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涵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解读鲁敏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张涵

（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本文通过解读鲁敏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分析“父亲”这一文化原型是如何在小说环境中“被反抗”的，就“被反抗的父亲”进行审视与反思，展示父亲形象的独特审美意义与文化意义。

鲁敏小说 父亲形象 审父

长期以来“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大多时候是以掌权人的形象出现，他们或以威严压制整个家族，或以刚毅支撑族人，而颇受敬仰，比如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就属于被歌颂的父亲类型，他既是反对给爱女白灵缠足的开明父亲，又是遵循祖训培养长子的传统族长。然而，在这样的主流趋势中仍旧存在着逆行者，诸如萧红怀着“憎父”情感下创作出的暴虐、冷酷的地主阶级式“父亲”，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同样塑造出一个不高大伟岸甚至是猥琐的“父亲”。

这样看来，鲁敏小说中的“父亲”则是介乎两极端之间的文化原型，小说中的微妙莫测的父女关系正是鲁敏生活历史的回音壁。鲁敏在创作中，常以生父为原型并在生父形象的基础之上对“父亲”进行了解构与重组，丰富了创作中一系列的“父亲”形象。随着年岁增长，对男女之事的理解，鲁敏开始反思当年生父的“生活腐化”事件，在“审父”的过程中找寻新的精神归宿。

一、父亲形象原型

冯锡玮先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中》指出：“我们认为原型就不止是神话和集体无意识，也不限于意象，其更多的是现实原型和其他文艺范畴的原型；因为任何有某种同构性的文艺作品或文艺范畴系列都有其初始的或反复出现的基本模式现象。”这里说的现实原型，指的是在散文《以父之名》中找到一个以冷感乏情，叛妻离子的形象登场，又早早地撒手人寰谢幕的情节框架的文化原型。有访谈提问是否将这一文化原型定义为“模式化”，对此鲁敏给出的回应是“越是个性化的入口，就越是通往更广阔的路径”，同时表示“会把这个‘模式化’做到最深处”。就此看来，父亲作为鲁敏小说中的重要文化原型，被鲁敏反复在小说中使用并怀着复杂情愫重组了一系列囿于压抑精神年代里追求精神自由的、背叛婚姻的父亲形象等，打碎了父亲在大众心中的传统形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鲁敏对“父亲”的塑造产生如此之大的执念呢？小说源自生活，在散文《以父之名》和个别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写作中寻求现实补偿的作家。少年时期生长在乡村的鲁敏，对于自己的父亲并不亲近，或是因为他带着来自城市的体面、光鲜，或是他本身就不与这个家亲近，因为她不曾觉得父母间是有爱的。接着父亲的“生活腐化”事件，像个钢针般将少年鲁敏钉在生活的砧板上，“亲戚对我很好，包括那里的邻居与同学，但问题是，他们都知道我父亲的事，这使我并不能正确地消化他们的友好”（《以父之名》）。如果说成长过程中父亲不能全程参与是种部分性缺失的话，那么16岁那年父亲的因病去世则是她生命中更根本的缺失。人的情感向来不单一，从前鲁敏是在心中很深的地方有些憧憬父亲，却又那么的怕他、怨他，会认为父亲生病为“幸”，后来父亲即将要离开人世时，她那一种“近乎轻松的心境”（《以父之名》）里同样带着不怨、不怕和些许怜悯。和七八岁时的“油渣”（《以父之名》）事件一样，鲁敏将父亲出轨、她对父亲的反抗失效（父亲反对她念高中）的生活经验诉诸小说。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鲁敏笔下有着许多这样相似人生经历的“父亲”形象，诸如《逝者的恩泽》里远在西部秘密组建新家最后死于意外的陈寅东、在《取景器》里寿终正寝之际一往情深地回忆昔日情妇的中年男子、《墙上的父亲》里人们口中暧昧不明纠结于“深夜时分”、“两张电影票”亡命于车祸的父亲，等等。接着出现的是类似《镜中姐妹》中被五姊妹以各式姿态反抗的张老师，这类父亲大多有老一辈的思想，或重男轻女，或谨小慎微，与子女辈之间思想有着巨大裂痕。

