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友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400015）

抗战时期佛教僧伽从军参战史实略论

曾友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400015）

抗日战争时期，佛教僧伽救国不甘人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赴国难，积极开展僧侣救护、收容难民、宣传抗日等爱国救亡运动外，更甚从军参战，英勇杀寇，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 僧伽； 从军； 参战

1936年6月，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正式发布训令规定全国僧尼应服国民兵役，全国僧青年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分别加入壮丁队和妇女队接受军训。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僧伽军训浪潮中，广大僧青年脱下僧服换上军服纷纷加入到全国抗战军训运动中，通过医药、卫生、国术、救护、军事等科目训练，广大受训僧青年增强了体质、强化了民族国家意识、掌握了杀敌护国本领。他们或组织僧侣救护队救护兵民，或设立收容所救济难民，或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更甚从军参战，英勇杀敌，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僧伽踊跃从军

抗战初期，日寇来势汹汹，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经过军训的僧伽纷纷成立救护队、宣传队、收容所等支援抗战。1939年后，抗战开始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日军加快了侵略的步伐，中国军队损失更为惨重，政府号召全国青年积极从军，到前线保卫国家。在此背景下，广大僧青年明知政府取消了僧伽服兵役的规定，但是，他们中的许多僧青年还是纷纷请缨从军，毅然脱下僧服，换上戎装，与全国其他青年一道分赴各个抗日战场抗击日寇。1939年7月，四川省大竹县僧伽独立救护训练队为期1个多月的军训结束，大多数受训僧众回到寺院继续过着农禅生活，但该队的空相、达礼、身竣、圣修4名队员则积极向政府报名志愿从军，到前方杀敌，并经得政府批准。该县佛教分会、社会团体和学校得知他们要志愿从军消息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争赴前方杀敌的先风［1］。1939年10月，巴安竹瓦寺活佛巴根不忍国难堪重，遂入滇从军，被编入第一集团军学生总队受训［2］。1942年4月，重庆汉藏教理院一些学生和谛闻法师旅渝的学生踊跃到重庆兵役处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3］。1942年9月，因不堪忍受日寇践踏我国土、残杀我同胞之侮辱，川北青济禅院青年僧侣智能法师毅然从军，到前线杀敌，抵御倭寇［4］。1942年11月，巴县役政当局扩大志愿兵招募运动，当地僧尼光明法师和海芳法师卸下僧装，毅然入伍，报效为国［5］。1943年12月15日，四川安岳县白水乡龙头寺僧人永正法师自愿从军，誓将倭寇荡平，决不退避［6］。1945年初，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的学僧慈能、果全、圣旭，昆明西山寺继光和重庆罗汉寺僧续印等，报名从军，共同奔赴前线［7］。1945年1月，华西佛学院繁辉、心常、慈净、能富、正法、演明、昌法、源教等8名年轻僧侣应征入伍。他们临行前，公开发表了《华西佛学院学僧从军宣言》，呼吁中国佛教僧众承担起历史和民族振兴的重任，指出：“当此国难当前的今天，我们要争取自由而反抗外来的侵略，必须表现空前未有的精诚团结，不惜任何自我的牺牲，打破一切种族宗教的成见，拿全副的力量来应付顽敌的魔力，才能保持光大民族的生存，完成抗建的大业。”［8］1945年2月，谛闻法师高足显明法师携冯新亚、冯鸿志、王文魁、吴桂安等知识青年在重庆登记从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班禅大师在渝办公处的护卫数人也响应知识青年号召毅然从军［9］。这些僧青年，不满足于后方的救护工作，冲破佛教戒杀的牢笼，毅然从军，以满腔爱国热血倾洗国族的耻辱，他们中的许多牺牲在战场，有的负伤治愈后重返战场。抗战胜利后，存活下来的，有的退役返僧继续宏法。如，1945年初在重庆从军参加青年远征军的显明法师于1946年初因从军期限任务已完成退出现役返僧，并经渝返香港继续宏法［11］，也有的继续在军中服役。但由于他们从军后，就与其他的士兵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此后的一切活动全部被淹没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洪流中，有关他们的英勇杀敌的资料也就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爱国救亡壮举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是不容抹杀的。

