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青

(运城学院中文系，山西运城044000)

公孙胜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作用*

李燕青

(运城学院中文系，山西运城044000)

在早期水浒故事和元明戏剧中，公孙胜是一个面目不清、可有可无的人物。但是，在《水浒传》中，他被塑造成一个道士，成了梁山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这是因为公孙胜在书中其实是一个“叙事性人物”， 在《水浒传》的叙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作者结合故事产生和创作时的社会背景，借鉴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方法和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为适应广大市民的阅读心理和期待而设置的一个人物形象，在他身上，还寄寓着作者对于梁山好汉最后出路的探索和希望。

《水浒传》；公孙胜；叙事作用；叙事性人物

公孙胜这个人物最早出现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可是书中却没有关于他的故事情节，只是名单上有个空名：既没说明他的身份，也没说明他有什么本领。就连“智取生辰纲”这么重大的事件，也把他排除在外。在这之后龚端的《宋江三十六赞》中，干脆就没有他的名字。[1]145-150现存元代众多水浒戏中，也没有他的身影。公孙胜作为戏剧人物只出现在明代无名氏的杂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和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中。这说明，公孙胜这个人物形象，最初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在《水浒传》中，公孙胜被塑造成一个道士，并且坐上了梁山第四把交椅，成了梁山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那么，作者把这么一个本来面目模糊不清的人物，塑造成一个地位重要、神通广大的“神仙”，其真实用意何在？其实，公孙胜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出现在书中的，他在《水浒传》的叙事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

一、公孙胜道士身份设置原因

公孙胜在《水浒传》中是一个淡泊名利、不慕富贵的道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神奇本领。作者为什么要把他塑造成一个道士形象呢？

1.故事发生背景的需要

《水浒传》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正是中国道教非常盛行的时期。北宋历代帝王都对道教十分尊奉，真宗、徽宗尤其以此著称。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粉饰太平、神化皇权，制造了“天书下降”、“圣祖”降灵等神话。宋徽宗则以“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宠任林灵素等道士，强制推行神霄道教，一度崇道抑佛。[2]461在最高统治者扶植下，宋代出现了正一、上清、灵宝三大符箓派，分别以龙虎山、茅山、閤皂山为本山，皆以江南为主要传播地区。[2]547《水浒传》讲述的故事既然发生在宋代，当然就要考虑到这一时代背景。

在《水浒传》开头，作者把宋仁宗说成是道教传说中的“赤脚大仙”转世，有文曲星包拯、武曲星狄青辅佐。[3]2有了这种说法做铺垫，仁宗皇帝诏令洪太尉到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天师张真人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了。结果，洪太尉不仅没能找到张天师，反而放走了梁山好汉们的妖魔前身。这就给小说情节的发展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引发读者听众的好奇心：既然张天师这么神通广大，未卜先知，那么现实中有没有张天师这样的人呢？伏魔殿洞穴中的妖魔化作百十道金光散向四面八方，最终结果如何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得到验证。于是，很有必要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设置一个能呼风唤雨的道教人物，以“发明神道之不诬”。 可以说，《水浒传》“没有公孙胜，就不可能真实反映北宋时期的社会与生活,也不能真正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与喜爱”[4]88。

2.故事创作时代背景的影响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与宋代相比，道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产生了一些新教派和道教理论；二是由于统治者不再对道教进行扶持，道教逐渐向民间渗透。广大民众对于道教及其教义日渐了解，自然会产生对其一些类似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等神异法术向往膜拜的心理。于是，为适应这种阅读期待，《水浒传》作者就需要在书中描述一些彰显道教灵异法术的故事内容，而这些神奇法术的展示者，就是公孙胜。公孙胜有一项非常了得的本领，是罗真人所传的“五雷天罡正法”。梁山好汉多次作战，在艰难的情况下往往由于公孙胜的这种法术而取得胜利。可以说，如果没有“五雷天罡正法”，梁山事业的成功必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经历更长的过程。