以第一人称写就的小说《盘尼西林》中的那个“我”曾发声：“父亲常年不在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背景，但可能正是它，决定了我生活的许多细节与走向，你接下来会知道，背景其实往往也是未来的前景。”就好像鲁敏自己的发声一样，小说里的“我”因由着淡淡的背景，对母亲的秘密充满好奇，对“盘尼西林”姐姐充满好奇，鲁敏也被父亲那强大的缺席，勾起了无数好奇心，好奇他不轨难掩的情事，好奇心驱使她在对父亲的稀薄回忆中添砖加瓦，塑造了相似却不同的父亲们。而这个前景则是由她挖掘的人性无限可能，有躲在暗处、道德不允的爱；也有刻意放纵的欲；有不顾世人眼光的自由；还有市侩粗糙，以道德捆绑的精神禁锢。

二、审父：勇敢的逆流者与错时空的参照物

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中，杨经建先生“将‘审父’视为一种以平视的姿态对某类先验的秩序性存在（人情和事理）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意味的观照和审度。而审美意义上的‘审父’可以引发知性的领悟、精神的启迪和心灵的意会”。以审父的角度进行故事叙述时，常见的手法是“父子”、“父女”的模式，鲁敏在小说创作常以女儿视角铺陈一个个故事，她本人更是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与亡父进行灵魂互通，企图了解生时不曾“触碰”到的至亲。

鲁敏在小说中对“被反抗”父亲的解构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生身父亲父亲形象的再塑造，抽离伦理观念中诸多优秀品质，并以人性杂色“欲望”修饰，刻画出背离传统道德的父亲形象，乍看身陷桃色蜜坛，或熟稔冷暴力的奥秘，却又随着故事的推进，显露这一个个父亲心中不能言表的苦楚。鲁敏在小说中塑造的女儿自童年至成年，面对常见命题——父亲情感出轨，随着年龄的变迁，她给出了顺应心理成长的态度转变。诸如《白围脖》、《墙上的父亲》、《逝者的恩泽》等小说中都有一位出轨的父亲。就此类“父亲”而言，《白围脖》中以死亡直接登场的父亲引发的故事与鲁敏人生经历更为相近，也最为典型。小说中父亲去世时，忆宁因缺少与父的纯正亲情，或是父亲桃色绯闻使其蒙羞而哭不出来，少年时期的忆宁“顺应时势”、理所应当地站在母亲这一边，以父亲丑闻为耻、与情妇“小白兔”为敌。常年生活在老家的母亲对南京有着几近偏执的执著。自父亲去世后，母女二人开始了以南京新据点的生活。整理遗物时发现的两本日记和围脖，成了忆宁走进父亲内心的媒介。可真正让她理解了父亲心中那炙热勇猛的自由爱火的，是味同嚼蜡的婚姻生活还是渴望被拯救的精神孤岛？还是说忆宁对父亲的这一丝理解，仅仅是建立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是敌对。带着疑问继续在故事中辗转，忆宁在父亲的日记本里看到的那个男人是表里不一的，他和时代潮流里的人那样的不同，对人生、政治大事潦草带过，在对个人情感的记录是那样的毫无节制一如意气风发的少年，这样的他是那样的热烈、赤诚。随着崔波的猛烈“攻势”，忆宁再次打开父亲的日记本。与自己混乱理智不同的是，无论哪个小白兔有多么可爱天真，父亲的理智是巨大的、父亲的道德感将自己捆缚，迟迟不迈出“腐化”的第一步。究竟是日子太过寡淡无味还是实在无法忍受生活的压抑，让他一步步离开了家。日记多么诚实啊，真实地记录着那个人即刻的想法、感受。母亲和小白兔的强烈对比，一个禁欲保守，一个清纯主动，让身为男人的父亲精神发出强烈战栗，他终于迈出了那一步，即便知道前方必定万劫不复，他也愿意追逐来自爱情的自由与纠结、甜蜜与苦难，他愿意做个精神富庶的罪人，他沦为爱与欲的囚徒，丧失了最后的理智。道德却高如明镜台，悬于他的头上，他在日记里写下“我知道我最后将死于非命”。他为自己判决，可能是希望被理解、被救赎。他是男人，然后才是丈夫、父亲。他的苦闷无处投递，与妻子的隔阂远不止肉体、地理而是思想上不能对爱有统一共识，与妻不睦必然导致了与女不亲，如果没有这薄薄日记，那么黄土之下的悲剧谁人晓？鲁敏让父亲在小说中再一次死去，而这样的一种消亡却变成了更有力的在场，肉身的寿终不能就此遏制他意志的蔓延，或是说他对自由意志的强烈追寻以孤决的光映射整个家庭。《墙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光鲜地在相框中高悬了十六年，俯瞰着庸碌、繁忙、猥琐的母女三人爬在地面上的生活，他不止死后是被距离性地高挂墙上，生时也以自己的玻璃罩和家人隔绝开来，无声地以冷漠暴击家庭。无论物质充裕与否，他的体面、精神富庶都高高地与母女的实用主义区别开来，他的可怜如同他的可恨一样，难以用单一的词汇表达。

