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英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安徽 安庆246052）

从《大学》八目透视朱熹的内圣外王观

戴先英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安徽 安庆246052）

朱熹《大学》定本是后世儒家阐释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重要载体。其中，八目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方法与现实要求。在朱熹的思想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目为内圣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目为外王之学，且朱熹对二者的重视程度有异。细加分析，朱熹虽然并未完全偏废于外王，但其对外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对内圣的重视，总而言之，朱熹偏重内圣、轻视外王。

《大学》；八目；内圣；外王

后世儒者及研究儒学思想者无一不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但最先提出“内圣外王”的却是道家，《庄子·天下篇》中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问题随之而来，《天下篇》中抑偏崇全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否本身就是固执于道家一家之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细加分析，《庄子》在表述内圣之学时论及到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在表述外王之道时论及到法、名、参、稽，都可以窥见庄子提出内圣外王之道时其立场并非为囿于道家一家思想的 “一曲之士”，而是熔铸儒、道、法等多家思想为一炉的思想表述。因此，尽管内圣外王之道最早不是由儒家提出的，这也并不能削弱用内圣外王阐释儒家的可信性与说服力。当然，用内圣外王对儒家思想进行阐释并不是伴随着儒家的产生而发展的，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五代灭而宋室兴，在思想领域表现为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应运而生，直至此时，儒家才真正意义上开始以内圣外王之道来阐释儒学。

众所周知，《大学》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浓缩，自唐中后期韩愈表彰《大学》后，历经五代北宋时期的进展，至南宋朱熹将《大学》纳入四书之中，奠定了其在儒学思想史上至高的地位，而考证这一过程，恰与儒家用内圣外王之道阐释儒学的过程相契合。换句话说，理学化的《大学》是儒家阐释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重要载体。至朱熹时，《大学》始有三纲八目之分，三纲八目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方法，为儒者的成圣成贤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上升阶梯。朱熹认为，三纲之中，明明德是内圣之学，新民是外王之学；八目之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目为内圣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目为外王之学。以八目为主线，对朱熹偏重内圣、轻视外王的思想特征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进而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八目在朱熹《大学》思想中各自的地位为何。

一、梁启超、熊十力、朱熹对内圣外王的观点比较

首先应解决“内圣”与“外王”何为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一般而论，内圣即“内求于己”，属于个人修养层面；外王即“外用于世”，属于社会政治层面。近世梁启超极其推重“内圣外王”，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即此也”[1]4676，并对内圣外王做出了解释：“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2]34熊十力也曾对内圣外王做出过自己的解释：“八条目虽似平说，其实以修身为本。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3]672“内修”即内圣，“外修”即外王。综上可知，梁启超与熊十力的观点基本与朱熹的说法相通，只是熊十力是分析庄子的内圣外王论所得，未将修身划入内圣之中，而朱熹是将《大学》前五目当作内圣之学，后三目当作外王之学。

二、朱熹偏重内圣，轻视外王

以内圣外王的渊源与基本释义为铺垫，下面来分析一下朱熹的内圣外王论在 《大学》八目中的表现，亦即朱熹是重视《大学》的前五目还是后三目，也就是朱熹是重视内圣还是外王的问题。朱熹虽然并未完全偏废于外王，但其对外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对内圣的重视，总而言之，朱熹偏重内圣、轻视外王，其理由有三。

(一）宋承五代衰乱，天下无生人之气，道德沦丧，理学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思想的目的在于反映社会政治以指导实践，理学亦然，其目的是为了唤醒当世的社会道德意识，重新彰明原本濒临隐没的儒家形上智慧。这就必须加强对儒家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的重视程度，也就在客观上轻视了外王之学。朱熹作为理学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其偏重内圣、轻视外王的内圣外王论也就有了生存的社会环境土壤。难怪现代新儒家学者几乎无一不作出如此结论。熊十力认为内圣外王之学发展至宋明学者，外王之学遂废。牟宗三也说：“儒家的学问原讲‘内圣外王,，宋明儒则特重‘内圣,这一面。……理学家偏重于内圣一面，故外王一面就不很够，甚至弘扬不够。”[4]10-11

(二）朱熹个人认为内圣重于外王。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中，随处都流露出其推重内圣，轻视外王的思想。朱熹说：“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5]7册/2873朱熹将内圣作为人成圣成贤的不二法门，而将外王作为走上“愚不肖之途”的歧途入口，由此可见朱熹对内圣与外王的态度。朱熹在阐释《大学》八目的过程中，曾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做过对比，“以身对天下国家而言，则身为本而天下国家为末。……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诚意正心而修其身，则本必乱而末不可治。”[6]6册/513朱熹认为，修身为本，齐、治、平为末，而格、致、诚、正又是修身的根本方法和基本路径。由此可见，朱熹是重视格、致、诚、正、修五目，即内圣之学，而轻视齐、治、平三目，即外王之学的。此外，朱熹还将格物、致知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做过对比，“格物、致知，比治国、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则病痛却大，无进步处。治国、平天下，规模虽大，然这里纵有未尽处，病痛却小。”[5]1册/312由此可见，在朱熹的思维世界里，格物、致知在认知上远比治国、平天下重要得多。

