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传 璋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司马谈临终遗命与司马迁人生转向

袁 传 璋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司马氏家族的传统实为多元，司马迁并非出身于纯粹的“史官世家”。他处于武帝“有为”之世，青少年时期志在立功荣祖。仕为郎中后以“辩智闳达”得到武帝器重，奉使西征南略，仕途不可限量。司马谈临终遗命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取向，继任太史，由立功转为立言。先父遗命成为司马迁的纂著指南和精神动力，指导、鞭策、支持他发愤著书，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

关键词：司马迁；司马谈遗命；立功；立言

古往今来探究司马迁何以能撰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书》者，首先必论及他的家世渊源，宣称他出身于世代相传的史官世家。如前后汉之际的卫宏在《汉旧仪注》中说：“(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1]1114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史传篇》中说：“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2]284近人李长之则说：“(司马迁家族)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3]24又必称其父司马谈对司马迁自幼即以作史为目的进行精心培养。如徐复观便说：“他对史公的教育，是以作史为目的的教育。……史公年十岁则诵古文，从孔安国问故，从董仲舒闻《公羊春秋》，这都与作史有密切关系。二十而南游江淮……可以说是他父亲司马谈为他所安排的一次富有历史文化、因而加强他的历史意识、启发他的历史体验的旅游。”[4]190-191但这种近乎定论的观点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司马迁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实际和人生追求。因为司马迁并非出身于纯粹的史官世家，而其父司马谈对他自幼的教育也并非以继任太史为唯一的目标。至于青年司马迁的志趣实在专注于事功，而非着眼在立言。

一、司马氏多元的家世传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发端以庄严凝重的笔调追溯司马氏源远流长的谱系：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5]3285-3286

自“昔在颛顼”至“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系本《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关于“绝地天通”的古老传说。司马迁对“重黎氏世序天地”与“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功业甚感光荣与自豪。由“世序天地”到“世典周史”，反映了史官从巫史祝宗系统逐渐分离独立的过程。据《国语》所述，司马氏的远祖重黎是精爽诚壹、智圣聪明的巫者。在少昊氏世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灾祸频仍的严峻时代，帝颛顼承弊通变，任命敬恭神明的重司天，沟通人神；任命心率旧典的黎司地，主管民政。重黎协助帝颛顼拨九黎之乱，恢复到黄帝法天则地的常政。 在唐虞之际，当“三苗复九黎之德”，混淆人神时，帝尧又起用“重黎之后不忘旧典者”为司天司地之官，以至于夏、商。重黎兼有神职祭司与政务高管的双重身份，权位尊崇。所以老太史公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对其子司马迁追溯先祖功业时，崇敬地说：“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史记》的《天官书》与《历书》又称重黎氏为“昔之传天数者”。可知重黎氏不仅世代通晓奉天事神的祭典，而且还掌握观察天象、制定岁历的专门技能，从而成为上古文化的典守者与记录者。所谓重黎绝地天通，其实际的意义在于将远古人神杂处的原始精神状态，渐进于理智清明的人文世界。重黎氏作为“世序天地”的天官，乃沟通天人的枢机，其身份地位实为王者之师，虽兼有记载的史职，然并非后世意义的专业史官。

司马迁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宗周史官为王朝内廷官，随王伴驾，职司记录。《礼记·王制》：“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礼记·玉藻》：“君举必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掌管王朝典籍文书，出纳王命，观象制历，在锡命礼上代宣王命。太史还常受王命委托执行其他政务，如监军、督工、巡视邦国等。最特出者当是西周开国重臣尹佚。曾为东汉光武帝制定朝章国典的卫宏说：“司马氏，周史佚之后。”[5]3286《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克商之明日，举行庄严盛大的社祭，“尹佚筴祝”，即由尹佚起草册书并诵读祝文，向“天皇上帝”报告“殷之末孙季纣”的罪行，宣布武王“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命“史佚展九鼎保玉”[5]126。九鼎保玉是象征天下权威的重器。此时由尹佚改称“史佚”，即以史官的身份向九州诸侯展示周得九鼎，宣告周革殷命的政权合法性。《逸周书·克殷解》中的尹佚，《尚书·洛诰》中的作册逸，《史记·周本纪》中的史佚，当是同一人，盖“尹”为氏，“佚(逸)”为名，“史”“作册”为其官号。在《大戴礼记·保傅篇》中，史佚与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并称“四圣”，为周成王的辅弼大臣。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史佚与师尚父(太公望)并列于上中仁人栏。在《左传》的僖公十五年、文公十五年、昭公元年，《国语》的《周语下》，均引有“史佚之言”或“史佚之志”。史佚实为史官文化由宗教向人文转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然而除尹佚之外，司马氏“世典周史”在《史记》中可考的人物并不多见，而且在西周末年还一度中断。《太史公自序》分明说：“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程伯休甫是重黎氏杰出的后裔。他以程国伯爵的身份出任周王朝的太史。周宣王六年(前822)征讨东方淮夷之乱，程伯休甫被宣王任命为主管邦国九法的大司马，中止天官太史的职守，在平定叛乱恢复统一的征战中建立事功，成为辅佐宣王中兴的一代名臣。《诗经·大雅·常武篇》第二章：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6]308

