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等

如何让龚自珍“穿越”回当下？

□郜元宝等

郝雨（主持人，上海大学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陈歆耕先生的《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很快受到文学界、史学界以及出版界的广泛关注。本书以史家之境界，诗家之笔墨，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一代文字之雄”龚自珍的传主形象。作者在传记写作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大胆探索，较多介入了创作者本人的主观理解和评判，甚至打破了按照正时序结构传主经历的整体构成体例。为了能够从学术和理论的深层次上总结和认识本书的创作经验与特色，我们上海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和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本次“《龚自珍传》及非虚构创作研讨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无才可去补苍天”

郜元宝（主持人，复旦大学教授，长江学者，评论家）：我稍微讲讲为什么我提倡开这个会。首先是出于对歆耕先生本人的敬意，几年前他创办《文学报·新批评》，给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带来了很大的生气，可说是搅得几家欢喜几家愁；第二点是歆耕的新著《龚自珍传》，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我先讲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龚自珍有两个方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是他对于人才的呼吁，这个估计大家都知道。判断一个时代有很多标准，但是这个时代有没有人才是一个本质的标准，把事情做好最终还是要靠人。还有一点，龚自珍有一种“无才可去补苍天”的情怀。这两点很有意思。对于人才的关注，好像过去我们肯定了很多。鲁迅先生讲的“立人”思想，和后来大家讲的，都是很现代的。其实是个误会，难道中国古人就不讲人才了吗？人才问题恰恰是古代和现代相通的。古代知识分子，包括龚自珍，固然对社会有很多批评，但总体上是想“补天”，这个精神现在看起来不进步，但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

独特的价值

周涛（中国文联副主席）：这些天，断断续续拜读了《剑魂箫韵：龚自珍传》，觉得歆耕在精神气质和生命体验方面，与传主有相近相似之处，或是一种心有灵犀的内在的精神联结。正是这种“化合作用”，让他能够更为真切地走近人物，使作品具有生命的体温、隽永的意味，也彰显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是史学价值。中国作协策划实施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精心遴选120余位彪炳史册的民族文化巨匠，邀请全国知名的优秀作家执笔，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文化成就，系统呈现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和文化传承，这是一件为天地立心、为民族立传的大事。本书的主角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在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受邀参与这一重大文化工程，敢于选择这样一位重要的文化人物，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毕竟，这条道路上已经走过许多颇有建树的同路人，要获取新的成果并非易事。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无畏艰险，历时四年勤读博览各家研究之学，实地走访天都庙、云阳书院、翁山墓地等历史遗存，一步步搜集考证、耙梳开掘，掌握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之上，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用多年“跑新闻”的“慧眼”，敏锐捕捉历史掩映的足迹线索，从中体悟传主的人生境遇和精神思想；用多年写文章的“妙笔”，传神塑造人物情态，生动讲述历史故事；用多年搞批评的“锋芒”，鞭辟入里地剖析人物、点评事件，别具一格地阐释传主的思想脉络、艺术成就和生平形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鲜活的龚自珍。

二是思想价值。龚自珍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写龚自珍，绕不开对他思想的开掘。能否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点，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思想对话、心灵晤谈，最见功力。歆耕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专业的训练和长期的积淀，使他眼光敏锐、思考深入、见解独到，始终于思想的高点省察与观照人物。比如，他从传主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入手，解析这位思想家的思想从何而来；从对“治世”“乱世”“衰世”的辨析入手，解析传主的启蒙思想；从细读名篇《病梅馆记》入手，解析呼唤人性自由、人性解放的“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萌芽”；从“哀艳杂雄奇”的诗文风格入手，解析传主天生的狂放、侠骨与柔情；从交友和感情生活入手，解析传主的浪漫主义情怀，等等。总之，传主的思想之光、精神之光、生命之光在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三是文本价值。传记文学的写法很多，但要写好不容易。这本书从布局谋篇到遣词用句，有许多新颖之处，这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情、识、才、学。比如，结构的别致。全书没有以时间为序铺排展开，而是抓住“剑”与“箫”两个意象，围绕“巨匠”“困兽”“春泥”三种形象，择其要者而言之，立体编织其人其事、呈现其情其态，建构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形象平台，让我们看到了传主的不同侧面，这也是敢于突破编年体限制的结果。又比如，叙事的精妙。作者将价值判断寓于叙事之中，既有文本剖析，又有精神审思，一个个故事连珠坠玉般鱼贯而出，平静讲述的背后是巨大的思想张力和情感冲击。我们能从字里行间读出现实、读出自己、读出许多难以言说的况味和意绪。再比如，文笔的考究。其文深入浅出、一针见血，绝不隔靴搔痒；其情由心而发、力透纸背，绝不矫揉造作；其理娓娓道来、从容有力，绝不故作高深，体现了“陈氏快语”的鲜明特点，使全书呈现出厚重与灵动兼具、宏大与细腻并重、理性与感性交融的风格。

