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泥石流灾后重建与文化适应研究

2016-03-16卫霞

甘肃理论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文化适应生计移民

卫　霞

(1.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兰州　730070;2.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00)

舟曲泥石流灾后重建与文化适应研究

卫霞1，2

(1.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兰州730070;2.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730000)

[摘要]本文通过对舟曲泥石流灾后重建、灾民安置、生计转型、文化适应等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了灾民迁入地社会文化适应状况和“二元经济结构”引起的城镇化安置问题，探讨了灾后重建中灾民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文化适应路径。

[关键词]灾后重建；移民；生计；文化适应

舟曲县地处甘肃省的东南部，地形相对复杂，气候也较多变①。2010年8月7日夜晚11时许，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暴雨，引发了罗家峪、三眼峪等四处的泥石流地质灾害，泥石流经过县城繁华密集区，并堵塞白龙江，舟曲县城一大半被淹，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据统计：此次灾害造成1481人遇难，284人失踪；受灾人数达4496户、20227人；水毁农田1417亩，水毁房屋307户、5508间；进水房屋4189户、20945间[1]。

霍夫曼认为，“一场灾难的发生无可避免地会导引出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文化事件。”[2]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因为灾害的发生而受到冲击，灾害的发生过程和后果对个体和社会组织产生很大压力，并对当地传统道德社会观念和经济方式造成影响。

由于全球环境恶化，灾难频发，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灾难所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国外灾难人类学者的研究兴趣和趋势在于分析灾后幸存者的心理障碍、贫困化、文化变迁，预测重建的社会文化风险和不可知后果等。多采用综合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科学选取样本、长期跟踪研究，结论方面较有说服力，学说提出和理论构建严谨，可以说灾后灾民研究已具样态。国内研究者对于重建安置问题的理论探讨，在5·12汶川地震前研究集中在生态难民(三峡)和扶贫开发移民方面，内容多限于经济生活。汶川地震后研究者对灾后重建和安置问题给与了高度关注，通过实地调查较为务实的从生活保障、发展特色产业、土地流转、环境资源和生产关系合理分配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和方案，也有部分研究者尝试从安置后的族群结构与文化变迁角度展开研究。总体而言，国内灾难文化研究时间较短，研究规模和理论深度尚处在发展期，尤其是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乡村背景下的安置，而对“二元经济结构”引起的城镇化安置以及灾民迁入地社会文化适应分析的文章还不多。

本文通过访谈资料分析舟曲灾后安置点城乡二元结构转型及对家庭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讨论地方归

①舟曲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白龙江中上游，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多高山深谷，气候垂直变化十分明显。海拔在1173至4505米之间，年均气温12.7摄氏度，年降水量400毫米至900毫米。全县总面积2983.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6.44万亩。共辖17乡2个镇，总人口13.59万多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1.4%，藏族人口占31.03%。

属感、习俗与实践、失去与重构，并试图描述和解释搬迁这种发生在灾民们身上的社会——经济——文化过程。

一、舟曲泥石流灾后重建的调查和问题

本文所用资料是笔者于2013年11月下旬就舟曲县灾后重建和灾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在舟曲馨苑小区、峰叠新区和兰州新区安置点深度访谈的135户灾民和搬迁户(汉族111户，藏族24户)的实地调研。主要采用参与观察、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结合的方法，以求通过新观察新视野获得重建和文化适应的进一步解释。

舟曲县灾民搬迁和灾后恢复重建采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灾害分级管理的模式。灾后两周政府安置灾民9852人，其中包括固定安置了1552人和自助流动安置8300多人。在后期安置中，政府对这样的一个广域性的自然灾害采用了就地与异地、分散与集中、自助与政府安置相结合的多样性方式，可以说短期内就将所有灾民妥善安置。

由于舟曲县的地形是“两山加一河”的地形，灾前县城所在的河谷地带是县城境内最大的一块土地，因此无法实现县城整体搬迁，只能选择原址重建。县城重建过程中对原来的商业区和生活区予以了保留，行政中心在县城近郊选址另行建设，超出土地承载力的人口迁出安置。舟曲灾后恢复重建共有三处安置点：1.罗家峪馨苑小区，高层26幢，共1130套，7种户型，面积从77—112平米不等。2.峰叠新区，6层楼房60幢，共1300套，5种户型，安置灾民2195户。3.兰州新区转移安置区，住宅32幢，1150套，户型均为二室二厅一卫。安置灾民1150户；寄宿制高中及设施安置教师和学生3500人。三处安置点基础设施齐全，都建有活动场、幼儿园、停车场、垃圾场、化粪池等，实行小区式管理。住宅分配方案是依据国务院38号文件的规定，对房屋受损情况进行灾情核定，房屋全损的受灾户政府提供80平米安置房1套，造价14.5万元，政府财政承担10万元，灾民个人支付4.5万元，并可享受无息贷款；征地拆迁户适用1比1置换政策。

