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　斐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淑女与“假小子”：英国儿童小说中女性伦理的渐进

裴斐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在帝国殖民语境全面深刻的影响下，20世纪初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伦理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帝国在征服海外时把充满野性的殖民话语带回了国内，也带到了女性作家们的笔下。这个时期儿童小说的女主角，或多或少地都沾染了帝国征服期特有的冒险精神。这种颇具男性特质的冒险精神最终改变了女性原有顺从、忍让、善良的传统道德，成为了女性主义的萌芽，也渐渐形成了新的女性伦理。

殖民；女性伦理；儿童小说；渐进

19世纪，大不列颠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工业革命、海外殖民给英国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新财富的涌入、新移民的往来让古老的英国社会爆发出蓬勃生机，文学、特别是流行文学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儿童小说也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被英国作家们一代代发扬光大。《金银岛》中的长腿西尔弗让海盗形象从此配上了木腿、单眼眼罩和鹦鹉，《爱丽丝梦游奇境》开荒诞文学(Nonsense Literature)之先河，《彼得潘》成为孩子气的代名词，英国儿童小说在世界儿童文学的版图上拥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可以说对世界范围内的儿童和成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总会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该国在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正如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说：“帝国的基础是艺术与科学。忽略它们或者贬低它们，帝国不复存在。”[1]447大英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是在海外殖民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英国儿童小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帝国烙印。帝国主义所推崇的阳刚、冒险精神影响了当时儿童小说的整体创作方向，使历险类小说大受欢迎。不仅如此，殖民话语还深刻地改变了当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正是从维多利亚时期起，儿童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开始展露离经叛道、颇富侵略性、冲动的一面。尤其是1865年以后，随着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系列的问世，游戏式的无法无天成为儿童小说的主题，不少女性作者也争相效仿。她们抛弃过去小说中克己复礼的淑女形象，转而放开手脚描写天真可爱却又勇敢强悍的小姑娘。

一 、儿童小说中的传统淑女伦理

传统的女性成长体验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以前，女性成年后唯一体面的生存出路是婚姻。因此，从童年开始，女孩子要学习如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表，修正自己的言行，来迎合当时的社会审美标准，以便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中掌握更多筹码，增加得到优渥生活的可能。在大不列颠帝国兴建伊始，传统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男性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帝国政府在海外的大多数殖民活动都和女性无关。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只有传教。但同时，在没有父兄、丈夫陪伴下，女性独自出国传教也是被禁止的。

约翰·拉斯金在《百合——王后们的花园》一书中写道，“妇女在家庭内是秩序的核心、痛苦的安慰和美的镜子”[2]84。传统社会中，一位理想的淑女每天应该做到的事情是：1. 使家庭成员开心；2. 做饭；3. 为家庭成员穿衣；4. 令每人干净整洁；5. 教育他们。[3]323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强调对男性的依赖与屈从，认为女性一旦结婚，在法律上一切都从属于丈夫。在没结婚之前，则从属于父亲或兄弟。在培养男孩的时候，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男孩应该志在四方，通晓各种知识”，反之，“女孩则应该呆在家中，无所事事”[4]134。对于自我意识较强、性格独立、渴望平等的女孩子来说，家庭生活处处束缚着她们，就像“雄鹰被关在鸡窝一样”。[3]15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创作的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性别特质。大多数女性作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写给儿童看的小说必须具有教育意义，特别是要关注宗教和品德的培养。因此，这时的儿童小说其实有个更恰如其分的称呼：“福音小说”。在福音小说中，无论是少女还是母亲，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现出善良、圣洁、虔诚、温柔的品质，任何的调皮、叛逆，甚至是发脾气都会受到批判。年轻女性更是要完全服从于男性角色，不能过多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是学界公认的第一位重要的女性儿童文学作家。她于1749年创作的《家庭女教师》是第一部专门为儿童创作的长篇小说。[5]107在这篇小说中，矮人、巨人、魔法、精灵，故事中等等一切超自然的角色和元素，都只是为了让读者觉得有趣，分散他们的关注点。她坦言，写这个故事就是为了教给孩子们“品位和礼貌”[6]13。 而这种对于秩序、礼仪和品位的关注，正是当时社会女性教育的核心。小说所塑造的女主人公Jenny Peace，名字、外表、性格、品德都极富温婉、母性的传统之美。菲尔丁在小说中通过Jenny的自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最高道德水平——一个隐忍、善良、有着教徒式虔诚的母亲：“从有孩子的那一刻起，她就把提升孩子的幸福作为自己毕生的功课。”[5]53这种贤良淑德的女性传统一直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对女性作者来说尤甚。

