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新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朱光潜休闲思想述要

朱立新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朱光潜是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上的重要学者。其休闲论述散见于各种美学著作之中，涉及休闲意义、休闲类型、休闲动因、休闲体验、休闲伦理、休闲本质、休闲人生等诸多方面。朱光潜休闲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形象直觉、心理距离、移情作用等西方近代美学理论基础上，虽是零光片羽，但不乏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对于休闲研究，尤其是休闲美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朱光潜；休闲思想；美学

一代宗师朱光潜先生生前留下极为丰赡的著述，对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先生虽未对休闲做过系统论述，但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修养》《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中时有论及。今择其要而叙述如下，既为学术探讨之需要，也为表达对前辈的纪念和敬意。

一、休闲意义——焕发活力，品味生趣

关于休闲的意义，时下的论著中颇多阐发，讨论也很全面、深入，但即便如此，我们回顾朱光潜先生数十年前的观点也还是获益良多。朱先生对休闲的看法大致有三点：

一是休闲有利于焕发活力。生命需要张弛有度、劳逸结合，要辛勤劳作，也要适当休闲，这层道理原本极浅显、易明白，朱先生谈到这点时，却提升到了国民性和民族生命力的高度。他痛感中国人刻苦耐劳而不得休息，终致体格羸弱，活力渐失，以至休闲之事需要从全民族的生命力角度提出来一谈才能警醒世人。他甚至认为，无论是民族或是个人，生命力的旺盛都会流露于游戏与娱乐。凡是有生命力的个人或民族，其休闲娱乐活动也一定是活跃并健康的；反之，休闲娱乐活动的匮乏则不仅是生命力枯涸的征兆，甚至是生命力枯涸的原因[1]258-259。由此，他大声疾呼：要把中国民族改造成一个活泼有生气的民族，必须更多地关注游戏和娱乐。

二是休闲有利于工作突破。朱光潜先生《谈休息》一文提出了这个观点，乍看起来有点费解，其实，他说的是意识与潜意识层面交替工作的问题。当我们休闲时，在意识层面放下了工作，但实际上在潜意识中那工作还在继续，由此工作可能会似断而实续，甚至获得意想不到的进展。《文艺心理学》中在论“灵感”时说“灵感是潜意识中的工作在意识层面的收获”[2]89，正是此意。

三是休闲有利于品味生趣。忙碌使人浮躁、麻木，而休闲则可以让人沉静、敏锐，细细品味人生之趣，这就是所谓的“优游涵泳”。朱先生常感叹世间有很多人“满身是尘土，满腔是杂念，时时刻刻都为环境的需要所驱遣，如机械一般流转不息，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宰，呆板枯燥，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1]205。唯有休息下来、宁静下来、抛开世间的俗务与杂念，才能领略到更丰富的生趣和生机。

二、休闲类型——动静相宜

朱光潜先生把休闲分为静态休闲和动态休闲两大类。

静态休闲主要是指睡眠和静坐。关于睡眠，朱光潜先生根据近代西方生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分析道：在睡眠中生理的功能可以循极自然的节奏进行，各种筋肉虽仍在活动，但其动作是自然的、放松的，完全没有工作时的紧张感与压迫感，所以能取得恢复精力的良好效果。至于静坐，其功用有时比睡眠更大，因为静坐不仅可以使生理功能得到调节，而且可以使心灵得到洗涤，心境更加空灵[1]。

朱先生似乎更关注动态休闲。他认为，人只要还活着，绝对静态就不可能实现，“动”是生命的最基本状态。有生气就必有活动，“活”与“动”是不可分的，不得休息与不得劳作，其实都是痛苦的。生机需要休养，也需要发泄。精力的发泄有两种途径：一是工作；二是消遣。而这两种途径，按朱先生的理解，都可以成为娱乐消遣方式(Diversion)。哪怕一种工作，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另一种工作的调节与休息。按字面解释，Diversion的本义是“转向”“改道”，在解释为“娱乐消遣”时，我们可以理解为让一部分精力休息而另一部分精力活动。照这个思路，朱先生提出Diversion可以有两种：一是两种性质差别很远的工作可以互相置换为休闲，比如劳心的人可以干些劳力的活儿，以达到心与力的调节，所以中世纪的僧侣除了诵经、抄书之外，还要种地、织布；二是放弃“有所为而为”的工作，做些“无所为而为”的活动，即纯粹的消遣。消遣可以摆脱苦闷，获得娱乐，而嗜好消遣的人必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1]208-211。