(一)生计方式转型问题——以罗家峪馨苑小区为例

罗家峪馨苑小区位于舟曲县城中心，属于原址扩建，安置了部分灾民和扩建产生的征地征房的拆迁户。

访谈个案：在馨苑小区我们采访了一位50岁的杨姓妇女(以下简称杨)。杨原来的房屋就在现住址6号楼旁边的小区幼儿园处，原有房屋244平米，现置换为3套79.65平米的高层单元房。据杨介绍，该区域土地被征用之后，拆迁农户都被安在馨苑小区，原来的农民变成了居民。杨有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两个读大学，最小孩子的在定西读高中，现在全家生活主要靠其丈夫在外地打工的收入，自己“吃低保”以及做刺绣荷包卖钱补贴家用。杨感觉丧失土地后生活来源不稳定。据杨讲，他们这些被征地村民对于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土地征用方案和措施表示理解，在征地的过程中积极配合。*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当地政府没有落实部分承诺：如拆迁说服时，政府曾经许诺给罗家峪东街村每户一处20平米的铺面，最后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村民只从政府那里得到每亩4万元的补偿。

我们访谈中发现，为了实现灾后高效率安置，从拆迁到入住的所有方案都是由政府决定，农民只需要按照统一的政策执行，不存在政府与农民的协商问题。馨苑小区的大部分区域是原东街村拆建的，当时政府为了化解矛盾，点房顺序由摇号产生，所以罗家峪新区的1313套房屋，各村村民都有居住。杨认为住在高楼不能像以前一样在村里地头太阳底下和熟悉的人聊天，只能看看电视，有些难以适应。

还了解到，住进现代化安置小区后，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燃气费大约200元，另加100元物业费，这两笔基础开销已花掉政府发放给这个家庭的几乎全部低保。村民在享受着便捷城镇化生活的同时，更强烈的感受是什么都要花钱购买。以前自己种田养猪自给自足烧柴、用水也不需要花钱，生活开支很低。一夕之间灾民们无论心理接受还是行为应对都较困难。此外，为了怕影响整个安置小区的环境，小区不允许居民生炉子，迫使灾民生活习惯更大跨度的改变。

月圆村最靠近北山，是舟曲泥石流八个行政村中受灾最严重的，泥石流后月圆村基本上找不到完整的房屋。住在河谷中的86户中有32户被卷走，剩下的56户，每家只剩1—2人。在6号楼的四楼，我们访谈了月圆村一位45岁的王姓男子(以下简称王)。在泥石流灾害发生时王在郑州打工幸免于难，但是在村里开药店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都遇难了。调查中了解到，王的老宅由于是和父母同住，政府发放的每亩地4万元的补助被没有继承权的亲戚(孩子的姨)代领，至今要不回来，因此王认为政府救灾管理存在混乱和不足。王说，去年刚搬来时物业费每平米0.67元，今年涨到了1.4元，所以搬迁灾民和拆迁农民拒交物业费，物业每天只在早上供水1小时，且水质差，有泥沙和异味。王觉得小区生活不方便，而且由于家人死难、生计无着，所以心情极为低落。笔者在小区中看到有部分灾民，去附近背水来饮用生活。现象中有生存的无奈和艰辛，更有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改变时，灾民内心的苦苦挣扎与行为的坚守。

访谈可归纳如下：1.就住房安置满意度而言，原来在村里和县城有产权房屋的灾民和搬迁户，如前文所述，无论房屋还是土地已获得了相对足额的补偿，对政府安置表示满意。县城无产权房的临时住户未能从安置政策中受恩惠，心情较失落。2.居住习惯方面，原来住楼房的，生活方式未受大的影响；原来有院子的农村住户较难适应新环境，需要时间去逐渐改变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3.就受灾人群来看，原来有固定职业县城的灾民因为仍然可以从事原来的职业，生计并未受太大的影响，从受灾的旧房子换到新房子对政策满意度极高。原来是农民的，因为丧失耕地，面临生计方式的转型，在短期内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情绪茫然和担忧中。