“五雷天罡正法”是道教雷法的一种，由南宋正一道符篆派中神霄派创始人王文卿创立，后来又由这一派的重要传人张继先发扬光大。认为人若能不迷昧自心“一点灵光”，以之主宰自身阴阳，随意交感，与能主宰自然界阴阳交感的神鬼交合，便能发而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达到祈雨求晴等现实目的。[2]553“从南宋以降,道教法术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除度亡多沿用灵宝法，一般祈祷、驱邪等则多袭用五雷正法，因此，它又是自宋代以来最大的道法体系”[5]14，至元末明初，“五雷天罡正法”在民间应该已经流传颇广。

作者把公孙胜塑造成一个精通“五雷天罡正法”的道士，显然是照顾到了普通民众的知识面，因为他们对此类人和法术并不陌生，从而更容易从心理上接受公孙胜这个形象。然而，从有关记载来看，无论是“五雷法”还是“天心法”，都是产生并流传在南方，并没有在北方暨蓟州流传的记载。也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让公孙胜在小说中为打败敌人而施展能够左右战局的“五雷天罡正法”，完全是一种艺术虚构。目的是为了渲染道教的神力，使小说的叙事具有一种神秘感，满足读者听众的好奇心。

3.对《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模仿

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水浒传》对《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的继承，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其人物塑造的借鉴与模仿。在公孙胜这个人物身上，就存在这种情况。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塑造为智慧和谋略的化身，不仅经常是道士打扮，而且借东风、禳星乞寿等行为也带有道家法术的色彩。在《水浒传》中，诸葛亮的形象被一分为二：智者的形象转给了吴用，而道士的身份则由公孙胜承担。[6]220公孙胜在书中多次大显身手，让人隐约感到：他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再世。如第十九回，为打败何涛与众官军的进攻，公孙胜在石碣村芦苇荡中祭风用火，第七十九回，也是用火攻打败了高太尉。这两处描写，都和诸葛亮在火烧赤壁借东风作法时的情景非常相似。不仅如此，作者有时还特意指出这一点。如第六十回为收伏樊瑞，公孙胜献出八阵图时说“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得胜之后，以诗为证：“八阵神机世最难，雄才诸葛许谁攀！多谋喜见公孙胜，樊瑞逡巡便入山。”[3]791显然，作者是把公孙胜当做诸葛亮的替代者来塑造的。

4.对历代农民起义经验的借鉴

任何一个朝代，武装起事都是有着极大风险的。起事者一般都要打着鬼神的幌子，既能调动更多力量参与，又能在心理上给参加者以心理安慰，因此，在这些武装集团中，大都有具有神异本领的宗教人士(要擅长巫术)参加。[7]94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之前，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夜晚在驻地附近神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被民间传为神话，因而聚集了更多的义军。此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无不借助于宗教的力量。《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上梁山，要与数量上占优势的官军作战，也需要一个会法术的宗教人物来召集足够多的人马，于是道士身份的公孙胜就在作者的安排下加入了劫取生辰纲的队伍。

二、公孙胜在情节方面的作用

公孙胜的道士身份设定以后，作者就开始赋予他一些重要任务。而这些任务，多是出于对故事情节安排的需要。

1.缩减不必要的故事情节

在《水浒传》中，有一些事件本来应该是很复杂的，可是由于有了公孙胜，一切就都变得简单了，比如《智取生辰纲》一节。赤发鬼刘唐投奔晁盖，带来了关于“生辰纲”的消息。但是，刘唐只知道生辰纲的数量和大致运送日期，却不知道详细具体的路线。所以，吴用建议刘唐“连夜去北京路上探听起程的日期，端的从那条路上来”[3]185。很显然，如果刘唐成行，作者势必宕开一笔，叙述刘唐探听消息的复杂经过。这就会偏离“智取生辰纲”这个中心事件，使叙事节外生枝，变得松散拖沓。而公孙胜的到来，改变了作者的叙事进程。

