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漫 毓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南京 211189)



论司马迁《史记》对西汉主流忠君观念的淡漠

蔡 漫 毓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南京 211189)

摘要：西汉时期对君主尽己奉献、至死效忠的主流忠君观念深入人心，统治者从刑罚制度与思想教化两个方面加强对于臣民主流忠君观念的培养。作为西汉重要的史书著作《史记》，司马迁却在其中淡化了西汉主流的忠君观念，反而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种择良国而栖、择贤主而从的君臣观念，而对于那些忠于昏聩君主的贤才能士，司马迁则以其犀利的笔锋描写了他们忠而见疑的凄惨悲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司马迁在写史立传过程中了解了大量忠而见疑的史实，对西汉主流的忠君观产生了些许怀疑；二是司马迁试图从《史记》创作中寻求李陵叛降的合理性，从而为自己的被罚事件寻找合理依据，是自我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三是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秉笔直书真实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其在忠于史实的原则下表现出对主流忠君观的淡漠。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忠君观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重要史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曾明确表达其创作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1606由此可以看出《史记》是司马迁将自己主观情感认知投注于历史事实的产物，具有个体化与个人情感表达的特殊意蕴。本文试图从传统的忠君观念入手，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个体化忠君观念与西汉时期中央政权所强调主流忠君思想的差异，进而分别从西汉时期主流的忠君观念，《史记》中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的淡漠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西汉时期主流忠君观念的确立

主流忠君观念自中国封建统一王朝建立后，便一直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并不断得到巩固强化。按《说文解字·心部》中对于“忠”的解释：“忠，敬也，从心中生。”[2]502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言：“敬也。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此与慎训谨同义，尽心曰忠。”[2]502忠的本意是“敬”“尽心”。其实，忠君观作为一种古代至高的道德要求之一，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忠君观应该是忠于国家，尽心尽力地为国效力；而狭义的忠君观才是被历代统治者所反复宣扬的：竭心尽力以事其君，为君主效力卖命，唯君主之命是从的观念。这种狭义的忠君观是私忠，是愚忠。但是经过春秋战国洗礼与大秦帝国的打磨与提炼，忠君思想逐渐由孔子、孟子所强调的君臣之间相互约束、君善待臣、臣忠于君的思想转化为忠臣要为君王死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不问君是明是暗的愚忠观，这时西汉主流的忠君观念直接要求臣民成为封建君王的奴仆与工具，彻底由忠于国家的公忠走向了愚忠。西汉统治者为了打造出具有忠君思想并且高度认同的臣民，从思想教化与刑罚制度两个方面加强了对主流忠君观念的宣扬与践行。

其次，汉代严惩不忠的臣民，并且将“不忠入律”，开始在刑法上面强调对于君主的绝对服从。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贼律》一条中就有规定：“以城邑亭障反……及谋反者，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世。”“降诸侯，及守乘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世。”[4]133从这两条律令可以看出在汉代谋反与不服从君主的命令，私自弃城逃亡或叛降是同罪，都要以“要斩”论处，要“夷三族”，有连坐之罚。在敦煌汉简(983)之《补律》中则规定：“亡入匈奴，外蛮夷，弃亭障烽隧道者不坚守降之，及从塞徼外来降而贼杀之，皆要斩。妻子耐可为司寇作如。”[5]125-126这则法令是说如果汉朝臣民不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服从君主守城的命令私自逃走或杀害外来逃入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或者是从其他政权逃亡而来之人，皆会处以腰斩酷刑，他们的妻子以及其他亲属也会受到连坐惩罚。如此残酷的刑罚目的就是要警示人臣必须对君主忠心不二，以防止不忠于君主的现象发生。西汉建国之后便致力于从刑罚威慑上维护皇权，强调忠于君主的一切言行。