舟曲泥石流灾民安置是由政府完全决策完成的，包括新建固定安置点选址建设，灾民生活补助和灾后补贴、生计规划和技术培训、扶贫支持和政策帮扶等系列工作。这种非自愿移民在整个移民搬迁活动中，往往不能充分地体现移民自身的主动性，而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及灾后安置时的匆忙不可避免使有些决策不够完善。馨苑小区被安置的住户多是受灾和失地的农民，除了政府发放的每人每月104元的低保补助，大多数人没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而小区建筑大多是安装了电梯的17层小高层，分配给每户灾民的安置房核定面积统一为80平米(物业费1.4元每平米/每月)，每月固定一百多元的物业开支，除了使住户生活成本提高外，也让部分原来自己扫院子的农村住户不能从情感上理解和接受，所以调查时看到不少拒绝交纳物业费，自己去背水的小区住户。对大多数家庭而言，生计重建成为最主要的问题，在安置区了解到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但是由于教育程度和技能所限，只能从事低收入的简单服务性工作，收入勉强够个人食宿和交通开销。极少部分仍然保留耕地的家庭可以继续他们传统的生计方式——在山上种药材，这项收入可以用来应付日常开支和孩子的教育费用。目前舟曲灾后重建移民最突出的是收入减少而支出却比以前大大增加的问题。

离开土地适应城市生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从长远来说要做到既使没有政府的帮扶也能稳定发展，需要灾民在迁入地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二)政府主导型移民的利与弊——以峰叠新区为例

峰叠新区位于老县城西北13公里处，位于白龙江上游，属于重新选址。新区是征收了峰叠乡辖区的坝子村、台子村、水泉村的部分土地规划修建的，政府主要机关在灾后也搬去新区办公。峰叠新区是2013年8.8纪念日才正式起用的，距离我们采访时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许多人家还没有装修入住，所以小区看上去很冷清。这个现代化小区里，有健身场地、生活超市、餐厅等齐全的基础生活设施。调查者逐一入户，访谈了40多户灾民，在访谈中较富裕和相对贫困的家庭都担心一个问题：仅仅依靠低水平的国家低保补助，灾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陷入贫困怎么办。

比较典型的访谈个案：峰叠新区42号楼1单元一楼临街租户，年租金5000，男，35岁，右腿残疾，手机专卖个体户。搬迁前在县城租住的住房和铺面被淹，价值3万的货物受损。现在搬来新区继续做生意，但是由于新区住户少，生意清淡。觉得灾害后没有享受到来自政府的补助，不是太满意。峰叠新区15号楼5楼2号，坪定小学教师，男，62岁。采访时他家正在装修。原县城产权住房124平米，现住房106平米，政府支付补差款3万元，两个孩子都已工作，对政府赈灾政策非常满意。杂货铺老板，男，39岁，宁山村人。原住房和土地在新区拆建范围内，房屋有六间，被认定为是影响防坡墙的违章建筑，因此，不能作为拆迁户置换新房，只得到6000元补偿。原有的一亩半地，以每亩4万元补偿被征收。现在的铺面是每月200元租用的，生意清淡，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粮油店老板夫妇，原县城住房和铺面被毁，获得兰州新区住房一套，5万元无息贷款。对政策满意，期待小区入住率上升，生意好起来。

笔者调查了解到舟曲县灾后重建安置都是由政府决定的，灾民只需要按统一的政策执行，整个安置流程和过程统一而高效。就舟曲灾后重建的整体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灾民对政府安置政策是满意的，政策在整个移民过程中起了主导性作用，所以移民希望搬迁后的风险由政府来承担，移民自身遇到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解决，对政府产生依赖。政府政策改变或停止帮扶，移民就不知所措不能主动想办法去积极应对，对未来不确定性担忧也随之增加。

舟曲县灾后重建的整个安置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引起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农村人口为了摆脱贫穷落后和伴随现代化进程，由传统农业生产和田园的农业生活转向现代工业制造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舟曲灾民搬迁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从山上到山下并不断地向城市靠近的过程，而是包括了避险和可持续发展，涉及诸如土地征用补偿法律关系、民族关系、劳动生产关系、社会文化适应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搬迁是一种发生在移民们身上的社会——经济——文化过程。

