派,却也并非一个狂热好战的盲动主义者,他对抗金战争的态度是相当理性而冷峻的,既要有战略智慧,还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利用敌国的内部纷争以捕捉战机。

从仕途上看,胡铨一生的鼎盛岁月都被白白荒废了,而他重返仕途的这个年岁,对于很多官员已是告老还乡的年岁,而对于他,此时才是仕途的真正开始。又哪怕此时天子对他予以重用,也实在是太迟了。但胡铨好像忘了自己的年岁,又回到了当年血气方刚的岁月,对朝中的一切政事,无不直言极谏。这一番君前奏对,让孝宗十分赏识,他把胡铨比作汉之汲黯、唐之魏徵。上曰:“卿真忠臣也,汉之汲黯,唐之魏徵,亦不过是。”但胡铨又真的获得了如汉之汲黯、唐之魏徵一样的重用吗?据正史载,胡铨旋以“直谏”之臣“除吏部郎官”。

胡铨“除吏部郎官”后不久,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起居郎的主要职责是记载皇帝言行,“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虽非高官,却是追随在天子身边的近臣,堪称是历史现场的记录者。胡铨是个典型的意见人士,很快又对史官失职提出了四点意见:“一谓记注不必进呈,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二谓唐制二史立螭头之下,今在殿东南隅,言动未尝得闻;三谓二史立后殿,而前殿不立,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四谓史官欲其直前,而阁门以未尝预牒,以今日无班次为辞。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预牒阁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对他的意见,孝宗也都听进去了,“诏从之。”而胡铨也因自己的这一番意见又获得了擢升,“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从胡铨来得太迟的的升迁看,他在军事战略上很重视捕捉战机(观衅),在官场仕途上他也是很善于窥伺机遇、捕捉机遇的,甚至很善于创造机会,而他创造机会的方式,已从年轻气盛时的冒险一变而为举一反三的睿智。

侍讲虽是胡铨的兼职之一,却也算是扮演了国师的角色,他为孝宗皇帝讲《礼记》:“君以礼为重,礼以分为重,分以名为重,愿陛下无以名器轻假人。”——这是一个士大夫信仰的真理,却也是在危机关头又难以直接派上用场的真理。但他也趁在天子身边的机会,说出了他一个大胆的建议——迁都,将宋廷从偏安一隅的临安迁往建康,这意味着把南宋朝廷直接推到了抗金桥头堡的位置。对自己的意图,他也毫不讳言:“汉高入关中,光武守信都。大抵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胜。今日大势,自淮以北,天下之亢与背也,建康则搤之拊之之地也。若进据建康,下临中原,此高、光兴王之计也。”

胡铨关于迁都的进言,未知是否与张浚沟通过,张浚也曾进言迁都建康(南京),以图进兵。从张浚的战略思维看,与胡铨是高度一致的,他建议孝宗迁都建康或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又力主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但关于迁都的建议,却以“诏议行幸,言者请纾其期”而推迟了,实际上是中止了,但宋孝宗北伐的念头却未中止,反而更加强烈。这也是当时的情势所迫,绝非军事上的盲动。此前,金人便以大军压境,威逼南宋割让海、泗、唐、邓、商(分别为今江苏连云港、盱眙,河南唐河、邓县、商丘)五州,又变本加厉地索要岁币。金人的要求被宋廷拒绝后,于是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

一切都在胡铨的预料之中,金人惯用的伎俩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议和就是他们诱惑南朝(南宋)的胡萝卜,也让他们得到了比使出大棒得到了更大的利益。

隆兴北伐,兵败符离,就在主战派和投降派处于尖锐交锋、孝宗处于矛盾和摇摆状态时,胡铨又一次挺身而出,上书孝宗,指斥汤思退:“臣窃以为思退又一秦桧也!思退不去,国体弱矣!”此时情绪有些失控的孝宗,胡铨也及时上疏“愿毋以小衄自沮”,劝慰孝宗皇帝不要因一次小小的挫折而悲观沮丧——透过这一细节,也能看出胡铨高远的战略眼光,如若单纯看符离之败,确是宋军的惨败,但若以更高远的战略眼光看,“隆兴北伐”并未就此失败,完全可以汲取失败的教训,重新部署兵力后继续北伐。