二、僧伽英勇参战

抗日战争期间，佛教僧伽除积极参加正规军外，还自发地组织自卫队和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僧伽就有组织抗击日寇的游击活动。1933年3月10日，《申报》刊载了亮山法师组织三百余名僧人及在家信众，以锦西红螺山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活动的事迹。这支僧众游击队常常出山伏击日军和突袭日军据点，歼灭日寇数十人，声名远播，附近一些抗日团体纷纷前来投奔［12］。1937年底，上海、苏州相继沦陷后，日军逼近宜兴时，澄观寺住持恒海法师组织百余僧人和在家信众成立了一支游击队。经过短暂的训练后，他们与其他的抗日组织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成功地击退了日寇对该地区的进攻。日军侵入地处浙北的武康县后，该县铜山寺住持振威法师自幼练习武术，练就一身本领，有一股满腔爱国热情，并秘密地加入了当地抗日游击队，在六十二师陶广师长部下担任侦缉队副队长。从此，他经常带领一群游击队员在武康和莫干一带，展开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争，常常夜间伏击日军，其中在1942年5月的一天，振威法师带领游击队员在铜山寺活捉三名日本兵和一名翻译［13］。1938年4月16日，地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五台山蒙、藏、汉出家僧众联合成立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将五台山青、黄两庙18至35岁的四五百名青年僧人组织起来，参加了抗日救亡集训班。经过集训后，许多青年僧人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武工队、区分队等抗日武装，并自发地组成五台山僧人自卫队，加强寺院戒备，在寺院附近的隘口要道巡逻，他们身背大刀，手握长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掩护抗日干部，监视敌人，铲除汉奸。其中当时从外地流落到五台山的入空法师沿途目睹了日寇暴行，毅然决定在五台山文殊菩萨前舍比丘戒，参加了聂荣臻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由于他骁勇善战，被聂荣臻任命为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1939年春，入空法师率领他的队伍反攻五寨，他亲自率领队员攻破了日寇一道道防线，最后使日寇全线崩溃，仓皇逃命。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战斗中，入空法师率领的队伍先后与敌军战斗五十多次，收复三十多个县镇，后来，升任为游击总队团长［14］。1940年夏，人空法师领导的游击队在攻打汾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有入空、然易、照廉、悟金、索静、怡寿、海如、掌静、常珍、含坚、白天才、白喜贵、全西、昌静等100多名五台山的和尚、喇嘛，脱下袈裟，换上戎装，离开寺庙丛林，投入到抗日队伍的行列，仅五台山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30余名僧人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甚至在晋察冀抗日队伍中，就有原五台山僧人出身的师级以上干部安立恩、李正宏等20余人［15］。自1941年日军占领泰州城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不断向泰州城郊区域进犯，当日军进犯姜堰时，遭到了由当地僧人组成的“僧抗队”的强烈抵抗，日寇和伪军损失惨重。