(三)社会与自然环境的适应问题——以兰州新区移民点为例

部分舟曲原居住灾民在政府的支援和帮助下，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搬迁到了兰州新区。兰州新区入住率是三处安置点中最高的，达到了90%，但来自舟曲的住户不足10%，大部分是因在附近生活或生意而租房的天南地北的房客，这里房屋年租金8000—10000元，对舟曲的灾民和拆迁户而言，算是一份固定收入。背井离乡搬迁到兰州新区的移民，还面临着重新适应社会和环境的问题。

灾后政府决定向兰州新区移民，一是为了缓解舟曲县地少人多的人口压力，二是在兰州新区兴办全日制舟曲中学，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幸存学生的读书问题，长远规划兼有提升舟曲县文化教育水平的意义和作用。学校和政府长期对舟曲中学灾难幸存寄宿学生的心理调适给予关注。

在调查中，虽然三处安置点配有各种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每个移民都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并且政府还提供了无息贷款。灾民搬入三处固定安置点后，农村医疗保险仍全员覆盖，治病花钱少；学生就近入学，实行“两免一补”(免学费免杂费补助生活费)；政府还组织移民技能培训指导就业。但是移民最担忧的仍然是没有了土地，未来生活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二、舟曲灾后家园重建中的文化适应分析

(一)社会环境的适应

通过调查了解到，土地在舟曲原有生计方式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土地是农民获得生存生活资料的基础。灾民离开原有土地，除了依靠政府，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适应新环境。舟曲县泥石流经过的区域土壤结构成分发生变化，将在未来的很多年都无法耕种；此外，新修水利和防洪设施占用大量土地，县城周围己经没有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不得不外迁异地的非自愿移民的社会性需求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的心理理解都在发生变化。在新的环境中他们缺乏融入现代化城市生活的现代信息知识，也没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所以社会环境的适应成为长期的过程。

灾害摧毁的不仅是当地的经济基础，还使地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恢复。移民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征用、动迁、适应和融合。人们被迫迁移往往会带来“社会生态”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经济方面的，比如失去原有的工作、不动产收益的丧失；也有健康方面的，比如卫生服务状态的恶化；还有社会伦理方面的，比如亲属关系团体以及基于地域的社会互助网络被拆散。[3]112从2012年12月第一批灾民搬迁入住馨苑小区的移民安置点，到2013年11月笔者田野调查。在这1年之中，灾民正处在对新环境的适应和对自己新家园的建设之中。

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形式是回应灾害的基础，对于中国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的特点，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4]26而对搬迁的移民来说，在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这种费老称之为“差序格局”模式的传统农村社会关系被打破了。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都在发生变化。

1.亲缘关系的变化

老年人——从繁忙到空闲：舟曲灾民搬迁前主要的家庭类型是传统中国农村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所以中年人负责了大部分农业和畜牧业劳动，而老年人需要承担剩下的诸如施肥，打猪草，放牧牛羊、砍柴等农业劳动和做饭、带小孩等家务工作，为中年人劳作和外出打工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搬迁后的家庭以核心小家庭为主，一些老人空闲下来了。

孩童——娱乐方式的变化：原来舟曲的农村孩子们放学之后要承担简单的农活，以减轻家人的负担，干完农活之才能做游戏，他们的娱乐方式很单一。孩童搬入新区后经常约好一起去小区的篮球场和乒乓球台打球，在家里也更多的接触到现代信息技术的，生活比在农村时丰富多彩了。因此，访谈中了解到孩子们对于现在的生活方式，感到十分满意。

中青年——生存压力增大：移民后中青年人面临着养家糊口的巨大压力。中青年人在灾后既保持了原有知识和技能又学习了新知识新技术，充分发挥了在环境适应中的主体性，成为重建后新的亚文化形成的基础。

2.从封闭型地缘关系到开放型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交往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分为封闭型地缘关系和开放型地缘关系。*百度百科.地缘关系[EB/OL]．[2015—02—10]．http：//baike.baidu.com/link url=GKcp7uTFRkatz-oQuTVjr6SVQq-_-ihZi--Np1Q0z9qbbqxnQ6ssZvRBThaKFIjP8AgfgsZcPnLVOGVBSx3ZyK.

