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徐忠



“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青年周恩来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建树

（江苏）徐忠

青年周恩来从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把少年时期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读书的“深究而悉讨”，升华为运用“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去接受马列著作中的智慧营养。在探索和践行“中华崛起梦”的过程中，周恩来做出了许多对革命和建设具有前瞻性、创造性的重要理论建树。

自我修养新境界——“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青年周恩来在1917年9月留学日本后，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新的改变。他在1918年2 月15、17、18日的“日记”中写道：对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国内读书期间没有引起注意，到了日本以后，先读了第3卷第4号，后又认真读了杂志的全部。思想上很受启发。“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我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从此开始，他一直坚持把自我改造放在思想修养的首位。1918年5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和日本政府签订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简称“二十条”）的爱国救国团体——新中会。在入会意见中，周恩来说：“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在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希望呢。”这时他思想上的“新”，就是升华到为爱国救国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明确说出自己的誓言和对全体会员的赠言：“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周恩来（后排右一）与留日同学合影。

接触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首创的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试验场”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的又一次思想的重大进步，是考察日本实行军国主义的国情，他在1918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凡行军国主义的，必定是扩张领土。”“‘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然而，对爱国救国之路产生根本性改变，则是在1918年4月23日傍晚他到东京堂去买书，“见着一本新近出版的《露西亚研究》，杂志上头有一篇文，论的是露西亚（俄罗斯）现今的党派，分（析）的很详细”。这篇记得很详细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理论意义的“日记”，说明他比起国内和留学日本的绝大多数探求救国真理、研究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更早地对于列宁创造性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有所了解，并且是以研究的态度加以理解和接受：“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这一见解，显然是他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初步认识，但特别可贵的是他把列宁运用俄罗斯化的马克思主义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看作是“试验场”的认识，具有远大的前瞻性！

此后时隔11个月，《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才提出“以俄为师”的倡议。把“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的观点，周恩来是第一人。对于这一认识上的飞跃，他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下了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的感悟：“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旅欧期间，周恩来是天津《益世报》的特约撰稿人。他对欧洲有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作了深入考察了解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介绍西欧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有关时事政治的通讯报道。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周恩来在此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恶，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斗争。

五四时期以“革心”思想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书写了中共党史的光辉一页

怀着“返国图他兴”的志向，青年周恩来于1919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回到天津后的他立即投身“五四”运动。在运动中，他更加注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和邓颖超、马骏、刘清扬等20名男女青年先锋组成的觉悟社，在当时成为京、津、沪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先进青年组织之一。他撰写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中，明确“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把“革心”放在首位。他

执笔的《学生根本的觉悟》中号召“凡是现在中国的学生，应该明白他的责任，去求他应该的精神，排除心理上、态度上、行动上一切弱点去改造一切”。

1920年1月29日，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5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由此，周恩来成为第一个在狱中比较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对于自己在狱中的这段经历，曾在1920年旅欧留学后回忆说：我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即北洋军阀武力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于我以不少的启发”。正是在这些经历的影响下，1921年经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对各种主义进行探求比较——认定共产主义是“中华崛起”之路

西行旅欧，周恩来抱着“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的意旨，为寻求救国之道，来往于英、法两国。他结合为天津《益世报》撰稿获取稿酬弥补留欧生活之用，对资本主义的欧洲进行实际考察，重点对各种思潮（各种主义）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他在1921年2月为《益世报》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就以警世之言指出：“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对于中国应该如何革命，他的想法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据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有此超凡的科学预见之后，他又深入地考察与研究英国工人运动，先后写出《英国总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9篇通信，约35000多字，综合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通过对当时欧洲杂然纷呈的异常活跃的各种思潮涉猎比较，周恩来开始更加认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旅欧通信中明确表示认定共产主义：“觉悟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他经过冷静剖析，得出了科学结论：“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这在当时的中国探索者中，周恩来是第一人，尚未见到其他人在这方面的相关史料。他在《伍的誓词》中特别明确地向战友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而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加入信息化的技术，把既能够减少化学实验产生的环境污染，又能够满足学生的教学要求，让学生深刻理解化学反应过程的进行.

周恩来在早期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中，是最早最多考察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的杰出代表。在旅欧留学期间，他深入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工厂采访调查，先后发表了《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等调查研究式的通信，通过考察、研究，他对各种主义进行推求比较，最终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明确主张：“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这在同期的中共领导人中，未见第二人写出这类文章。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务实的革命工作相结合——创建组织、培养革命人才

周恩来学习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注重与革命的实际活动相结合。他在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救国道路的宣传教育与革命活动。

1921年6月，周恩来从巴黎各大报纸上知道北洋政府派代表与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一面愤慨地向国内报纸报道说：“北京政府之执政者，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他一面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华工会、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等6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公开发表由周恩来起草的《拒款通告》，表示中法借款如果成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他又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1000份，分送法国各界，同时在法国报纸上刊登。6月30日和8月13日，周恩来和赵世炎、袁子贞等先后召开各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最终迫使中法两国政府放弃了这一伤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借款。周恩来陆续写出《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等4篇通信在《益世报》上发表，在国内形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舆论攻势。接着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周恩来又和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积极组织发动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争取生存权、读书权、反对权贵子弟入学特权的斗争，虽然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被武装遣送回国，但却使留学生放弃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改造中国之路。

通过这些重大斗争，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积极组建与指导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积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周恩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培养了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朱德、孙炳文、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精英和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论战——发表多篇专论