姜堰地区的僧人巨川、觉冶、法启等法师在新四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叶甸区僧抗会，提出“报国护庙，自筹经费，建立武装，团结抗日”的口号，同时成立僧抗大队，法启法师为大队长，巨川法师为副大队长，觉冶法师为中队长。巨川法师带头购买了两支短枪和100发子弹，各寺庙僧众热烈响应，纷纷捐款购买枪弹，并报名参加僧抗队，僧抗队从20多人迅速壮大至100余人。后来，僧抗队划属溱潼县委领导，正式纳入中共领导的抗日地方武装序列，实行供给制。在溱潼县委领导下，僧抗队多次参加了伏击日伪军的战役，歼灭日伪军数十人，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枪支100余支、子弹1 000余发。抗战胜利后，僧抗大队进行整编，一部分青年僧人被编入溱潼县独立团一连，另一部分人调整从事地方工作，巨川法师调任溱潼县武工队排长，后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1942年1月，6名在缅甸留学的中国僧青年不忍日寇暴行，回国投效中国空军，并在入营时发愿，决将用金刚杵降伏魔军［16］。1943年12月，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14名队员被批准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运输队。在印缅服役期间，他们或为前线输送给养和弹药，或为美军装置各路交通电线，或为美军担任看守电台，或在指挥部搞后勤，随远征军转战各个战场，饱受炮火硝烟的洗礼，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1944年8月初中国远征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战役中，印宏法师不幸被日寇炮弹炸伤身亡。根据福善法师在1946年5月发表在《海潮音》第5期上的《僧人抗敌史话》一文记载，在湖南衡阳地区的南岳山寺庙里的僧人白天烧香拜佛，晚上开展游击战。如双峰寺沙弥用手雷弹炸死敌人数人。普忠和克禅两位法师还担任了西乡游击队中队长。此外，还有很多佛教僧伽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如安庆迎江寺本僧法师冒着生命危险侦查安庆敌伪物资存放地，并利用种种办法向重庆报告，使位于重庆的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常常轰炸安庆的敌伪物资供应点，切断了敌人的后勤补给；南京通济门外龙华寺僧伽掩护和配合在南京地下工作者开展抗日工作，后被敌哨兵发觉，除几十位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活活烧死外，该寺所有僧伽全部被日军用刺刀刺死；1937年南京守军撤退时，国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将军化装成难民躲避在设在南京栖霞山栖霞古寺的难民所，后经僧伽掩护前往后方，重赴前线杀敌，1940年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湖北当阳玉泉寺僧伽为掩护抗日将士，全寺21名僧伽全部惨遭杀害［3］。此外，还有不少在家佛教居士踊跃从军参战，有的英勇献身。如，太虚大师在家弟子万国安居士踊跃加入中国空军，在一次与日寇空军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为表彰他的功绩，政府为其树立空军烈士万国安纪念碑［17］。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因直接或间接从军参战而牺牲的佛教僧伽达近1 000人，他们或倒在了与日寇激烈战斗的血泊中，或在掩护抗日将士时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下，或在深入敌后搜集情报被俘后被日寇的酷刑拷打而致死，然而他们视死如归的从军参战壮举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三、评价与结论