封闭型地缘关系是以依赖土地生产的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并与亲缘关系相互渗透，居住在一定范围的人群往往同宗同源，相互居住地的远近可以直接反映血缘上的亲疏。舟曲灾民搬迁前与所有的中国乡土社会类似，亲缘关系范围大致重叠与地缘关系，地缘上的远近也体现岀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的远近，近距离亲属间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是较典型的封闭型地缘关系。

开放型地缘关系是以社会分工明显和人口流动性强为建立条件的，与业缘关系交叉渗透。搬迁后，舟曲移民的原有地缘关系有一部分被打破，之前的各种社会交往基本断裂，等距离较远地域的关系现在只是建立在偶尔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之上，这种关系可能是一次性的，例如因为购买商品建立的新地缘关系。与原来的地缘关系相比新的地缘关系中亲属关系减弱，亲属间只是偶尔联系，如遇到婚丧嫁娶或重大变故时才互相来往。可见，搬迁后，舟曲灾民从比较稳定牢固的封闭型地缘关系转变到更为脆弱的开放型地缘关系。

舟曲灾民新建立的地缘关系，例如：(1)移民同社区，搬迁后生产方式的改变；(2)移民与舟曲县城，村上的学生在县城中学就读；移民需要占用当地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3)移民与兰州市，大多数年轻人和中年外出打工。移民建立起来的新的地缘关系，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临时性特点。

舟曲重建移民过程对于移民和安置地都将是一种崭新的文化体验。移民因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不得不努力修正原来的生计方式和文化系统，这使处于陌生环境中的移民不适应的感知加剧，个体与群体的心理调试程度会影响到移民个体发展和群体预期前景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舟曲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灾害这个既定的事实面前，舟曲灾民需要慎重对待安置地所存在的文化系统，通过良性互动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当然，这还需要政府长期化政策的支持与帮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怀旧和文化的固守特别明显，而失去和重构之间的互动还通常牵涉到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本文观察到文化的保护机制及其人们跨越恢复与变化的艰难处境。

(二)自然环境的适应

对比舟曲灾前灾后居住情况，发现传统房屋建设是影响居民经济损失和生命安危的重要因素。在访问中看到几户民居门楼上贴有这样几条楹联“高地建屋回家步步向上，山台盖房创业事事顺平”“屋建高地千里目，运筹长远万代荣”，反映了舟曲人喜欢在地势高的地方选址建房。舟曲农村多数民居为土木、石木或者土木框架结构，新建房屋多采用砖混结构。做饭取暖和北方普通农村一样，用秸秆和煤炭生炉子。汉族人与山上的藏族相比，居住得较低一些。据一位老人讲：1949 年之前，半山腰地区没有人居住，到了上世纪50 — 80 年代，人口激增后人们开始搬迁到山腰地区，甚至占用河道和沟谷建房。月圆村的大部分房屋建在河谷地带，所以受灾最重。舟曲传统的居住模式既表现为对环境的选择性适应，也体现了对于脆弱的自然环境的文化知觉，灾难联结了自然环境中人类的生存需要和行为能力。

灾后重建是由政府科学规划的，决策和设计灾民没有参与。但是灾民和当地农民在建筑工地打工，这成为灾后到重建完成，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灾后重建的房屋的样式完全是现代化楼房。室内虽然装有暖气片，但舟曲不在采暖区，不供暖。冬天冷，村民们烧电炉和用电褥子，能源费用大大增加了。为了整个安置小区的优美环境和消防安全，小区物业管理不许居民生炉子，这也需要原来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灾民去习惯和适应。

(三)舟曲民众的民间信仰变化与适应

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搬迁后舟曲民众的民间信仰在许多方面开始渐渐产生剧烈而又显著的变化。

1.婆婆教崇拜

是舟曲县已有500历史的独特地方神崇拜。县城周围有十六座婆婆庙，供奉16位不同的“婆婆”泥塑坐像，每年正月十九日和重大宗教活动时，“婆婆”木刻行像坐轿出游。[5]婆婆尊号为九天神母太乙元君，主管人间攘灾祈福送子迎生等事务，信仰民众大多是汉族也有一少部分藏族。婆婆教崇拜反映了农业社会相信多子才能多福。在劳动力数量足够多时，才有五谷丰登的可能和抵御天灾人祸的力量及信心。“婆婆”教崇拜和迎婆婆活动是舟曲人面对强大自然力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展演。

