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

民俗风情展示与人性的深度透视

——关于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

王春林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

摘要：刘春龙的《垛上》是一部具有鲜明成长小说意味的优秀社会风情小说，其突出思想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深度透视人性基础上的人物形象塑造。林诗阳、冯秀娟、金英姬等数位人物形象皆个性鲜明，可圈可点。

关键词：刘春龙；《垛上》；民俗风情；成长小说

批评家何平在对地处苏中地区的江苏省兴化市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之后，曾经得出过如下颇有说服力的一种结论：“地处江苏中部里下河水乡的小县兴化，这些年，不仅集中出现一批走出去的写作者，更有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写作者。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何平：《农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生态持续恶化》，《人民日报》2012年7月3日。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2011年，中国小说学会就和江苏省作协一起，在兴化共同举行过一次名为“兴化文学现象——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和价值”的学术研讨会。假如说在一向被称为“文学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中国的地方性写作曾经经历过一个可谓蓬蓬勃勃的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伴随着19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物质挤压，地方性写作便遭遇了一个窘况空前的瓶颈期。在这里，我们首先须得对地方性写作的重要性有足够清醒的理解和认识：“在文学民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去关心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关心普通民众的文学权利。文学在地方和社区中应该是有地位的，应该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才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忽视和轻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同时也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抽空和削弱。”*汪政、晓华：《文学以外的文学》，《上海文学》2015年第2期。既然地方性写作如此重要，那么，当全国层面上的地方性文学写作普遍处于萎缩状态的时候，在兴化这样一个县级市却依然能够有这么多基层写作者义无反顾地坚持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就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与文化奇迹。在兴化众多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人群中，刘春龙显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作为一个地方性写作者，刘春龙曾经以一部旨在书写展示里下河水乡地区淡水鱼事的散文集《乡村捕钓散记》而特别引人注目。由那部散文集的成功，我们即不难看出，刘春龙事实上已经积累并拥有了相对突出的写作能力。既如此，把自己的写作精力转移到长篇小说这一体量相对要庞大许多的文体之上，对颇有些文学“野心”的刘春龙而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垛上》(作家出版社2015年3月版)的问世，所充分证明的，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但在具体分析《垛上》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刘春龙所隶属于其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或里下河作家群，多年以来的小说成就集中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相对而言，长篇小说的匮乏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的短板。大约也正因为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近年来才会有作家不断地在这一方面有所尝试。对于刘春龙的这部《垛上》，我们显然也可以做如是观。

解读《垛上》，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到底应该怎样为作品定位。就艺术结构而言，高中毕业后的林诗阳，一路拼搏奋斗，最终发展成为一位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员。他的这一拼搏奋斗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垛上》的结构主线。能够从一位少不更事的青涩少年而最终成长为政绩比较突出的地方官员，林诗阳自然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叙述者的聚焦点始终集中于主人公林诗阳的生命历程，所以我们便可以把《垛上》理解为一部成长小说。但是，作为一部成长小说，究竟缘于何种原因要被命名为“垛上”？究其根本，刘春龙所特意选择的“垛上”这两个字，与主人公故乡荷城县那一带的地理特点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村庄与村庄之间尽是一块块草垛一样的土地，像是漂浮在水上，原先叫坨，又叫圪，现在人们都叫它垛田，也叫垛子。这土地很特别，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四面环水，互不相连，据说浮坨公社有上万个垛子，也没人数过。《荷城县志》载：‘境内多坨，尤以城东为最，广袤十数里。其坨或大或小，如鼋浮水，外人皆奇之。’浮坨公社即由此得名。这里的人也特别，叫垛上人。”实际上，作家一方面详尽展示着林诗阳那充满艰难困苦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也对社会风情展开了足称充分的细致描绘。既精心地描写展示 “垛上”水乡所特有的那些习俗风情，也浓墨重彩地透视表现着“文革”结束以来数十年间中国乡村社会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垛上》则又可以被定位为一部社会风情小说。归根结底，我们可以把刘春龙精心创作的《垛上》理解为一部带有强烈个人成长史特质的社会风情小说。