身为中共旅欧党、团负责人的周恩来，从学习理论和革命实践中更加认识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既要领会精髓，又要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论战。在论战中，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在阅读时，认真地写眉批、记笔记。

为了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先主办了《少年》月刊，后又由中共旅欧总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支部合办，改为更注重实际的《赤光》月刊。在刊物上，他除了负责编辑工作，发表“传播共产主义学理”的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论述译文和刊登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文件信息外，作为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分析外国和中国国情、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救国兴国之路的重要论文30多篇，旗帜鲜明地捍卫共产主义理论原则，有理有节地同反对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开展论战。他以很大的精力，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一一作了批驳，很坚定地阐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为了捍卫列宁主义，周恩来严正指出：“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发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文章有79篇，约20多万字，有力地配合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批判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广泛开展。这在同时期的共产党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活动——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之中

在欧洲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报纸造谣列宁死后苏联“顿受挫折”的诬蔑，周恩来运用马克思“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若因要急观事的成效，便忘掉革命的时效，若硬加俄国以‘共产主义失败’之言是不当的。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斗争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当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理解而作出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的理论新建树，被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历程、成功的经验和东欧巨变的沉痛历史教训，都证明是正确的！

1924年6月1日，周恩来根据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在《赤光》第9期上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其中结合中国国情明确指出：“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这种明确认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的杰出理论观，符合4年后的1928年6 月18日至7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精神，大会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后，“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1924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阐述了中国革命政党关系与分清敌我友的问题

关于政党关系问题，周恩来根据中国政党与西欧党派的不同情况，摸索了路径，总结了经验，为党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建树。1923年6月，中共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在实践中如何合作，当时没有具体的指示。这年8月，周恩来致信给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提出现时两党合作的三项建议：（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可随时势变迁而变化当前所做的工作。”

1923年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11月25日，他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发表了重要演讲，其中严肃地指出：“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能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会上选举王京歧为驻欧支部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长。王京歧在寄给其父的国民党巴黎总支成员合影照片的背面写着对周恩来的评价：“同志恩来（座当中者）与儿协同办党，可说两年之久了。素来，他——专门对外；我——惟理内。本其过去工作，判他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胡（汪精卫、胡汉民）诸老同志之下。”早在1923年7月8日，周恩来就与徐特立等代表22个旅法华人团体，联系、团结旅法华人600多人在巴黎聚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被推为中文书记的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散发由他执笔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号召国人：“我们现在立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运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后来周恩来在《赤光的宣言》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在分清敌我友的问题上，周恩来运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1924年2月1日和15日的《赤光》上接连发表3篇文章，十分明晰、系统、创造性地指出：“革命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的仇雠。”“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从而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并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发展起来，“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农民原来素称驯良，近来因为迫于军阀的祸害，也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湖南衡山的岳北农会，都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中国的知识界，正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为无所忌惮的反对列强，反对军阀”。中国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但“他们渐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队伍中”。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分析：“今后应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不要再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他讲的“国民运动中五派”是指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的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无独有偶，次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发表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也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要有一支革命军”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周恩来最早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设“一支革命军”的军事理论。1922年3月间，周恩来高度评价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卢森堡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是“见到之语”。与此同时，他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指革命），便有了希望。”又在这年的12月，他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再次强调：“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他在中共旅欧总支部内设立军事部，有计划地组织部分党员、团员，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军事问题。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其他各地党组织都还没有做的事关革命成败的重要工作。聂荣臻曾回忆说：“在1922年和1923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特别是朱德，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他加入中共后，他被先后安排在德国和苏联学习军事。朱德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附于党，党也能解决一切”。

奉国共两党之命，周恩来回国投身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开始，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近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都证明其重要的思想基础来源于他先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了“革命政府”建设与“发达实业”的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

周恩来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第一步胜利后的民主政府建设与“发达实业”的理论。

1922年8月16日，他在《少年》第2期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时隔不到一年，1923年7月15日，在巴黎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上通过的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告国人书》中，又一次公开号召华人各界要推翻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合全国工农商学各界自己起来组织国民政府”，成就中华“民族独立的伟业”。这种“国民政府”建设与“发达实业”的初期理论，是极其光辉的，是他本人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共两党组建广东省东江行政委员公署并担任行政委员、受命依法组建新中国首届政府机构政务院和担任人民总理26年的思想基础。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早而准地研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青年周恩来以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先后在《赤光》上发表了《华府会议后的美帝国主义者》《亲美派的中国人，听着》等多篇文章，远见卓识地指出：“美政府自华府会议成功，得了列强在中国共同行动的保证后，对华政策即一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侵略的故道。两年多的经历，已使我们饱尝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在华一切设施，殆无不备有钱臭和血腥的混合滋味。”这在“一战”之后不久的20世纪初的历史时期，一名年仅26岁的共产主义者，就揭露美国统治者“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侵略”的对华政策，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它“阳示亲善”与“实行侵略”的两面派行径的揭露，真是入木三分！国内外的百年历史证明，青年周恩来富有科学预见性的理论，不仅是中共早期领袖人物中的第一人，而且是同期世界各国政要中少有此高明政见的政治家！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党和国家都号召开展“全民阅读”的学习大潮中，党员干部更应带头学习弘扬青年周恩来以“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必将更加积极地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为贯彻实施“四个全面”的重要战略决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坚持“三严三实”，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而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编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