公孙胜指出了生辰纲押运的必经之路：“贫道已打听，知他来的路数了，只是黄泥冈大路上来。”至于生辰纲为什么必经“黄泥岗”，则是后文杨志对粱中书所说的原因：“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3]198这说明，公孙胜来之前已经探明了生辰纲的具体押运路线，只需在黄泥岗守株待兔就行。这样，“智取生辰纲的”的故事因为有了公孙胜的加入，就不必再为打探押运路线而多费笔墨，从而简化了故事情节。侯会指出，在《水浒传》的早期版本中，“智取生辰纲”一节故事中，并没有公孙胜。所以，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公孙胜从晁盖队伍中开除,丝毫不会影响故事的完整与生动”，“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参与‘智取生辰纲’行动的原本确为七人,白胜也厕身其中。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故事中须增加一人,于是作者只好委屈身居地煞的白胜,将其挤出七星之外”。[6]296-297但是，如果从简化故事情节的叙事作用方面来考虑，公孙胜就显得必不可少了。

2.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公孙胜在宋江接老父上山之后，也还乡探母，结果一去不复返。宋江两次派人赴蓟州找他。第一次派了戴宗下山，在路上先收了杨林，又于饮马川劝说裴宣、邓飞、孟康等投奔梁山。后至蓟州，又结识了杨雄、石秀。戴宗寻公孙胜未果,于是到饮马川会合裴宣等人回了梁山。而小说又由蓟州话头勾出杨雄、石秀杀潘巧云的故事，并连带引出三打祝家庄的重要关目。为了打败会妖法的高廉，救出陷于高唐州的柴进，宋江第二次派戴宗、李逵重赴蓟州，在一位老者的指点下，历尽曲折，终于将公孙胜请回梁山。小说前七十回的总任务之一,就是将一百零八位好汉陆续送上山。当作者叙述完鲁智深、林冲、晁盖、杨志、宋江、武松等人物相对独立的精彩故事后,余下众多面目模糊的英雄豪杰,正需有人收拾引荐、数网打尽。这个工作一是由宋江在刺配江州过程中完成，二是由精通神行术的戴宗在寻找公孙胜过程中完成。很明显,这种对散乱情节的归结收束,正是由于公孙胜的爽约不归才得以最后完成。[6]P301所以，我们说公孙胜在书中起到了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

3.便于增加一些神魔故事情节

公孙胜的道士身份设定以后，作者为他量身设计了“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入云龙斗法破高廉”以及“公孙胜芒砀山降魔”等情节,这些情节非常具有戏剧性，并且很热闹，对于当时的读者听众来讲，应该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作者设置公孙胜这个人物的关键却不在这些情节，而是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3]924-925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神奇神秘、虚荒诞幻，然而却又实实在在，不由得人不信：降下的石碣写有一百零八人的名字，各路英雄的聚合，原来竟是上天的安排。后世许多研究者指出：这只不过是宋江联合吴用、公孙胜等人为解决梁山英雄的座次问题而搞的一个障眼法。

因为在这之前，梁山英雄们已经不止一次遭遇座次排列问题。每当有新的英雄上山，梁山座次都要重新排列，之前比较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火并王伦之后在林冲的主持下进行的，第二次是按照刚上梁山的宋江的思路排列的。之所以要排座次，是因为座次问题关系着每个英雄在梁山上的地位。林冲在排座次时，由于人数少，排列原则很好把握：晁盖等其人依次排下来，然后是自己和杜迁、宋万等人。晁盖等过意不去，坚持让他坐了第四位。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带了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等二、三十人上山，使得座次排列问题变得复杂了起来。宋江提出一个办法，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等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3]P551

然而时间一长，上山的英雄越来越多，直到一百零八人全部上山，使得第三次排座次十分必要。作者发现，按出力多寡来排座次的办法行不通。因为就宋江本身而言，他只是一个刀笔小吏，文不成、武不就，如果按出力多寡排座次，宋江的名次估计得比较靠后，极有可能进不了领导集团。显然，如果让宋江直接出面排座次，肯定会招来众人的不满，大家谁不想弄个好位次呢？于是，在作者的安排下，宋江联合吴用、公孙胜策划了这场带烟火表演的“石碣受天文”。宋江对众人说：“鄙猥小吏，原来上应天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今者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3]928意思是兄弟们的座次是上天的注定，谁也不要再争，谁也不用埋怨。在这一点上，李贽看得比较深刻：“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鲁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汉，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吴用石碣天文之计，真是神出鬼没，不由他众人不同心一意也。”[8]181