西汉时期整个国家从思想教化到刑罚制度都十分重视君臣关系，甚至可以说将忠于君主放在为人臣子的首要地位，但是《史记》作为西汉时期一部重要史书却在某种程度上刻意将朝廷所强调的主流忠君观念淡化，反而是对于那些广义上忠于国家，但是不忠于昏聩君主的臣子表达了赞赏，对那些因为愚忠而遭遇不公待遇的文人志士深表同情却依然满含愤慨，甚至在书中多次提及忠而见疑的凄凉悲剧，不得不引起人的思考。

二、《史记》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念的淡漠

对于西汉朝廷所强调的忠君观念，尽管司马迁力求客观叙述史实，但是对于其淡漠的情感态度，仍旧体现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中，需要细细梳理。

(一)因君主昏聩而导致的主流忠君观淡漠

复仇在《史记》中是一个反复被提及与书写的话题，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伍子胥。在《伍子胥列传》就言：

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6]2642-2643

一次，李莉回家，见许峰把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都铺展在地上，床上放了两堆衣物，小小的一堆是她的，堆满多半个床的是许峰的，李莉惊讶地问他干什么，许峰一声不吭，抱起他那堆衣物就扔到地上踩踏，发泄够了，他拿起打火机就要点。李莉忙阻止：“许峰，这房子不是我们的，而且这屋子外面是一圈一圈的房子，你真想杀人放火？”

伍子胥认为当君主昏聩时先去其他国家积蓄力量，为父报仇雪恨才是一个大丈夫应有的血性。在伍氏兄弟思想观念中没有不顾一切地忠于一位君王的想法，对于背弃楚国，甚至马上要与楚国为敌都只是形势所逼。在他们的认知中：昏君待我不仁，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忠于他，只要做的是对社会和百姓有利的事情，可以实现自身价值就是有意义的。司马迁身处西汉这样对于主流忠君观念十分看重的中央集权国家，却也对于伍子胥叛逃他国的不忠君行为没有丝毫的指责，反而认为：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6]2654

司马迁在文字中明确表达了对于昏聩君主的不满，认为君主不应该让臣子产生怨毒之情。他甚至是赞赏伍子胥逃往吴国，率领吴国军队对楚君进行报复的行为，认为这是“弃小义，雪大耻”，可以名垂千古。司马迁的这段文字体现了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念的淡漠，真正的忠君不是盲目遵从君主的一切命令，而是所做的事情对百姓有利，保存性命并且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忠于君主是为人臣子的一个方面，但忍辱活着实现自身价值同样重要。

《范雎蔡泽列传》是另一篇因复仇而叛国的事情，同样体现了司马迁对于狭义忠君观的淡漠。列传开篇司马迁就描写了一个忠臣见疑的场景，范雎因为辩才被齐国君王赏识，范雎的上级领导“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6]2915。更甚者魏国相国“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详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6]2915。通观《史记》，司马迁很少如此详尽细致地描写一个人受刑被辱场景，究其原因是司马迁想给范雎去别国效力寻找一个合理化解释，为之后范雎不愚忠，在他国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一个完美借口。司马迁创作意图成功了，在看到范雎最后投靠秦国，做了很多有利于百姓国家的事情，后人没有丝毫不满，反而认为范雎功成名就同时报复了曾经恶待自己的“上司”须贾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司马迁借范雎之事表达其对于狭义忠君观的态度：国之贤士忠诚与否，主要的原因应归咎于国家的君主。一个开明贤能的君主才值得臣子为其尽忠，面对那些昏聩无能的君王，贤才能士尽可以充分考量，尽投他国，实现自身价值，造福百姓。

(二)因实现自身价值导致主流忠君观的淡漠

《史记》中司马迁有一隐约贯穿始终的价值观：贤臣能士要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国家君主贤明便忠于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当君主昏庸无能，则不应盲目效忠。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那些为更好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而背弃自己祖国转而投向他国的“不忠”行为采取了淡化方式将其描写出来，将这些人身上不忠君的烙印以他成熟的语言文字功底将其合理化，使后世之人对于那些在历史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先人报以崇敬和赞赏，而对于那些持有一颗忠君之心却因君主昏庸落得凄惨下场的名士予以深切同情与怒其不争的哀怜。