传记写作的突破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我参与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编写工作。当下在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写作中，存在“戏说”，乃至乱说、胡说的现象。出于正本清源的目的，这套丛书努力通过文学手段真实地书写历史文化名人，已经出版了50多本，反映还不错。当然也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但是歆耕的《龚自珍传》出版之后，很快受到各地关注，大家都反映这本书写得非常有特点，甚至有震撼力。

《龚自珍传》在传记的写作方面有一种突破。首先书的结构方式很独特，采取板块式的，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人的经历、时序来写，而是按照逻辑关系，把人生分成几大块：生存的环境，家学的熏陶，朋友的影响，人生仕途的坎坷，情感世界的所属。每一个板块的内容都很集中，这个板块结构，就像自行车的轮毂一样，围绕轴心形成合力，从四面八方辐射中心，立体展示出龚自珍的形象、性格、思想、精神、情感，对传主启蒙思想的评判分析、经历形迹的描述从容而精确。他对龚自珍的写作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就历史写历史，而是让人看到今天我们写历史的价值和必要性。《龚自珍传》以一种理性、知性的感觉接近传主，让我们从龚自珍身上感觉到今天生活的某些需要，今天重新走近龚自珍的必要性，以及重新书写龚自珍的必要性。所以他的评判、议论、分析、纠误、辨难就有意义了，不光是历史的叙说，而是处处流露出理性的精神，理性的判断，给我们以启发，触动，这是他传记的又一个特点。

忧患之作、有为之作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这部书我看得比较细，是拿了《龚自珍全集》对照着读的。这部传记是一部学术性很强、涉及大量史料的作品。这让我很惊讶。通常我觉得，一般长期搞批评、搞媒体的人，即便用工夫也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但这部传记对整个史料的把握分析，包括对龚自珍著作的解读都很到位，对传主内心个性的理解达到了与其共鸣的程度。

现在很多文章包括传记作品，常常写得枯燥无味，但《龚自珍传》是一本有趣的书，一开始就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写出了龚自珍个性的可爱，以及在那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时代自由、健康的心性。比如他评价自己的父亲“稍通气”，评价自己的叔父“一窍不通”，说完之后哈哈大笑。这充分写出了龚自珍人格的健全、文化意识的自觉、批判精神的强大。作者用剑气、箫心把龚自珍的“刚”和“柔”把握得非常准。

这本书不是简简单单地还原传主，而是通过写龚自珍来映照、回应当下的问题。龚自珍写的政论《乙丙之际箸议》，共25篇，现存11篇，是非常重要的启蒙主义文本。传记从一开始首先抓住龚自珍这几篇文章进行解读，写出了当时非常严峻的现实：由于制度性的压制，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可称道的人才。其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体制长期以来对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扭曲、精神荼毒和思想压制，把你的人格、意志、精神都扼杀掉了。这是一种对人心的屠戮，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歆耕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我称之为忧患之作、有为之作。我时时看到书中闪光的部分——一些分析，一些结论。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放在书架上随时打开阅读的，它言之有据，非常可靠，进入了人物内心，进入时代被层层遮蔽的深处，并用自己的思想之光将它照亮。这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结构，充满诗人的激情以及近乎深刻的洞察力，并近乎完美表达的优秀传记著作。