一般来说，研究者都会把出生于江苏高邮的当代作家汪曾祺，看作是里下河作家群开宗立派的祖师爷。汪曾祺小说创作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擅长于描摹表现里下河地区的习俗风情，特别善于描摹展示当地普通民众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图景。受他的影响，里下河作家群一个共性的特质，就是对于习俗风情极具表现力的艺术点染。这一点，在刘春龙的这部《垛上》中也有着格外鲜明的表现。从农田里的劳作，到荷塘里的捕鱼捉虾，从日常生活中的男婚女嫁，到逢年过节时的民间表演，一直到举行湖神庙会时那些特定的民间信仰，到那首先后数次出现在《垛上》里的民歌《三十六垛上》，在刘春龙的笔端都有着可谓是绘声绘色的精彩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那些总是在为民俗而民俗的作家不同，刘春龙的引人注目处在于，他总是可以水乳交融地把这些习俗风情巧妙地穿插编织到演进的故事情节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描写段落，就是“湖神会”那一章关于“垛上”水乡的民间信仰和习俗表演的具体展示。“湖洲的庙会——‘三·二八湖神会’有三百多年历史了，曾经很红火，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只可惜，这一传统却在“文革”时被当作“旧风俗”给“破”了。“破”容易，要想恢复，可就难了。等到改革开放后湖洲社会经济秩序复苏，民间想要恢复湖神会的时候，果然遭到了政府的坚决反对。在老百姓这里，是对既往文化传统的一种恢复，但到了政府那里，却变成了必须予以坚决打击的“封建迷信”。就这样，一方要恢复，另一方却要坚决打压，二者之间自然形成了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关键还在于，这时候的林诗阳，已经是浮坨镇的党委副书记了。“湖神会”这一事件处理结果的妥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一方面，出生于垛上农家的林诗阳特别理解老百姓意欲恢复“湖神会”的强烈精神诉求，假若不是身为乡镇干部，那林诗阳自己就很可能扮演着如同二先生一样的民间领袖角色。另一方面，作为浮坨镇的地方官员，组织纪律却逼迫着他必须完完全全地执行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怎么办呢？到最后，林诗阳还是在自己曾经的老师东郭部长的帮助下，借重于老省长的余威，摆平了“湖神会”事件。我们注意到，在“湖神会”事件的那一部分，刘春龙精细不过地对那些与“湖神会”这一民间节日紧密关联的习俗风情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摹与叙写。归根结底，把习俗风情的描写巧妙地穿插于演进中的故事情节之中，乃可以被理解为刘春龙《垛上》的一大鲜明思想艺术特点。

习俗风情的细致描摹与展示，对于《垛上》的思想艺术成功固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能否在深入透视勘探人性世界的基础之上，相对生动地刻画塑造出若干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来，却更为根本地影响制约着《垛上》更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取得。只要约略翻捡一下我们的文学记忆，就不难发现，大凡是优秀的长篇小说，其中的人物形象便少不了会在读者的文学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刘春龙这部《垛上》的值得肯定处，正在于在深切透视人性世界的前提下，扎扎实实地塑造出了几位富有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其中，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就是具有突出结构性功能的小说主人公林诗阳。只要对刘春龙本人的人生历程稍加了解，我们即不难判断，林诗阳其实是一位自传性色彩比较明显的人物形象。从一种“为尊者讳”也“为自己讳”的心理机制出发，很多作家在笔涉自传性人物形象的时候，都难免会出现过度矫饰美化的问题。而刘春龙的值得肯定处，却是在充分凸显林诗阳置身逆境中的不屈精神的同时，也毫不容情地写出了他“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写出了其人性中自私卑下的另一面。林诗阳高中毕业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具体时间，是“文革”很快就要结束的1975年。对于已经圆满完成了中学教育的林诗阳来说，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未来的人生道路到底应该如何选择。由于那个特定社会时代众所周知的城乡差别存在的缘故，如同路遥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林诗阳也非常不安心留在农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于他来说，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摆脱“修地球”的命运，就算得上是取得了人生的成功。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林诗阳曾经做出过几番积极努力，但这所有的努力却全都没有成功：“林诗阳没有过多的悲痛，没有沮丧，没有颓废，更没有一蹶不振。他已经习惯了这几年来的打击，当代课教师没成，当兵没成，招工没成，特别是这次高考，又没成，今后还会有多少没法办成的事等着他呢？仅仅是因为出身问题吗，难道还有别的原因？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命，就像爸妈和婆奶奶说的，认命吧。可是他又心有不甘，难道这命会伴随自己一辈子？”那么，曾经一再作出过努力的林诗阳，为什么总是如此倒霉呢？原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时任村支书的“三侉子”金永顺暗中作祟的缘故。而“三侉子”金永顺，之所以要一再与林诗阳作梗，却又与他内心世界中见不得人的个人私欲密切相关。一方面，金永顺想让林诗阳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三侉子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要把林诗阳作为‘预备’女婿人选。”另一方面，生性好色的金永顺，早就对林诗阳的母亲冯秀娟的美色垂涎三尺觊觎日久。既然得不到冯秀娟，那么，金永顺也就不可能让林诗阳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就这样，一方面是极端扭曲的时代畸形政治状况，另一方面则是“三侉子”金永顺的个人私欲，二者掺合叠加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就是林诗阳那简直就是无法回避的一再失败。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儿子的命运，身为母亲的冯秀娟迫于无奈，只得屈从于金永顺的淫威。明明是母亲冯秀娟的受辱方才使得林诗阳如愿以偿地成为九队的会计，但其实还非常天真的林诗阳对此却毫不知情。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到：“这会跟英姬有关，跟他有可能成为三侉子的女婿有关，还会跟母亲有关。”但无论如何，母亲冯秀娟的默默受辱，却还是构成了林诗阳一种新的人生起点，他曾经一再失败的人生因此而转入了另一种轨迹。虽然说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也还会遭遇各种风风雨雨，但既因为他自己的确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不懈的个人努力，也因为一直有沈俊奇和虞海涛他们作为人生帮手的存在，林诗阳最终还是发展成为了一名称职的基层干部。