赞颂了程伯休甫的卓越战功。程伯休甫大司马的官号也自此成为司马氏家族得姓的由来。程伯休甫“失其守而为司马氏”，使得司马氏在天官太史的家族传统中注入了军事战略家的因子。

自从周宣王时因程伯休甫的军功得姓司马氏后，史籍中即少见司马氏子孙有任周王朝太史者。《史记·周本纪》载周幽王二年(前780)“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预言“周将亡矣”[5]145。幽王三年(前779)载，幽王宠褒姒，欲废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之子伯服。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5]147太史伯阳甫并非司马氏。《周本纪》又载周烈王二年(前374)周太史儋论周秦分合事。[5]159周太史儋亦非司马氏。从程伯休甫失其周太史官守，到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出任汉王朝太史公，司马氏家族的史官传统中断了682年；若从周惠王、襄王之际周室内乱，司马氏去周适晋，姑以周襄王十六年(前637)重耳入晋为君的晋文公元年起算，到司马谈为汉室太史公，司马氏史官的家世亦有将近500年的空白。因此古今诸多学者称说司马迁出身于“世惟执简”的史官世家，并不确切。

论者或谓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明言“司马氏世典周史”，据此说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岂容有误？其实不然。孔子曰“吾其为东周乎”，欲在东方复兴周道之“周”，与司马迁称“司马氏世典周史”之“周”，均特指文、武、周公开创的西周。论者由于对“周”的含义理解出现误差，故作出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的误判。

司马氏家族自去周适晋，就分散为三大支派，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家族的传统也更趋多元。卫国支派的名宦为司马喜。《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邹阳《上梁孝王》云：“昔者司马喜髌脚于宋，卒相中山。”[5]2473司马喜三次出任中山国的国相，事迹多见于《战国策·中山策》；他曾在中山王前难墨者师以非攻，见《吕氏春秋》卷十八《审应览·应言篇》[7]696；《韩非子·内储说下》亦载司马喜四事[7]1152-1153。可见司马喜实为战国时代著名的擅长内政外交的政治人物。

进入赵国的司马氏分支以传授《剑论》而扬名于世。何等人物方有资格传兵论剑？《太史公自序》中的《孙子吴起列传》叙录给出了答案：“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5]3313战国著名剑客蒯聩即出自赵国的司马氏。《淮南子·主术训》曾举以说事：“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7]1246《汉书·艺文志·兵技巧》著录“《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或即传自赵国的司马氏。蒯聩的玄孙司马卬在起义反秦的大风暴中，作为赵国的将领攻取秦帝国的河内重镇朝歌，数有战功，项羽分封灭秦的诸侯王时，司马卬被封为殷王，领有前殷商王朝的王畿之地，定都于朝歌。赵国分支为司马氏注入了重侠义、反暴政的气质。

