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润秋

(①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029) (②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　610059)



德厚仁重，学界宗师
——纪念张咸恭教授

黄润秋①②

(①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北京100029) (②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成都610059)

2015年12月16日，一个让人悲伤的日子。这天早上11点半，我正走在校园的路上，电话响了，是聂德新教授的电话。接通电话，聂老师历来干脆的声音带上了多许低沉的忧伤，他说：黄博士，张咸恭老师今天早上在北京去世了，我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一下愣住了，几秒钟没回过神，头脑里面闪现的是震惊、诧异，然后是心情重重的失落，悲伤的冲动一下涌上心头。电话那头，聂德新老师的话语已明显带上了哽咽的嗓音，我知道张咸恭老师是聂得新教授的研究生导师，他们师徒感情特别地深，亲如父子。我简单安慰聂老师几句，挂断电话，原地站着，让自己适应和接受这个现实。随后我通过电话向工程地质专委会的各位副主任转达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是啊，这真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现实，去年8月底，我还和专委会的副秘书长宋玉环去他家看望过他和师母呢。记得那次去，张老师的身心状态还很好啊，消瘦了一些，但精神头很好，有说有笑，聊了很多有趣的事，尤其是讲到他和师母王先生为了保持头脑和手的灵活性，每天在家里都要给对方写封信，还要读给对方听。我当时就想，这哪是简单的为写信而写信啊，这是两个耄耋老人相互在向对方倾诉着相濡以沫的人生，倾诉着他们走过的沟沟坎坎，倾诉着他们心中延绵不断的爱……

张咸恭老师是我国工程地质学科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工程地质学家、工程地质教育家，是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一位抗战老兵，作为炮兵中美军指导官的翻译，参加过著名的松山战役。我和先生最早相识于1988年，那年11月我博士毕业，我的导师张倬元教授请他参加并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一晃就快30年了， 30年来，先生的为人、为学，对我个人的成长以及对工程地质专委会工作的支持，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在此记叙几段以之对先生的纪念。

先生爱才。记得1988年11月我博士研究生答辩的时候，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委员有：张宗祜先生、胡海涛先生、刘广润先生、孙广忠先生、蒋爵光先生、余仁福先生、孔德芳先生、王兰生先生、孔宪立先生、杜榕槐先生等。回想起来，那次答辩会可真是组织了中国工程地质界当时最“豪华”的阵容了。答辩会很成功，记得当时先生很高兴，下来后就把我拉到身边，一边不断夸奖，一边向身边的一大帮先生们说：我要是有个女儿就好了，有个女儿我就把她嫁给黄润秋了。惹得一旁的先生们哄堂大笑。后来张先生还把这个小故事写进了他的八十华诞文集回忆录中。此后的一年，张先生多次托人带话问我愿不愿意到地质大学(北京)做博士后，说实话，我确实动过心的，也去征求我这边张倬元先生的意见，哪料到，这个张先生也同样地爱才，一提这个事，他就把头扭过去，不说话。我知道，那就没戏了。

先生爱才在工程地质界，乃至地学界是有口皆碑的，每次开会，看到工程地质新人辈出，他总是脸上露出乐呵呵的笑容。一见到熟悉的年轻人，他总是隔着老远先打招呼。和年轻的工程地质学人交谈，他总是倾着身，面带微笑，目光慈祥，声音不高不低，如和风细雨，从不带一点点所谓大家的“脾气”。遇到年轻人的要求，他总是尽量去满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爱才，甘为人梯； 护才，奖掖后进； 育才，不遗余力。

先生豁达。记得1991年搞黄河大柳树水电站论证，韩文峰教授(也是张先生的大弟子)从甘肃省科技厅争取到了35万元的经费，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项目了。他和聂德新教授请张先生出面主持课题设计论证会，地点在宁夏的中卫县。为了把这个“大”课题做好，先生和两位教授邀请了国内主要的工程地质单位和一大批重量级的人物参加，有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兰州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当时成都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汉)、西安地质学院等。课题虽然“大”，但是参加的单位和人员多，这点经费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分配有限的经费，当时确实是个难题。我记得，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了他的坦荡和豁达。他说凡是参加的单位和牵头的各位先生都是项目的重要成员，都对项目完成极其重要，除了留下现场勘测必需的支出外，研究经费每个先生牵头子课题都是两万。大家对这个决定都表示赞同，实际上，从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原则，这何尝又不是一个最佳的分配方案呢。