排座次是梁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使梁山好汉们能够团结一心，共同抗击敌人。另外，“梁山泊全伙受招安的最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百单八的座次排位来保障。”[9]P107而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就是会道家法术的公孙胜，如果没有他的全力配合，此事做得不会这么完美。有鉴于此，他被安排进了梁山集团的领导核心，做第四把交椅。这既是宋江的安排，也是作者的设计。

三、公孙胜人物形象的内在意蕴

表面上看来，作者并没有对公孙胜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太多的刻画，公孙胜这个人物在书中似乎也没有太鲜明的性格，所以不能像鲁智深、武松等人那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作者并没有忽略他的独特性，并且在公孙胜的身上，寄托着作者的一些思想，或者是理想。

1.公孙胜对宋江的态度

公孙胜虽然是一个出家修道之人，“觑得十万贯如同等闲”，但是却有一颗济世安民之心。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了他既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又有着誓与朝廷对抗的决心。可以想象，让这样一个人接受招安投降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决定了公孙胜对于宋江的“招安”政策的态度。李逵、武松等人虽然出言表示不满，但当宋江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时，却又都“称谢不已”了。[3]935这说明,碍于兄弟情义，大部人对宋江的招安路线并非坚决彻底地反对。而公孙胜却不然，他最初的选择晁盖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晁盖是一个豪杰义士，立身行事是以“义”为主。这从他和吴用、公孙胜等人上梁山火并王伦之后的举措就可以看出。晁盖做了梁山之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大家“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还嘱咐喽啰们在劫取财物时“不可伤害于人”，把军事指挥全权委托给吴用和公孙胜，以更好地对抗官兵。可见晁盖行事是以“义’字为先，并没有什么忠于朝廷的思想，更别提接受“招安”的事了。[3]249

而宋江却是一个刀笔之吏，除了具有晁盖的仗义疏财、爱接济人之外，平时不光“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还“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人都称他为“及时雨”。[3]226所以，他比晁盖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也就有更高的威信和号召力。在宋江心目中，忠孝远远重于江湖兄弟之义。这使公孙胜隐约感觉到，宋江如果有一天上了梁山，可能会带领众兄弟走上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招安。吴用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江州劫法场的队伍中，公孙胜和吴用二人就没有去，因为他们并不想让宋江上山，营救失败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由于宋江在逃亡和刺配途中陆续结交了武松、王英、李俊等二十多条好汉，壮大了江州劫法场的队伍，众人解救宋江成功。宋江终于上了山，形成了以晁盖和宋江共同执掌山寨的局面。虽然宋江执意不做第一把交椅，但是他却具有绝对的实力优势。跟随宋江而来的好汉占了梁山头领的很大比例，宋江俨然已经以山寨之主自居了。这时，所有人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听命于晁盖还是宋江。公孙胜在投奔晁盖之前已经对宋江有所耳闻，但他却投奔了晁盖。这说明他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态度。为了避免陷入两难处境，公孙胜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

2.公孙胜对招安路线的态度

宋江接老父上山之后，公孙胜以探望老母亲和拜见罗真人为由离开了梁山。其实，公孙胜并不想离开，他只是不愿意宋江成为他们的头领。他也曾试图联络一些江湖好汉上山以壮大自己和晁盖的势力，但是收效甚微。宋江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担心公孙胜下山招来更多新人，对自己不利，便派戴宗下山寻找。到了蓟州，戴宗却打听不到公孙胜的任何消息，实际情况是公孙胜因为壮大实力无望，又不愿回到山寨受宋江的领导，已经改叫做“清道人”，隐姓埋名，戴宗当然找不到他了。[3]584宋江见公孙胜没成什么气候，也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了。公孙胜觉得宋江一定不会放过他，早晚有一天，自己还得回梁山，能不能在梁山上立稳脚跟，那还得看自己的实力。于是，他一方面继续隐姓埋名，一方面跟着罗真人刻苦修炼，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为了营救柴进，宋江带梁山好汉攻打高唐，遇上了会妖法的高廉。虽然宋江受过九天玄女的天书，也会些法术，却对付不了高廉的妖法。营救陷入了困境，只好派戴宗和李逵再次去寻找公孙胜。戴、李二人在一位老者的指点下，找到了公孙胜，但是罗真人却不放他下山。经过周折，罗真人终于允许公孙胜下山，但是告诉公孙胜要“逢幽而止，遇汴而还”。[3]717到了高唐，公孙胜用罗真人新授的“五雷天罡正法”，打败了高廉，救出了柴进，他也暂时留在了梁山。但是，公孙胜担心的事情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那就是晁盖死后，宋江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今后要“替天行道”，并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开始了招安路线的实施。