由晋入秦的司马氏分支是司马迁的直系祖先。虽然司马氏入少梁在晋中军随会奔秦之年，即周襄王三十二年、晋灵公元年、秦康公元年(前620)，但真正可考的祖先谱系却到此后将近300年的八世祖司马错方始明朗。司马错是与武安君白起同时而年辈稍长的秦国名将，《史记》的《秦本纪》《六国年表》《张仪列传》中有他上10处的军功记录。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在秦国究竟是出兵东进伐韩还是南下伐蜀的廷议中，司马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分析，挫败了秦相张仪的伐韩主张，受命统兵灭蜀，因而守之[5]2281-2284，从此截断了楚国的上游，威胁到楚国的腹地。秦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5]210。司马错多次统兵与秦国的主要敌手东方的魏国、南方的楚国作战：秦昭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91年)，左更错取轵及邓”[5]739；“十八年(公元前289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5]212；“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5]742；同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5]13。司马错多次担任灭蜀、攻魏、伐楚的主将，驰骋沙场长达36年之久。他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除先父司马谈之外着墨最多的一位直系祖先，可见对其战略眼光和卓越战功的钦敬！司马错裔孙、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靳，也是秦国的大将。在司马错伐楚20年之后，即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作为白起的副将，如《自序》所云“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秦本纪》作白起“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5]213，从此使赵国一蹶不振，为秦国东进清除了障碍。《秦本纪》在次年记载“武安君归”后，有“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复守上党”的记事。[5]213《秦本纪》中无“司马靳”其名，而梗、靳音近，这位司马梗或即《自序》中所述的六世祖司马靳，他与武安君白起于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一道被定为“有罪，死”，这即《自序》所说的“还与之俱赐死杜邮”。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司马靳之孙、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据《汉书·地理志》的记录，有40个郡国即山冶铁之处设有铁官，司马迁家乡的夏阳铁官亦在其中。但司马昌系“为秦主铁官”，一个“主”字表明他是秦廷主持冶金的总管。《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为九卿之一，属官有“铁市长、丞”。铁市长秩六百石，官阶虽不高，但所掌为农战利器，关系军国命脉；司马昌作为铁官，在秦始皇扫平六国的征战中所起的战勤保障作用不容小觑。而采矿、冶铸与配发又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很高的专业学识与统筹才能方能胜任。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天下的矿藏分布如数家珍，可能得自司马昌的传承。司马迁的三世祖司马无泽，“无泽为汉市长”。《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高祖五年“入都关中”，六年“立大市，更命咸阳为长安”[5]1120。此大市当为新建京都长安而特设，汉大市市长则承担宫室营造材料的筹划调拨、日用商品的生产流通。*笔者按：湖北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竹简吕后《二年律令》中的《秩令》有六百石的“长安西市令”。 见《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4页；《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属官有长安市令及长安四市长，见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1962年，第736页。均为高祖以后应长安拓展后的需要分设，与高祖为初建长安特设的大市“汉市长”职责不同。《货殖列传》中精辟的市场经济理论，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曾祖司马无泽的赐予。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与战国时代担任中山国相的司马喜同名)生活在高后、文帝时代，为五大夫，这是二十等爵位中的第九等，属于高爵。他也许英年早逝，故事迹不详。司马喜生司马谈，“谈为太史公”，重续远祖太史的传统。

在司马迁对祖先功业的追溯中，我们可以见到这些杰出的先人有的世任天官，沟通天人，事神治民，又执掌宪典而为王者师；有的临危受命统兵平叛，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兴名臣；有的驰骋沙场卓有战功而扬名于世；有的作为经济技术官员也有其独特贡献……他们的共同特征，诚如《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无不“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从司马迁对祖先功业的追溯中，也同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王室天官的传统自程伯休甫失其官守至今已断绝将近700年，司马迁的直系祖先自祖父以上并无出任太史而主要以军功名世。司马迁既为远祖天官的光荣而自豪，也为直系祖先的军功而骄傲。而且自秦入汉，司马氏家族逐渐衰落，振兴门楣迫在眉睫。生活在汉家“有为”的时代，光宗耀祖的重任自然落在司马迁的肩头。而家族的传统实为多元，祖先的遗产又极其丰厚。青年司马迁如何展开自己的人生画卷，他所仰慕的诸多杰出祖先的范型，为他提供了多种可资选择的路径。

二、司马迁的少年心事——立功荣祖

司马迁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诞生于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关于司马迁出生年代的讨论，请参考拙作：(1)《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第95-106页；(2)《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大陆杂志》第90卷1995年第4期，第15-22页；(3)《〈玉海〉所录〈正义〉佚文为考定司马迁生年提供确证》，参见《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1年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8页。他诞生的时候，大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和文景无为之治，国力达到隆盛的顶峰。《史记·平准书》描绘了这样的图景：

