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宁宁

以何驱散生命的感伤？

□邵宁宁

在当代文坛，严英秀常常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身份定位——女性、藏族、西部。这三个标签，拿起哪个似乎都能给她一种界定。然而，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严英秀的独特之处又恰在于，从一开始，她就相当自觉地反抗着这种身份定位。

不错，严英秀是一位女作家，而且对女性生活及其情感世界有着超出常人的关心。作为一个学院派的文学从业者，她不但做过像“近30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专题”这样的官样研究，而且也写过许多在我看来很不一样的女作家评论。在她的笔下，你可以不断读到对许多中外女作家的堪称独到而精湛的阐述，从中国古代的薛涛、李清照，到现代的丁玲、萧红、张爱玲，以及当代的三毛、李碧华、席慕蓉和张洁、林白、蒋韵、翟永明、赵玫；从俄国的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到英、美、法的伍尔芙、艾米莉·狄金森、杜拉斯……这些不同时空中的人物，在她的笔下，仿佛都得到一种贴心的理解和深刻的发挥。她对她们的言说，虽不乏学理的探讨和客观的批评，但多数情况下，毋宁说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回响。

在严英秀的小说中，你最常看到的也是她对女性、特别是对知识女性生命际遇与情感经历的不断书写。从《纸飞机》到《玉碎》，从《苦水玫瑰》到《沦为朋友》，从《一直都很安静》到《夜太黑》，以及《仿佛爱情》《月光倾城》《手工时间》等等，女主人公的情感际遇与灵魂困扰，一直是她所有叙事的真正核心。她对她们，的确有着远超男性的钟爱和理解；同时也正是借着她们，她在不断思索、突破着自己的人生认识壁障。然而，即便如此，你也不能将她简单地划归为女性主义。从骨子里，她还不是那种十分“现代”的作家，就想象世界人生的诗性方式而言，她的创作，有时候或许更让人想起古典纯正的浪漫时代。她所创造的女性世界也并非隔绝男性，相反，就像她的一篇随笔标题所示，至少在意识层面，她并未忘却“也给男人一点关怀”。与男性，不是彻底地对抗，不是逐渐地疏离，而是不断地沟通与和解，这才是她更见思想的主题。

严英秀是一名藏族作家，然而同样地，这也不是她特别想突出的标签。她从不避讳自己的民族身份，但也从不想以民族身份去博取特别的关注。也许在她看来，特殊关怀本身就隐藏着一种“看”与“被看”，一种歧视甚而区隔。当然，她从不掩饰自己对所属民族的爱，但对于这种爱的表现，却力避媚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她一向反感那种借“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去对抗“世界的”“现代的”的保守主义立场。她爱自己民族的方式之一，就是希望这个民族不仅在历史的意义上、民族学的意义上存在，而且更希望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人类生活群体，充分地享有现代化赋予人类的一切美好和机遇。因而，你从她的作品，最常读到的是她对这个民族在现代化面前迟滞脚步的不满与焦虑。为此，在《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一文中，她甚至明确将批评的锋芒同时指向“少数民族作家褊狭静止的文化守卫立场”，和“主流话语对少数民族文学背离现代性的期待视野”。而这一切，也恰恰与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华民族长期的、整体性的焦虑颇为一致。

在严英秀所有的创作中，散文《走出巴颜喀拉》或许是最能体现出她的这种民族情感的作品之一。在这篇言说之浑厚、思想之深沉的美文中，她将自己对母亲的爱和对母族的爱完全融为一体，透过对民族生活史的瞻望和思索，努力表达着一个古老民族在面对现代化的压力时所感到的焦灼与隐痛。而围绕着这一篇文章，滋生的不仅有理解与支持、承认与赞誉，也有误读与中伤、委屈与诬枉。细思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形态，更能让人联想到当代思想意识的复杂性，以及严英秀写作的一份独到价值。

从生活的地域看，严英秀的确属于“西部”，因而在一般的接受中，也常常被划入所谓“西部作家”的行列。但她在这一点上的不认同态度更加鲜明。如果说在早期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中，“西部作家”这一概念表达的还主要是一种被主流文坛接纳承认的渴望的话，新一代的写作和批评者从这种“被命名”中所感到的，很可能是一种被限定的危险。就如严英秀在《“西部写作”的虚妄》一文中所说，对于这种近乎强制的命名，已有多位作家表现出拒绝的姿态。严英秀在重申自己“迄今为止不曾在写作中刻意突出过地域和民族的身份”的同时，自认“只是一个书写当代城市生活、表现知识女性情感命运的普通作家”。