《乐毅列传》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司马迁在开篇就写乐毅衡量各国综合实力与自己投靠各个国家所获得的实际收获，从而决断自己应该效力于哪个国家，效忠于哪个君王。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适魏。闻燕昭王以子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于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6]2945~2946

乐毅以自身利益与自我发展前景作为衡量标准，在魏、赵、燕三国之中进行取舍，他没有因为出生于魏国就要效忠魏国，贡献全部力量的想法，反而是以趋利心态游走于三国之间，哪个国家更有利于他人生价值的实现，更适合为百姓造福，就效力于哪个国家。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没有为乐毅寻找忠君的合理性，司马迁认为实现自我价值、为百姓造福，比一味地忠于某一个君主却不能得到重用、施展才华更重要。

之后乐毅与他的儿子乐闲背离了燕国转而前往赵国，他们二人却依然受到了两国的礼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司马迁还特意对乐毅与乐闲子孙后代的情况作了一些介绍：

其后二十余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6]2955

从司马迁这段文字来看，汉高祖其实对乐毅、乐闲的择国而栖的行为并没有不满与反感，反而对他的后人有所封赏。这是司马迁的叙述技巧：在《乐毅列传》中，司马迁没有叙述汉高祖是因为什么而封赏乐毅子孙，有可能是对乐毅个人能力的赞赏，也可能是对其不一味愚忠君主，学会顺势而为的处事方式的赞赏。从司马迁的表述来看，司马迁个人认为乐毅与乐闲为实现个人价值、择国而栖的行为是值得赞赏，但是他不能直接表达对于西汉所强调的主流忠君观的不满，因此借汉高祖之手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

正是由于司马迁认为为人臣子应该以当时的形势进行判断，选择于国家百姓和自己功成名就有利的一面，趋利避害择国而栖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而一味的愚忠并不可取。所以司马迁在写《乐毅列传》时才会采取如此非常态的手法，将乐毅在魏、赵、燕三国游走与成就进行了详细描写，表明其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的淡漠。

当然，除了《乐毅列传》之外，司马迁在《史记》其他篇章中，也有对主流忠君观背离的描写。可以说，司马迁在整本《史记》中都刻意淡化了西汉主流的忠君观念。就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缪贤在向赵王推荐蔺相如时所说的一段话就十分值得玩味：

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6]2957-2958

这是一件密谋叛逃的大事，但是缪贤却堂而皇之地在赵王面前陈述出来，没有丝毫忧虑与担心，在其看来去他国效力是一件日常小事。蔺相如在劝诫缪贤不要逃往他国时，所用理由也是“利益论”的观点，即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奔逃他国可能会使缪贤有更大麻烦，反而不如效忠赵国，老实认错更有利。蔺相如是历史上公认的贤臣，但是他在劝谏缪贤时却依然“忘却”了主流的忠君观念，或许他认为缪贤去他国效力没有任何不妥，只是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继续留在赵国对于缪贤来说所获利益更多一些罢了。更有趣的是赵王在听到缪贤陈述之后，完全忽略了缪贤曾经想要效力他国这件事，对此他不仅没有丝毫恼怒，反而召见蔺相如并且重用了他。可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灌输一个观念：为百姓造福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有时比一味地效忠君主更为重要，贤明的君主是以其人格魅力吸引大量的人臣谋士为其效力，而不是以强权强制其忠心。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蕴含的忠君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忠于昏聩君主的臣子大都以一颗赤诚之心换得无尽凄凉，因此他们选择去别国发展，实现人生价值的做法是不应批判甚至是值得鼓励的；二是倡导以实现自身价值作为首要标准，择国而栖也许才是真正“聪明”的效忠方式。可以说西汉统治者所强调的主流的忠君观念在整本《史记》中大都处于被淡化的状态，对于西汉主流的忠君观司马迁给予的只是嘲讽与同情而已。

