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秋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但是，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中华民族的养生文化更加博大精深，它汇聚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精髓，汇集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防病健身的众多良方和经验，糅和了儒、佛、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中华民族的瑰宝。

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那么，生命最宝贵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健康。想要拥有健康的体魄，就不得不说说养生。

养生文化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养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创造的有关养护身体和生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但是，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中华民族的养生文化更加博大精深，它汇聚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精髓，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的因素，汇集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防病健身的众多良方和经验，糅和了儒、佛、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中华民族的瑰宝，在世界养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养生”的诞生

“养生”一词始见于先秦诸子时代的百科全书《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立政九败解》篇说：“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养生。”《白心》篇又说：“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周视六合，以考内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养生。”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早明确“养生”一词的巨著。

事实上，从广义上讲，养生学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华夏祖先意识到疾病，便已在逐渐摸索其治疗和预防的方法。但是，殷商之前的华夏民族因缺乏文字记载，而只能将华夏民族对疾病的认识及治疗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据现在已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人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一些诸如饮食不洁、酗酒等原因造成的疾首、疾腹、疾胸等类型的疾病，并开始注意到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一些不良因素。但是，当时这种萌芽状态的养生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人们往往过多地将生老病死归咎于天谴神罚，更多是利用祭祀祈祷以求平安，并由此表达想要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

相传早在三皇五帝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传说中的“阴康氏”部落的先民就发明了一种类似于气功导引、被称为“大舞”的养生方法，来应对因在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及繁重劳作而引起的“关节不利”之疾。其基本作用是宣达调理、通利关节，达到散瘀消积、保持健康的目的。

据《史记·扁鹊传》介绍，黄帝时的大将兼名医俞跗就十分擅长以按摩、导引及气功为内容的动态养生法。伴随着导引动功的产生，静功养生法也初露端倪。相传黄帝本人就曾向一个名叫广成子的人求教静功养生方法。广成子告诉他：持守精神保持宁静，形体自然顺应；保持宁寂和清静，不要使身形疲累劳苦，不要使精神动荡恍惚，这样就可以长生。眼睛什么也没看见，耳朵什么也没听到，内心什么也不知晓，这样你的精神定能持守你的形体，形体也就长生。

此外，甲骨文中还出现了有关个人卫生（如沐、浴）和集体卫生（如大扫除称“寇帚”）之类的记载。

人们真正对养生有较深的认识起源于西周时期。《周礼》一书提到：“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由此可以判断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不同季节会产生不同的疾病，并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事实上，此时的当权者已将疾病预防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朝廷设置了“庶氏掌除毒盅”、“壶琢氏掌除水虫”的环境卫生官吏，并认识到蚊虫、毒虫及水源清洁与疾病的传播有很大关系。

周代还设有食医专门掌管周王与贵族阶层的饮食，指导“六饮、六膳、百馐、百酱”等多方面的饮食调理工作，提出饮食调理要与四季气候相适应；并有了专职主管环境卫生的职官，如“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薰之”；“壶涿氏掌除水虫”，使水清洁。

养生与诸子学说

中华民族养生文化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要数春秋战国时期。“近女室，疾如蛊。”（《左传》）就提出了房事起居与健康的关系。先秦诸子学说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法、道、墨四家，而在养生文化上贡献最大的又属其中的儒、道两家。儒家学说的奠基人孔子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知者乐，仁者寿”。这就表明了孔子不仅讲究饮食卫生，并且已经注意到从少、壮、老三阶段不同身心状况出发，提出相应的养生之道，堪称开创阶段养生理论之先河。

被后世儒家称为“亚圣”的孟子在养生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这句正气志向名言的意思是：志是气的统帅，气充塞在人体全身，志朝向哪里，气就跟随到哪里。可见，孟子的养生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色彩，堪称后世强调通过陶冶道德情操以养生流派的鼻祖。他提出，一个人要想做到身心健康，那就只有“善养吾浩然之气”。

但是，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对后世养生思想影响最大的却要数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老子之所以能够活到160余岁，这首先得力于他本人十分重视“长生久视之道”，甚至把养生治身置于治国平天下之上。“见素抱朴、绝学无忧、少私寡欲”是老子提出的治国的三项具体措施，既反映了道家的处世哲学，也体现了“清静无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他在长期的养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带有道教色彩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特别是“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十章）更是涉及了气功养生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步骤。老子所倡导的这些锻炼原则，在气功养生史上也曾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

