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

2016-03-16吴灿新

公共治理研究 2016年4期

关键词：天人合一天地文明

吴灿新

(广东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

论“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

吴灿新

(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53)

创建生态文明是全球当代必然选择的发展之路，创建生态文明应当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最高的价值取向是“和谐”，这种和谐包括天地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着天人一体、天人和谐、天人相爱等理念，它是创建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富矿。

天人合一；生态和谐观；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创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主要包含生态环境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行为文明和生态意识文明。在这四项生态文明要素之中，生态意识文明起着先导的关键作用。只有在生态意识文明的先导之下，人类才能进一步地去创建生态环境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由于历史发展、文化样式、生活方式的不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态意识文明必然会呈现出多样性，当代中国正在创建的生态意识文明，除了其现代性之外，还必然有其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的重要渊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

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其渊源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天地之间有条通道(高山或神木)供人神上下交通。据《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山是“上通于天”的神山，建木则是“天地之中”的神木，以供“众帝所自上下”交通“天地”[1]。到了周朝，“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开始明晰起来。《周易》通过对天地自然的考察，感悟人伦，形成了浑融一体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周易·泰卦》言：“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2]215，认为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地万物和谐发展之道，民众才能得以保佑。《周易·系辞上》又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2]261-262，强调了天人之间相通同一的关系。《周易·乾卦》还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206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讲的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到春秋战国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基本形成。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周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清晰地从三个不同角度探讨了“天人合一”：一方面，在孔子看来，自然之“天”养育万物生长，何其伟大，人应效法于天，爱护一切生命与万物。《论语·阳货》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 215另一方面，在孔子看来，道德之“天”是人伦的根本依据，人道必须合乎天道。《论语·泰伯》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3]89此外，在孔子看来，主宰之“天”决定人的生死祸福，人必须顺应天意。《论语·八佾第三》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24，《论语·颜渊第十二》又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134。

孟子重点发展了孔子的道德之“天”的认识，把道德之天与道德之人统一起来，《孟子·尽心上》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216，由此形成了“天人相通”的“天人合一”思想，并在宋明理学中发扬光大。荀子重点发展了孔子的自然之“天”思想，《荀子·天论篇》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2]1317-1320大自然及其规律是客观的，不因尧的功绩而存在、也不会因桀的暴政而灭亡。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适应天时而役使它呢？从而提出了“天人相分”与“制天之用”的观点。

董仲舒则在自然之“天”、道德之“天”和主宰之“天”三合一的前提下，系统地提出了以“天人相类”为学说特征，以“天人感应”、“人副天数”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合一”思想。《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5]。《春秋繁露·阴阳义》又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6]174-175《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进一步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7]

汉代之后，荀子的“天人相分”与“制天之用”观点与“天人合一”的主流思想相左，基本上影响日微。而孟子的“天人相通”思想与董仲舒的“天人相类”学说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正统。造成这种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早熟的自然经济的内在需要。与西方的海洋文明不同，东亚大陆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炎黄子孙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中华文化的主要发源地黄河、长江流域，气温适中，雨量充沛，“草木榛榛，鹿豕狉狉”，适合于农耕产业的发展。华夏先民从一万年前就逐渐地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农耕时代。由于农事耕作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规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植物的新陈代谢要求特定的日照、温度和水份，因此受到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尤其如此。由此，一方面，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使人的命运与自然的运行紧密联系，人来自于自然，生活于自然，回归于自然，人既与自然一体，也必与自然相通、相类。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也给人带来了种种损害，人也希望能够制约自然；然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在自然面前往往无能为力，从而导致人必须顺应自然的思想占据了上风。

同时，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途径与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古希腊、罗马是在有了铁器生产工具之后，用家庭个体生产代替原始的集体协作生产，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进入文明社会的。我国则是在保持和加强公社组织形式的条件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发挥集体力量，通过治水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的自然经济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生活模式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使宗族和家庭的人伦关系在宗法制度下成为调谐的重点。因此，重视调整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就势必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而“天人合德”的核心思想所呈现出的“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思想，也必然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流。

二、“天人合一”精神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精神，说到底就是，“天”是“自然之天”与“非自然之天”的统一，它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具有强大的主宰力、完美的德性与自然和谐的秩序；人道源自天道，人必须依顺“天”，而非制胜“天”，人在“修、齐、治、平”建构社会秩序中应当寻求人道与天道的和谐。

“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神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取向。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人一体，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整体，《礼记·中庸三十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2]432。强调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之上的“和谐”乃是天地之道，其深远之源来自于自然和谐的法则。人能够理解并尊崇这个至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荀子·天论》也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2]1318，主张天地万物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思想在主张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同时，更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113，提出了天下和谐的思想。孔子在谈到人伦纲常时，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3]7。就是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人和”既是个人生存发展和家庭(族)兴衰荣枯的关键因素，也同样是国家民族强盛衰弱的重要条件，因此，“和”既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又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家庭(族)伦常关系以及国家、民族伦理关系的最高价值原则。