三、司马迁《史记》中对西汉主流忠君观淡漠的原因分析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西汉主流忠君观淡漠，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司马迁了解了大量历史事实，看透了人世沧桑，他看到历史上众多忠臣义士最后大都为其“愚忠”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终落得凄凉结局，而那些在忠诚面前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智者”，却可以享尽世间荣华富贵，受到世人的敬仰。这不公的事实让司马迁对于主流的忠君观念产生了怀疑，有了自己对于忠君观念的判断性选择。司马迁认为一味地顺从君主的“愚忠”并不值得提倡和鼓励，反而是那些择良主而栖的文人志士才是真正的大智。《史记》中对屈原忠而见疑、被迫驱逐悲惨经历的记述，也可看出司马迁对主流忠君观的质疑和抨击。

在《屈原贾生列传》开始，司马迁就一下子将矛盾凸显出来，叙述了屈原因小人上谗言而被楚王猜忌、疏远的事件。同时司马迁借这个事件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忠君观：

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6]3010

司马迁以一个“怨”字完全破灭了西汉时期主流忠君观念的核心——对于君主竭尽全力效忠，无论君主明智或昏庸都应当无怨无悔的忠君观。他明确地表达了对于昏聩君主怀疑忠臣，甚至疏远、贬责忠臣的怨恨与不满，对于屈原“愚忠”的愤慨和同情。《屈原贾生列传》中这段描写是司马迁强烈情感的体现，是其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念中“愚忠”的不满与质疑。

同时这篇列传一改《史记》中其他篇章详细叙述史实的创作手法，采用夹叙夹议手法在历史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借屈原之事抒发一己之情绪：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6]3013

这段话是司马迁对于西汉所宣扬的主流忠君观念的极大反抗。司马迁认为一个国家兴盛与衰亡其实与辅助君王的忠臣贤士没有太多关系，因为能者贤士历来都有，反而是与国家君主是否贤明、是否任人唯贤有着极大关系。在这里司马迁彻底反叛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观念，认为一个昏聩无能君主是不值得尽心竭力效忠的，君主贤能是一个国家兴盛与衰亡的根本原因。从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两次情不自禁地借他人之事抒己之情怀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历史上众多忠而见疑的凄惨悲剧都投以沉重同情与激荡愤慨之情。忠既被疑，吾则不忠，这是司马迁这篇列传所表达的主要情感态度，同时也展现了其在《史记》中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的淡漠。

其二，与“李陵”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陵”事件中最核心也是最让汉武帝震怒的一点便是李陵叛降匈奴。以当时西汉对于忠君思想的强调与律法中的规定来看，处死李陵三族的决定是符合律法的。但是司马迁却在朝堂之上为李陵陈情。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为李陵陈情的原因作了两点说明：

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1]1603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为李陵陈情的原因之一是汉武帝为此事的忧虑烦扰使得司马迁不避风险以陈情之实表达对武帝的宽慰之心。其二是因为司马迁认为李陵叛降之事是情有可原的。首先汉军将士之所以面对绝境“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1]1603，都是因为李陵作为一军将领的巨大人格魅力；其次李陵一直都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1]1603；其三李陵叛降是其权衡利弊之后不得已的行为，其目的是“欲得其当而报于汉”[1]1603。因此，司马迁认为李陵是个贤德义士，具有将帅之才，尽管叛降但是是为了活命以图后效的不得已行为，不应该遭受如此大的惩罚。司马迁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尽到了一个臣子应当承担的责任，他的一切陈述都是客观有理的，没有丝毫私心袒护李陵之意，却遭受残酷腐刑侮辱，其内心的幽愤不满使得他对于西汉统治者所强调的唯君命是从的忠君观念有了动摇。这种对西汉主流忠君观念的动摇甚至是批判体现在他的著作中，对于李陵事件看法也表达在字里行间，司马迁在《史记》中试图将西汉主流的忠君思想淡化，换之以强调择贤主而从之的忠君观。可以说，司马迁一直试图在《史记》中将李陵叛降一事合理化，将自己为宽主心而陈情却被误解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合法化，从而表明自己的清白。