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5]1420

就在司马迁诞生的这一年，信奉黄老学说的窦太皇太后寿终正寝，标志着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黄老无为政治的终结。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正式亲政，凭借着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与富足的经济实力和殷实的人丁优势，开始了“外攘四夷，内兴功业”的汉家“有为”时代。

这是一个崇尚事功，尤其是崇尚军功的时代。高祖八年论功定封，因开国军功而裂土封侯者，不仅享有爵邑税赋，而且拥有封地的治权，一如往古的诸侯。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同时“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高后“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第下竟，藏诸宗庙，副在有司”[8]527。汉初军功出众者不仅荣获封侯之赏，而且在朝廷也掌控权力要津。“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5]3117，在文、景两朝，朝廷亦多武功大臣及其子弟。朝廷的这种权力结构，起了强大的导向作用 ，“尚武轻文”风行于整个社会。立功疆埸，或奉使方外，以博封侯之赏，成为几代青年最高的人生追求。

即使被后世称作文士典型的司马相如、东方朔，亦尚武带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武帝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巴蜀，略定西夷诸地，“还报天子，天子大悦”[5]3046-3047。《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初即位，东方朔伏阙上书自荐曰：“臣朔……年十三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 ，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5]2841可见其气吞斗牛的抱负。 即使到后汉，建功封侯依然是热血青年的人生第一选择。班超家贫，抄书取值供养老母。久劳苦，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于是投笔从戎，在西域出入二十二载，以平定西域之功封定远侯。[9]1571即如汉末的曹操自述青年时的志向，也是“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 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10]41。甚至到了南朝的梁代，武夫出身的曹敬宗还口占绝句：“去时亲戚悲，归来笳鼓鸣。借问行路人，孰如霍去病？”世人渴望立功封侯的心理强烈如此！

至于文士，仕途并不如此美妙。出身草莽的汉家开国皇帝刘邦，一向鄙弃儒生，打天下时曾扒下儒冠当尿壶；当了皇帝后还自夸“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5]2692而《儒林列传》则指出：“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5]3117武帝虽好文辞，然纵有治国辅政才具的文章辞赋之士，亦不过“倡优蓄之”，并不进用。汉武帝之前的唯一大儒贾谊，曾为汉王朝设计了一整套非秦复周的政治改革方案，却遭到军功元老大臣“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的排抑，指控他“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只得将其疏远外放，贾谊也因此于三十三岁的英年抑郁而终。[5]2492《公羊》大师董仲舒向武帝进天人三策，奠定了汉家治国的理论基础，为诸侯王相。后据《春秋》言阴阳之变，著《灾异之记》，被人告发其书“有刺讥”，下吏当死，差点丢了性命。虽特诏赦免，仍恐久获罪，托病免官居家，至卒只能以修学著书为事。[5]3127-3128

司马迁一生就处在这样的崇武轻文的时代。受时代风尚和家族使命的强烈影响，青少年时代的司马迁的人生追求也是建功立业以扬祖致孝。这有许多迹象可寻。司马迁初入仕途担任的就是武职。他于“二十而南游江淮”返回长安后，在二十一二岁时就因任职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的保举，“于是仕为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武官，日常轮番执戟守卫宫门，皇帝出行则担任车驾护卫，员额多至千人。在汉代内朝系统中，郎中是级别最低的小官，年俸只有比三百石至六百石，但因接近皇帝，常有临时委以重任或额外升迁的机会。因此出任小小的郎中武官遂成为京城二千石高官子弟入仕之途的首选。