真实、扎实、诚实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家园”主编）：陈歆耕在书中体现了以“实”为特点的专业精神，真实、扎实、老实、诚实的写作态度。比如在写《佛学和佛教徒》一章时，作者阅读了大量的龚自珍研究佛学的文章，可看着看着却“醉眼朦胧”起来，因为他对佛学知之甚少。佛学的理论博大精深，短时间内不易掌握。怎么办？我想一般的作者即使真的不懂，也会藏拙点到为止即可。陈歆耕不是。他一定要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请原谅笔者避重就轻，偷偷懒，先从与佛学界有接触的故事说起。”这种“实”，使陈歆耕的写作免于凌空虚蹈，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

他的“实”，除体现在案头功夫外，还体现在田野调查上。他对龚自珍踪迹的踏寻，实际上是对他纯正品性的一种呼唤。在立论作文上，陈歆耕求正义，道真言，这体现在他的杂文随笔创作上，也体现在他创办的《文学报·新批评》上，《龚自珍传》延续了这一特点。他追求真实性和准确性，不掺杂任何想象的东西。这样一种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大概会使作品略显拘谨或逊于文采，却严格遵循了“非虚构”的文体要求，保持了学术的严谨。

我更关心的是，在有了那么多关于龚自珍的传记之后，这部传记有哪些超越？作者从龚自珍所处的历史环境入手，分析其诗作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从龚自珍的诗文入手，分析他作品中的忧患意识和诗魂的源头；从龚自珍的性格入手，分析他“哀艳杂雄奇”的诗风。作者用笔开阔，写法上不墨守成规，写龚自珍的生平和历史，也并非只是单纯记录，而是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尽量挖掘龚自珍的思想价值：他如何思考王朝命运的问题？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从何而来？批判性的方式何以贯穿他的一生？对历史，不能光靠感性或理性，还需要感悟才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灵魂的孤独与彷徨。当陈歆耕说“一个可以感觉其生命体温——有着棱角分明脸颊的普通而又伟大的思想文化巨人，正从纸页内走出”，我们可以判断，他是可以把握这场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的。他和传主贴得很近，近到可以感觉其生命的体温，可以进行心灵对话；既基于历史，又有现实的观照，经常有振聋发聩的发现和惊人之语，处处都是思想的珍珠。这些珍珠不仅照亮了我们黯淡的阅读，更有可能照亮当下某些黯淡的现实。

“疾风扑面”与“春风拂面”

韩石山（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评论家）：这部书第一稿我就看过，参加过一次在北京的聚会，对第一稿提过意见。没有想到第二稿完成以后，会这么精彩，出乎我的意料。把龚自珍给我，我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虽然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弥补自己的缺陷，但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

我只说两个意思：一是《龚自珍传》有文体意识。一个人写书，如果有文体意识，就成功了一半。比如我写《徐志摩传》，用纪传体的方式写就成功了一半。这次歆耕的成功，主要是头脑里有文体意识，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题材能够把龚自珍别出心裁地写出来，能够真正写出龚自珍的灵魂精神和他的作派。有了文体意识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格局。这个格局简略极了，就三部，十章，一个引子，一个尾声。再一个是他很讲究叙事风格，就是文字的风采，在叙事文体当中引入了论辩的风格或者色彩。因为思辨的色彩太强烈了，这在使作品元气淋漓的同时，也容易使文体陷于板滞和生硬。可是歆耕将他的温情和体贴注入行文当中，使行文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的感觉，读来既有疾风扑面的快感，又有春风拂面的暖意。这就是我认为的叙事风格上的独特之处。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这部书的成功是作者一生为文的不经意的结果。不要认为他往后还会写出更好的。人们往往认为一物比一物好，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往往不经意间写出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往后能否超越自己就不一定了，因为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以后有机会，歆耕应该在这本书上再下一点工夫，有些章节可以再做一些充实。