深度挖掘审视林诗阳的人生历程，有两个方面不能不展开一说。其一，作家对林诗阳的描写刻画，乃是循着事业与爱情这两个维度而渐次延展开来。尽管刘春龙在事业这个维度上也用笔颇深，但相比较而言，能够给读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恐怕还应该是关于林诗阳感情世界的描写这一维度。作品中，与林诗阳发生过感情纠葛的女性，先后计有金英姬、沈涵、红菱以及虞家慧等四位。虽然一男数女模式的设定，或许会引起女性主义者强烈的不满与诟病，但我所注意到的却是，尽管有四名女性先后围绕在林诗阳身边，但只要我们细读文本，就能够意识到，在这四位女性与林诗阳各种感情纠葛的生成过程中，取主动态的自始至终都是这些女性，而不是林诗阳。在我的理解中，如此一种状态的生成，其实表明着林诗阳内在的某种软弱。质而言之，林诗阳命运轨迹的改变，乃是包括母亲冯秀娟在内的这些女性，连同沈俊奇虞海涛他们一起合力助推的结果。这样，一个颇具吊诡意味的情形就是，尽管从表面上看一男数女模式似乎确证着男权的存在，但从根本上说，林诗阳的处处被动，所充分凸显出的却又是男性主体的孱弱。其二，潜隐在内心深处的自私。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林诗阳与沈涵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个人与家庭地位的不对等，他们之间交往的主动权初始把握在沈涵那一边，但到了后来，伴随着他们本是嫡亲兄妹真相的揭晓，主动权便转移到了林诗阳这一边。关键的问题，其实出在林诗阳与沈俊奇身上。作为真相的知晓者，身为兄长和父亲的他们却硬是眼睁睁地看着沈涵在痛苦中挣扎而不肯讲出真相。他们之所以会显得如此绝情绝义，事实上与他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政治前程密切相关。面对着沈俊奇，林诗阳的感觉是，“是不是还有组织上又会对你怎么想？林诗阳差点就把这句话冒出来了，抬头再看这个人脸上的急躁，忽然产生了一种厌恶。那一刻，他为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到害怕。”但林诗阳根本想不到，没过太长时间，自己居然也会蜕变为自己曾经所厌恶过的那种人：“林诗阳默默点头，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秘密看来还是不能告诉沈涵，如果以前是为了表舅，那现在则完全是为了自己。倘若别人知道了他跟沈书记的关系，他这个副镇长的含金量肯定大打折扣，关键是今后再无往上发展的可能，这个包袱他要一直背下去，直到自己老了。”面对着仕途权力的强大诱惑，事实上的父子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于亲情的背弃。如此一种情形的出现，在确证着他们内心中自私一面存在的同时，也强有力地证明着权力所拥有的那样一种简直就是无法抗拒的异化力量。

