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田 李俊峰



《巴黎协定》后的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

王田 李俊峰

〔提 要〕 历经四年谈判，2015年底的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决定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的《巴黎协定》。然而，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性，以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差异性，都决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百米赛跑，而是场马拉松。《巴黎协定》提出的“自主贡献+盘点”的模式已为“马拉松”的基本原则定调，未来对协定的落实和细化也应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能力，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让各国尽快步入低碳化进程，而不仅是限制大国排放。对中国而言，以较低的累积排放量尽早达峰，既是完成本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更好地参与和引领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打下基础。

〔关 键 词〕气候治理、低碳转型、巴黎协定

究员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2015年12月12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多边进程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新时刻：《巴黎协定》历经四年的谈判，最终获得196个缔约方认可并得以通过。协定正式对2020年后各方减排行动做出了整体性安排，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1.5℃以内”作为各方努力的方向，开启了“自主贡献+5年盘点”的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新模式。在此之前，很多人寄希望在巴黎能够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方案，而在《巴黎协定》通过之后，也有很多环保组织和部分国家认为通过“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将不利于全球温控2℃甚至1.5℃目标的达成；还有国家认为，新协定既未赋予具体减排承诺足够的法律约束力，也未充分要求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国情能力相符的责任，对协定的“雄心”和“力度”产生了质疑。

事实上，气候变化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比赛。无论是刚刚通过的《巴黎协定》，抑或是协定后再继续细化和落实协定的具体规则，目的都应是为这场“马拉松”设计好规章制度，让每个国家都可以加入其中，并在参赛过程中相互鼓励、相互帮扶，最大限度地发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一同走向“低碳”甚至“零碳”的终点。

一、气候变化科学的复杂性

从气候变化成因上看，人类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已超过数百年，这些温室气体往往还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由自然界本身的代谢作用来消除。以对全球升温贡献超过一半的二氧化碳（CO2）为例，65%～80%排到大气中的CO2需要20～200年时间被海洋溶解，剩余部分则需要耗费数百到数千年，通过化学风化和岩石形成等过程缓慢固化。也就是说，CO2一旦被排放到大气中，就有可能在千年尺度上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

因此，即便现在人类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行动突然“刹车”，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仍将延续几十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报告明确指出，即使在最严格的减排情景下，海平面都会在本世纪内持续上升。据观察，海洋酸化、冰川消融、生态圈变化等现象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善。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洪涝和风暴潮、内陆洪水、农业生产力降低、极端天气等一系列问题，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缺水、缺粮，甚至健康风险。这种影响可达几十年至上百年。

此外，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人类开发的气候模型与气候系统的真实情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很难考虑到所有影响气候系统的因素。以衡量温室气体浓度对气候系统升温影响的“辐射强迫”参数为例，辐射强迫与升温之间还需要考虑气候敏感参数，云、水汽、冰雪等反照率都会对气候敏感参数产生影响，而现在的气候模型对云反馈、大气—海洋的能量交换过程、海冰、对流等问题的处理仍有较大缺陷。虽然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与地表温度的关系，至今未形成共识。

国际社会公认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也是依据人为挑选模型测算的结果，并非精确的科学事实，而此次《巴黎协定》中确定的1.5℃“努力”目标也主要是显示未来协议雄心和力度的政治决定，很多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和基础性问题还有待继续探索。当前，关于气候变化的决策，我们只能作出有限的理性决策，这就需要我们在气候变化观测和研究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议

二、社会经济发展转型难以一蹴而就

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1840年的工业革命正式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类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有史以来创造的财富总和。与急剧增长的财富总和相比，过去200年的快速发展仅使世界20%的人口脱贫致富。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到2050年，全球约有40%～50%的人口能基本实现现代化。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据相关研究，从目前中印两国的GDP、识字率、预期寿命、出口、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印度发展程度比中国落后10～25年。按20年计算，印度将在2070年左右完成现代化建设，全球范围内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人口基本达到彼时全球人口的70%～80%。乐观估计，到本世纪末，全球才能够基本完成现代化进程。

气候变化的本质，与人类生产方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没有工业现代化，也就不存在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根本上要转变发展方式。人类现代化进程将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生产力的提高促使人类社会转向更低碳、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达峰的经验可以看出，温室气体排放往往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选择低碳发展路径可逐渐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