创作于1865年的《爱丽丝梦游奇境》，在当时是男性极为罕见地使用女性视角来进行创作的例子。这可以说是男性话语第一次渗透进儿童小说创作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女孩子的既有刻板印象。小说的女主角爱丽丝调皮、活泼、充满好奇心，与之前同类作品中的女孩子大相径庭。而《小公主》的初稿《萨拉·克露——关于敏钦小姐学校的一切》创作于1888年，比《爱丽丝》成书晚23年，但伯奈特在书中依然继承了传统对女性的审美，可见这种传统对女性的束缚之深。《小公主》的主人翁萨拉(Sara Crewe)和Jenny Peace很像，温柔、隐忍、优雅、善良，仿佛天生就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作者不仅大费笔墨描写她柔顺美丽的外表，聪慧的头脑，还着力突出了她的善良、虔诚和金子一样的内心。在故事的中半，已经沦为仆人，衣衫褴褛、三餐不济的萨拉在街边看到一个小女孩在乞讨，于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手里仅剩的一块干面包塞给了可怜的小乞丐。在寄宿学校里，有不少贫苦、下层社会的女仆、孩子，萨拉自始至终都充满爱意地平等相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和当时去殖民地布道，试图拯救当地人灵魂的传教士一样，以一种献祭式的虔诚践行着基督教的教义。

也许是在印度这样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过，萨拉有一种超然于物外的优雅和成熟。父亲去世后，她一下从天堂坠入地狱，面对巨大的情感、生活、地位落差，她强忍内心巨大的悲痛，显示出了远超自己年龄的情绪控制力，在势利恶毒的敏钦小姐面前不动摇、不崩溃，举止依然端方，不卑不亢，从不怨天尤人或自暴自弃。她从小熟读各种书籍、诗歌，在阅读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慰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给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安排。从小说的标题也不难看出，在作者的眼里，这样的年轻女性才是配得上公主这个称号的。这样内心坚定、平和，外表柔顺、优雅的女性，是优秀的母亲范本，也是作者心中需要呈现给少女读者们的女性道德模范。

萨拉在故事的最后被父亲的同事所救，脱离了敏钦小姐的魔掌。作者没有明言她和卡利斯弗德先生的关系，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但仍然有不少评论家认为作者暗示了萨拉既是养女，又隐约是伴侣。[7]54这样的结局在当时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里十分常见，也是女性传统的终极表现形式。柔顺、优雅的女子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自己的风度，服从命运的安排，相信上帝，隐忍等待，最终一定会得到命运的嘉奖。而嘉奖无一例外是一名优秀的男性，是他们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提供的庇佑与保护。

二、帝国殖民语境下的“假小子”

赛义德认为，文艺作品是受到殖民主义话语和霸权意识影响最直接的领域。殖民话语与殖民活动、武力征服与文化侵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帝国主义不仅仅是简单粗暴地占有土地，积累财富，更是对语言文字、社会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地全面侵蚀。因此必须认真地、完整地看待那孕育了帝国的情绪、理论基础、尤其是想像力的文化。[8]14学界也一直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有两个阶段：1. 彻底征服类的“镇压型”，在殖民地进行明确的占领和奴役，甚至对文化异类进行屠杀，如纳粹德国。2.相对温和的“进阶型”，对落后文明(通常是非欧洲文明体系)采取软殖民，推行西方的语言和价值体系，允许殖民地土著进入本国社会。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大不列颠帝国。[9]