做一名“普通作家”，这在他人看似寻常的定位，对严英秀却有着颇为复杂的意味。说到底，与那些突出集体经验的写作不同，她的写作真正关注的其实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其作品大多不试图触及过分铺展的人生百态，在显性的小说情节上，也不追求特别的曲折起伏，而最常见的故事类型，都是以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为线索，通过往事的回味，逐步展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经历。

读严英秀的作品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一种莫名纠结又回味悠长的感伤。其成名作《纸飞机》，就是一篇深具感伤情怀的小说。这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故事，却包含着女主人公的柔肠百结。简括地说，这里所讲述的，无非是一个人的初恋和她的半生痴念，而由此牵扯出一连串有关爱情、婚姻、忠贞、背叛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太阳天天照常升起的世界，原本也不怎么特别地出奇。然而，主人公阳子精神世界的纯净与她所遭际的世界的驳杂、对立也是明显的，她的感伤也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的。这篇小说最为奇警的，还是结尾那《莎乐美》式的“吻”与“死”。于此，作者在不知不觉中已为自己的创作打上了一种不变的忧伤与唯美的印记。

此后的写作，诸如《玉碎》《苦水玫瑰》《仿佛爱情》《沦为朋友》《芳菲歇》等等，虽然情节各异，但根本的纠结却仍然与一个人为爱受难且无怨无悔相关。《玉碎》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底层叙事，其有关下岗女工生活艰辛和无助境遇的描写，有许多扣人心弦的地方。然而，仔细寻味仍可发现，就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暗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情感主题，而相比较具体生活中的苦恼与无助，作品真正所要表现的，或许更是埋藏在主人公心底那种更为抽象、更为深刻的绝望与破碎。至于《仿佛爱情》《沦为朋友》《芳菲歇》等篇，更是只看题目就能感觉出包蕴其中的该是什么样的人生感伤：“没有一种人生不是残缺不全的”；“人生若只如初见，该多好”；“世间大多数的激情邂逅，最终必得走进俗套的男女故事才算修成正果”；“有一些事，尽管无比美好，但却与我无关了。”读完这些，对于她所意欲表现的人生，你还能说什么？

同样的感伤，也体现在小说之外的写作中。且看这些文章的标题：《当相思与春天一起老去》《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鱼对水的绝望》……诸如春天、河流、风这一类的意象，似乎从来都很容易与一种感伤的思绪联系在一起，在严英秀的笔下，同样如此。而由此，同样可以推导出一种典型的唯美的人生态度。《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中说：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太多的写作的女人都不能坦然面对这极美的过程，笑傲于时间的尽头……她们像海子的诗句所说‘不能长久地生活，就迅速地生活’……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将要到来的被剥夺的自我被遗忘的时间的反抗。生命就是生命，但有时它或呈现为诗，或呈现为画，或呈现为世间仅有的一种绝对的爱情——写作的女人需要这些。曾经活着和正在

活着的证据。

在这里，我们依稀能看到严英秀的一种人生哲学。很多时候，生活对于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而言，似乎都是痛苦多于快乐，写作因而就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救赎意义。在《怎样的绝望，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中，她引用杜拉斯的话说：“身处一个洞穴，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但同时又问：“怎样的写作，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在今天，我还能触摸到这样的写作吗？”这样的问题，似乎最能洞悉她写作的秘密。然而，文章的结尾却仍然是：“我依旧唱不出歌，我惟有等待。久久地等待写作的救赎。一种黑夜一般的写作的救赎。”

在《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一文的前边，严英秀曾引述过张爱玲小说中的一段著名对答。一对旧情人相逢，话及分手后的日子，女人说：“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男人说：“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面对这令人难堪的人生真相，文章只能借萧红的一生，做出这样的回应：“她始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就连死了，也是一缕飘荡的孤魂……但幸亏这一生遇上的不只是男人。幸亏，除了男人，更有文学。”

