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马春生



太和岭口会谈的重要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山西）马春生

1937年9月，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山西会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进而向华北进犯。而日军要实现其军事上占领华北的企图，必须突破素有“华北要塞”之称的山西防线，因此，山西成为日军在华北作战的重点区域。为抵抗日军的全面进犯，8月5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五大战区，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晋绥战事，指挥该区的作战部队。8月20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太原成立。8月28日，在日军攻陷南口、张家口，战火已经烧到晋北天镇一带的危急情况下，为便于部署和指挥“大同会战”，“御敌于晋省之外”，阎锡山从太原出发，连夜赶赴设在太和岭口村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行营坐镇指挥。

太和岭口村位于山西省代县境内，雁门山南麓，位居雁门古道的隘口。这里北距雁门关13公里，距大同135公里，南距太原200公里，东南距代县城18公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为便于八路军尽快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乃至全国抗战的支撑点。经研究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山西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会谈，商讨八路军入晋相关事宜。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一行与阎锡山在太和岭口村进行了首次会谈。中共方面代表有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肖克、彭雪枫等，第二战区方面代表有阎锡山、朱授光、续范亭、王靖国、陈长捷、梁化之等。双方就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区域、方针，部队的薪饷和装备补给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并达成一致意见。9月9日，周恩来、彭德怀一行在大同会见傅作义后返回太和岭口村，又与阎锡山进行了会谈。这次主要是商谈平型关、雁门关防御等具体问题。9 月22日，朱德、周恩来等再次从太原赴太和岭口村，与阎锡山就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以及兵力使用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通过多次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作战思想、基本原则以及相关事宜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和看法。这短短半个月内发生在太和岭口村的三次会谈就是鲜为人知的太和岭口会谈。

太和岭口会谈顺应了当时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潮流，为八路军进入山西扫清了障碍，为发动人民群众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为国共两党开展军事上的合作，为山西乃至全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增强了第二战区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斗志和信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太和岭口会谈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战士气的振作和鼓舞。会谈前，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特别是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天镇守军溃败后，阎锡山对抗战形势也心存忧虑。会谈中，周恩来耐心而全面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及其今后发展趋势，满怀信心地指出，抗战的结果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垮下去，我们一天天壮大起来。但取得抗日斗争胜利的前提就是国共两党要求同存异、紧密合作、共同抗战。对此，阎锡山等国民党将领表示同意。周恩来还主动沟通阎锡山与傅作义的关系，积极建议并起草了在绥远、察哈尔和晋北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有针对性地确定了作战方针和合作机制。会谈中，共产党人的深明大义和高风气节，使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将领深受感动；所提出的各项举措和建议也使阎锡山等国民党将领深深折服；八路军积极建议并开展的游击战术，在实际战斗和工作中收到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平型关、雁门关伏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仅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也极大地提振了第二战区国民党军的士气，为在第二战区建立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形势的形成和发展。

二、促成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成立，增强了第二战区广大民众抗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为开创山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和岭口会谈之前，察哈尔、绥远和晋北沦陷区的政权组织瘫痪，民众的抗日信心严重不足，客观上需要有一个战时组织来动员发动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斗争。早在1937年8月13日，阎锡山就在太原成立了山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各县、村也相继成立了分委员会，但实际上多流于形式。为了把以山西为中心的第二战区的广大民众发动和吸引到抗战中来，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在第二战区的范围内，即在晋察绥三省战地，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总动员委员会的建议。对此，阎锡山表示同意，并在9月20日在太原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战动总会的成立，是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成果，为全面宣传抗日、广泛发动民众、组织和指挥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到山西与阎锡山会谈，并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和推动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日战争。这是周恩来（右二）与邓小平（右一）、彭雪枫（左一）等在太原。

三、开创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实质性合作的先河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早在1924年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于1924年1月至1927 年7月历时3年半，其目的是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军队，主要是政治上的合作。第二次合作开始于1937年8月，至1945年9月历时8年，其目的是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威胁到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中心，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8月22日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周恩来一行与阎锡山在太和岭口村的会谈，从部队的物资补给、作战区域的划分到作战方针、战术配合和兵力部署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商谈。著名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一二○师雁门关伏击战和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果都发生在太和岭口周边，都是为配合第二战区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平型关战役和忻口会战进行的。因此，太和岭口会谈在军事上达成的共识，在实际合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开创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实质性合作的先河。

四、为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坚决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八路军进驻山西之前，山西各地由阎锡山政权掌控，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民众特别是山区的民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了解并不多。抗战初期，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范围、作战区域、作战方针、作战原则、作战方式和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与友军的关系等等，受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影响和制约。只有事先把相关事宜解决好，民众才能够理解，当地政府才能够支持，友军才能够配合，我军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太和岭口会谈为八路军开赴晋察冀绥，早日到达预定地域，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创造了便利条件。

五、使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真正落到了实处，对发动社会各界积极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太和岭口会谈发生在代县，其会谈成效必然作用和影响于代县及其周边地区。代县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先于（中共）县委、抗日民主政府而成立，这与太和岭口会谈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据《代县文史资料（第2辑）》记载，1937年10月上旬，八路军总部与山西第一行政公署从五台派出杜蕙（解放后更名为杜向光）、章嘉乐组成工作组到代县组建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组首先进驻代县滩上村，并在滩上村周围的村庄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建各种抗日组织，对自卫队进行训练。紧接着，工作组移驻峨口，与繁峙县的动委会合并，正式成立了“代县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代县动委会）并布告周知。代县动委会的成立，整合了代县和繁峙各抗日组织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抗日领导核心，为两县的全民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县动委会在宣传发动群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自卫队以及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实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击汉奸和顽固派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好多村出现了男人参加八路（自卫队）去打仗，女人洗衣送饭当后勤，儿童送信放哨摸情况的全民抗战景象，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斗争的深入开展。战动总会成立后，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就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组织武装起来了。晋北各县、区抗日游击队纷纷建立，甚至五台山的僧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经五台山僧会会长然秀的倡议，近200名青庙僧人组成的“僧人自卫队”改组为“僧人抗日自卫队”。在菩萨顶大喇嘛罗桑马桑的大力支持下，50多名青壮年黄庙喇嘛主动参加了“僧人抗日自卫队”。

今天，我们研究太和岭口会谈，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地、准确地寻找出太和岭口会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个历史坐标系中应有的位置，并用历史的观点，科学阐述其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自觉追寻这里所生发出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以此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抗战历史，铭记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珍爱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奋力开创中华民族的辉煌未来。

（责编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