父亲是父辈时代里的“禁欲”的逆行者，是个精神性的英雄。然而，于家庭而言，他是道德伦理层面的背叛者，是可鄙的。在对父亲审视的过程中，鲁敏同时塑造了一位顺遂时代大流的母亲、妻子，诸如《取景器》中能背诵老三篇的妻子/母亲、《铁血信鸽》里穆先生家里那位时刻追随时代潮流的妻子等，她们是时代里平凡普通的大多数，她们与“特立独行”的丈夫组建的家庭，那必定是不普通的。鲁敏正是把毫无个性的她们和“时代先锋”放在一个屋子里，让他们的鸿沟发酵、膨胀，他们之间巨大的思想、精神差距使他们的家庭必将走向悲剧。于是，丈夫的出轨变得情有可原，进一步成为个体对时代的反抗。无论是《白围脖》里的小学老师、《墙上的父亲》中的饶有风姿的王蔷王薇妈还是《逝者的恩泽》里红嫂，抛却阶级容貌，她们身上有着诸多贤良淑德的美好品质，却无一例外地对床笫之事扭捏、表里不一，从生理上远远推开了丈夫，尤其是在《白围脖》中的日记，直白记录了这样的细节，夫妻之间本就不存在感情基础，自生理上升至心理的距离越扯越大，直至阴阳分隔。在我看来，鲁敏是通过比较夫妻二人对时代顺应态度，将时代问题小而化之，以父亲的状态展现父辈时代里泯灭“欲火”的局限性，在夫妻两相对比下放大愚昧时代对人性之欲的荼毒。父亲的死，似乎在违抗时代这一点又找到了原因。可怕的不是时代对人的绑架，而是时代变迁下的不觉醒。母亲作为顺应时代的幸存者，安全抵达新新时代。与过去的物质匮乏、婚姻包办不同的是，在物质日渐充盈的时代里，她们仍旧在地面爬行苟活着，时而以个人的实用主义教化女儿。《镜中姐妹》里的母亲正是这样教化着春华，《墙上的父亲》里的王蔷也因着母亲的实用主义择偶时，硬生生将心中源自虚无的精神性的躁动按压，安稳地算计着嫁给一个大她很多的老温。王蔷妈隐约说过“吃得最苦才享得了幸福”，而吃苦的是肉身，享福则是指精神层面的感官体验。幸福是什么？幸福与出轨的父亲而言可能也是精神上的苦难折磨吧，他既要饱受道德的谴责又要偷偷地寻求灵魂的寄托，父亲的苦是物质贫乏精神困顿的必然结果。可是女儿们呢？王蔷是被物质蒙蔽双眼的盲人在爱情的世界里谨小慎微，望着高高在上的父亲像，她的心里大概是空的；忆宁（《白围脖》）则是在婚外情的整个过程中不停地审度自己是否继承父亲的灵肉特质，她对父亲的爱情是那样向往甚至是羡慕，她拿父女俩各自的婚外情对比，父亲与小白兔是那样表里如一地相爱着，而她和崔波之间的交欢似乎只是为了寂寞的肉身寻觅一个泄欲出口。可悲的似乎不是那位生于困乏之时的已亡人，而是拥有了高质量生活的可怜幸存者。