“天人合一”精神中的“贵和”思想，通常与“尚中”之义相关联。《礼记·中庸三十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427“和”既是一种最高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最佳的理想状态，而实现这种价值追求与理想状态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保持“中”道。孔子以“中庸之道”来规定和谐的边界与限度，并作为达到和保持社会和谐的根本。孔子特别强调，无过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实现“和”的途径与保证。

“贵和”与“尚中”精神的衍生，塑造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大同观念、和平主义和兼容并包的胸怀。“贵和”与“尚中”精神，追求一种世界和谐的理想状态，逐渐演化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大同观念。这种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世界主义之大同观念，实则渊源流长。上古《诗经》之中，便有着不少向往“乐土”、“乐园”的诗句；战国时代的《尉缭子·治本第十一》更提出“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8]的思想。汉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则描绘出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世界主义之“大同”理想的完整蓝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337“大同”理想无疑是炎黄子孙自古以来的一种理想追求，它一直影响至今。

“贵和”与“尚中”精神，强调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调整各种人伦和社会关系，并达至和谐之目的；“中”则为途径，“礼”则为原则。这种精神，自然生成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在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上，关注于“息事宁人”，重视“团结”，强调“谦让”、“忍耐”、“克制”。在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上，重视“友好相处”，主张“和亲”政策，追求道德感化、“协和万邦”的理想。《尚书·尧典》中写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113这正是儒家通过道德教化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模式。

“贵和”与“尚中”精神，还流变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兼容并包之宽阔胸怀。著名文人林语堂指出，中国人所有的高尚品德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义与豁达大度，它们标志着老成温厚的文化，这是当代欧洲所缺乏的。”[9]42这种豁达大度之品格，正是中国人兼容并包之博大胸襟的突出表现：无论是国内文明的交融，还是国外文化的交流，采取的都是“并行不悖，兼容并蓄”的态度；无论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还是社会政治生活，提倡的也是“否可相济”，“和而不同”，集思广益，择善而从的态度。

三、“天人合一”精神必然蕴涵着生态和谐观

无疑，在“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指引下，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十分重视天地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精神的实质，首先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可以看到，渊源流长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内容繁杂，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而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也带有浓厚的蒙昧性与经验性。但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按照其根本精神来说，必然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钱穆在评价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时说：“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9]

张岱年等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从而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想。根据这种思想，一方面，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遵循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人类和自然界万物共生共荣。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不是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实践所追求的，是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与自然环境平衡的统一，以及因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10]

季羡林先生在谈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时将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他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笔下，天有时候似乎指的是一个有意志的上帝。这一点非常稀见。有时候似乎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志的自然。……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指出，在现代以来，由于“天人分离”和“征服自然”思想观念的指引下，整个地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要拯救这一危机，根本的出路就是从“天人分离”和“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转向“天人合一”和“爱护自然”的思想观念。“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11]

在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解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一种“误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与当代的生态和谐观有着种种不同。其基本的看法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中蕴涵着的生态和谐观。

事实上，正如前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空间、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等，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多重性。其中的关键在于“天”的含义。以“新理学”名世的哲学家冯友兰曾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12]55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重点在于“天人合德”，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其自然经济内在发展的需要，必然蕴涵着的生态和谐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蕴涵着的生态和谐观，其基本观点是：第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认为，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如张载《西铭》说，“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13]其意重在肯定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庄子·齐物论》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984“天”即大自然，它具有必然性和不可战胜性。人则是大自然的产物，他与大自然必然拥有同样的物质基础，因而与大自然具有同构性和同一性。第二，天人和谐。“天人合一”认为，既然天人一体，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休戚与共，那么，人与大自然就必须和谐相处。《周易·泰卦》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2]215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调谐。《易传·系辞上》又提出：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2]261-262。老子于《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中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963第三，天人相爱。既然天人和谐，人就应当爱护自然。如《孟子·尽心上》提出了“仁民而爱物”[4]233的命题，将“仁爱”的情感与精神扩充于自然万物，将“仁爱”的原则推广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张载亦有此主张，他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4]的著名命题，将所有人类视为自己的同胞，将世界万物视为人类的朋友，希望人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同胞、朋友一样对待自然万物，充分反映了儒家“仁民而爱物”的博爱精神。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因而“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生态和谐观也不可能凸显出来。任何思想和精神，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当今世界发展中，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变得如此地紧张，也就必然要求我们发扬光大“天人合一”思想之中蕴涵着的生态和谐观，以创建当代生态文明。

[1] 百度百科.淮南子·地形训[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9431019.htm, 2014-09-12.

[2] 崔富章.中国文化经典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3] 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 鲁国尧,马智强.孟子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 百度百科.天人相应[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539132.htm,2015-11-01.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7] 李存山.“人本”与“民本”[J].哲学动态,2005,(6).

[8] 百度百科.尉缭子[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25778.htm,2015-11-03.

[9] 林语堂.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0] 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 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J].东方创刊号,199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