三、休闲动因——宣泄过剩之精力

游戏娱乐的原动力是什么？朱先生大体认同“精力过剩说”。此说以席勒为代表。《文艺心理学》在探讨艺术起源与游戏活动关系时曾大段引述席勒的观点。在席勒看来，在满足生存实际需要之后，动物都会有过剩的精力需要宣泄，而宣泄的途径便是无实际目的、无实际功用的游戏，而游戏离艺术只有一步之遥。譬如狮子在无饥饿迫及、无敌兽可搏时，过剩的精力需要另寻出路，它便在旷野中狂吼，把强悍的气魄费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上面。同理，昆虫蠕蠕飞跃、鸟雀和谐歌唱，也都是为了表现生存的快乐。这些活动的本质是摆脱了束缚的自由自在的活动，是受洋溢的生命所驱使的活动。朱光潜先生认为，精力过剩说虽然有点笼统，但其中蕴含着几分真理。他的艺术之起源说，基本上依据的是这一理论。在他看来，人生来好动；生而不能动，或动而不能畅，便产生苦恼。动愈自由，则人愈快意。然而现实世界是有限的，不能允许人无限自由活动，于是产生种种苦恼厌倦。为了排遣这种苦闷厌倦，人于是就在幻想中自架空中阁楼，而建造这空中阁楼的材料便是游戏和艺术。游戏和文艺的功用都是在帮助人们摆脱现实的缰锁，徜徉于幻想的世界，以获得心灵的解脱。人愈到闲散时愈觉得单调生活不可耐，对游戏和艺术的需要也就愈紧迫。就这个意义上说，游戏和艺术都是一种消遣方式，它们出于共同的需要、有着共同的源头。

四、休闲体验——从物我两忘到物我同一

朱光潜先生对休闲体验的描述主要见诸对艺术与游戏的分析上。首先，他指出休闲体验是一种愉悦的体验，休闲娱乐的目的不在活动之外，而在于享受过程本身。比如，儿童戏耕种或是演员扮演农夫，目的不在收获而在于从这活动本身中去寻找乐趣。游戏和艺术都是此类为活动而活动的，都是自由的活动。其次，他认为在休闲娱乐体验时，人可能会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儿童混沌初开，原本物我难分，并且游戏时也比成人更为专注，所以最容易进入这种物我两忘状态；成年人则理性较强，但在获得高峰体验时，偶尔也会进入这种物我两忘状态。物我两忘模糊了主客体的界线，再经立普斯所谓的“移情作用”，人和物就会有感情交融，逐渐走向物我同一。在游戏娱乐、或者游山玩水、或者艺术欣赏时，都有可能进入这种境界：“在聚精会神的观照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有时物的情趣随我的情趣而定，例如自己在欢喜时，大地山河都随着扬眉带笑，自己在悲伤时，风云花鸟都随着黯淡愁苦。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亦觉点头。有时我的情趣也随物的姿态而定，例如睹鱼跃鸢飞而欣然自得，对高峰大海而肃然起敬，心情浊劣时对修竹清泉即洗刷净尽，意绪颓唐时读《刺客传》或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便觉慷慨淋漓。”[2]146由此，构筑起了朱先生关于休闲高峰体验的理论：从物我两忘到物我同一的极致愉悦过程。

五、休闲伦理——欲复兴民族，先改良休闲

在朱光潜先生看来，休闲娱乐与艺术审美是颇为相似的，两者都是无实用目的而超功利的，都是无所为而为的自由活动。但奇怪的是，对于艺术审美，朱光潜竭力主张用超越道德伦理的标准去评判，他在《文艺心理学》之“形象的直觉”一章提出，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态度之区别；在“文艺与道德”的讨论中提出，艺术不免有道德之影响而不必有道德之目的。但对于休闲娱乐，朱光潜却又不遗余力地用伦理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力主要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甚至要求政府禁止消极休闲活动，弘扬积极的休闲方式。

朱光潜先生的逻辑是这样的：消遣娱乐的动因是生命力的旺盛、过剩精力有发泄之需要，并且这发泄是必须的，犹如大水，既可以灌田、发电或推动机器，也可以泛滥横流、淹毙人畜。同是强旺的生命力，用于运动可以健身；用于艺术可以怡情养性；用于吃喝嫖赌就可能劳民伤财，为非作歹。由此，他推论出休闲娱乐活动必须趋利避害，并且要禁绝有害的方式；必须先提倡有益的方式，做好引导工作。那什么样的消遣娱乐才符合朱先生“有益”的要求呢？他认为，好的消遣必须具备四个优点：一是娱乐性强；二是有益健康；三是参与性强，利于大家同乐；四是品位要高，可激发民族的朝气。而符合这些要求的主要便是体育运动和艺术活动[1]309，前者可以健身，后者可以怡情，即所谓有益身心。

从伦理角度对休闲进行评价，现在的学者也大多认同，而朱先生之所以强调者，并不仅仅从个体之身心健康考虑，而更多的是从移风易俗、振兴民族的角度出发。他多次以各民族不同时期的休闲进行比较来说明问题。在他看来，休闲娱乐可以折射出民族性格和社会风纪，一个民族在强盛时与衰颓时的消遣方式往往不同。比如，古希腊罗马在强盛时，人民都喜欢运动、赛会、艺术、戏剧和公共集会；衰败时，才玩娈童、看人兽斗。中国古代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带有娱乐性，是国运昌盛时很好的消遣活动；而当国运衰败时，民众便只剩打麻将、抽鸦片、坐茶馆、逛窑子之类，这些活动图一时的强刺激和麻醉，与毒品无异，是文化衰落后的病态的象征[1]261。以上观点见诸朱光潜先生《谈消遣》《游戏与娱乐》《从禁舞说到全国性的消遣》《刊物消毒》等文，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照当时之国情，还是比较中肯的。为此，朱先生一方面呼吁青年们从“民族复兴”的“极重要地位”上来改良游戏和娱乐；另一方面也呼吁“负责政教之责的人们”不要只谋虑工作而放任消遣，最好像柏拉图为理想国设训那样，以国法来规定消遣娱乐[1]262，308。