以现今的情况来看，司马迁的“洗白”之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自汉代开始，李陵叛汉的危害性似乎被大家选择性忽视了，没有引起世人的足够关注，或者说面对李陵叛降事件，人们大多采取宽容的态度。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对于李陵叛降的责难与批评仅有王允、白居易、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并且他们对于李陵的批判也是附带在对司马迁责难之后的，既不够尖锐，也缺乏深度。与此相反的是大量为李陵喊冤为司马迁不值的文人墨客。可以这样说，汉代众多叛降律令都不及司马迁《史记》中潜移默化的“洗白”，由此可见《史记》在历代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三，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秉笔直书尊重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得其必须不“隐恶”、不“虚美”，将历史上真实的忠而见疑事件展现出来，却在无意识中表现出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的淡漠。严苛奉行忠君观念，一直是历代文学家、史学家所不得不遵守的创作规范。因为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下，为维护政治的统一团结是不能允许、也不会容忍文字中的真话，特别是那些有损封建统治者尊严，不利于控制臣民思想的真话。一个史学家为了能够保全身家性命，只能为统治者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在上书陈事与创作文章中学会了“隐恶”与“虚美”，顺着上位者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来进行言论和书写。但是，面对如此艰难的史书叙写高压大环境，司马迁却依然坚守着一个史学家应有的操守与品节，秉笔直书，不“隐恶”也不“虚美”，以实录精神展现出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的淡漠，足以见其高尚人格与以实入史的伟大情怀。

这种唯君命是从的忠君观念固然是西汉当朝统治者所极力倡导的主流价值形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仍然发生了大量忠而见疑的悲惨事件和以利益为考量首因的“智者”在历史长河中获得辉煌与荣耀事情。这一件件、一桩桩使得司马迁不得不直面历史现实，将统治者所刻画的忠君观念下绚丽多彩的泡沫戳破，将一个尽管是血淋淋但却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告诸世人：忠于君主并不能完全地获得君主信任，从而一展才华，功成名就，反而有时在实现自身价值考量下，择国、择主而栖的现实主义观念，才可能是适用于这个社会的真正智慧。这是司马迁想要告诉世人的真实历史，一个对西汉主流的忠君观念所该持有的正确态度。但是也正是由于司马迁《史记》中对于西汉主流忠君观念的淡漠，对于统治阶级所持有主流忠君思想的厌弃，所以司马迁《史记》在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冠以“谤书”之名。其中最有名就是东汉末年王允所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7]171开启了《史记》“谤书”言论的百年争论，真是可悲可叹！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统治者对于一味强调忠于君主的忠君观念的宣扬与教化进一步加强，并已成为当时主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西汉时期一部重要史书的《史记》，司马迁却在其中刻意淡化西汉主流忠君观念，为世人展现了一幅幅或者是为了复仇，或者仅仅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而去他国择主另投的人物画卷，与西汉主流的忠君观念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忠而见疑的“愚忠”的血泪教训对司马迁个人情感判断的触动，同时也有为“李陵”事件寻找合理性依据，以及司马迁个人作为一名史官秉笔直书真实历史的使命等原因。《史记》因司马迁个性化书写而伟大，因其对于西汉主流的忠君观念的淡漠而展现出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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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正平】

On the Weakened Concept of Mainstream Loyalty to Emperor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Historical Records by Sima Qian

CAI Man-yu

(Graduate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loyalty to monarch won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in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it was enhanced by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punishment. But in Historical Records, Sima Qian weakened the concept of loyalty and thought that the interest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s for talents to choose country of allegiance, because those people who were loyal to the monarchy may have miserable ending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reasons. Firstly Sima Qian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fact that talents showed their loyalty to monarchy but had miserable endings. So he doubted the concept of loyalty. Secondly Sima Qian tried to seek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urrender of Li Ling. Thirdly Sima Qian unconsciously weakened the concept of loyalty in the process, which actually showed true history.

Key words: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concept of loyalty to monarch

作者简介：蔡漫毓(199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史记》金陵书局本与点校本校勘研究(13YJA770032)

收稿日期：2015-09-05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5-0016-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