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毅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部，辽宁 沈阳 110122)



【文化视点】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中国启示

徐 毅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部，辽宁 沈阳 110122)

葛兰西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意识形态可以转化为像物质力量一样强大的一种道德和哲学的领导权力，在斗争中继续发挥作用。“文化领导权”这一由葛兰西最早明确并加以阐述的理论发展到今天，在面对全球化和霸权国家意识形态威胁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如何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位具有强大内在创造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贯彻者和理论家。他独树一帜的政治生涯的选择，使其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首创的作用，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地位。他一生的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在探索不同于东方的关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存的社会实际的深度解析和对现有的苏联式的道路的深化反思相结合之上，葛兰西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在其政权相对建立以后，为加强其强大的领导地位，首先一定要在整体的统治方式上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强调在适当使用暴力方式应对的情况下，也应把关注的重点更多的集中在对实际的意识和精神层面的控制上，加强对精神文化的整体操控，确保其掌握真正的领导权利。从而也表明资产阶级具有顽强的适应性。

“文化领导权”这一现存的概念，是在结合相对实际的社会实践的践行中第一次被提出，并首创了“政治领导权”这一特别的视角。可以看出其潜在的精神实质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文化领导权。其充分强调了统治阶级采用的常见的非暴力手段的行为方式，采用学校教育、宗教熏陶等方式，强迫将其思想传输给下一阶级，让这一阶级“主动的”接受其管理方式等，并使它成为上升为“集体意识”，从而获得统治阶级的合法地位。葛兰西的统治在文化领导权的相对理论的考量中，通过对相对的不同方面的不同阐述，如：社会的不同阶层或者与之相关的综合论断中，可以看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贡献就在于他强调“文化”二字：不是以暴力的手段来获得政权，而是强调在市民社会中改革道德、宗教、伦理等思想，通过实践哲学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广泛传播与参与，进而形成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赞同而实现国家政权。

可以说，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认识它和利用它：既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问题。9·11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的价值观简化成一套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强调包括捍卫人权、实行私有制、实现政治民主等内容在内的意识形态教条，凭借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对违背相应准则的非西方国家进行渗透、施加压力乃至实施制裁。可见，不断应对与解决西方意识领域里存在着的霸权等相对潜在的威胁，做到正确处理好不同时期的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在现今的社会发展中，通过对已有的葛兰西文化理论的重拾，对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强化执政党的文化意识形态观

葛兰西认为，政党在它所占据政权的国家中的作用是特别的，丰富了我们对政党职能的理解。“这种政党不再直接地履行政治职能而只执行宣传和社会秩序专门性职能，在道德与文化教育方面有影响”。[1]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从国家上层建筑的层面，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以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考验。我们知道，基于葛兰西的时代背景，其革命的重心更多的集中在对文化领导权的控制上。通过这一思想指导欧洲的具有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不难发现，时代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变迁，与葛兰西时代相比发生了明显的不同。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全球化出现在视野中的各个领域，最终会迎来社会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拿美国来说，其超级更具有重要的意味，不仅在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下，同时也不断的加强其文化的控制。潜移默化的将其价值观传播到我国文化领域，进行一些鼓动宣传，对我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通过对思想领域的观念传播进而影响普遍大众的价值观，利用这种心理，传播其文化领域所宣扬的霸权主义，建立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全面加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关键时期。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执政能力往往通过主流意识形态体现出来。任何政党，都毫无例外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从而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成为现实的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可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强其文化价值观的有力宣扬，通过对我国自我价值观的正确培养与养成，形成一种相对的国际形势上的整体认同，进而有力的防止不良意识形态的出现，加强本民族价值观的有效巩固与发展，最后深植于心。不断增强执政党的文化执政能力。

二、必须牢牢把握国家文化领导权

通过对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的了解中不难看出，其有效的发展必须有相对精神领域的支撑，否则做不到长久的发展，如同昙花一现。在文化不断的多元化的发展中，阶级社会这个标签还有存在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发展，一个领导权的放弃，同时象征着另一个相对领导权的产生。对于文化领导权也是如此，社会是不断渗透中的。这绝不是说在人类社会历史越来越变成“世界历史”的今天，在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汇、交融、交锋，都不加分析地采取“去意识形态化”和僵硬隔绝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更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增强文化开放意识，全面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促进文化互鉴、维护文化多样性。可见，我们需要深入到问题存在的内在领域，意识领域里的问题，只要它所存在就不会以广大群众的集体意识所转移，其具有强大的本质恒久性。