一般来说，对严英秀作品中的这类感伤，我一向是持批评态度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感伤传统原本源远流长，到现代受到西方同类文学的影响，遂使感伤与浪漫几与文人的气质密不可分。一个完全没有感伤的人是粗糙的、乏味的，但过度地沉溺于感伤，则不免使人孱弱，甚而失去行动能力。而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读得多了，也难免会发现，所谓人类情感，其实颇有一些模式化的东西存在，许多自认独到、深刻的经验，常常不过是我们的类属性的某种重复。就像穆旦的诗里所说，即使一个人因了某种情感“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那也可能“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正因如此，在我看来，所谓感伤，既是一个文人最不可缺少的素质，也是他最要克服的“缺陷”。而所谓“克服”的常见路径，则不外乎一个人精神的成长或思想升华。

严英秀对此也是颇为警醒的，在她的小说中，你能看到一种不断变换形式的成长主题。《苦水玫瑰》的结尾，主人公对她的朋友说：“长大了，才知道不管去哪儿，不管在哪儿，人面对的总是自个儿的日子，自个儿的心。”而使她的朋友感到轻松的，也同样是“现在，我们长大了”。《沦为朋友》的主人公说：“也许，我这样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心灵的成长。”《一直很安静》的女主人公说：“我要怎样，才算安静地成长？我要如何，才能继续成长？”将一个人精神困扰的解决，最终寄托于他绵延不绝的成长历程；将所谓的人生，看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成长话题。这样，是否就可以完全克服生命中所有的感伤，从而坦然面对生命中那些易于丧失的一切，就像普希金的诗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换句话说，依凭这一点，是否就能完全克服生命中那一份无法承受的“重”或“轻”？对此，严英秀似乎无意给出一个深思之后的答案。

严英秀是一个涉猎广泛的作家，除了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小说作品，她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随笔、评论等。二者比较，我对后者的喜欢常常要超过前者。她的小说，虽常有沉重的生命叹息，以及极其洗练别致的叙事表达，但读多了偶尔也会觉得，她对各类人物情感纠葛的描写，总不能全然脱尽受某类唯美主义文学影响的痕迹。加之或许由于接触社会面不够驳杂，在处理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生活内容时，其笔墨往往会留下或隐或现的某些遗憾。譬如《一直对美丽妥协》中处理美容院女工和保姆等社会底层的生活，就有一种隔膜的感觉。还有《夜太黑》，在她的小说中，这篇作品涉及了一个罕见的主题，一个家庭因老人赡养问题而引起的种种纠葛，这原本可以提供着一次立体、全面地反思人性和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机会，如果处理得更冷静、从容、广阔一些，甚或可能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另一部《寒夜》；然而，由于未能更深地潜入各类人物的内心，其表现最终还是止步于某种情绪的宣泄。

读严英秀的散文、随笔，甚至那些短小的评论，常常给人一种不忍释卷的感觉。诸如《怎样的绝望，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走出巴颜喀拉》等，无论是直面内心的深沉浑厚，还是纵情言说的酣畅淋漓，都让人感到一种纵然释卷也难以释怀的怅惘、萦回。看她那些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一气呵成的唯美文字，常使我在惊羡其笔力之遒劲、表达之深切的同时，不禁暗叹：像她这样的批评，才真够得上是在与作者进行对话交流。比起许多人板起面孔说话的“论文”，这些随笔，更能表露出思考的深度和对于文学、对于人生内在的激情。

读严英秀的评论，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在她的意识深处，总有一种对人生的唯美道德想象。她受不了别人对他人对生命缺少“起码的理解和痛惜”，受不了他人“对人性处之漠然随意评说的草率”，也受不了率直如顾彬对当代文学那样极端的批评，更受不了不去表现人性的良善而去恣意暴露它的恶浊的种种“恶之花”。我不知道这是她的局限，还是她的优点。但作为一种文学的，也是人生的姿态，这一切的确是率真的，唯美的；然而从另一面看，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这是其以另一种形式流露出的生命感伤。

从一种角度看，人类情感中的感伤，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不完美的一种心理折射。《红楼梦》里说“叹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说的是宝玉情事，也可看做人间的生活。另一方面，感伤也是一个人情感细腻、敏锐的体现，所谓“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即便是一片顽石、一株小草，一旦“通灵”，也都免不了幻形入世去演绎一段人间真情。因而，即便看清了严英秀创作中全部的感伤特质，即便希望她的创作另辟新境，我仍不能够回答，她究竟该当以何驱散生命中的这一切。世情如斯，生命如斯。或许正如她之所见，唯有文学，唯有写作，才能给这世界的残破以一种艺术意义上的完形；而这对她，或许才是写作更为根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