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民意也十分拥护帝国在海外的殖民统治，他们深信这是一种交换行为，并且最终能达到双赢：海外扩张与征服为英国带来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同时英国也向落后的非欧文明输出了现代的思想、文化和宗教，让他们提前步入文明者的行列。拉斯金就曾经认为英国是在把爱与荣光带入文明未曾到达的偏远蛮荒之地，女王政府的要务就是要不停地获取新的殖民地。在这种帝国狂热的指引下，人们对于原有的社会、文化秩序都产生了新的理解，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性别文化。顺从和听话之所以一度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是因为过去女性要生存下去，必须依附男性，由男性为自己提供物质和精神庇护。然而，随着大不列颠帝国不断扩大版图，越来越多的男性扬帆远航，在海外殖民地追求财富、开辟疆土，过去的一家之主无法长期留在国内保护自己的家人。这也意味着英国本土的男性劳动力慢慢出现匮乏，不少女性因此走入社会，开始工作。同时，出国历险的男性带回无数传奇故事，从某种程度上也鼓励、刺激了女性，让她们不再安于狭小的家庭空间，渴望拥有同样出国挑战、历险的机会。

17-18世纪的儿童小说作家几乎全都是女性，如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多萝西·齐尔纳(Dorothy Kilner)，安娜·巴伯尔德(Anna Barbauld)，玛利亚·埃及沃尔斯(Maria Edgeworth)等。男性则主要在儿童诗歌、童谣领域创作，其中不少是空有献给儿童之名的成人隐喻。然而，随着19世纪的开始，印刷业也全面兴盛，带有插图和彩页的小说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儿童小说市场快速扩大；加之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日益成熟，儿童小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19世纪中期起，男性作家开始进入这一创作领域，给儿童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因为如此，带有明显帝国男性话语特征的远航、海盗、狩猎、寻宝故事成为儿童小说界的新主流，《金银岛》(1883)、《彼得潘》(1906)，尤其是《丛林之书》(1894)大受欢迎。男性的创作经验和阳刚话语打开了女性作家的视野，也让女性作家们开始不甘于让自己笔下的女主角被关在有限的室内空间，也不再拘泥于写充满说教的宗教故事。于是，在帝国殖民语境全面深刻的影响下，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伦理最终还是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秘密花园》是一部历险小说，小说的第一主角玛丽·雷诺科斯却不是唯一的主角，在她小小的历险故事中，科林和邓肯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当时流行的历险小说中，男性常常是唯一的主角，而玛丽能够带领两个男孩子探索被禁的花园，其实真是反映了作者渴望提升女性地位，让女孩子和男孩子放在同等的平台上充分展现各自的能力。此外，《秘密花园》与《小公主》最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萨拉是一个传统的女性道德模范，作者希望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以她为榜样，为模范；而玛丽是一个完全的非英雄式主角，她相貌平平，个性暴躁，也没有显示出头脑和学业上的天分，读者们不会向往成为她，却从她身上或多或少能看见自己的影子。故事的开篇就描写玛丽是“这世上最不可爱的孩子”，她“脸色蜡黄，因为她出生在印度，从小一直体弱多病。”[10]1伯奈特从正面、侧面多次反复描写了玛丽的肤色，说她总是被人误认为是“东方人”。深肤色、病态、瘦弱的外表和热带国度天然联系在一起，让玛丽再度成为一个孤单离群，被异化的个体。这样的形象与萨拉、珍妮有天壤之别，也预示着玛丽的个性和内心将与传统的女性美德大相径庭，她将是异化的，外来的，叛逆的，同时也是全新的。

玛丽从小缺乏正面女性形象的引导，母亲不在乎她，父亲也不关注她，在唯唯诺诺的印度仆人间，她变成了一个孤僻、自卑、脾气暴躁、缺乏安全感的少女。她时常摆出一副暴君的姿态威吓、支使下人。在印度的时候，不高兴起来，二话不说就甩印度保姆一个耳光，还责骂自己的仆人：“猪！猪的女儿！”[10]31。伯奈特开篇就评价 “玛丽是一头最自私的猪”。[10]2在印度，她是生活在印度本土裔中的“外国人”，没有同类和同伴，身边既没有同龄人，也没有与她文化、肤色相近的长辈；回到英国，她与一切依然格格不入，肤色不同，文化成长环境也不同，她又成了英国人眼中“印度来的小女孩”。