然而泥石流发生后，县城人口的大量外迁，婆婆教的信众也随之减少。追思园的清洁工说，灾后为了哀悼逝者，政府禁止了热闹的“迎婆婆”民俗活动，为期三年。*正月十九“迎婆婆”是当地每年重大的民俗活动。这天，附近信众纷纷逛寺烧香，精心装扮的“婆婆”乘坐装饰着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的花轿，傍晚时分点亮灯火，自县城附近驼铃山望阳门外的集中点，依次沿着指定的路线由众人拥戴缓缓入城。城内家家门前设香案、花灯茶点“迎婆婆”、放鞭炮。妇女们哄抢坠在轿子上的荷包或钻轿底，以求赐福赐子。四十岁的女清洁工神情低落，似乎无法接受她所必须忍受的变化。三年后这一舟曲特有的传统民俗活动恐难恢复昔日的热闹景象了。随着时间推移迎婆婆的风俗展演也终将成为部分移民兰州新区的舟曲人的美好记忆。被迫的文化变迁正在悄悄发生。

2.道教文化：鳌山寺与二郎庙

舟曲县城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地理环境的封闭，传统道教文化积淀深厚。与许多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小的地方一样，几千年来道教已经渗入民间节日活动乃至信仰习俗，比如祭祀先人烧纸钱，春节祭灶王、贴对联、接财神等等，这些习俗都起源于道教。灾后道教通过举行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超度亡灵祈福生者，慰藉幸存者的精神和灵魂。*2010年 9月25日，北京白云观和兰州白云观的十一位道长依传统仪轨，在三眼峪月圆村鳌山寺，举行道教三官科仪，念诵经文祭祀“七七”为亡者超度。中国道教协会募集到捐款20万元修复受灾宗教场所，80万元修建舟曲通化头村援建小学。

鳌山寺位于舟曲县城东北驼岭山下，是圆月村灾后仅存的建筑，寺里供奉着“鳌神”——鳌山得道普救真人像。*普救真人原为汉代舟曲一带的名医，曾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他死后被舟曲百姓尊为“鳌神”。鳌山寺的大殿是三开间悬山式建筑，大殿两侧的对联写着：名仰鳌山神恩浩荡威灵显，龙首一方万姓群沾雨露泽。寺院管理员说，泥石流灾害前，每天来上香的信徒大约在30—70人之间，在小小的县城，鳌山寺可谓香火鼎盛了。灾后由于居住地点的变化以及人们认为真人庇佑不够，失望的人们不再去寺里烧香祈福，现在清淡时节每日的香客在三五人之间。说明即使留在原居住环境的幸存者心态也与原来迥然不同了，新的亚文化正在显现发展。

二郎庙在舟曲县城近郊的二郎山上，供奉着传说中刚正护民的二郎神杨戬。据考证二郎神是道教中的水神，也称灌口二郎神，最初起源于蜀地与都江堰李冰父子有关，后世感念祖先的贡献奉为神明，子孙以祭祀不绝。[6]这也应和了有学者关于华夏民族的宗教起源于祖先崇拜的说法。灾前舟曲二郎庙香火旺盛，有众多的藏汉两族信众。同样受人口外迁、谋生压力、寺庙较偏远的原因影响，灾后二郎庙庙门上常常挂着铁将军。我们访谈了一名三眼村60岁的男性村民，他讲述自己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祖祖辈辈生活在陕西，后来为了躲避天灾和战乱历经艰辛迁徙到了适宜生息繁衍的这里的故事，所以在家里他和子孙们都很重视祖先祭祀。灾前舟曲传统家庭里会摆放牌位供奉祖先，有些家庭还有配套的烛台等。重建搬迁之后，楼房的现代化装修，使居民只能在心中表达自己对祖先的敬意。

在舟曲县的实地考察中，以上种种具体生活场景，反映了舟曲灾后文化变化的发生和灾民社会和自然环境适应的情况。

三、舟曲灾后重建与文化适应的启示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个不仅需要物质补充、还包括文化适应设计的复杂而系统的工作。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恢复重建以一种剧场的方式将社会结构中的族群、阶层、性别、地域等关系界限打破。灾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与干预中被重建重构。重建安置后地缘关系的改变使得原来的生产者及消费者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遭到破坏。亲属关系群体和非正式的社会互助网络也被拆散，信仰的改变和人们不得不放弃墓地的保护及对祖先的供奉，割断与他们过去文化特征之间的联系，灾民面临着被动的社会文化适应。

