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佳，陈符周，席悦月

(1.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3.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从“借荆州”事件看刘备事业的转型

陶 佳1，陈符周2，席悦月3

(1.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3.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历史对刘备背信弃义的调侃和嘲弄一览无余，抛开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刨根问底以及对事件本身的定性，可以看出“借荆州”对蜀汉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此时刘备的“匡扶汉室”的事业正进行艰难转型，“刘皇叔”转变为刘备自己，从此开始一个真正的杰出的政治家的旅程。

借荆州;刘备;转型

歇后语有云：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历史对刘备背信弃义的调侃和嘲弄一览无余，抛开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刨根问底以及对事件本身的定性，可以看出“借荆州”对蜀汉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此时刘备的“光复汉室”的事业正进行艰难转型。

一、为什么是荆州

荆州共辖七郡，即“江北之郡”的南阳、江夏、南郡和“江南之郡”的长沙、零陵、桂阳、武陵。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1]678此时的荆州不是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此时的荆州基本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省全境以及河南南部，几乎囊括了当时天下的中南部，而且水陆畅通，有长江和汉江为天堑，不仅可遏制川中势力之东出，也可沿汉水北上经略中原、进图北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意义重大。

对于这样一块战略重地，各方都有充分的认识。吴国方面，由于与荆州毗邻，认识最早。孙策在时，就“欲取荆州”，鲁肃也曾指出：“夫荆楚与国邻接……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1]938遵循这样的思想，赤壁之战前，孙权曾三次兴兵西征黄祖，觊觎荆州的江夏。曹操方面，谋士荀彧曾谋划过：“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天下大定。”[1]327故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便挥师南下。刘备方面，在《隆中对》中就已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把荆州作为自己的龙兴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是否存在“借荆州”

经徐庶推荐，刘备三顾芧庐向诸葛亮求教“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提出占据荆州“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678通过诸葛亮鞭辟入里地分析，刘备拔云见日，用一个“善”字表示了对隆中对的高度认可以及对诸葛亮的由衷赞赏。从某种意义上说，隆中对既是一幅建国蓝图，又是一个外交策略，为蜀吴结盟提供了可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以刘备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这一既定方针的身体力行者。

当然，“借荆州”的真实性，历来都有不同观点。清代考史名家赵翼认为“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所应得。”[2]140而朱绍侯则认为“要想全部否定借荆州之说，似有矫枉过正之嫌，故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3]73并概述为：“所谓‘借荆州’，确实是吴国君臣制造出来的舆论，是把刘备向孙权借荆州数郡之地，夸大或概括为‘借荆州’。”[3]76可以梳理那一时期的基本情况。献帝初平元年，“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围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4]1637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公元年)前后十八年间，荆州七郡全在刘表的掌控之下，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率军南征，荆州才由刘表之手转为曹操囊中之物。面对曹操大兵压境，孙刘迅速走向联合，积极组织有效抵抗，于十月与曹操在赤壁鏖战，周瑜一把火烧得曹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接着孙刘联军对曹军进行穷追猛打。周瑜主攻江陵，遭到曹仁的顽强抵抗，双方相持一年有余，最终吴军攻下江陵。而刘备却在此期间率军南下，全取“江南四郡”，实力大增，并回师屯驻公安，与江陵的周瑜仅一江之隔，而关羽驻军江北，无形中对吴军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孙权鉴于此种形势，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出现，采纳鲁肃意见，借南郡之地与刘备，并“进妹以固好”，以共拒曹操。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备是借过荆州的，尽管不是荆州全境，根据当时的情形和刘备自身实力，即使刘备单方面想借荆州全境，那也断然不可能。

三、刘备在“借荆州”一事中的表现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性格决定命运”。就封建王朝而言，统治者的性格特征突出表现为国家的性格特点；但很多时候，统治者自身也在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的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围绕“借荆州”事件始末，可以看出刘备复杂的性格。

一是大仁大义。曹操南征以前，刘备屯新野依附刘表八年有余，如按隆中对的方略，早该有所行动了，但当刘表以荆州拱手相让时，刘备却婉言拒之。孔明不解，刘备说:“备感景升之恩，未尝忘报，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叹为:“真仁慈之主也!”[5]391即使在曹兵压境时，仍坚持“吾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人”。[5]399刘表托孤，说:“我子无才，诸将零落;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5]400他又力辞不受，后尹籍和诸葛亮劝其擒下刘琮，玄德垂泪曰：“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5]404而《三国志》记载：“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1]653对于这个事件的描述，《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基本一致。刘备这一系列表现是与隆中对时的基本方略相违背的，但却因此举动，赢得了民心，特别是在新野、樊城数十万百姓愿与他撤离便是明证，他的“仁善”的道德理想也得到集中体现。

二是虚伪狡诈。朝思暮想的荆州就在眼前，几番都是唾手可得，刘备却隐而不露，这需要极强的定力。而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1]939至于刘备与孙权关于荆州问题展开谈判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一点，既然是“借”那就肯定得有“还”，而且会就“还”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己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1]828与此相照应的是“权以先主己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1]658这说明了刘备对借荆州一事持承认态度，颇有君子之风，但却再三推诿，行缓兵之计，托辞不还，其虚伪狡诈的一面展露无遗。当初根基未稳，以“让”托辞，以“借”代取，如今，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顺利实现，欲望也随之膨胀，其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

三是深谋远虑。“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1]655刘备借荆州的理由是人多地少，不够安置，但只要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江南四郡的面积已经不小了，刘备之所以还要借荆州之南郡，显然是冲着南郡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而来，完全是执行隆中对的既定方略。关羽的华容追击与刘备的回师屯驻公安之后，就对周瑜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此时周瑜是不借也得借。为夺取荆州，刘备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略。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很难判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刘备？或者说都是，也都不是。刘备“匡扶汉室”的价值观和“仁、善”的人生观不仅是他的道德理想，也是他安生立命的根本，但是理想和现实的博弈中，让他很多时候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战略上的调整，选择屈从于现实。之前“三让徐州”主要基于当时形势，不得不让，后来夺取益州就当仁不让，而只有在“借荆州”上出现犹豫、矛盾、挣扎，这个时候的刘备经过长期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思想认识在逐渐发生转变，他有追求仁义、匡扶汉室的道德理想，也有实现自身价值、逐鹿中原的雄心壮志，时而大仁大义，时而虚伪狡诈，其内心深处的忠孝仁义也在挣扎中逐渐动摇，当他决定执行隆中对的既定方略时候，他不仅仅只是获取了荆州，其自身也开始华丽转身，曾经的“刘皇叔”已经转变为他自己，从此开始一个真正的、杰出的政治家的旅程。

[1]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M].王树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朱绍侯.“借荆州”浅议[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4).

[4] 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015-12-12

陶佳(1980-)，男，重庆秀山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K205

A

1671-8275(2016)01-0143-02

仲耀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