阴郁、暴躁并不是玛丽天生的性格，而是她自我防御的武器。为了在异国他乡活下去，这个没人关爱的小姑娘只能时时刻刻武装到牙齿。童年不幸的经历，死亡的阴影，殖民地严苛、异化的生存环境磨练了她的心智，让她其实比小说里所有的同龄孩子都要强悍。伯奈特看似是在描写玛丽的可恨，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她坚定的个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故事开始不久，一整个大宅子的人都因热病去世，只有她一个小小的孩子扛过了死神的镰刀。她被抛弃了，一个人呆在这所大房子里，却勇敢地盯着“一条向她游过来的小蛇，小蛇也一直盯着她，蛇的眼睛闪闪发光像宝石”[11]6。和外表温柔，内心坚定的萨拉相比，玛丽从里到外都是坚硬的、强势的、甚至男性化的。

在约克郡的荒原、野地和花园里，玛丽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庄园大宅里是一个阴森、悲伤的成人世界，花园户外则是孩子们充满欢笑、游戏的秘密基地。小说里描写约克郡干净、清冷的空气让玛丽渐渐健康起来，并不晴朗的英国天气也让她渐渐恢复了白种人的肤色，这一适应当地气候、风土的过程也是玛丽找到真正的同类，回归自己的“主人”身份的过程。开始有安全感和认同感的玛丽，恢复了孩子应有的天真和好奇，也愈发展露了她性格中离经叛道，不服权威和管束的那部分。像一个男孩子似的，她不断尝试新的事物，挑战这个新环境的权威和禁忌，偷偷跑到全庄园人视为禁地的花园里，并尝试自己动手重建。这一强调探索、挑战、动手建设的过程，在当时的儿童小说中更常见于男性角色，比如吉卜林笔下的莫格里，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等等。冒险精神、挑战权威，也是很明显具有男性化特质的个性特征。与萨拉相比，她完全不是个淑女，更像是一个大胆的小男孩，一个假小子。而不像女孩的女孩，正是作家对女性传统伦理最终极的反叛和颠覆。

不仅如此，伯奈特在玛丽的坚强、勇敢、叛逆中甚至加入了一点野蛮。一个小姑娘在电闪雷鸣的夜里睡不着，听到奇怪的哭声居然敢只身一人在空荡荡的黑屋子里四处摸索；为了让也是因为缺乏关注而孤僻、暴脾气的科林冷静下来，玛丽爆发出的火气和能量带着一点近乎蛮力的色彩，强硬地让从来没被管教过的小少爷一下屈服了。男孩子对女孩子的退让、示弱，在当时的儿童小说里也是比较罕见的。男性的服从在小说里也带来了很好的结果——被吓到的科林和玛丽成为朋友，并在玛丽的带领下一天天康复起来，最后甚至修复了和父亲的关系。伯奈特笔下的这一丝女性野蛮让玛丽不仅在体质上强过科林，更让她在心智、情绪控制上胜过科林。女孩不仅没有依附男孩，反而成为了男孩子的领导——玛丽的形象可以说是儿童小说中女性塑造的一次全面突破，从中也不难看出人们心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当然，正如前文所说，玛丽的野蛮和强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的出生地——当时在英国人眼中荒蛮、落后、充满各种疫病的印度。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殖民大陆，变强是唯一的生路。换句话说，玛丽的坚忍不拔和阳刚之气，恰好是女性性别伦理受到帝国殖民扩张影响的一例证明。

通过《秘密花园》，我们在佛朗西斯·伯奈特的笔下可以看到一个被驯养了的帝国。帝国征服殖民地时的野性把男性话语渐渐带入了女性的家庭生活中，也带到了作者们的笔下，这个时期的故事主角，或多或少地都沾染上了帝国征服期特有的冒险精神。这种颇具男性特质的冒险精神挑战、渗透，最终改变了女性原有的传统道德，进化为伯奈特笔下的新女性伦理。