司马迁青年时所交的朋友亦都崇尚建功立业，渴望在武帝“有为”之世大展宏图。与司马迁同在元鼎期间(前116—前111)担任郎中有史可考的同袍有任安、田仁、李陵、苏武、霍光等人。田仁初以壮勇为大将军卫青舍人，多次从击匈奴。后由郎中至丞相长史，拜京辅都尉，迁丞相司直，督察京都贵戚大臣。任安起初亦为卫将军舍人，后由郎中护北军，出为扬州、益州刺史，入晋北军使者护军，监护汉帝国唯一的常备作战部队。司马迁与任安、田仁同居门下时，由于志趣相投、声气相通而成知交，司马迁称“仁与余善”，引安为“知己”。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司马迁与他虽无深交，但对他的人品与将才赞赏有加，以为其人“有国士之风”，“虽古名将不过也”。苏武是李陵之友，后来以中郎将的官衔出使匈奴，被扣19年坚持汉节不辱使命。至于霍光，作为名将霍去病之弟，年少为郎，在司马迁的郎官同僚中属于小弟辈，后来官拜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武帝临终托孤大臣。他的长史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敞在汉昭帝元凤六年(前75)官拜丞相。司马迁虽未必与年幼于他上10岁的霍光为友，但霍光敬重司马迁则是可以想见的。

司马迁不仅因为自己躬逢“汉兴五世，隆在建元”的盛世而思积极进取，而且还切盼更多的山野遗才出山共襄大汉。他曾致书隐居岍山“材能绝人”的挚伯陵，“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希望他不要“独善厥身”，而“愿先生少致意”于当今的大时代。[11]273

司马迁因尽心守职的忠勤和辩知闳达的才能在众多的郎官同僚中脱颖而出，进入汉武帝的视野。武帝有次与中郎东方朔谈论朝廷的贤才时说：“方今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问朔何与相比？武帝视司马迁为“辩知闳达溢于文辞 ”的朝廷俊才。“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10]2863司马迁就是武帝所称的“奉使方外”的俊才之一。

青年司马迁在汉武帝“外事四夷”的战略部署中崭露头角。武帝在全力北击匈奴的同时，还用兵平定南方诸越、经略西南夷。元鼎六年(前111)春，汉王朝在平定南越后，武帝下令征越的一支未及参战的部队——“驰义侯遗兵(按：驰义侯，越人，遗是他的名字，姓氏失传)”——“征西南夷”，平定那里的叛乱。同时委任一名使者监护驰义侯遗出征，[10]188这名从郎官中选拔出来代表皇帝的使者便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回顾的就是令司马迁深感荣宠与自豪的经历。《说文·辵部》：“征，正行也。”引申为征伐。正行者，表明其为堂堂正正的天子之师。《说文·田部》：“略，经略土地也。”《左传·昭七年》：“天子经略。”杜《注》：“经营四海，略有天下，故曰经略。”引申之，规取其地亦曰略地。《自序》说“西征”“南略”，显然肩负重大的军事使命。西南夷平定后，新置了牂柯、越巂、沈犁、汶山、武都五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司马迁代表朝廷随军巡视并安抚巴蜀以南新近开辟的五郡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武帝托付的军政任务，而且实地考察了西南夷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物产、民俗风情，以及与周边外国如身毒(今印度)的商贸交通。日后编入《太史公书》的《西南夷列传》，当据这次圆满完成使命后向武帝的述职报告修撰而成。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司马迁奉使西南夷时的官衔。故事：武帝朝奉使方外者，为显示大汉威仪，常以比二千石的中郎将或郎中将的官衔建节出使，武帝又通常选任官卑才俊者奉使，临时赐予比二千石的中郎将或郎中将的官衔。如：(1)建元六年(前135)，遣王恢、韩安国击闽越，“乃使郎中将立[繇君]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5]2981。(2)元光五年(前130)，番阳令(八百石)唐蒙上书通夜郎道以制南越。“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遂见夜郎侯多同。……还报，乃以为犍为郡。”[5]2994(3)同年，蜀人司马相如为郎，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5]3046(4)元狩四年(前119)，武帝数问失侯庶人张骞以“大夏之属”，张骞建议用厚币交结乌孙等国以断匈奴右臂。“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5]3168往使。(5)《史记·大宛列传》：元封三年(前108)前，楼兰、姑师等小国攻劫汉使使西国者，“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徐广曰：“为中郎将。”[5]3172(6)苏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栘中廐监(太仆属官，六百石)。天汉元年(前100)，“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10]2460以司马迁奉使西南夷的任务之重(平定叛乱、新置五郡)、监护主将级别之高(侯爵)，原来郎官低微的身份显然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参照武帝选任奉使方外使节的故事，司马迁极有可能被武帝临时赐予比二千石的中郎将官衔代表皇帝建节出使。这年司马迁年方25岁。追求建功立业以扬祖致孝的青年司马迁，仕途如日方升，不可限量。

