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娟

（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 300387）

从研究范式和政治分析模式角度谈新闻党性和人民性关联

刘立娟

（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 300387）

新闻工作理论和实践中的党性与人民性之间一直存在争议。通过从新闻学研究范式和政治分析模式的角度，对新闻党性和人民性的关联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视角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不同是导致党性和人民性争论的原因之一。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恰与党性和人民性之争产生的视角变化相吻合。新闻中的党性和人民性关系问题的争论，可以从“公民-国家分析模式”中寻找新的切入点。

新闻；党性；人民性；研究范式；政治分析模式

新闻传媒领域的党性与人民性之争一直存在，对此两者关系的论述与验证推理，学者们从新闻学本学科、中国共产党党史、政治哲学乃至其他学科领域皆有所涉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提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科学判断，对此两者关系的争论开始趋于缓和。然而，在当今看来毫无争议的一对概念为何会产生争议，仍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新闻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从更深的层次理解问题的产生及其对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人民及人民性

在“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中，党性即为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党性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对来说，“人民”“人民性”则根据阶级属性和历史归期以及国别具有差异。人民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是反复出现的阶级分合现象。处于不同社会状态的人民和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人民，有不同质的规定性与特征。“自由主义阵营内的批评者说，假如从前就像希腊民主政体下的人们可以谈论‘人民’，那是因为人民的同一性看上去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传统王朝政治转变到现代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如今这个‘人民’变成了具有利益分化的阶级，如何再来设想人民的同一性（哪怕只是人民的一个部分的同一性）？(这句话不太通顺)事实上，在从上往下看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视角里，人民差不多就是乌合之众的代名词。”[1]“人民”只不过意味着盲目的、自发的力量。或者说，它没有能力获得一种真正的政治素质和集体意识支配之下的历史力量。相反，根据列宁的说法，人民群众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是，人民群众又具有相对确定的内容，既有其量的规定性，即指居民中的大多数；又具有其质的规定性，即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同样，从政治角度来讲，人民是政治术语，是政治上表明敌我的概念，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党建过程中，一直将“人民”和“人民性”作为一以贯之的概念体系和践行标准。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中共三大提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并且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共四大的核心议题之一为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中共七大全面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号召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共八大指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人民指出斗争方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要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任务的一种工具。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指导思想中，表达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张。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八大以后，在全国宣传思想会议上，新一届领导集体进一步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民主政体下，“人民性”存在差异化理解。而“人民性”是共产党党建历程中一以贯之的重要标杆，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社会趋势，“人民性”在共产党的概念体系里存在所指不同的范畴。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即为人民。而解放战争时期，以国民党为中轴的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被排斥在共产党人民性的所指当中。如今，人民性概念又随着中国由阶级向阶层划分的转变，“及时吸纳和涵盖了新鲜的社会力量，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党正从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转变”，人民的所指范围在扩大，“出现了扩容的趋势”。[2]

二、党性与人民性的三次讨论及其范式

人民性作为始自俄罗斯文学的概念，被报刊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加以使用，借以表达报刊的人民性。在我国，毛泽东同志首先将人民性应用到对文艺理论的探讨中来。1947年针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新华日报》就以宣誓人民性来彰显其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在斗争中坚持党性就是它的人民性。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党性与人民性探讨，党的报刊领导者基本上采用的是“革命党”理念：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属性要求与其相对应的“人民性”也纳归到革命思潮下来，用敌我的划分方式和视角思考何为人民性，以及其在新闻领域的不可逾越性，并成为衡量党性报刊属性的重要标准。

以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为契机的第二次争辩，恰是以改变文风、贴近群众为宗旨。而到了1979年的新闻工作座谈会，党性和人民性之争到达历史高潮。在此座谈会上，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提出人民性概念，并大力提倡发挥人民作用，改进报纸在新闻报道中的形态，肯定人民的历史地位，将人民性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不管争论产生的原因是个人恩怨还是政治立场的不同，胡乔木和胡绩伟两人之间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中党性和人民性之争论的历史脚注，并打下了党性和人民性争论不可调和的烙印。回顾建国之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新闻报道以及贯穿其中的两次党性人民性之争，不难发现争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下历史抉择的失误。中共八大提出，阶级矛盾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将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但基于国情的理论判断失误，中国经济走向错误路径。同样，新闻领域在敌我矛盾后依旧坚持国内本党内部阶级斗争路线。经过文革十年，新闻领域出现尝试提高“人民性”的声调，但被扣上了反对“党性”的帽子。一元思维、对老一辈革命家思想观念的模式化继承以及执政根基不牢固，面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扼杀，新闻领域党性与革命范式下的“人民性”不相容。