好马配好鞍

任芙康（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昨晚饭桌上，向来自矜明辨事理的韩石山，将在座诸位一一点名，验明正身。最终结论，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唯他一人。虽说事实如此，但其言外之意，众人已听个明白，此次研讨清代才子，韩某人独具史学、文学双料“资质”，可做包场演讲。老韩常扮怪相，我等早已习惯，并视为雅趣。他亦绝非有意自负，仅为自娱、娱人而已。所以，今天会上，我慷慨大方，将自家10分钟的限额，无偿匀他一半。未料，老韩张嘴纠缠细节，牛角尖钻起来像撒娇。

其实，编委会将龚自珍的人生，选定陈歆耕来铺陈，属于知人善任。龚自珍是很有气节、很有深度的思想家。晚年出手的《病梅馆记》，仅三百余字，道尽其抨击时弊的忧患之心，于晚清文化的原野上，耸立起一座惊世骇俗的高峰。描摹如此独特的文人，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即便寻得满腹经纶，但天上掉片树叶都怕打破头的伙计来操刀，纸页中的龚自珍就一定不是岁月中的龚自珍了。而陈歆耕则不同，他在直追传主的个性与风骨。表面看去，陈歆耕似乎只像一个迷恋学问的书生，但谁能知道，他酷爱跑长途、开快车。此例是想说，文弱的他，骨子里却是豪放不羁。所以，不论办报，还是写书，都能叫人刮目相看。传记书写，无异于矿井劳作。从这本书里看得出，陈歆耕举着镐头，钻进历史隧道之后，不是一个劲儿闷头朝前掘进，而是适时回身，作逆向的观照、思考，然后再埋首干活儿，再回望来路。如此姿态，无疑证明，他是心存大情怀的历史探寻者。

《龚自珍传》的史实考证，已显露出旁搜博采的功夫，该详处针密线细，该略处要言不烦，能让人看出作者枯坐冷板凳的道行。加之弥漫全书的思辨性，贯穿始终的散文化手法，感心动耳，荡气回肠。历史上的龚自珍，书剑飘零，目光老辣的同时又极为单纯，常有为世俗不容的洒脱之举。现实中的陈歆耕，束身自修，远离世故。他对朋友、对熟人、对同事，不懂得用江湖思维想事，不习惯用行帮口吻说话。这显然不合时宜。——说出我的这一感觉，只想表明，龚与陈时代有异，但气味相投，古今有缘。陈歆耕仰仗龚自珍，直抒胸臆；龚自珍借助陈歆耕，再访人间。两者相得益彰，十分配套。打个不见得恰当的比喻，可叫作好马配好鞍。

名儒、名臣与“怪魁”

邢小利（陕西作协创研部主任，白鹿书院院长）：现在给一个人写传记是非常难的事情。写古人可能大概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些名人，关于他的传记或者生平已经有很多人写了，你现在再要有创新，很难；第二个问题，很难有新的材料发现，没有新的材料再想有新的突破，很难。

《龚自珍传》成功的地方在哪里？首先是这部书的结构很独特。引子里用“剑”与“箫”这两个意象概括龚自珍的人格，很准确，也把他写的人物最鲜明的特点开宗明义地表现出来。他把书分为三部：上部“巨匠”，写的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背景下，龚自珍这样一个启蒙思想者、文学家，在这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和价值意义；中部“困兽”，主要写的是家庭环境和人生道路；下部“春泥”，写的是龚自珍的性情、兴趣，比如浪漫情怀，他邂逅的一些女性，还有他的收藏“雅癖”，这样就把龚自珍“剑”和“箫”的人格全面展示了。第二，是这部书的思想价值和意义。龚自珍所面对的那个时代的所有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仍要面对的问题。所以龚自珍诗文、政论里表达的思想主题，既有那个时代的特征、特点，也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这部书既有学者的扎实和严谨，又有作者自己的感悟、发现。作者与传主在生命体验和精神气质方面有相通的地方，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有对话，有交流，所以写得不隔，史实清晰，情绪饱满。第三，关于“怪魁”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龚自珍的外公段玉裁，要求外孙做“名儒”“名臣”，不做“名士”，但是龚自珍在那个时代做一个“名儒”是很难的，做一个“名臣”更难，所以，他最后成了当时学者王芑孙说的“怪魁”。龚自珍的“怪魁”形象，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也许正因为如此，龚自珍才成为龚自珍，才成为那个时代思想、文学上一流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巨人。