低碳化是人类物质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一种发展方式。能源低碳化不仅需要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还需要从观念上接受并拥抱绿色和低碳观念。以北欧为首的一些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进程后，转而追求低能耗、零排放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以全球风力发电量占比最高的丹麦为例，丹麦在2009年正式宣布，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将实现100%的宏伟目标，并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目前，丹麦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布式能源系统。除风电外，50%以上的电力来自热电联产，生物质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也达到18%。丹麦之所以能做到，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在上世纪90年代业已形成的绿色增长发展理念。

无论是减缓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测算，为实现2100年将温室气体控制在430～530ppm水平的目标，未来20年（2010—2029）需要在低碳能源发展领域，每年多投入1470亿美元，也即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并在提高能效方面，每年多投入3360亿美元。在适应方面，根据2014年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适应差距报告》，即使能实现2℃温控目标，2025—2030年适应成本也将上升到每年1500亿美元。到2050年，适应成本将会增至每年2500亿～5000亿美元。越是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往往更依赖气候敏感型行业，加之预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资金和人才能力都不完善，越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工业文明逐步过渡到生态文明，拥抱节能低碳的发展理念，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人类现代化进程还需要百年，我们不能等到完全现代化后再考虑气候变化问题，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仰仗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知识、资金、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争取在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一是依靠绿色增长，二是依靠能源转型。这两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三、优化能源结构任重道远

实现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低碳转型，已是各国共识。无论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还是低碳化观念和行动的转变，我们都需要走很长一段路。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低碳化进程不尽相同，除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外，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未走上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同样是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发达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高能耗国家与欧盟、日本等高能效国家，在低碳环保的认知理念上也存在较大差距。低碳转型的基础就是实现能源系统低碳化，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向非化石能源系统转变，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但这种转变需要漫长的历程。

以去煤化为例，煤炭占全球（除中国外）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从1925年的70%下降到1965年的36%，随后用了近50年的时间，才下降到2013年的19%。从煤炭时代到油气时代，改善全球能源结构就耗时近百年。化石能源由于开采成本低、技术相对成熟等，在本世纪前半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源动力。随着化石能源资源存贮量下降，开采成本逐步攀升，可再生能源将逐渐成为全球能源系统的主角。可以预见，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成熟，以及低碳化政策在全球的推广，本世纪后半叶，水电、核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综合考虑化石能源开采和非化石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到本世纪末，对化石能源的“零依赖”基本可以实现。

但是，除环保组织外，国际能源署和化石能源公司对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应用，都持较为保守的态度。即便是在低碳情况下，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也只有60%～70%。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高比例应用可再生能源，意味着在能源领域进行一场转型革命，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还需要私营部门的巨额投资。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共同宣布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明确了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的目标。按中国2030年一次能源消费达到60亿吨标准煤估算，20%意味着非化石能源要达到12亿吨标准煤，约为现在的3倍多，而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中60%以上是水电，相比5亿千瓦的总资源蕴藏量，3亿千瓦的水电装机已接近蕴藏量70%的临界点，仅余1亿千瓦左右的开发潜力，剩余部分需要通过风、光、核等其他非化石能源技术补齐。

2014年，中国核电发电量为1305.8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2.4%，到2030年至少需要约1.3万亿千瓦时的核电，相当于目前核电发电量的10倍；风电和光伏需要约10亿～12亿千瓦装机，相比现在不到1亿千瓦的装机规模，也需要增长10倍以上。可想而知，中国的任务非常艰巨。

四、充分尊重各国低碳行动差异性

1992年，世界各国因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而齐聚纽约，签署了奠定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多边协议基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多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分配减排任务。很多国家都寄希望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独自承担减排责任和义务。

从最初的“京都议定书”时代，到凝聚共识的“巴厘路线图”时代，再到高潮迭起的“哥本哈根”时代，国际社会一直希望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分配机制，将减排任务分配给当时排放量占主体的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兴起，国际社会又试图将发展中大国也纳入自上而下这一减排机制，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和责任。然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使各国在承诺减排责任时相互掣肘，这一全球合作平台变成了争夺排放空间的战场。最终，“京都议定书”只限制了36个国家（包括欧盟）不到全球1/4的排放量，仅仅完成了第一承诺期，其第二承诺期实际上形同虚设。而将所有排放大国都包含在内的哥本哈根协议，也只是虚晃一枪，没有法律约束力。

