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雅红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话语启蒙与规约
——《我们夫妇之间》知识分子叙事及其文学史意义

温雅红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是建国后文坛第一桩公案，小说反转式的命运显示了国家政治规约的强大力量，虽然作品在文坛转瞬即逝，但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小说发展的现代性萌芽被阻抑，中国文坛陷入长达三十年的沉寂，直至八十年代才又重新接续。以往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研究多集中于日常叙事的角度，较少意识到该小说对建国后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影响，而导致作者及其小说颠覆性命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作品叙事视角所隐含的潜在书写倾向。因此，本文试图以小说中知识分子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为切入点，重回历史现场，探究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写作与命运。

《我们夫妇之间》；知识分子；第一人称；五四启蒙

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以小知识分子的第一人称自叙的视角讲述与工农革命者出身的妻子之间的生活故事。“我”由起初对妻子粗俗、落后的鄙视逐渐被妻子善良、舍己为人的美好品质吸引，夫妻二人由矛盾转为互相学习。小说在1951年一经发表便引发文坛关注，许多读者来信赞扬萧也牧的创作为沉闷的文坛带来新气息，小说很快被拍摄为电影，由上海著名男演员赵丹主演，同期话剧版、连环画版作品也进行改编，1951年4月7日《光明时报·文学评论》赞美作者从平淡生活中发现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萧也牧被推上文坛新星的高位。然而，这一文坛盛景却陡然急转直下，从1951年6月10日开始，陈涌、李定中（冯雪峰）、丁玲、康濯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将萧也牧定性为丑化工农兵、玩弄人民的反革命倾向，速度之迅速、性质之恶劣令人瞠目结舌。在五七干校经历了一番非人的折磨后，萧也牧于1970年10月15日被毒打至死。“因一篇小说触犯禁忌，从此接二连三遭批判，最终被迫害致死，这是一篇作品开启一个人的命运。”[1]萧也牧案成为文坛第一例公案，对建国后文学创作起着至关重大的影响。

也许，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再次阅读《我们夫妇之间》并未感觉到作者的反革命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农大众的丑化，相反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以“我”的自私与浅薄反衬妻子的高尚和善良，宣传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妻子对党绝对忠诚和积极服务人民的美好品质，“我”被妻子深深感动并在碎屑的日常生活中重温对妻子的爱恋，“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付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那些幸福的时光。”[2]作品中妻子前期的固执和夫妻二人之间的“斗争”甚至给读者一种幽默的生活化气息，无怪乎作品发表之初引发读者的强烈反响。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有一些程式化、颂歌式的作品为何突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夫妇之间》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成为高层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是不可预想的客观原因。但任何事情都有偶然中的必然性，笔者想以作品的人称叙事为切入点，探究《我们夫妇之间》遭受批判的原因，反思建国后的知识分子写作及命运。

一、知识分子第一人称叙事

《我们夫妇之间》最鲜明的特点是采用知识分子第一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叙事主要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在五四时达到高潮，因其可以在较短的篇幅内传达作者的思想内蕴，引发读者共鸣，所以作家经常将日记体、书信体与第一人称叙事联合使用倡导新思想。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可以说是作者有意识的小说尝试，作者萧也牧时任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在业余时间致力于小说创作，对于小说的创作方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时常给一些青年作者指导。他在遭批判被限制写作后曾指导浩然要从短篇小说写起，不要急于长篇小说创作。短篇小说也的确是萧也牧一直以来的创作追求。然而对于短篇小说而言，第一人称自叙又是最好的表现方式，出于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对国家的赤诚之心，萧也牧冒险选择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试图以一己之力扫清社会上不良风气，毋庸置疑的书写方式却遭遇了始料未及的意义接受悖反，《我们夫妇之间》经历了反转式的命运。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主要都是政治宣传类作品，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少之又少，建国初的文艺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唯一标准，报刊上多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战斗即享受》这类宣传檄文，许多读者写信给《文艺报》抱怨可读性的文章很少。可想而知，《我们夫妇之间》的出现犹如一股清新的气息。萧也牧描写的是上海建国初革命干部进城后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以“我”的第一人称叙事可以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增强感染力，“作者常常是事件的目睹者或参加者。我们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朋友娓娓讲说他的亲邻的故事，感到格外亲切。作者就是生活的见证人，不容你不相信。”[3]当时城市社会有很多与“我”经历相似的革命干部面临着相同的矛盾，小说可以引起强烈的共鸣。对于其他读者而言，“第一人称旁观者叙事则产生‘对话’的修辞效果，叙事者‘我’注视着主人公，通过聚焦的转换，让读者产生一种‘我’的观看过程。”[4]读者透过“我”的视点了解城市生活的面影，满足猎奇心理，对于主人公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小插曲抱着娱乐耳目的心态观看，从根本上符合小说的本质，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