传记与批评著作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龚自珍传》不仅是传记，还可以当作文学批评来读。我理解的文学批评，就是批评以及判断。书中有大量作者判断层面的思考，无论是对龚自珍这个人，还是对龚自珍的诗文，作者都有很个性化的理解。如果读过陈歆耕老师以前的文化随笔，对这部书的叙事风格，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修辞语体，那种开门见山、直抒己见、快人快语、豁然大度的文学批评的文风，在这个文本里面体现得特别充分。

我对这部书最感兴趣的是第三部分和第五章的交友部分。第三部分涉及到龚自珍和这么多女性的交往，对于丰富那个时代里有个性的文人形象是很有价值的。

正本清源之作

王振羽（南京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传记作家）：我们这个时代是严重撕裂的时代。如何形成共识？为什么古人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一是因为这个时代；二是因为龚自珍这个人。《龚自珍传》是一部正本清源之作。曾经，围绕着龚自珍有很多不负责任的、八卦的、猎奇的说法，都是道听途说。陈歆耕通过史料考证，还原了事实的本来面貌。这部书还是一部富有真情之作，陈先生无意写成年谱式的大事记，里面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情感和评析。第三，陈先生是一个采集史料非常认真、严谨的人。看得出来，作者对列出的文献资料，都认真研读消化过。

学者的严谨与作家的创作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今天座谈会的题目很好，不是简单地研究《龚自珍传》，最重要的是和非虚构写作的创作联系起来了。传记作品，有学者写的，也有作家写的。陈老师是评论家兼作家，就带来了这本书非常重要的特点，特别是不同于学者写的特点。学者写传记非常谨慎，注重更多的考证、史实，这可能是一个优点，但是又局限了传记写作作为创作的一面。两者关系如何处理？不能分高下，可能就是各有特色。陈老师的这本书是很接地气的，读起来很轻松，也会触发很多思索。他带着自己的体温在写，带着自己饱满的情感在写。传记的写作、研究与创作有重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面对传主庞杂的史实怎么选择。陈老师选取了一种比较好的表述方式，没有面面俱到，没有拘泥于很多细小的史实考证，而是在大量的主观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框架主旨来阐发、行文。因此，这本书有很强的作家创作的特点。

气势与笔力

潘向黎（《文汇报》笔会部首席编辑，作家）：当我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眼睛一亮：第四页，“人无趣心胸必逼窄、必蝇营狗苟于算计他人。”第五页，“有人读此诗后，讽刺龚先生为‘轻薄之人’，这恰恰说明生活中很多人是多么的无趣啊！”我就预感到这本书会非常有趣，我会出于不是参加研讨会的需要认认真真地读完。

为龚自珍写传，要找一个作者不容易。龚自珍这个人物气势很强，你说他是“怪魁”也好，人杰也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气势很足的人，不是很容易被格式化的文人。为他作传，气势上要相匹配，否则一不小心你会被他矮化了；作者与传主间，气势上是相匹配的。第二，作者的笔力，跟传主的笔力要能够追摩几分、相得益彰，不然的话也是不行的。你前面引用的诗文，读起来比较雄健、奇绝，如果你下面的解读、阐释，生发的联想，笔力逊色太多，也会影响人家对传主的理解。

我很感谢陈老师。我是比较喜欢龚自珍的，但是他的很多事情云里雾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陈老师帮我解答了很多疑惑。比如龚自珍的死因，虽然陈老师没有明确直说，但是基本否定了被毒杀、被追杀，应该就是死于一种突发的疾病。我认可这个说法。还有，陈老师基本否定了他儿子是当了汉奸的人，我也松了一口气——说真的，我真的不希望龚自珍的儿子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这对龚自珍是非常严重的伤害。在这样一些比较重大的要紧处，陈老师都帮我解了惑。