但青年司马迁建金石之功、流永世之业的期望，却因其父太史公司马谈的临终遗命而戛然中止！

三、司马谈临终遗命与司马迁人生转向

对司马迁毕生发生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是其父老太史公司马谈。何炳棣先生根据司马昌以下谱系及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公元前140—前110年)”、卒于元封元年等资料，推算司马谈“大约生于公元前180年，明年即汉文帝元年”*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参见中国台湾某学术演讲集(2002年)第73页。。青年司马谈曾在齐地游学，“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即位后，企望兴复周道，特设二千石的史职太史公。太史公为内廷官，随王伴驾，秉笔记录，执掌典籍，观象制历，尚存宗周旧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身为太史“陪外廷末议”，便是明证。论者谓司马谈、迁父子任职的太史为外廷九卿之首的奉常属官，与司马迁的自述背戾，应予否定。司马谈因为远祖“世典周史”，更因为学识渊博，被武帝征召任命为汉家首任太史公，主领史职长达30年。他曾撰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论文《论六家要旨》，第一次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流派加以分析综合，厘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根据《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指出六家“皆务为治”，都致力于把天下引向太平盛世，只是“为治”的取向不同，理论的表述有高有低而已。他对道德家之外五家的长处和短处分别予以肯定与批判，而对统合了诸家之长、扬弃了其短的道德家予以全面的推尊。司马谈青年时期正值黄、老道德之学鼎盛的文景之世，深切感受到政治上清静无为方针指引下造就的政局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任职太史公时，身处王朝中枢，又亲眼目睹武帝多欲有为政治的负面影响下产生的种种弊端。他借批评汉儒“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由头，委婉指出“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5]3292这分明是对当今皇上多欲求仙痼疾的针砭。这是一篇论学又论治的大著作。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严峻的思想文化控制背景下，司马谈撰著《论六家要旨》，不仅反映了他渊博的学识，更表现出他反潮流的批判精神。司马谈的人格、思想和学问，成为司马迁毕生的楷模。

司马谈数代单传，因此对独子司马迁的教养尤为精心。“迁生龙门”，童年在家乡夏阳的书塾受过初等的今文教育。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令天下郡国豪杰及资产三百万以上者移居茂陵。京都二千石以上高官也蒙恩在茂陵邑安家。据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谈此时早由太史丞升任二千石的太史公，有幸将家眷由夏阳迁居茂陵显武里。越明年，司马迁在父亲指导下，“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郑重言之的这句话，其内涵实指自十岁起到二十壮游前止以诵习古文经籍为主要内容的从学经历。其中包括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的训解，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的大义。元鼎元年(前116)，20岁的司马迁已经研习了当时所能见读的今、古文典籍，文献的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柢。司马谈随即为爱子安排了一次壮游天下的实践活动：“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5]3293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司马迁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体验了民众的思想和愿望，了解了各地的风俗民情和经济生活，考察了山川的形势，踏勘了历史的遗迹，采访了前人的异闻轶事，从而扩大了他的胸襟，开阔了他的眼界。司马谈指导爱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养模式，遵循的是孔子成人教育的理念，也是有如东方朔所说的“可以为天子大臣”所做的准备。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年头，而在中华文化史中也应有大书特书的篇章。这年春天，当司马迁完成奉使西南夷的使命返回京都长安，准备向武帝述职时，正值武帝“始建汉家之封”，率领十余万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的时候。司马迁赶到洛阳，没有见到皇帝，却见到了沉疴不起的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谈认为封禅应为天下苍生祈福，而武帝被方士所惑一心求仙祈求长生。君臣在封禅的目的上南辕北辙，司马谈被强制滞留洛阳，不准参与封禅大典，“故发愤且卒”。临终前老太史公“执迁手而泣”，给司马迁留下了一篇在文化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遗嘱：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5]3295