当张浚重新构筑江淮防线时,金人果然望而却步。但此时,宋廷主和派又开始撺掇孝宗议和,而金人一见宋廷乞和,心中窃喜,知道又能捞到战场上捞不到的便宜了,于是以更加骄横的态度逼迫南宋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之地。胡铨向孝宗慷慨陈词:“海、泗今日之藩篱咽喉也,彼得海、泗,且决吾藩篱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则两淮决不可保。两淮不保,则大江决不可守,大江不守,则江、浙决不可安。”处于摇摆中的宋孝宗,也深知海、泗等是扼守江淮的战略要地,此时他又偏向了主战派一边,于是“准奏,并传谕制止议和”。然而,汤思退又上疏力辩,那个太上皇宋高宗在关键时刻似乎又总能让朝政向着主和派倾斜,宋孝宗又摇摆到了主和派的一边。四月间,张浚奉召还朝,被晾在一边,随后江淮都督府也遭罢撤。老病交加的张浚忍看宋朝宋廷自断臂膀,即求致仕,遂被罢相。一代抗金名将,最终死于贬逐途中。

张浚生前曾说过,他一辈子始终不渝的知己仅有两人:“平生相知,邦衡子韶,始末不移。”胡铨(邦衡)就不用说了,子韶是绍兴二年(1132年)状元张九成(字子韶),和胡铨一样也是一个直言极谏的忠臣、国士,赵鼎在绍兴年间担任宰相时力荐九成,遂以太常博士被召入京,任著作佐郎,迁著作郎,上疏请施仁政,被嘉许,又授浙东提刑。在秦桧擅政后被诬为赵鼎一党而遭贬逐,秦桧死后,又被起用,知温州,因上书痛陈户部催督军粮之弊而罢官,数月后病卒,后封崇国公,谥文忠。此人也是南宋著名学者,创立了“横浦学派”。三位知己,如今又只剩胡铨孑然一身,胡铨作《祭张魏公文》,长歌以当哭:“铨独在此,怀禄不去,……矫首望云。涕泗沾裾。”

又无论南宋怎么从身上割肉,欲壑难填的金人都是喂不饱的,他们一心想要吞并的是整个宋朝。“十月,金人得唐、邓、海、泗四州后,又欲得商、秦地,邀岁币”,再次挑起战事,这让宋孝宗大为后悔,命汤思退督江淮军抵抗金军,但一看见金人就两股战战的汤思退怎敢与金人交战,他宁可违抗圣旨也不敢得罪金人。结果是,金兵自清河口渡过黄河,驻守淮河一线的宋军或不战自溃,或节节败退。

隆兴二年(1164年)是南宋社稷倾斜的一年,但胡铨在仕途上倒是一路上升,一度“权兵部侍郎”,兵部侍郎为国防部副部长,不过他这个“权兵部侍郎”只是代理的。当金人突破淮河防线、直逼长江防线时,宋朝西线、中线、东线都在告急,金军兵分三路,一路向西线的商、秦之地进发,而中线的楚荆、东线的昭关、滁州等地先后失守。据《宋史》胡铨本传载:“时金使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之兵号八十万,刘宝弃楚州,王彦弃昭关,濠、滁皆陷。惟高邮守臣陈敏拒敌射阳湖,而大将李宝预求密诏为自安计,拥兵不救。”胡铨一面上表弹劾坐视不救的大将李宝,敦促他迅速出师救援,一面奉诏出征,亲自率兵上前线抗金。胡铨亲自率兵打仗,一辈子也就两次,一次是他入仕之初在丁父忧期间率义军保卫家乡的吉州,虽是小试牛刀,却也体现了他的军事才华。而这一次征战,时值河水冰冻的严寒季节,为了让兵马渡河,胡铨身先士卒,手持铁锤,在刺骨的寒风击打冰块。这是一个寒意深及骨髓的细节,连堂堂《宋史》也郑重其事地载上了一笔。这样一个让历史铭记的细节,也让他麾下的将士们感动不已,一时间,士气大振。对战争的过程没有留下历史性的叙述,只有结果,他凭着战略和战术上的足智多谋,击退了金兵的一次次进攻。

胡铨在抗金战争中并未像张浚那样扮演统帅的角色,他不是主角,他取得的也只是局部胜利,但至少验证了,也让那些主和派朝臣看到了,金兵并非不可战胜。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让宋廷中日渐式微的主战派力量有所抬升。当胡铨在前线征战、一次次击退金军的消息传到京师,朝野上下既深受鼓舞,更对汤思退等投降派拱手割让大片河山充满了义愤。十一月,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贤士像当年的胡铨一样,忿然上书,“论思退等奸邪误国,招致敌人,请斩之”,请求砍下汤思退等投降派的头颅血祭河山、以谢天下,并敦请朝廷召用陈康伯、胡铨“以济大计”。但孝宗却放了汤思退一条生路,只是将他再次罢黜。而这一个继秦桧之后的又一个投降派宰相和那位主战派领袖张浚的命运如出一辙,最终在贬往永州途中“忧悸而死”。