然而，知识分子第一人称自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与主流话语体系的悖谬。

其一，是真实性的问题。“第一人称的使用表明作家强烈地进入作品的愿望，我的语词形式，即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一人称的话语方式极容易使作品产生叙事人（有时是叙事人兼作品人物），与自己的混淆，从而不自觉地进入叙事人的叙事活动甚至取代叙事人。”[5]因而极易使读者将小说叙事主人公“我”误认为作者。萧也牧在写《我们夫妇之间》时确实也参照了自己很多日常生活，如主人公的设定，“我”和妻子的人物设定与萧也牧夫妇的实际情况吻合，萧也牧的爱人李威曾是边区军工厂劳模，两人是在采访过程中恋爱的，生活中萧也牧也患有胃病，小说中妻子给患有胃病的“我”打毛背心的情节就是根据实际生活改编的。对于小说而言，人物情节原本就是真实和虚构含混而成，身为作家精神活动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本人的印迹，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真实”不仅是一个艺术效果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事实上，萧也牧的作品触及了当时社会上现实存在的不良风气，许多干部进城以后嫌弃自己的糟糠之妻，经常与与小护士、女大学生在舞厅跳舞，抛弃原配妻子，引发了建国后第一波离婚潮。萧也牧对这种现象非常不耻，他写《我们夫妇之间》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批判这种不良风气。李威对萧也牧的这种写作方式不无担心，“小心把你自己也写进去。”结果也正如此，“好事者常常离开作品，把它和作者联系起来，认为就是作者自己，萧也牧本人也是个轻浮、华绡、风流不羁的花花公子。”[6]

其实这种舆论导向与批判萧也牧的人是分不开的。将萧也牧的小说从不良思想定性为反革命倾向的正是萧也牧的老友丁玲。萧也牧与丁玲私交不错，萧也牧曾经帮丁玲手抄作品，丁玲也亲切地称他为“小武”（萧也牧的真名为吴小武）。但她联合陈企霞、冯雪峰以《文艺报》为根据地对萧也牧开展了有组织有策划的批判活动，又动员萧也牧的好友康濯对萧也牧进行批判。从批判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可以看出，他们是以关爱好友的名义开展批判的，以对萧也牧的了解将作品中欲加之罪当做萧也牧本人思想倾向的问题，这一首发之势对群众舆论起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从另一方面而言，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开始，党对文艺的领导渐趋绝对化，对于“真实性”问题要求“历史真实”高于“生活真实”和“本质真实”，以政治为唯一标准，《我们夫妇之间》有违树立高大的工农兵形象的要求，不符合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的需要。

其二，知识分子潜在话语启蒙姿态。作者在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时很容易将自我的感情投射在所描写的人物身上，以个人化的价值判断左右读者的阅读接受，“往往很容易将这个第一人称的‘我’的同情或憎恶和‘我’的是非观点带给读者，增加作品的吸引力。”[7]就某种程度而言，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第一人称在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上与作家基本上是等同的，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作家精英意识下的启蒙使命。因此，《我们夫妇之间》以“我”的视点讲述与妻子生活中的矛盾、摩擦，“我”是知识分子出生，妻子是工农出身，两人看问题的方式是标准的两种模式，“我”遇事秉持辩证的思维，认为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并非一下子可以解决的，需要慢慢改进，而妻子却迫切想要消灭一切不平等，在解决学徒开会被掌柜批评的问题时冒进、包办，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在叙述中，“我”的情感走向是小说的主要基调，开始时对于妻子进城后固执、落伍的言行“我”是鄙陋，甚至是充满愤怒的。“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哪知她并不！”语气强烈的否定句接连使用，可以表现出“我”忍无可忍的愤怒，有时甚至公开批评她：“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以至于想到“我们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小说采用先抑后扬的方式，“我”逐渐发现了妻子的改变，她与保姆小娟平等相处，每周教导小娟识字，在思想上抛弃对城市女性的偏见，生活上变得整洁起来，“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时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就在我准备深入反思自己的时候，妻子主动和“我”谈心，承认自己工作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同时太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说：“唉！只怪自己文化、理论水平太低！政策掌握得不稳！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以后你好好帮我提高吧！”最后“我为她那诚恳的深挚的态度感动了”。