司马谈鉴于孔子作《春秋》绝笔400年来，诸侯相兼，争战不已，历史记载荒废断绝，立志撰写一部上接《春秋》，下讫当代的历史著作。他尊重爱子的道路选择，支持司马迁在立功扬祖的仕途上向前奋进。他本人为著史做了许多的资料准备，撰就了某些篇章，但距撰著的成书目标尚远。由于始料未及的原因，在使得上继孔子事业的宏愿未成而“发愤且卒”的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不得不要求爱子放弃立功的追求，子承父业，接续自己毕生的大愿。他深情地回顾了列祖列宗世任天官的光荣传统，唯恐这个传统由于自己的意外辞世而从此断绝。因而以祈使的语气与爱子商量：“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也许他觉察到儿子略有迟疑，于是语气转为激烈：“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称“必为”，则是斩截的命令，命令爱子放弃立功，转向立言，继任太史，以完成自己未完的论著。由“复为”到“必为”，对于仕途如日方升的青年司马迁来说，不啻晴天霹雳。老太史公唯恐爱子一时难解自己的苦心，随即引用《孝经》关于孝道的格言予以开导，又列举周公、孔子立言扬名以显祖先的典范再加激励。最后详细交代了自己“所欲论著”的内容和意义。

司马迁深知：“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礼记·中庸》)面对父亲的重托，他极度感动，“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面对家族的、历史的、时代的重托，以及五百大运的神圣使命，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都显得微不足道，他强抑悲痛，诺诺连声地应承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谈的临终遗命导致司马迁人生目标的转向，价值标准的改铸，从此由追求立功转为著书立言。司马谈的遗命成为司马迁纂著的指南、精神的支柱，指引他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写下去。

司马谈辞世三年后的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公，时年28岁。司马迁能以一名郎官出任二千石的太史公，当出自老太史公临终前的推荐，也因为武帝对青年司马迁谙熟旧典、溢于文辞的欣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则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再则说“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便是明证。何况司马迁还有不久前暂领比二千石的中郎将建节奉使西南夷的优良记录。

司马谈的临终遗命是司马迁纂著的指南。司马迁继任太史公后，“紬石室金匮之书”，主持编制“行夏之时”的太初历。五年后正当太初元年，此时开始述《史记》。“于是论次其文”，这句话遥承前文司马谈的谆谆教导：“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以及司马迁的庄严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其文”之“其”，指代老太史公司马谈；“文”则是他留下的遗稿以及收集的大量史料。“悉论”之“论”，是整理编辑之意；“所次”之“次”，即序次，次其篇章之先后使之有序。因“其文”原未定稿，故须“论次”。可见此时司马迁对壶遂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主要是根据先父的写作计划，编辑润色他的遗稿。而所次的旧闻，即司马谈所欲论著的内容：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 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5]3295

司马谈为司马迁“论次旧闻”规范了述史的断限。上限是“获麟以来”接续《春秋》(前481)，下限是“汉兴，海内一统”的元鼎、元封之交(前110)。随着时势的发展和自身独特的遭际，司马迁对先父述史计划曾因应修正。第一次修正，是为纪念“行夏之时”的太初历的颁行，将叙事下限下延到太初元年(前104)，即所谓“至太初而讫”。第二次修正，在李陵之祸出狱后的第二年，即太始二年(前95)，是年武帝铸黄金为麟止。司马迁深感因李陵之祸而“身废不用矣”，与孔子见西狩获麟而叹“吾道不行矣”的心境极其相似，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毅然将《太史公书》叙史上限由战国上伸至陶唐，与《尚书》断于尧取齐，下限则由“至太初而讫”下延到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即所谓“至于麟止”。《太史公书》也由太初编述的颂汉尽忠之史，升华为麟止后创作的拨乱反正之经。《自序》交代《太史公书》的断限为：“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陶唐以来”，是折中于夫子；“自黄帝始”，则是司马迁的独特创造。司马迁不仅描述了尧舜至治的盛世，更进而溯得尧舜至治的本源——黄帝法天则地。

司马谈为司马迁确立了撰史的指导方针。司马迁在完成太初历后，与同事上大夫壶遂讨论他能不能作第二部《春秋》时，再次提到先父的临终遗命：“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5]3296古人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伴随着新的圣王重整天下，也必将有一位文化巨人润色鸿业。司马谈以“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的传人期许司马迁，要求他绍继夏商周三代的“明世”文明，以孔子整理的五经与创作的《春秋》的主旨为“本”，作为指导方针，撰作第二部《春秋》式的大著作。司马谈所称的六经之“本”，司马迁在与壶遂论辩时曾有清晰的表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5]3297在《太史公书》的《滑稽列传》前序中所引“孔子曰”有同样的解说。[5]3197司马迁对先父的“意”心领神会，他不敢推让的，就是要做孔子五百年后的名世者，这是何等的担当！