二是淡化对父亲应有的崇拜，一些父亲在位的小说中，父亲虽在场却被模糊化渐而虚弱下去，流露出子辈对父辈不满。《思无邪》里兰小软弱维诺的父亲，举无轻重地存在着，淡得像跟不上拍子的钵声；《纸醉》中开音父亲的毫无主张感，贯穿着开音整个成长。随着开音的梦想日渐宏大、对东坝之外世界愈发迷恋，开音父亲开始日渐迷茫，一个宛如他一样滞缓发展的东坝乡，对未知的前方向往而恐慌。这类与女儿共处一处的父亲中的典型代表当属《镜中姐妹》中的张老师。小说以上帝视角展开小五的出生、隐秘的少女心事、老幺眼中的父母姐姐，亲人间的亲疏远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与父亲的鸿沟，以及五个女儿各自对父亲的反抗，而五人都挣脱不开的是与父之间无论如何都无法割裂的血缘纽带。与张老师“不食人间烟火”不同的是母亲，她在为春华相亲时运筹帷幄之态，生活中的精打细算，以丈夫为主体的世界里兢兢业业。女儿们则更多的是对父亲“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秋实以绽放青春释放自己的美以表层形式反击父亲对她“美丽”的偏见；小双天性活泼是唯一讨张老师喜欢的女儿，又勇敢追求青春懵懂的爱意，她的死干脆是一场鲁敏对父亲的刻意复仇，不让他享受更多一点的天伦之乐；大双的反抗则是一意孤行地要求远嫁，而这更多的是一种逃避，逃避面对父权的压榨；小五的反抗意识最强烈，而她的这个反抗是压在心底，仿佛成绩好是在刻意“讨好”一样，她是为了名正言顺地离开这个家，挣脱这样一种背负着时代感的束缚。父亲的形象在厌恶女儿性别与隐秘的同情中立体起来，鲁敏怀着对生父复杂情感给这篇小说一个父母均在位的家，然而她仍旧让父母处于对立面，只不过此时的父亲形象更接近传统男权，以父之名压制着全家，虽不蛮横残暴，间或对女儿们怀有恻隐之情，却以老旧思想企图捆绑女儿们，以冷漠言语攻击女儿们的内心。无论是农民还是老师，作为父亲的他们不代表某一阶层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正在过去、终将被替代的时代的残余者，鲁敏在这里将新旧思想的对比，向父辈的性别歧视做出具有女性意识的反抗，展现女性自身价值。

三、父亲形象的审美意义与文化意义

在一些小说中，有关父辈时代里父母之间的对比，鲁敏尝以一个女儿、或上帝的视角分析了家庭悲剧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与亡父达成了和解，认可了人本性中对爱与自由的渴求，比如忆宁（《白围脖》）在小说最后在空荡的人间呼喊着：“爸爸，我想你！”这一声想你，不但是女儿终于在内心中找到了“父亲”，更在接触到父亲的精神世界中的赤诚表现出向往，使已死的家庭悲剧的原因昭然若揭，悲剧隐患——“母亲”在新的家庭环境即女儿忆宁家中再次加速了悲剧的诞生，或者说，“母亲”本身就是场悲剧，从而使挣脱夫妻关系的“父亲”、无法忍受母女之名捆束的忆宁的悲剧下场更触目伤怀，让人性中对爱与自由的本能追求显得更可贵；在女儿“效仿”亡父或是反抗父权过程中的“父女”间的对比，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对物欲的向往。比如王蔷（《墙上的父亲》）挣脱贫瘠的生活而嫁给锱铢必较的物质婚姻，粗俗地成长方式反抗着生活的物质压制，还是伏倒于物欲横生而内心荒芜的现实，再或忆宁与崔波的那场婚外恋干脆就是时代潮流中的顺随着，那些干柴烈火也不过是生理无法满足的欲望发泄。可窥见，鲁敏对人性中心理部分进行了幽僻洞察与思考，尤其是怀着对“父亲”隐秘的好奇展开的心理性叙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父亲这样一个被抽象化的形象带来更多的是他精神层面的震撼，鲁敏像切苹果一样地解构父亲，横切竖切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归根到底她更愿意展现的那个果肉是父亲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这里说的精神自由，指的是一种“爱”的能力。“父亲”因由身上被加持这“爱”的神勇而具有文化意义。