但从接下来的历史事实看,六十三岁的胡铨并没有被孝宗放到一个“以济大计”的高位上。细看历史,在他班师还朝的归途上,他那兵部侍郎很可能就已提前解除。但正史中对此没有记载,每到关键时刻,修史者便时常闪烁、闪回。翌年,乾道元年(1165年),这是孝宗改用的第二个年号,也是他改弦易辙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即位之初的锐意北伐一变而为以“和”为贵。而在这个转折点上,胡铨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

胡铨在州郡的仕履基本上被正史一笔带过了,这也成为了他人生的一段空白。我只能翻检他为官之地的旧志,找寻他在地方官任上的一些事迹。据漳州旧志载,胡铨带着家室赴任时,他和家人都穿着一身粗布衣裳,乘坐马车,轻装简从地进入漳州城,既无衙役鸣锣开道,又无官员长亭相迎。但对这样一个非常低调、不讲任何排场的新任太守,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反而成了一件并不看好的事,他们也曾见识过一些貌似清廉的官员,表面上是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漳州是当时的富饶之乡,人道是“为官不贪财,不到漳州来”。胡铨在微服私访中听到了百姓的议论,先从整治吏治着手,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称霸一方的劣绅以铁腕惩处,对自己和家人、随从亲信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他在漳州留下了两副自警的对联,一副是衙署的大门联:“所判案皆非允也!贪一毫枉法赃,唯恐子孙有报;不爱钱敢曰廉乎?有半点徇私念,定知鬼神难欺。”还有一副是大堂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胡铨在漳州的细节我不敢面壁虚构,但这两幅对联迄今犹与胡铨的美名一起在漳州流传。

尔后,他又改知泉州。在担任了两任知府(太守)后,他去朝廷奏事,孝宗皇帝看他年岁太大了,便将他“留为工部侍郎”。工部掌天下工程营造事务,其下设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等一切水利工程。胡铨在地方官任上,对荒废失修的水利充满了忧患,“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谋国者之过也,宜令有司速为先备。”他向皇上进言,这也是他很少的与战争无关的直言极谏:“少康以一旅复禹绩,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复禹之效尚未赫然。”——走笔至此,忽然回想起他童年时代关于水的神话,那些被他的人生仕途撇开了太久的故事,终于在此时有了首尾呼应。但到了这样的迟暮岁月,他这个工部侍郎(副部长)就是想效法大禹治水也有心无力了。这也是他重返仕途、衰年从政的心态所发生的又一变化,他老了,也服老了。他唯一的请求是“乞致仕”。

乾道七年(1171年),年届古稀的胡铨获准辞官。与皇上临别之际,他“犹以归陵寝、复故疆为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恢复故疆。孝宗叹息,这也是朕的愿望啊。又问胡铨想回到哪里。胡铨曰:“归庐陵,臣向在岭海尝训传诸经,欲成此书。”——此生,他还有一件未竟的事要干,那就是他从海南到衡州一直在干的的一件事,为《春秋》《易传》等诸经作注,他想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把这事完成。在殷殷惜别之际,天子特赐一条通天犀带给他。

胡铨回归故乡庐陵,也终于回归了书生本色。他在离故乡不远的青原山南麓筑庐定居,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数年后,他已须发如雪,数十卷经注终于大功告成。

淳熙六年(1179年),孝宗又召胡铨来御前讲经(“召归经筵”),胡铨以老病缠身,“引疾力辞”。这也是胡铨与天子和朝廷最后的告别。在辞别皇上时,一个老身颤巍巍的,袖筒都已无力地飘垂在地上。天子目送着一个老臣离去的背影,心里也颤巍巍的。他也许预感到了什么。

翌年五月,胡铨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忽然变得异常清醒,一双老眼在深陷的眼底焕然发光。他一字一顿地口授遗表,那并不是像陆游一样留给子孙的遗言,而是给一个天子的遗嘱,期望孝宗皇帝能“舍己为人,安民和众”,牢记家仇国恨,恢复故疆。而他死后,愿效法唐代安史之乱时以身殉国的张巡,“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