小说叙事脉络中显在的视角是“我”对妻子的仰视，而隐现的视点却是妻子在“我”的指导下不断进步，“我”是一直掌握着批判的主导权，虽然“我”也时常检讨和反省但却只是心中的一闪念，而妻子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着变化，并且与“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趋于一致，于是小说便涉及到了“谁改造了谁”的问题，这也是批判者对他的诟病之处。与其说是萧也牧刻意对工农阶级的丑化，不如说是他在潜意识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流露。对于建国后文坛的政治动向，萧也牧是有所察觉的，他尽可能地以仰视的视角突出工农兵妻子的高大，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缺点，并以独白的形式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在妻子日渐高大的形象中显出自己的矮小，虽然工农兵妻子有落后、浅薄的一面，但最后以其高大的一面遮蔽这些“小缺点”，而且这些缺点在“我”反而是朴实、真挚的证明。可以看出，在《我们夫妇之间》中，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其实是“分裂”的，显在的是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教育的仰视视角，而潜在的却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作者尽可能甚至是有些刻意地凸显显在的视角，但潜意识中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则难以完全隐匿，它不时以训诫的姿态越出文本，在分裂的视角中显示出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内在焦虑。

其三，最根本的是工农兵话语方式对知识分子书写方式的规约。《我们夫妇之间》在建国初期的文坛是一个特例，虽然主观是颂歌类作品，但因为其溢出常规模式的写作方式而得到读者的热烈反响。从叙述方式而言，小说采用知识分子略带谐谑的幽默语调讲述夫妇两人之间的生活故事，话语间流露出知识分子叙述者的智性光芒。作者并非采取正面描写的直接歌颂方式表现妻子的变化，而是通过客观呈现细节让读者一同参与见证，妻子从最初的固执，鄙视城里人，变化为开始讲究整洁，思想摆脱偏见，直至最后对“我”崇拜，虚心向“我”学习，妻子的变化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她并非说一不二的钢铁女战士，而是对其缺点不断自我认知，是一个成长着的“中间人物”，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性的弱点和妇女认识的偏狭。夫妇之间因为寄钱给遭灾的老家而产生分歧是小说中经典的情节。妻子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辛苦所得的稿费偷偷寄回家确实有一种农村小民思想，认为“我”既然盖着她的花被面、穿着毛背心，便有义务受其支配，在两人的争论中，“我”始终占据着理性的高峰，既然是为了救灾，为何不将钱捐给全村而是单单寄回了自己家中。这个情节在不经意之间表现出小农生产者的自私倾向——剥夺他人的利益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若是从小说整体而言，这个情节本可以忽略，因为并没有对小说主体构成悖反，相反却是一种烘托补充。但因为在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出现，对不能触碰的禁忌产生一种威胁，于是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了罪状，为树立一种绝对规范，《我们夫妇之间》成了话语权争夺的牺牲品。

二、独白性叙事话语

从叙事话语而言，“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我’充当了叙事者和主人公双重角色，很容易形成独白性的叙事话语。以‘我’的口吻讲述别人的故事，从而形成‘自叙传’的特征。”[8]而“单一性政治文化则要求民众进入‘忘我’（或大公无私）的境界，取消个人空间，放逐私人生活，促成集体主义原则的产生。”[9]自叙式的日常书写不符合国家宏大历史主题的愿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活动和感伤情调毫无疑问是对昂扬乐观建设激情的违拗，在权力话语看来，以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结合的过程通过夫妇之间日常生活的争吵与和好来表现将政治主体庸俗化了，公共性意义被日常叙事原则降低到私性领域。