六、休闲本质——无所为而为的自由活动

休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朱光潜先生认为：“工作都是有所为而为，带实用目的；无所为而为，不带实用目的活动，都可以算作消遣。”[1]210也就是说，休闲与工作的最大区别在于有无实用目的、是否“无所为而为”。而无所为而为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它体现人对生命自由的体验，是自由人在自由时间所从事的自由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休闲的本质接近于审美。朱先生在《谈美》中提到：“伦理的价值都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都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3]95这一层意思后来在《文艺心理学》中表达得更明白：“‘生命’其实就是‘活动’。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愈有价值。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受环境需要的限制；艺术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人活动而人自己高兴去活动。在有所为而为时，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时，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2]229也就是说，休闲与审美都具有非实用、超功利、自由活动、自在体验的特质，可以归为一类；而审美也是休闲的一种，并且是一种高级的休闲。后世学者在专门研究休闲美学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潘立勇先生在《休闲美学的理论品格》中说：“休闲与审美之间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从根本上说，所谓休闲，就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自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休闲的这种基本特征也正是审美活动最本质的规定性，可以说，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4]

朱光潜先生后来把对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自由自在活动的赞扬推向了极致，他认为，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人在这种状态下，差不多接近了神，因为神是自由的象征，人愈能脱离肉体需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动，则离神愈近[3]96。朱先生进而又把“无所为而为”的境界推向整个人生，构成了他关于出世入世之观点，即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抱着无所为而为的心态，把人生休闲化、审美化、纯净化。

七、休闲人生——“慢慢走，欣赏啊”

“慢慢走，欣赏啊”是朱光潜先生《谈美》最后一章的标题，这虽然是句大白话，却隐含了朱先生人生观最核心的思想：面对纷繁的世界、悲喜的人生，我们要有一份闲心闲情，脱开利害得失，慢慢欣赏，细细回味。我们将其原文引述如下[3]97：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有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在朱先生看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实用的工具，而且也可以是审美的对象。朱先生这段话的理论基础是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和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即审美观照时应尽量脱开实用和功利而玩味其形象，以获得更为纯粹的愉悦、更为深入的体验。他在《文艺心理学》中写道：“艺术要摆脱一切才能获得一切。艺术所摆脱的是日常繁复错杂的实用世界，它所获得的是单纯的意象世界。意象世界尽管是实用世界的回光返照，却没有实用世界的牵绊，它独立自主，别无依赖的。”[2]122无论这个世界作为现实的环境是否完满，当它作为观照对象的时候，都可以是精彩的，只要我们换一种心态、换一种情怀即可。用朱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跳开利害的圈套，和实际人生维持适当的距离，聚精会神地欣赏事物本身的形象。并且这欣赏的对象不仅可以是世界诸相，也可以是人生经历。由此，他推导出了著名的演戏与看戏人生观，即把人生态度分为演戏与看戏两种类型[1]292-293。表面上对两种人生态度，他是不加轩轾的，骨子里朱光潜想说的是看戏的人生，是要“从形象的解脱”(尼采语)，是要脱开一定距离，跳出实际利害，超然返观人生；而“看戏”的态度就是审美的态度、休闲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把朱光潜先生的人生理想概括为审美人生或闲意人生——一种以审美理论为基石的人生哲学。

综上所述，朱光潜先生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休闲美学，但他从美学角度切入的论述涉及了休闲领域的很多方面，他在讨论过程中融入了精力过剩说、形象直觉说、移情作用说、心理距离说等诸多近现代西方美学理论，从而使得他的休闲美学思想独树一帜，至今仍有借鉴启迪作用。

[1] 朱光潜.谈修养[M]∥朱光潜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朱光潜.谈美[M]∥朱光潜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潘立勇.休闲美学的理论品格[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37(6):110.

(责任编辑 陈咏梅)

A Review of Zhu Guangqian's Thoughts on Leisure

ZHULixin

(Institute of Tourism,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

Zhu Guangqian was an important scholar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aesthetics of China. By combing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on leisure scattered in his various works of aesthetic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n analysis respectively from aspects of the significance, types, driving factors, experience, ethics, nature and life of leisure. This paper suggests Zhu Guangqian's thoughts on leisure has been largely constructed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in terms of imagery intuitio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empathy, etc. Despite being in fragments and pieces, those thoughts are still shedding lights of insights and providing uniqu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fering certain enlightening to the studies of leisure, especially to the construct of the leisure aesthetics nowadays.

Zhu Guangqian;thoughts on leisure;aesthetics

2016-02-20

朱立新，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休闲游憩、旅游文化。

10.3969/j.ISSN.2095-4662.2016.04.004

G122

A

2095-4662(2016)04-0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