三、殖民语境下的新女性伦理

长期以来，传统女性的美德一直是：温顺、服从、宜室宜家。儿童小说肩负独特的教育功用，因此往往在字里行间更加注重对女性，尤其是少女读者的道德培养。从19世纪开始，帝国的兴盛和男性作家的加入强化了人们对阳刚之气、冒险精神等男子气概的追求，甚至将这种追求潜移默化到了女性身上。

苏珊·肯特在《不列颠的性别与力量：1640-1990》中写道：“新帝国主义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获得了动力，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欧洲各种力量交锋的时候十分盛行……创造一个强健的社会需要阳刚的男性和与之相适合、有道德感的女性。”[12]217因此，为了配合这些强健、阳刚的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乖巧和驯服。要和丈夫一起在未知凶险、充满敌意的殖民地传播文化，女性也必须变得勇敢、坚强、独当一面。在这种帝国文化和帝国雄心全面膨胀的大环境下，儿童小说中慢慢地诞生了新女性。这些新女性，常常徘徊于传统美德要求的服从、忍让和帝国殖民话语影响下滋生的冒险、反叛之间，挣扎着追求自己新的性别和社会身份。在这种挣扎和追求之中，传统女性美德和帝国文化内核逐渐融合，发展出了新的女性伦理——从吃苦耐劳、温顺善良到勇敢叛逆、热情兼具母性；从纯然的阴柔女性特质，到略带阳刚的中性少女，这是从《小公主》到《秘密花园》中最重要的女性伦理变迁，也是发生在19世纪晚期整个社会的性别伦理观念的真实写照。

在伯奈特所处的时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的约束和限制并没有少于之前，女孩子受到的教育也依然是要安于家庭生活，以便将来成为合格的母亲和妻子。但是，文学先行于时代，即便不能作为研究当时社会女性地位的依据，离经叛道、充满冒险精神的女性角色在儿童小说中开始出现，本身就是新女性伦理开始觉醒的标志，也是时代在文学中的表达。

[1]Blake, William.SelectedPoetryandProse[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1953.

[2]约翰·拉斯金.拉斯金读书随笔[M].上海三联书店，1999. P84

[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资本的年代[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4]Dyhouse, Carol.FeminismandtheFamilyinEngland1880—1939[M].Brasília: Basil Blackwell Ltd, 1989.

[5]Lerer, Seth.Children’sLiterature:AReader’sHistory—FromAesoptoHarryPotter[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8.

[6]Fielding,SarahTheGoverness;Or,TheLittleFemaleAcademy(London, 1749) [M]. the quotations are from the facsimile edition prepared by Jill E. Gr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7]Kutzer, Daphne.Empire’sChildren:EmpireandImperialisminClassicBritishChildren’sBook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8]赛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9]Dumenil, Gerard.TheEconomicsofUSImperialismatTheTurnofThe21stCentury[J].Global Regulation, 2004,(11).

[10]Burnett, Frances.TheSecretGarden[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0

[11]Raskin, J. The Mythology of Imperialism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1.

[12]Kent, Susan.GenderandPowerinBritain, 1640-1990[M]. London: Routledge. 1999.

(责任编辑何旺生)

From Lady to Tomboy: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 Ethics in Brit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PEI Fei

(SchoolofForeignLanguage,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Under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female ideal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of late 19thcentury and early 20thcentury went through a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The empire brought a colonial discourse brimming with unruliness and adventure back to the nation, and to the works of female writers. The heroines in children’s fictions of the time were more or less tinted with the frontier spirit of a conquering empire. Such spirit, which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more male-like, changed the original female tradition of obedience, forbearance and goodness, forming a new female ethic in children’s fiction.

colonial discourse; female ethics; transformation; children’s fiction

2016-04-19

安徽农业大学社科繁荣基金“女性与帝国：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小说研究”(2015zs12zd),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委托项目“帝国扩张与海外禁锢：儿童小说女性主义研究”(SK2015A789),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帝国与文化的共谋：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小说女性研究”(AHSKY2015D123)资助

裴斐(1986-)，女，安徽合肥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I106.8

A

1674-2273(2016)04-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