司马谈为司马迁奠定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模式。汉以前的史著有的记言，有的记事，有的记言记事并重。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述史模式创自《太史公书》，并成为正史的范式。这虽说是司马迁的独创，但其发轫却始于老太史公的遗著。司马谈在病榻向其爱子交代“所欲论著”的内容时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可见他生前撰著的对象和收集的史料主要是战国以来的人物，重点则是论载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而且《太史公书》以人物为中心的三种体例——本纪(明主)、世家(贤君)、列传(忠臣死义之士)已备雏形。

司马谈临终遗命是司马迁的精神支柱。司马迁遵循先父的指示全力著述《太史公书》到第七个年头，天汉三年(前98)春上，突遭李陵之祸，以莫须有的“诬上”重罪被武帝投入监狱，应“伏法受诛”。这时司马迁才38岁， 而《太史公书》尚“草创未就”！司马迁深幽囹圄之中，“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精神与肉体受尽了非人的凌辱与虐待。他曾萌生过自裁以维护人格尊严的念头，但一想到《太史公书》草创未就，先父临终的重托尚未实现，家族的、历史的、时代的责任尚未完成，他就涣然清醒：“钦念哉！钦念哉！”告诫自己，生命属于“草创未就”的《太史公书》，在《太史公书》完成前，自己无权选择自尽。先父的谆谆教导和郑重托付给予他无穷的精神动力，从古圣先贤发愤著书“垂空文以自见”的榜样中又得到启发，他在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家贫又不足自赎的绝境下，以沉雄果毅的大勇自请奇耻大辱的腐刑，用“隐忍苟活”的惨痛代价，换取了续成《太史公书》的宝贵时间。[10]2730-2735司马谈的临终遗命指导、鞭策、支持司马迁发愤著书，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难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巨著——《太史公书》。

总之，司马氏家族的传统实为多元，司马迁并非出身于纯粹的“史官世家”。他身处汉武帝外攘四夷、内兴制作的“有为”之世，青少年时期志在建功立业，光耀祖庭。仕为郎中后，以“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受武帝器重，奉使西征南略，仕途如日方升未可限量。 由于始料未及的原因，太史公司马谈滞留河洛之间，“发愤且卒”，临终遗命司马迁接续太史的职务，完成自己未成的史著。遗命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取向，由立功转为立言。假如元封元年之春没有发生司马谈、迁父子的洛阳诀别，也没有司马谈的临终遗命和司马迁的庄严承诺，以司马迁的学识、才具和气度，若遇合明君，定会如周、邵一般建金石之功，流永世之业；司马谈也会完成他所欲之论著，后人或会读到署名司马谈，叙事上接《春秋》起于战国，下讫元鼎、元封之际版本的《太史公书》。由于有了司马谈的临终遗命和司马迁的庄严承诺，中国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可能出现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抑或军事家司马迁的身影，却陶铸出一位千古一人的太史公司马迁，成就了一部为中华民族建树的永不倾颓的丰碑——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代共同著作的《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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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炳社】

The Testament ofSimaTanand the Turning ofSimaQian’s Life

YUAN Chuan-zha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The family of Sima was of multiple family traditions, which was not purely one of official historians. Sima Qian was living in the period when Emperor Wu was full of promise, and he made up his mind to render meritorious service and glorify his ancestors. After he was appointed as a Langzhong, he wo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emperor with his witty eloquence, and was ordered to go on an expedition in the west to conquer Nanlve, his official future being infinitely bright. The testament of Sima Tan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Sima Qian’s life, and he carried on his father’s duty as an official historian, turning from rendering meritorious deeds to establishing his theory in words. His late father’s last orders became the guidance and spiritual power of his writings, until he finally completed the second Spring and Autumn—The Book of the Greatest Official Historian.

Key words:multiple family tradition; Sima Tan’s testament; Sima Qian’s turning of direction; rendering meritorious deeds; establishing theory in words

作者简介：袁传璋(1940—)，男，安徽当涂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05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1-0019-09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