哥本哈根协议虽未如期达成，但全球低碳化步伐并未停止。2000—2013年，全球碳强度以每年0.9%的速度下降，这得益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自2004年以来，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量保持了7%的年均增长，至2014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达17.12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22.8%，约59%的全球净电力新增装机来自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首次超过了对化石能源发电的净投资，从2004年的395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2702亿美元（不包括50兆瓦以上的水电项目）。可以看出，相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协定，各国的内在需求，更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化。

多哈会议之后，国际气候体制逐渐步入“德班平台”的新阶段，国际气候体制开始从“严格少数”向“松散多数”转变，通过建立“自主减排贡献+审评”的减排模式，鼓励所有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承担一定的减排或限排责任。这种模式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事实、尊重气候变化特点的，但仍有很多声音要求中国、印度等新兴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诚然，责任与能力密不可分，作为大国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结合气候变化的特点及谈判的经验和教训，将气候变化问题归咎于一个或几个国家,不能永久地解决问题。限制了美国还有中国，限制了中国还有印度，限制了印度还有非洲，就算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达到峰值，全球还有40多亿人口要脱贫致富，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上升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通过近20年的对话和努力，各国已普遍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能力与各国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正如不能期待各国在同一时间完成现代化一样，我们也不能期待各国在同一时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此，此次《巴黎协定》处处都体现了要尊重各国国情和能力的差异。虽然各国在低碳化进程的起跑线不同，但是只要加入到这场“马拉松”比赛中，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能力，向着低碳的终点迈进，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能够妥善解决。

气候变化多边协议的目的，不应仅是限制大国排放，而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让各国尽快步入低碳化进程。

以中国2020年后承诺为例，“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且将努力早日达峰”，意味我们要在达峰过程中尽量降低排放，而不是朝着早日达峰的方向而努力。很多国家和机构对中国减排承诺寄予厚望，并将该承诺解读为“争取在2030年前尽早达峰”。事实上，何时达峰取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转型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的目的，是将目前较快的排放增长变为“缓慢爬坡”，将峰值的排放水平尽量压低，减少达峰过程中的累积排放量。早日达峰不是目的，降低排放才是根本。

五、结语

气候变化的特点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不能寄希望在短期内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应在提高发展水平的同时，有序渐进地加速全球低碳化进程。

首先，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决定其对人类的影响将持续上百年，而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也将不断趋于成熟。其次，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将是一个横跨百年的工程，很多国家还需要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第三，能源结构的转型挑战，需要配合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以及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最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都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类似，具有较高的异质性和异步性。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百米赛跑，而是场马拉松，跑赢这场“马拉松”，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更需要耐心和意志。

各国应下决心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手段，结合各自的国情和能力不断向能源低碳化、发展可持续化迈进。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要具备足够的信心，在充分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本质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发展方式和各国通力协助，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此外，还需要持久的耐心和意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要试图在短期内解决这一长期性问题，否则不仅无法完成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

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既需要物质财富的积累，也需要发展理念的转变。无论从气候变化本身的属性，还是人类发展历程，亦或是能源结构的改善来看，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巴黎协定》虽已达成，但只是确定了指导未来行动的原则和框架，各方对于如何具体落实依然存在分歧，协定中提出的各项目标仍需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巴黎协定》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终结，而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马拉松征程的“新起点”。这漫漫征程既需要发达国家率先减排，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之路，并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不能再重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向增长的低碳转型、能源的低碳转型和消费的绿色转型迈进，走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协定提出的“全球尽早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零碳增长、本世纪末实现100%非化石能源替代”等分别是这场“马拉松”的10公里、半程和全程目标。只要各方放弃纷争、共同参与、相互扶持、相互督促，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些目标就会逐一实现。

中国提出的于2030年左右达峰和非化石能源占比达20%的行动目标，既是其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的切实需要，也是落实《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实质努力。在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方面，中国面临着切实的困难与挑战，不仅需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还要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只有消费总量下来了，能源结构优化了，温室气体排放量才能得到实质上的控制。实现2030年目标，是完成“马拉松10公里”目标的切实体现，衡量该目标的成绩不应仅仅是时间早晚，还要包括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累积排放量。以较低的累积排放量尽早达峰，既是中国完成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下一步更好地参与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打下基础。这需要我们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在本世纪下半叶应对气候变化的“半程马拉松”中努力追赶第一集团，且处于较好位置，最终在本世纪末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最终目标的进程中，争取以第一集团成员的身份，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为构建人类生态文明的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完稿日期：2015-12-20】

【责任编辑：吴劭杰】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6）1期0120-10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P467

〔作者简介〕王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