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就深有感慨。我们现在科研经费多了，遇到经费分配，矛盾也突出了，每个人都打自己的小算盘，如何找理由为自己这块多分点，项目的牵头人考虑问题也复杂多了，谁多点、谁少点，他们多了，是不是我这个负责人就少了……凡此种种，对照起先生当时的处理方法，总感到我们还是缺少了点什么东西。

先生厚道。我是1990年就成为工程地质专委会委员的，记得那年中国地质学会为了培养年轻人，要求每个专委会增加2名青年科技人员，我很有幸成为工程地质专委会选出的青年委员之一加入专委会(另一名是建设部综合勘测设计院的杨闵中，后离开去了澳门)。2000年我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2008年当选为主任委员。20多年的时间里，我见证张先生几乎参加了工程地质专委会的每次年度工作会议，以及每次由专委会组织的学术年会、四年一次的学术大会等，直到最近几年，先生确实由于身体原因才没能出席，即便这样，他也会给会议的组织者打电话或带信表示抱歉。可以说每次学术会议，先生都是最有资格在大会上做报告的，因为先生是真正的大家。作为工程地质学科的创始人、奠基人之一，他有丰富的学术实践、深厚的学术思考和大量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作为工程地质教育家，他编写的《工程地质学》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工程地质后人，很多人都是学习他的论著成长起来的。但是， 20几年来，不论是年会还是大会，我几乎没听他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但是，每次他都到会场，都是静静地坐在第一排，都是静静地听别人讲，还要在小本子上不断地记。会间休息他总是热情地与演讲人攀谈，带着夸奖的语气点评报告人的精彩之处，鼓励报告人不断改进和发展。先生就是这样的厚道，这样的淡泊名利，把机会总是给别人，润雨无声，沁人心扉。说实话，这几年我一到学术会议的会场，没看到先生，心里总是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先生的厚道就像一座灯塔，时刻点亮自己，照耀别人。

先生仁爱。仁者爱人，先生是仁者，先生对学生、对同事、对后学无比的关爱，最典型的体现在他和学生的师徒关系上，最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的学生聂德新教授、韩文峰教授与他如父子般的师生友情。这两位教授我都熟悉，典型的张老师培养学生的风格，厚道、豁达、友善，再加上点来自西北大漠的豪气、率直。张先生当时是如何培养他们的，我不太清楚，但是说起这两位教授对老师的感情，以及先生和师母对这两位大徒弟舐犊情深的关爱，我是深有体会。聂德新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生毕业就到成都理工大学工作，几十年来，我时常听到他在我面前念叨先生是如何如何对他们好。80～90年代中期，北京冬季的蔬菜还很短缺，尤其是新鲜蔬菜，聂德新教授每次去北京出差，总是要带上一大包刚在菜市场上买的豌豆尖之类新鲜蔬菜送给先生； 每逢先生生日，他和韩文峰教授连同夫人们总是在先生身边陪伴； 每一次的工程地质学术年会或大会，他们也总是伺候在先生左右，即便随着时间推移两位教授也年过七旬了，但他们对先生的那种感情和照顾一点没减。先生呢，一提起这两个学生(也包括先生的其他学生)，也总是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见面就是问长问短，嘘寒问暖，不仅帮助他们，还帮助他们的子女。他们这种师生情谊，是工程地质界同仁所共睹的，也是不论作为学生，还是作为老师，大家都非常羡慕的。中国人常讲：一日为师，百日为父； 百日为师，终生为父。他们这种师生关系就是中国传统师生关系的继承和发扬，是师生关系的典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先生已驾鹤西去了，但先生的风范永存，先生对中国工程地质事业的贡献将永留史册，永驻后人心中，先生奠基和开创的工程事业也将会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扬下去。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天国之灵仍然继续守望着中国的工程地质事业。

仅以此小文纪念我们共同的导师，张咸恭先生。

黄润秋(1963-)，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Email: hrq@cdu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