通过上述考察和梳理不难看出，抗战时期佛教僧伽冲破佛教戒杀的牢笼，毅然从军参战，英勇杀寇，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僧伽从军参战的史实表明中国佛教界是爱国救国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佛教僧伽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把佛教和自身的利益放在一边，以从军杀寇的壮举来履行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义务。实践证明，僧伽从军参战的壮举成功地向世人表明，佛教作为一个十分关切实践和当下的宗教，可以是爱国救国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在佛教“无我”和“慈悲”思想的教育下，他们视世俗利益为累赘，而且身心皆空，既无世俗金钱的羁绊，也无尘世家室的纷扰，加上他们拥有佛教信仰作为强大的心理支撑，所以，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尤其是关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他们更是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工作中去，哪怕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因此，他们的护国和爱国行为丝毫不逊色于常人，甚至可能他们对国家的奉献和服务更为坚决和彻底。他们的护国壮举既是传统佛教护国思想和实践的延续，更是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容的深化和升华，这种大无畏的佛陀情怀传承至今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广大佛教僧众积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驱动力。

（二）僧伽从军参战的史实表明中国僧伽开创了佛教史上以战争手段反对侵略战争的先河。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全国性的僧伽参加战争的场面是绝无仅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不同于佛教传统，可以说这是一场僧伽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初期，佛教界不仅出现了一些反对僧伽参加抗日的声音，而且对以暴力的手段反对侵略的战争更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这些反对声音完全被淹没在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抗战救国的呼声中。尤其是他们从军参战后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他们的行为赢得了政府和包括佛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也就使得很少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违犯了佛教清规戒律，而且绝大多数人一方面高度评价他们为国为教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极力地为他们辩护，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们比毒蛇还毒，比强盗还凶。因此，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他们正是佛教大慈大悲精神的最好的体现，这种行为是行大乘菩萨道的方便法门，是在为解脱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迫不得已采取的自卫行为，是一场正义的保卫战，也必将获得佛陀和菩萨的保佑。事实证明，佛教僧伽参加这场正义的民族保卫战后，既挽救了面临亡国灭种的国运，更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很显然，这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教菩萨道。

（三）僧伽从军参战的史实表明佛教界抗日活动加速了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进程。无情的战争给佛教僧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改造了他们的思想，并给予了他们更加彻底革新佛教的启示。佛教僧伽的抗日行为尤其是以战争方式的护国行为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赏的事实表明，在20世纪世界大变革的新时代，那种执著于“宁舍生命、戒不可犯”的传统佛教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必将被时代所抛弃。抗战胜利后，政府对佛教僧伽从军参战的行为给予高度褒奖的事实给佛教内部保守派上了生动的一课。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佛教革新运动有识之士不仅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教革新运动，而且佛教僧伽服务国家民族的精神如同佛教的原始基因已深深地植入到了中国佛教的基本教义中。新中国成立后，佛教界这种革新运动同样得到了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视和支持，并于1953年成立了标志近代佛教向现代佛教转型的新型佛教领导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从此，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中国佛教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那个“民族至上”、“胜利第一”的历史时期，僧伽投入到战争的行列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宗教以及宗教信仰放到次要位置，毅然挺身而出，以佛教的大无畏、大慈悲、大无我的精神，发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降魔勇气，与全国军民一道同仇敌忾，英勇杀寇，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大竹僧侣争赴前方树杀敌先风［J］.佛化新闻报，1939-10-19（111）.

［2］活佛从军入第一集团军学生总队受训［J］.海潮音（卷20），1939（10、11）：2.

［3］福善.僧人抗敌史话［J］.海潮音（卷27），1946（5）：24，2-3.

［4］僧伽从军［J］.佛化新闻报，1942-9-10（251）.

［5］僧尼从军［J］.佛化新闻报，1942-11-5（258）.

［6］四川省档案局（馆）.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中）［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779.

［7］佛教知识青年踊跃从军［J］.海潮音（卷26），1945（1）：3.

［8］繁辉，等.他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华西佛学院学僧从军宣言［J］.海潮音（卷26），1945（2）：3.

［9］谛闻法师足显明法师从军登记［J］.海潮音（卷26），1945（3）：17.

［10］渝班禅护卫数人从军［J］.海潮音（卷26），1945（3）：17.

［11］显明法师从军返僧弘法［J］.海潮音（卷27），1946（6）：35.

［12］国难中僧人之抗日运动［J］.海潮音（卷14），1933（5）：118.

［13］乐观.一个无名英雄和尚［J］.海潮音（卷28），1947（8）：20-21.

［14］释法空.五台山僧人游击队［J］.中国佛学，1946（2）：23.

［15］崔玉卿.五台山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J］.五台山研究，2015（3）：47.

［16］实行我佛大无畏精神留缅侨僧投效空军持金刚杵决降伏魔军［J］.佛化新闻报，1942-2-5（222）.

［17］苏渊雷.空军烈士万国安纪念碑铭［J］.海潮音（卷26），1945（1）：19.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Sangh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ENG You-he
（Chongqing Three Gorges Museum，Chongqing 400015）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Buddhist priests could not bear playing second fiddle and they braved the enemy gunfire to help their nation to fight against the aggressors with bravery and courage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work of rescuing refugees，monks.The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priests'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ors.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monks or priests； join the army； fight in a war

B94

A

1671-9743（2016）09-0013-03

2016-09-19

曾友和，1976年生，男，江西抚州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地方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