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伟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形成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

程 伟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构建和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提出、传播与认同，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步得以构建和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为此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创造性重大命题在全党范围内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形成、提出并在全党范围内形成普遍共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党自觉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得到了广泛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与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新局面。

一

众所周知，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探索，也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共产国际策略的限制以及幼年时期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等众多原因，党内也一度出现了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前苏联革命经验的错误倾向，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为此，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本”要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但这一科学认识却没有受到当时中央的重视。在革命实践的艰辛探索过程中，真正让全党能够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使之成为党内的主流话语，不仅需要理论上做好充分准备，而且还需要良好的历史契机来促成。这一历史契机就是共产国际策略发生的重要转变。

列宁曾经指出：“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变的，一切都是变化的。”[1]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必须要靠中国共产党在充分了解和把握自己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要靠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个时期内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接受共产国际的监督和审查，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党内的教条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和产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走过的曲折道路大多也都有着共产国际因素的“烙印”。

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的七大明确提出了各支部国“独立自主”的问题。大会指出，鉴于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和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共产国际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组织事务，而是把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运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本国经验，不机械地照搬他国经验，不以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2]，要切实加强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并由此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思想，改变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方式。会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接受和贯彻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精神，复杂多变的中国革命实际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国化这一共识在党内领导集体层面逐渐形成。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3]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4]。当时，作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也多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民族化的思想，得到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也就随之破茧而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出现重大转机。可以说，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为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外部历史条件。在此作用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为探索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与经验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也具有了那一历史时期的所谓的“合理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更加独立地解决自身问题。

革命的运动有利于产生革命的理论，同样在实践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理论也有利于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在经历数次曲折和失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升了促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自觉，开始在党内树立起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提出的思想基础也由此具备了。正是从这一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酝酿、发酵、奠基与产生，为中国共产党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条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

理论源自实践，指导着实践，但理论与实践之间、思想认知与现实实际之间，不可否认或多或少地依然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尽管共产国际七大明确提出了加强各支部国独立自主开展革命斗争的策略，但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仍然没有真正完全彻底地“加以贯彻”。最为典型的就是，1937年11月王明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回国内，以达到完整执行所谓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目的。他不顾当时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把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完全放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独立自主”方针，党内指导思想一度出现混乱，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孤立甚至遭到部分党内同志的抵制。中国革命将要走向何方？中国抗战将要走向何处？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陷入了迷茫。为了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影响，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切结合，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由此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在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号召全党同志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自己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他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基本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思想的空前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得以真正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内初步确立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形成以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同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如实向共产国际汇报抗战形势与党的工作任务，以及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路线密不可分。1938年3月，任弼时赶赴莫斯科，围绕国共重新合作的特点、障碍和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关键问题系统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详尽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取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理解与支持。随后，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赞同中国共产党加紧巩固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正确策略。1938年7月，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向他表示，中共中央应当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当争做领袖[6]。回到国内后，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肯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中共中央取得的巨大成绩，要求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7]。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在全党范围内的最终形成营造出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和政治氛围。

在此基础上，党内其他领导同志也纷纷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的认同和理解。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特别强调了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要“中国化”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给予坚定回应和支持。陈云也明确表态，对“泽东、洛甫的报告都同意”[8]。就连“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也表达了自己的赞同观点。此后，诸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任弼时、邓小平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先后纷纷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针的支持。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历经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已经形成，全党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自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此真正步入了立足本国国情、着手建设自身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新的征程。

三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经典作家这一脍炙人口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物质和精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理论的价值全在于人在实践中的运用，即理论要指导人的实践的道理。理论要指导实践，首先就需要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则必须对群众进行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传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叙事在党内得以形成并在中央领导集体中达成共识，但真正掌握群众、被群众真心接受尚需付出大量努力。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一方面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普遍的整风与理论学习运动具备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以及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却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认同、支持并且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此来指导实际工作的趋向；二是口头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实际不以为然，在具体工作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第一种倾向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的传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当时的主流趋势。其中彭真、张闻天、艾恩奇、杨松、张如心、邓拓等最为典型，纷纷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的赞许，并且积极地从事着相关的阐释与传播。例如，张闻天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10]，杨松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和中国化着”[11]，艾思奇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化”出结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2]，张如心提出毛泽东的讲演与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13],等等，均为广大党员深入学习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种倾向虽然不占主流，但危害很大。这种倾向的存在说明教条主义在党内依然具有生存的土壤，严重威胁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代表这种倾向的人，一谈到理论仅服膺马、恩、列、斯，而不认可中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除马、恩、列、斯的理论之外，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中共中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教条主义的危害。为此，中央决定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弘扬，掀起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着力纠正与肃清党内错误思想的影响，使全党范围内普遍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提倡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逐步深刻认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要性，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探索与科学精神。由此，党的中国化的指导思想呼之欲出。

党内首次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源自1941年3月党内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撰写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1942年7月,邓拓在撰写的《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中，也首次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特定概念(这一提法并未得到毛泽东本人认可)。1943年6月，邓小平在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很久以来特别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是独立解决与处理本国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历史发展再三地教导我们，凡是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列主义就会使革命遭受损失。我们永远是马列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使之切合于中国实际。”[14]1943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15]。在此基础上，由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并作以明确阐释，即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16]，这得到了全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总而言之，这些先后出现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表达，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在全党范围内的广为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思想意识的真正解放，中国共产党内生源发的主流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逐步受到了拥护和赞同。

作为全党范围内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基本肃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使广大党员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从主观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步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延安整风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17]，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发展由此具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

四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与组织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上取得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广大党员干部不仅共同认为毛泽东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而且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由此完全实现并开始了指导思想的中国化，党的自主内生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完全确立。

历经几番曲折，全党逐步明白了一个深刻道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在和民族解放的敌人的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也是在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但包括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创造，而且还蕴含着全党其他各方面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面总结和概括了党的历史经验，集中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会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18]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作出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的基本评价与定位，为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大会在严肃批评党内以往所犯错误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明确地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叙事已经完全成为全党的话语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全新的话语叙事，有力地抵制和反对了自建党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使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全新的话语体系由认知到认同并最终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意识，进而转化为自身的话语体系，同时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民族化、本土化的指导思想的历史生成，并以此为指导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党的价值观自信得到显著提升。历史辉映未来，相信在当下剧烈社会意识变动的时代中，只要我们着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感召力、竞争力和凝聚力，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必将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1]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13.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3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0.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6]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N].人民日报,1979-12-27(2).

[7]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J].文献与研究,1986(4).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5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0]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57.

[11]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J].中国文化,1940,1(5).

[12]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85.

[13]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J].共产党人，1941(16).

[14]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23.

[15]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00.

[16]施昌旺.王稼祥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312。

[17]李东朗.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理论学刊,2007(12).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2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8.

The Form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of CPC

CHENG Wei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in a sense the forming and building proces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CPC. Especially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long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Marxism,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CPC was able to form and build itself. In this process the strategic chang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vided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Marxism localization in China, which,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oism as the party’s guiding though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ty’s mainstream ideology.

Anti-Japanese War;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mainstream ideology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02

2015-06-0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KS015);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三重”重大项目(2014-SZZD-04)

B27

A

1000-2359(2016)01-0006-05

程伟(1979-)，男，河南博爱人，博士，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