从人物塑造而言，小说中无论是“我”看待问题的视点还是对妻子性格的描绘，最鲜明的是知识分子辩证的思维。对于工农兵出身的妻子，作者并非进行绝对地赞颂，将其描写成纯洁无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是真实的“人”，纵然是思想进步、以人民利益为第一位的党员干部，但是仍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性的弱点，这些缺点瑕不掩瑜，相反却使得妻子形象真实可爱。他试图在写作中完成对读者接受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双重调适，一方面肯定并尊重读者的判断力和思想高度，将主人公塑造成真实的人，另一方面又稍微刻意突出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我”对工农阶级“妻子”的仰慕和爱恋，在“度”上把握良好，这是知识分子写作的智慧却也是无法避免的局限。

“在50年代，官方话语的一种典型形态是革命话语。话语构成与话语姿态渗透着强烈的政治强权意识，比如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不容辩驳的刚性语气以及不由分说的价值判决与指认等。”[10]而工农兵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人物性格单一化，价值判断必须为好/坏、光明/黑暗的二元对立方式，以确立一元化的绝对领导。以《我们夫妇之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话语方式是对国家权力话语体系的背离，因其影响程度之广而不幸成为政治规训的试验品，“文学体制化过程中的暴力因素，以政治批判方式、一元化历史价值理念造成的对‘异己’力量和因素的排斥。”[11]

结语

究其根本，萧也牧自觉承袭了五四启蒙主义写作方式，甚至可以在鲁迅作品中找到某种对应。以知识分子第一人称为叙事视点，通过生活中的小事影射社会现实，恰是鲁迅在以知识分子为主题写作时常用的方法，《我们夫妇之间》可以说是《一件小事》在建国后的变形写作。那么，萧也牧的命运便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宿命，《我们夫妇之间》所代表的多元探索的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一元化的政治话语对自由启蒙的五四话语的彻底围剿。而这种不幸归根结底是政治力量对新时代中五四启蒙主义的规约，以国家强力主导文学发展路径，制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规范，对那些“写真实”及“干预生活”的小说出示“黄牌”。

萧也牧作为一个作家是真诚的，但也是幼稚地，缺乏对转折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敏感认知，在多种偶然因素的触发下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与其说这是萧也牧个人不幸的遭际，不如说这是知识分子写作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共同的悲剧命运。一种规范的建立，意味着对另一种规范的剥夺甚至消灭。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姿态被彻底规训，日常叙事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关于无产阶级的宏大叙事一直是十七年文学的主流，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促使人物塑造绝对化、脸谱化，以致虚假化，并在文革文学达到顶端。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使建国初期崭露头角的文学现代性的萌芽被扼杀，多种书写的可能性消失，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主题成为写作雷区，为数不多的作品如《百合花》、《青春之歌》也全然舍弃知识分子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未能成为历史的叙述者，他们只是被历史叙述，没有权力作历史的观察者和评判者。日常叙事悄然隐匿，直至八十年代才重新以新写实主义的面目出现，毋宁说城市写作在相当一段时间绝迹。历史的悖论性发展促使文学不断以循环的面目轮番登场，《我们夫妇之间》中新文学现代性的萌芽在被历史停滞了三十年后重新登场，试想如果当初没有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是否文学的进程又会是另一番面目？文学和政治、知识分子和国家意识形态是自古以来绕不开、逃不出的缠绕纠葛。

[1]张羽.萧也牧之死[J].新文学史料,1993,(4).

[2]张羽，黄伊编选.萧也牧作品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 182.(文章中引用《我们夫妇之间》部分均出自本版本。)

[3]沙汀.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J].人民文学,1960,(3).

[4]令狐兆鹏.作为想象的底层当代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95.

[5]晓华，汪政.第一人称研究[J].当代文坛,1998,(5).

[6]石湾.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51.

[7]罗执廷.十七年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初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8]晓华，汪政.第一人称研究[J].当代文坛,1998,(5).

[9][10]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23.

[11]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的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7.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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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288(2016)03-0021-04

2016-03-31

温雅红（1992-），女，山西太谷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