根据这样一种“爱”的能力，在此我想这样划分：一类是以都市为中心基于灵魂寂寞的利己主义的爱，忆宁（《白围脖》）出轨之欢被母亲戳破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除了自己，我谁都不爱。”这让我重新审视了鲁敏小说中出轨了的男男女女，无论是《取景器》中最后因为道德感回归的中年男子还是《细细红线》里没有姓名的体面人，究竟是何种缘故精神出走，无论最后是否再次重回家庭，他们身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寂寞。游荡在城市森林里的男男女女们都太寂寞了，奉行物质至上的城市人，终有物欲饱和的一天，那一天的到来之际正是他们灵魂出逃的日子。那份隐秘的不轨事迹，是因为要满足再次空荡的自己。这个群体仿佛是“缺爱”症候群，错把欲火当爱火，对此《细细的红线》中的图书馆科员小许的经历将利己主义群体的肉与灵放在了台面上，电台主播的刻意回避“动情”，而许科与他交往便是为了寻觅她与丈夫沟通不了的“虚妄”，那虚妄之物不正是爱吗？

另一类是围绕东坝乡存在的理想化了的利他主义的爱，“刻意”地与都市对立。恰如父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中被视为“根”，鲁敏在审父寻踪的过程里，顺应传统地回到了故土。作为故土的东坝乡上，承载了太多美好的故事，就连哀伤都淡成了风中的一缕香气。《逝者的恩泽》描绘的是一个本该愤怒却无怨气，本悖于常理却理所应当的故事。陈寅冬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丈夫都是失职的，可是红嫂母女与古丽母子对他并没有强烈的恨与怨，作为情敌的红嫂与古丽也并不互不相容，她们和乐地像姐妹，母子四人更是像一家人一般，整个氛围像春风扑面地温暖。所有人互相理解、悦纳，陈寅冬的死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理由，为了能让这母子四人过得更好，因为他胸怀着歉意；古丽为了成全青青情思，在身后笨拙的推波助澜；红嫂明知自己身体不好，还为了四口之家精心操持刻意不去看病。还有《纸醉》里，大元小元兄弟，互相“谦让”着心意的少女；《思无邪》中及时化了尴尬的伊老师。东坝乡中人们的心美好得像是童话，让围观者的心都跟着温柔起来，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淳朴感情，恰好就是天地间敦厚的爱。

世间情爱有多种，或因之早年夙愿不能平，或因之梦里“情花”开又落，鲁敏在叙述这两类故事时，绝望与温情交替的情感描写都建立在父亲这一人物形象的背后，她挖掘人性褶皱处的黑暗，也开采生命的圣洁美好，她对人世间的复杂与矛盾采取包容与理解的态度，或多或少得益于塑造每个父亲形象时，内心深处与生父的和解，而使父亲这一个人形象，背负着鲁敏小说世界中的时代使命，向先一个时代里用于追爱追自由的“勇士”报以迟到的宽容，对此时代随物欲迷失的爱情的质疑。鲁敏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即便被人称为“模式化”，真的因她个性化的切入点，加之独特审美意义与文化意义，走到了人性的更深处。

［1］冯锡玮.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一版.

［2］杨经建.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J］.文艺评论，2005，5.

［3］鲁敏.纸醉鲁敏中篇小说［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0，第1版.

［4］鲁敏.回忆的深渊［M］.昆仑出版社，2013.1，第1版.

［5］翟业军.人民日报作家论：鲁敏：自我修复式写作.人民网，文学新势力，2013-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