灾后恢复与重建是以完全恢复到之前的生产与生活状态为目标还是寻求更好状态？就居住情况和生活帮扶来看，舟曲灾民因为得到政府的财力帮助，已经实现了物质基础的更好恢复模式，但灾民的文化适应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重建过程再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价值观

存在于任何环境中的自然力量对社会都有极强的影响力，灾后恢复重建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取决于对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会努力去预防、恢复以及重建。对于灾害的适应态度，是这一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灾害发生时，他们会据此放弃或者重新创造其文化体系。

任何区域都是由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做构造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复合生态系统：自然—社会—文化系统。系统中人类通过文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灾害是自然环境系统运动的常态表现，但其成为人类灾难的过程则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舟曲泥石流灾害前农民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收入，采取的耕作方式不合理，没有相应的水土涵养措施，部分区域水土流失状况严重。在盖房建桥修路的建设中，不注意科学施工，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最终占用河道建房进一步加剧了灾害。我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家扶贫政策和地方扶贫工程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目的是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共同富裕，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人口的快速增长，抵消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效益，土地、粮食等经济问题依然突出，同时带来了教育、平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句经典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只有彻底改变以往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高能耗经济模式，人类社会才能良性发展。

依据可持续发展理念，灾后舟曲政府恢复重建中积极退耕还林、兴修水利，最为有效地体现“因地制宜”和对环境的选择性适应，也体现了对于脆弱的自然环境的文化体察。

(二)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政府责任

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政府主导的灾害救助制度，强调救灾是政府的公共职能。[7]现代灾后恢复重建主要包括人口安置、住房修复和重建、重要基础设施重建、水电、交通以及工商业的全面恢复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建立政策实施的公众信息服务系统和信息公开及通报制度，搜集、整理并公开有关信息，广泛吸纳多方意见，促进施政主体和受灾民众相互之间交流与沟通，及时地总结和推广有益的经验，问题及时调整和事后监督都很重要。《国务院关于做好灾后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22号)指出定期公布灾后恢复重建进展情况，做到公开透明，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截至2013年8月8日舟曲灾后恢复重建项目186个、完工项目185个。四川、陕西、甘肃在灾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2010年7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总投资为2690.7亿元的9561个项目的跟踪审计情况，结果发现部分项目仍未开工，造成了1.1亿元中央资金被闲置。另外还存在部分项目勘察设计不到位、未批先建、投资控制和管理不严格等问题。

舟曲县政府以提高减灾管理和重建效率，就恢复重建工作制定了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在三眼峪修建了追思园和结合防灾的休闲自然生态景观带，是将减灾文化产业与区域综合发展目标整合的有效尝试，反映了政府的文化构建及其运作方式。将民族地区的减灾文化与民族旅游结合起来的文化产业设计，无疑是社会文化信息与施政主体视野的价值体现，且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同时，追思园中建有高大的纪念碑和半弧形镌刻死难者姓名的追思墙，整体建筑风格庄严肃穆，是灾民悼念亲人寄托哀思的去处。几公里长的遍植棕榈树的绿色防洪大堤景观带，有改善灾民心情，忘却伤痛的文化价值。这也是舟曲政府以人为本出发点的人文关怀的直接体现。当然，通过前文分析，在舟曲灾后重建中政府除了家园重建还要全面的回应有限土地资源条件下新环境、新生计、新模式的推广。

总之，灾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不仅是设施与财富的恢复，同时也是文化的重构。各种社会关系及资源按照一定的格局被重新整合和分配。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下，灾区社会将出现与灾前完全不同的态势。对于灾后文化这种变化需要给以相当的重视及进行科学评估，防止灾难派生出各种影响区域稳定的社会文化问题。灾后重建的实践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政策及实践必须加强对人们具体文化行为的分析，才有可能实现最初预期的目标和设计效果，所以探讨重建过程灾民的文化适应和调适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特别报道.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人遇难1481[N].甘肃日报，2010-09-8.

[2]苏珊娜·M·霍夫曼著，彭文斌译注.彰显的关怀：灾难与人类学领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7).

[3]迈克尔·塞尼.移民重建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马宁.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9，(3).

[6]李臣玲，贾伟.二郎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的历史考察[J].青海民族研究，2007，(3).

[7]康建胜.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的立法与实践[J].甘肃理论学刊.2015，(2).

[责任编辑：马莉]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6)02-008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