与老子相比，庄子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更为具体、深奥。他不但直接继承了老子“归真返朴”、“清静无为”的养生理论，而且编制了一整套导引、吐纳的养生方法。《庄子·刻意》指出，嘘唏呼吸，吐却胸中浊气吸纳清新空气，像黑熊攀缘引体、像鸟儿展翅飞翔，算是善于延年益寿罢了。这样做乃是舒活经络气血的人，善于养身的人，正是像彭祖那样寿延长久的人所一心追求的。这在先秦诸子中堪称是最早对气功导引方法的一种具体而形象的描绘。在庄子开创的诸多养生理论中，最有特色的大概莫过于“心斋”和“坐忘”二法，可以说它们已经涉及了我国静功养生学的核心问题。《庄子·人世间》中指出，对待问题或事物，只是用耳朵听的人并没有用心，而真正在听的人，是在用心去听去感受和理解。

战国末年，诸子百家学说出现了相互交融的局面。产生于这一时期而被后世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一书，在养生学方面显得更加成熟，养生理论也更加专门化。《吕氏春秋》提出的“不得擅行，必有所制”、“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都是在告诫人们节欲与养生的关系。《吕氏春秋》还首次提出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运动养生观。

可以这样说，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在养生领域中所做的各种大胆探索，为中国养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提出的“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取之也。夫寝处不适，饮食不节，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确切指出了造成身体损害、不善养生的原因。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养生方》更是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对现在的临床医学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养生之鼎盛

秦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堪称中国养生文化繁荣的鼎盛期。西汉初年开始，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从而促进了养生文化的兴盛。而最令世人瞩目的《黄帝内经》正是出自这一时期，被称为医之始祖。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此得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

《黄帝内经》涉及的养生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努力提高机体防病抗衰能力；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对此，《上古天真论》如此总结：“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意思是，天地之间运行的道理是阴阳谐和的，每个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所以行事都不和天地的正常运行道理相违背，这样就能肉体与精神都协调一致，而尽终其天年。

东汉以后，在《黄帝内经》的引导和带动下，中医养生学日趋繁荣。自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纲领后，唐代的统治阶级就把儒、佛、道三教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儒、佛、道三家著作中的养生内容，被当时的医家和方士所继承，并巧妙地加以融合、发挥，从而使中医养生的理论和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充实。这一时期很多著名的医学家都长于养生，其中又以张仲景和华佗影响最大。

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间是一个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的动乱时期，人们的寿命十分短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出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需要，往往沉醉于养生之道。在道德修养方面，这些人迷恋于老庄之学，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在具体的养生实践上，则由重视导引吐纳转向炼丹服食，进而形成了一系列颇具道教色彩的养生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养生文化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和陶弘景。陶弘景由于养生得法，终年81岁。陶弘景一生辑录了大量的“上自神农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益于养生者”的资料，仅养生方面的专著就有若干种，如《养性延命录》《导引养生图》《养生经》等等。其中《养性延命录》，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在养生理论和方法上，都比前代有所发展，其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他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里提出：“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个口号使人们认识到养生过程中努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可以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

到了汉唐时期，由于长时期战事少，国泰民安，中医养生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出版了很多专著，如汉代王充的《论衡·气寿》、三国曹魏时嵇康的《养生论》、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房中补益》等著作相继问世，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养生学代表作。

由唐入宋，诗人墨客养生的热情有增无减，当时不少文学家都是锻炼有素的养生里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苏轼认为“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因此他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篇中记载的胎息法曾“反复寻究”，颇有所得。苏轼还融闭息、存思及保健功于一体，创立了一种简易有效的养生方法。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家。他所习的养生功法兼及道、释，包括导引、行气、内丹、坐禅诸项内容。

宋代以后，由于真宗、徽宗等皇帝狂热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速繁衍，道教理论有所深化。在众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门的道教学说中，内丹派理论影响最大，并相继出现了陈抟、丘处机、王等著名道教养生家。陈抟所著的《指玄篇》《阴真君还丹歌注》《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均为阐述道教内丹派养生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

明清时期医学领域里的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对老年病防治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得以显著提高。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0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

养生之传承

养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源远流长，亘绵数千年。祖国医学对养生保健的研究由来已久，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开始，历代有众多的医家、佛家、道家对养生之道作过详细而深刻的发掘和论述，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中医养生理论，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宋元明清时期，养生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保养气血”、“省约俭育”、“保养阴精”及道德修养、药食调养等观点，还有各种流派的气功。与此同时，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养生学专著和一些养生学家。具有代表性的有金元时期的四大家刘河涧、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养老奉亲书》《保生要录》《摄生消息论》《泰定主生养论》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以前，养生主要是一些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但从明清时期开始，养生在民间得到了普及，这是养生学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和一流的名医。张景岳的《传忠录》就概述了很多养生理论，还有李时珍的药学专著《本草纲目》，主要是发展和丰富了饮食调养的论述。

古人云：善养生者，上养神智、中养形态、下养筋骨。

毫无疑问，中医养生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因素，以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在世界传统养生文化中有着举世无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