或许与作家在林诗阳身上多多少少有点用力过度有关，相对于主人公林诗阳，《垛上》中塑造更成功更具人性深度与美学价值的，反倒是另外一些位置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形象。比如，冯秀娟。冯秀娟本来与沈俊奇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就在她已有身孕之后，却仍然因为遭到沈俊奇父亲的坚决反对而被迫嫁给了内心里并不喜欢的鲍久根。而沈俊奇的父亲之所以要坚决反对儿子的婚姻，是因为冯家的富农成分，惟恐这富农成分在那个畸形政治时代对儿子的政治前程产生负面影响。内心相恋但却不能够如愿以偿地结合在一起，只能够与另外一个没有什么感觉的男人共度一生，冯秀娟内心世界里那种无法释怀的痛楚自然可想而知。但一贯吊诡的命运却依然不肯对冯秀娟这个不幸的女人露出笑脸，又过去20年后，她惟一的儿子林诗阳在高中毕业后实在找不到出路，陷于一种格外迷茫的精神状态之中的时候，还是身为母亲的冯秀娟，再一次无奈献祭，饱受来自于村支书“三侉子”金永顺的欺侮与凌辱。林诗阳之所以按捺不住要对三侉子大打出手，并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和金英姬的情感命运，正是因为他无意间发现了母亲这个秘密。林诗阳的本能抗争自然值得肯定，但与此同时，更令人感慨的，却是冯秀娟人性尊严前后两次的备受屈辱和折磨。再比如，金英姬。金英姬虽然是三侉子的女儿，但却丝毫未受乃父的习染影响，可以被看作是乡村世界中少见的敢于把握自己情感命运的蘩漪式女性。虽然很早就被父亲做主与东坝那边订了亲，但伴随着年岁的增长，金英姬却发现自己和那个小胖子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之所以如此，与高中毕业的林诗阳闯入她的情感世界紧密相关。一个是村支书的女儿，另一个却是富农女儿的儿子，两人之间政治地位的不对等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也因此，为了得到自己所向往的真正感情，取主动态的也就只能是金英姬了。为了实现情感理想，她不仅在强势的父亲那里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还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主动示好林诗阳。即使在林诗阳已经对父亲大打出手之后，金英姬也还是并不甘心屈服就范，还曾经谋划着要和林诗阳一块私奔。借助于这一切，刘春龙所尽情揭示出的，乃是金英姬与接受过现代理念影响的女性那样有一种特别光彩照人的精神魅力。除金英姬与冯秀娟这两位女性形象之外，其他的比如说二先生、沈俊奇、沈涵、三侉子等男性形象，都是小说中颇有神采的人物形象，惜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展开分析。但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在对诸如林诗阳、金英姬、冯秀娟等一些人物人生命运悲剧的刻画过程中，其实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作家刘春龙所持有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批判立场。从根本上说，不管是沈俊奇和冯秀娟，抑或金英姬和林诗阳，这两对男女之间无以回避的情感悲剧，甚至于包括冯秀娟后来的又一次遭受羞辱，都可以被理解为是那个不正常的畸形政治时代中同样极不合理的社会机制充分发生作用的一种必然结果。就此而言，一种犀利尖锐的社会批判与反思，也应该被理解为刘春龙《垛上》一个重要的思想艺术特点。

阅读刘春龙的《垛上》，敏感的读者大约不难感觉到作家的叙事速度渐次加快这一特质的存在。倘若说前三个部分从“回家”、“辞家”，一直到“返家”，作家都能够沉下心来以一种相对缓慢的叙事速度讲述着垛田人家的那些不无奇特色彩的人和事，那么，到了后面的“移家”与“梦家”两个部分，伴随着叙事重心向更下一代的叶梦虹的迁移，作家的叙事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了。而这，正可以被看作是刘春龙《垛上》的一个艺术上的败笔。一方面，这两个部分所凸显的思想内涵越来越趋同于所谓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作家对于生活的勘探与表达也越来越浅表与猎奇化。作家只是满足于沿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步伐亦步亦趋地铺叙生活的变化，没有能够如同前面的部分一样沉潜到现实社会与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处。导致这种现象生成的根本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刘春龙在真切拥有“文革”与“文革”后生存经验的同时，相对匮乏当下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的生存经验。大约也正因此，刘春龙对于前面部分林诗阳处于生存逆境中那样一种压抑感的表达方才能够直抵读者的心灵世界，并与读者的心灵世界产生强烈的碰撞与共鸣。除此之外，导致刘春龙《垛上》前后部分思想艺术质量不均衡的另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他的长篇小说观念上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具而言之，包括刘春龙在内的很多中国作家都有着一种长篇小说写作上的“史诗”情结。关于“史诗性”，洪子诚曾经写到：“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大约也正是受制于长篇小说写作上此种“史诗”观念的影响，刘春龙方才在《垛上》中勉为其难地把自己小说叙事一直延伸到了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中之所以会形成一种相对普遍的前强后弱的“半部杰作”现象，也与此种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不容忽略的内在关联。在这里，需要提醒刘春龙的一点就是，此后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应该切记书写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生存经验，千万不可一味地贪全求大。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Talk on Liu Changlong’s NovelDuoShang(OntheStack)

WANG Chun-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Liu Chunlong’s Duo Shang (On the Stack), an excellent novel of social customs with distinctive traits of the growth novel, is ascribable to its characterization based o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for its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 as is manifest in a number of characters such as Lin Shiyang, Feng Xiujuan, and Jin Yingji, etc. who are of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commendable.

Key words:Liu Chunlong; Duo Shang (On the Stack); customs and habits; growth novels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

收稿日期：2016-02-26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男，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4-0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