陈老师犀利明快、痛快淋漓的书写，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他是带着史实的考证、材料的局限、现实的掣肘等镣铐来写。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以比较充足的气势达到了他的创作初衷，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酣畅的阅读体验。让我感动的是，作者用很充沛的感情，驾驭了他的书写，并用很多闪烁的见识，保证了这本书可以让人重读。有阅读快感只是让我可以一口气把书读完，而书中的见识可以保证我重读，这就是里面反复讲的人才和时代的关系。龚自珍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对“格”字很敏感——在今天不就是表格、等级、规定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处于很严重的被“格式化”的境地。你会面临一种很痛苦的选择：如果你完全抵御被“格式化”，生存上会遭遇种种不便；如果能够接受被“格式化”，或许就可跻身成功人士的行列，可以享受诸多好处。所以我觉得人才和时代的关系，在今天重新提出，很有现实意义。

还有一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启蒙”。龚自珍最大的价值不是那些了不起的诗文，而是他的启蒙性。他是在启蒙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启蒙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解决过，而是渐渐变成很板结化的一种知识结构。今天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甚嚣尘上，觉得启蒙这个东西没有必要提了。这好像是五四时期的问题，其实不仅仅限于那个时期。一些人接续了龚自珍的努力和坚持，这些人都很了不起。在中国知识界和知识界以外，启蒙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一直需要解决，一直需要努力。

龚自珍与王安石的本质区别

李伟长（上海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这部传记我是当成小说来看的。我读中文系多年，读过龚自珍的诗，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对他不是非常熟悉，对于他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好的小说可能不在于作者发现了什么，而在于读者用小说发现了什么。我可能不很在乎歆耕老师自己想说什么，而在意的是你通过龚自珍想说什么。你塑造了龚自珍的形象，我从文本角度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者或者失败者。龚自珍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这句话把龚自珍身份的认定，表现得很充分。因为他写的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建议，基本上没有得到过实施。他和王安石最本质的区别是，王安石可以做，龚自珍只能说。我很喜欢歆耕老师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点到为止，这个收敛是很必要的，分寸把握得是很好的。读这本书时，我想到“古事今情”四个字，这是陈老师把自己放进去的关键。他用当代人的眼光梳理史料，解读传主的诗文，是很见学术功底的。

艰难而痛苦的煎熬

陈歆耕（《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作者）：衷心感谢各位朋友前来参加拙著研讨会，衷心感谢各位专家、老师坦诚而专业水准很高的发言。你们的褒奖和赐教，都将成为激励我前行的动力。但我想，“老骥伏枥”是现状，“志在千里”则力非所能——一双骨质疏松的老腿，就不必为难自己去做登山涉险的事了。

这绝非自谦。我是一个才质平庸的业余写作者，先天不足，在特殊年代未受到严格的系统教育培训；后天欠补，大半辈子时光都是在做为“稻粱谋”的无用功。从地方到军队，又从军队到地方，职业媒体，业余写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敲不出个响声，也留不下痕迹。

由于功底浅薄，《龚自珍传》的写作，于我是一次艰难而痛苦的精神煎熬。说“艰难”，是因为要把那些古诗文（包括文言史料）一点一点啃进去，然后再吐出来，碰到冷僻的字常常要花很长时间查阅工具书；说“痛苦”，是因为传主才思高卓，忧国忧民，却久沉下僚，内心始终处于痛苦的撕裂状态，四十五岁时“呕血半升”，五十岁即猝死丹阳。面对这么一颗痛苦的灵魂，写作者很难保持内心的超然。

拙著的写作，从传主选择到初稿审读把关，曾得到李炳银、韩石山先生的悉心指点；今天又有劳郜元宝、郝雨先生屈尊主持会议，诸位高人雅集一堂赐教，心中只有感恩、感激、感动！

（本文为2016年5月28日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及非虚构创作研讨会”发言纪要，郝雨、田正玉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