可见，从某一层面来看，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异，甚至是崩盘，对苏联，甚至是整个东欧的社会阵营来说，都是其灭亡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同时也留下了不断的深刻反思：错误地对待人民内部的不同观点、自我封闭、信仰危机、对意识形态创新的排斥态度等无疑都是重要因素，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却是最致命的。与此截然相反，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外交工具；以自由市场经济“神话”为允诺；通过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对象集中在相当多的青少年身上，这种方式有效的将有形化成无形，通过相对的平和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潜在的不断的操控，进而达成其不断侵略的目的。文化渗透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程度上不断加深，范畴上加大领域的延伸，它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微妙的……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一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连同其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另一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这个国家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主宰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它的优越地位。”[2]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这一书中曾提出，在美国的战略发展中，思想文化的相对渗透有着重要的地位作用。“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战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用处”[3]。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企图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战，促成其“红色文化”的不断变化，使共产主义世界自我瓦解。可见，争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正是“和平演变”的实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短短历程，从改革之初对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直至今天，我们知识界、思想界的确也经历了一系列风雷动荡与变幻时期。与这些社会思潮相伴随，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几番上下起伏，甚至一度有人提出“意识形态淡化论”，这不能不招致意识形态工作失误。但值得庆幸的是，历经风风雨雨，以及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轮番冲击，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正渐渐形成一种冷静、成熟、睿智、富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一种真正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以往相比，至少今天的理论界、思想界已经能够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资本主义，也能够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也许真正形成那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核切合中国特点的成熟理性，还需要一段艰难的“磨合”，但这已经意味着一个正确的起点。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发展变化，不单单指一个方面，我们所需要做到，还要抓住一个关键的时间截点。首先可以从加强整体的建设入手，注意加强对人才，特别是知识份子的重用。紧紧抓住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

三、意识形态建设要取得民众认同

意识形态的建设首要考虑的是精神领域间的一种互动，它是一种潜在的，被认为是发展的较为明显的关系，并且存在于与民众过的发展过程中。某一层面上，集中体现了民众的整体的意愿，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相对于社会整体心理的反映，是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合民心顺民意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一定阶级和集团为保持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行，往往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和灌输来表达本阶级和集团的思想路线、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因此，意识形态对民众意愿又要发挥导向作用。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意识形态的整体正确性的有效培养同民众所选择的可承受并选择不存在一致意义上的对等关系。换句话说，对于这种统治阶段的阶级的相对意识来说，民众的可选择承受的度，即关联于这现存的意识形态的自身，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不断变化的方式等手段有潜在的内相联性。更有甚者还存在着一定的载体意识。社会主义说阐述的意识形态不单单具有其表象意识，同时具有相对的理论意义，这种理论是在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上，本着服务群众的主旨，可见具有潜在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前瞻性。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应重视对实际出现问题的处理程度，避免教条主义的发生于发展，进而加强民主的整体支持与认同感。

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也是检验其工作是否有成效的重要标志。可见，对于群众的教育工作是得到其有效认同的基础，只有不断的加大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体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有效教育，让马列主义深植于人民群众的内心，同时还应做到实时的倾听，知道其所知，解决其所想。从而形成整体上的一致向心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将公民意识培养纳入意识形态建设工程

在中国现代化的现今，不同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程度的发展。在看到这些重大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足。最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道德、法律和诚信等主要方面。这些情况的相对出现，造成相对社会失范等局面的产生，阻碍了其良好的发展步速。社会的不断变化与发展，需要整体的社会成员的共同有力的参与，在不断竞争中寻求平衡和发展，做到各方面整体上的一种相对的平衡，使整体的公民意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最终达到自律和认同。从而在整体的社会群体的教育中，应逐渐树立其自发的公民的整体意识，使“文化领导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加强整体的法制与民主建设，加强公民的意识教育，形成一种良性的法制化发展，进而推进整体上的建设，建筑良好的“文化领导权”。

[1][意]李鹏程,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34.

[2][3]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董丽娟】

2016-06-18

本文系2014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L14DKS020)、2016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项目“网络媒体下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6lslktzimks-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徐毅(1978-)，女，辽宁沈阳人，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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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09-0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