由于公孙胜在英雄排座次时为宋江出了大力，所以名列天罡星，坐第四把交椅。但是，从此以后，对于宋江为招安路线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公孙胜基本上都是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全伙受招安之后，梁山好汉们接受了征辽的任务。因为这是在保家卫国，所以公孙胜决定征辽成功之后离开。

3.公孙胜离开梁山的影响和意义

当人马驻扎蓟州时，宋江随公孙胜一起去参拜罗真人。罗真人对宋江提出凯旋归来，就让公孙胜回山的要求：“一者使贫道有传道之人，二乃免徒弟老母倚门之望”。[3]1102很明显，这是公孙胜与罗真人已经串通好的，理由很充分，不由得宋江不答应。于是，公孙胜在宋江征辽还朝之后，便向宋江与众人辞别，归隐山林。作者有诗叹道：“数年相与建奇功，斡运玄机妙莫穷。一旦浩然思旧隐，飘然长往入山中。”[3]1160至此，公孙胜与宋江招安路线的对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公孙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梁山英雄们的深深思索，今天征辽，明日打方腊，永远是统治者的工具，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燕青是继公孙胜之后第一个离开的，此后又有武松、鲁智深、李俊、林冲等人离开。[10]64他们实际上是明白了接受朝廷的招安，并不能实现他们救民于水火、伸张正义的理想，于是以离开来表明不与朝廷合作的态度。

从对公孙胜等人的离开梁山队伍的相关叙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宋江招安路线的思考。由于受到历史事实和时代的局限，作者不可能为梁山好汉安排一条比招安更好的道路。但是，他觉得与朝廷不合作、走一条归隐之路，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而这种道路是与宋江的招安投降路线基本不相容的。所以，在公孙胜等人身上，实际上寄托了作者对于农民起义最后走向何处的一种新道路的探索，这也是公孙胜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作用之一。

总之，《水浒传》的作者结合故事产生和创作时的社会背景，借鉴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方法和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为适应元末明初广大市民的阅读心理和期待，赋予了公孙胜道士的身份和精通法术的本领。在此基础上，又安排了一些与公孙胜密切相关的情节，使整个叙事变得灵活多变，并具有一定的魔幻色彩，小说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大大增强。作者不只是把公孙胜当做一个英雄来塑造，在他身上，还寄寓着作者对于梁山好汉最后出路的探索和希望。因此，我们可以说，公孙胜在《水浒传》中是一个异于其他好汉的人物形象，在《水浒传》的叙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小说中，像公孙胜这样在小说中具有叙事作用的人物形象还有不少。如《三国演义》中的徐庶、司马徽、黄承彦、蒋干，《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冷子兴、焦大、刘姥姥，《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杜少卿：他们或是烘托其他人物，或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或是寄寓着作者的某种思想。作者在小说中设置这些人物，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展现他们的思想性格，而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主要人物，方便故事情节的处理，更好地叙事。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把这一类人物形象叫做“叙事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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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淑娟)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Gongsun Sheng in The Water Margin

LI Yan-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In early stories and Yuan and Ming dramas, Gongsun Sheng was a blurred and unimportant character. But inThewatermargin, he was portrayed as a Taoist priest and became the centre of Liangshan's leading group. This was because Gongsun Sheng was actually a narrative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narrative role inTheWaterMargin. The author combined social background of story creation, learning from the image shaping method of Zhuge Liang in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and the experience of historical peasant uprisings to meet the people's reading psychology and expectations and finally set the figure of Gongsun Sheng. Meanwhile the author pinned hopes of Liangshan Heroes’ endings on him.

TheWaterMargin; Gongsun Sheng; narrative function; narrative character

1673-2103(2016)06-0001-05

2016-03-15

李燕青(1972- )，男，山东曲阜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I2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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