第三次争论之后，中国新闻界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但具体的社会事件中存在反复现象，总体上呈现出对于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理解螺旋式上升的趋向。1982年，施拉姆访华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新闻学研究拓宽了视野，对于新闻、传播从学科本位来思考研究的呼声增多。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于愈演愈烈的“人民性”错误言论提出批评，指责把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说法的错误言论。“1985年，经过几年新闻改革之后，中国传媒指导思想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3]新闻报道视角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也逐步转向对人民群体的关注。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江泽民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中指出，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原则以防止新闻传媒被反对势力利用，走向违反党的领导的对立面。

自90年代开始，“人民性”概念趋于一致，拥护共产党统治的国民即为人民。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人民性”成为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标准时的价值标杆，是衡量共产党的主张是否正确可行的标准。例如，“三个代表”要以是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共产党先进性的标准；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和国家形象的构建，人民主体实现了扩容。90年代之后，在党内和新闻界看待党性和人民性之争的过程中，视角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研究视角从“革命范式”转向“新闻本体范式”。“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凝练的思想概念，但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范式的变化，赋予了“人民性”较多的独立态度和学科本体意义。

三、研究范式和政治分析模式视角下的新闻党性和人民性

综上，视角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不同是导致党性和人民性争论的原因之一。所谓研究范式，不是模式。模式可能只是一个人采用的形式，但是范式是一种学术共鸣体，是多人所不约而同采取的模式，有相对一致性。“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由于研究领域、学术立场、价值取向的不同，围绕‘党报之学’‘政治运动之学’‘新闻事业之学’‘新闻之学’不同的理论形态组成的‘特定共同体’，从而实现新闻学范式的一次次转换。”[4]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民国时期考证范式的代表，通过梳理史料的方式回顾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新闻学研究确立了党报之学的理论范式。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既有革命色彩浓郁的时代烙印，也有延安时期新闻学脉的延续，还明显受到苏联新闻学术研究模式的影响。”[4]10文革期间，“新闻规律从属甚至不得不让位于政治规律。新闻学不是一门科学的知识体系，而是政治运动的工具。”[4]62拨乱反正之后，新闻学研究有所发展。“在理论新闻学研究中，新闻学者把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在内的整个新闻事业作为理论重心，积极探索新闻事业发展的特性、功能与共通规律；在新闻史学领域，新闻学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政治化、革命化研究与再现；在应用新闻学领域，新闻业务观念由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的限制，新闻学者仍承袭党报本位新闻学的传统，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在新闻事业领域的具体运用——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4]118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闻学研究才转向新闻本体范式。“在理论新闻学领域，新闻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将新闻或新闻传播活动作为构建新闻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在历史新闻学领域，新闻学者进行多元化理论探索。在应用新闻学领域，客观报道、体验式报道、精确报道的理论构想，也呈现出鲜明的‘新闻本位’特征。”[4]183

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恰与党性和人民性之争产生的视角变化相吻合。甚至可以说，中国新闻学研究中革命范式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报刊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步稳定，党的事业向前发展，新闻传播学逐渐将视角放在自身学科发展上来，新闻本体范式的建立也基于对人民性概念的恰当理解，给予人民更多的人文关怀和重视。

同时，政治分析模式的转变也亟需引起新闻传播业的重视。“‘人民-国家’分析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时期的基本政治分析模式。”[5]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而在法治化的当代社会，公民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而出现，人民概念的总体性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个体的公民概念所扬弃。“所以有必要实现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型，在从人民到公民转型的过程中‘公民-国家分析模式’有必要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基本政治分析模式。”[5]

具体到此政治分析模式背景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对于新闻党性和人民性关系问题的争论，乃至对人民知情权的获取，对言论表达权的尊重，以及国家对信息安全的维护、对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坚守，都可以从“公民-国家分析模式”中寻找新的切入点，并且是符合时代要求和国家利益的视角变化的。

（责任编辑 陶新艳）

[1]张文喜.从政治哲学角度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人民概念[J].学习与探索，2007(1):44.

[2]员智凯，余远明.党性和人民性结合范式的时代转型[J].理论探讨，2014(4):107.

[3]童兵.正确的抉择 重大的胜利[J].新闻记者，2008(6):6.

[4]李秀云.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5]肖存良.人民概念重构与统一战线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一种视角[J].理论与改革，200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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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5454（2016）04-0012-04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4.003

2016-06-18

刘立娟（1989-），女，河北沧州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