回溯胡铨的一生,对于人生来说是最坎坷的存在,对于历史来说是奇迹般的存在。而他一生的黄金岁月,是从隆兴元年(1163年)重返仕途到乾道七年(1171年)致仕,也就是从花甲之年走向古稀之年的短短八年里,他在政治上、军事上施展了一生的抱负,也留下了太多未能如愿以偿的遗憾。而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受难中度过。这样一个大义凛然、出生入死、虽九死而无悔的士人,最终能以落叶归根的方式回到生命的原点,在年近八旬的高龄死在自己家里的一张床上,是幸运的,也是一个奇迹了。

我来这里,其实也没有比河流更深的意味,只是想来寻找宋朝一个士人真实地活过的可信的证据,譬如说他在故乡芗城的祖居,但没有,就是有,也早已在千百年来的洪水冲腾中荡然无存。而他晚年在青原山潜心注经的澹庵居也遍寻不着,茫然四顾,忽见一座青原山门上突然呈现了佛家的四字箴言:盘若,解脱。

仰望之间,我已在顿悟中豁然解脱,默念一声盘若,转而又去寻找一个人的最终归宿。

一个人在辗转人生中兴许有无数个故居,但最终的归宿永远只有一个。但传说中的胡铨墓竟然有十八处之多,这样一个盖棺既已定论的国士又不是一代枭雄曹操,有必要设疑冢数处?揣着疑团,我在一本被白蚁蛀蚀得千疮百孔的当地旧志中,寻觅到一条比较可信的线索,步履匆匆地走进了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道是,这座千年古镇便是宋朝的芗城,却也看不到什么古迹了,唯一的古迹不是人类的建筑,而是永远的江山。从青原山到天梁山,一路都是沿着河流逶迤延伸的山脉。走到这里,感觉一下被舒缓、温润的水声包围了。这是一个山环水绕之地,远远不止一条泷江,它位于赣江东岸,泷江以南,富水河以东,还有一条名不见经传的萧昌河。在苍茫岁月中没有什么比河流更清楚地判断真伪,而一座破败不堪的坟墓,就保存在天梁山西北坡的陂松山脚下,值夏中学的体育场边。穿过那些成群地追逐嬉闹的半大不小的孩子,一个远道而来的拜谒者,勉强才能在无忧无虑的笑闹声中保持一点上坟的心情。我向那座低矮的、像山土一样颜色的赭红色墓坊鞠躬,又向那些残存的石马、石人默哀。而一尊黄铜色的雕像,就是一个大宋国士千年之后的化身。

一千年的时差所带来的认知逆差,哪怕近在咫尺,也让人不敢相认。一个大宋国士,在时空中经历了短暂的呐喊和漫长的折腾,然后是隐忍千年的伫立,他的形象已被后世反复塑造和涂改,却依然是一个士人儒雅的姿势,充满了书卷气,而不是绝望中徒劳的反抗与挣扎。如果这尊雕像真的是他,他被长久地搁置在这里,如同被岁月幽闭,身上已长出了斑驳的铜锈与霉斑。那永不锈蚀的形象,其实铭刻在人心中。这个人被公认为江西历史上“脖子最硬的人”,我下意识地看了看他的脖子,在斑驳的时光中,透出的是隐含的骨头。

我在此伫望了许久。我在等待。仿佛在等待一个国士复活的灵魂。

而能让一个历史人物复活的时空,只能是历史。历史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爱国名臣,很利索,没有加上定语。从政治上看,他实际上从政的时间来得太迟了。他并不是一个改写历史的政治家,历史也从未给他提供一个可以改写历史的政治平台。他的历史形象,诚如孝宗所谓,是“汉之汲黯,唐之魏徵”一类的角色,在“直言极谏”上他甚至超越了汲黯、魏徵,但起到的历史作用却还不如他们。若从深远的历史意义看,胡铨扮演的最重要的历史角色还是一个爱国名臣、民族英雄,他是“南宋四大中兴名臣”中的最后一位,庐陵“五忠一节”中的第三位。而接下来的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都将从这位离他们最近的前辈身上真切地感受到“忠节浩然之气”。

一个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但一条河依然滔滔不绝、源远流长。

当流逝之声清晰地传来时,忽然之间,树林变得昏暗阴冷,而黄昏降临。一只白鹭似乎忘记了时辰,依然在河流之上的天梁山麓独自盘旋。这并非一个孤独的象征,而是我在投宿之前无意中的一瞥。

责任编辑 侯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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