(三）关于朱熹的内圣外王论，大体分为两种观点。一种主张朱熹偏重内圣，轻视外王，一种认为朱熹是内圣外王统一论者，既重内圣，亦重外王。①事实上，对于持朱熹为内圣外王统一论观点的学者，其论据大体有三：第一，朱熹尊崇圣贤又意欲成为圣贤，且主张圣贤应当德业并举。毋庸置疑，朱熹一直把“圣贤”作为一生孜孜追求的最高理想人格，终生努力就是要行成圣成贤之事。而且朱熹主张作为圣贤，应当德业并举，“有禹汤之德，便有禹汤之业；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业。……有一家便当理会一家之事，有一国便当理会一国之事。”[5]4册/1477第二，朱熹重视实学思想。朱熹曾对近世儒者“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6]22册/2118的客观情形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朱熹认为成圣成贤之道定要力行“实”事。朱熹曾说，每人欲成圣成贤时，“也须一步敛一步，着实做始得。若徒然心务高远，而不下着实之功，亦何益哉。”[5]6册/2111朱熹不仅认为人在成圣成贤的过程中要注重“实”，就算已臻圣贤之境，亦要以“实”为出发点和归宿。朱熹主张圣贤作为“天地之道”的补充，应该坚持《周易·象传》中所论及的“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以通天人，兼体用，为人类做实事。第三，朱熹个人躬行践履，且认为“工夫全在行上”[5]1册/223。朱熹认为，为学抑或是行事，都要重视“行”。在为学上，朱熹曾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6]23册/2811；“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5]1册/222。在行事上，朱熹更是身亲力行，在地方任职达九年之久，在恤民省赋、正经界、兴学等多方面都颇有政绩，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亦即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针对如上三点，粗看可能认为朱熹却有内圣外王统一论之实，然细加分析，以上诸点便可一一攻破。首先，以朱熹意欲为圣贤，并以追求成圣成贤为最高理想人格来论证朱熹为内圣外王统一论者，那么必是基于一个共识的前提：一切圣贤都是内圣外王的。细加推敲，可知此论据难以站住脚跟。余英时在阐述“道统”与“道学”时说：“……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7]15由此推之，“道学”必是指内圣之学无疑，朱熹私淑二程，必然也是继承的“道学”，而非“道统”。可见朱熹是重视内圣而轻视外王的，而上面的一切圣贤都是内圣外王者的论据亦已攻破。其次，不论是朱熹主张德业并举，还是注重实学，抑或是躬亲实践，都是从朱熹知行观的角度来论证朱熹是不仅重视内圣、而且重视外王的。而以《大学》八目而论，朱熹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内圣外王论与知行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朱熹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目划为内圣之学，将齐家、治国、平天下划为外王之学，此前已述。而朱熹在知、行范畴的划分上，则认为格物、致知两目归属于“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目归属于“行”：“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5]1册/309朱熹在知行观上虽然主张“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5]1册/148，但是由八目的划分观之，朱熹将本应属于“知”的范畴的“诚意、正心、修身”也划入了“行”的范畴之中，因此，朱熹重“行”也就并不能等同于重视外王，从知行观的角度论述朱熹既重内圣亦重外王的观点已难成立。再次，以朱熹在职任官达九年之久的事实来论证朱熹重视外王，实难为证。朱熹一生任地方官九年有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朱熹七十一岁而终，除此九年及孩童之时，其余皆在做内圣的学问，岂能以九年之偏来代一生之全。朱熹甚至为了自己的内圣事业而置外王如草芥，终朱熹一生，辞官数十次，便是明证。朱熹曾谦虚地说自己“自幼愚昧”，以强调自己“本无宦情”[6]21册/1130。

综上而知，以《大学》八目为基点，朱熹确是偏重内圣、轻视外王的。而反过来看，朱熹在内圣外王论上所持的偏重内圣、轻视外王的观点，亦可窥见其对《大学》八目的态度：偏重心性修养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目，轻视外在事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目。

注释：

①几乎无人认为朱熹是偏重外王，轻视内圣的。原本余英时关于内圣外王的观点有认为朱熹轻视内圣、偏重外王的倾向，刘述先曾著文与余英时商榷过此一观点，而余英时在《“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一文中已强调：“我所谓‘回转’不是从‘内圣’回转到‘外王’，而是回转到‘内圣外王’的整体。”（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218.）所以，我们姑且把余英时的观点也归入到后一种观点,即内圣外王统一论的观点之中。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梁启超全集：第16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启超.儒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熊十力.读经示要[M]//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4]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C]//方颖娴，司徒港生，谢大宁.政道与治道.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7.

[5]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M].北京:三联书店,2004.

责任编辑：曲晓红

OnZhu Xi,s Viewof Being Sage Inside andBeing Kingly Outside fromthe Perspective of Eight Items in The Great Learning

Dai Xianying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Huangmei Opera,Anqing 246052,China)

The Great Lear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nfucians to interpret the doctrine of being sage inside andbeing kingly outside.Eight items are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and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following the doctrine.According toZhuXi,investigationof things,acquirement of knowledge,sincerity of thoughts,correction of the mind and cultivation of the moral character are for learning to be sage inside,and running the family,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pacifying the world are for learning to be kingly outside.And Zhu Xi placed different emphasis on the two.If we analyze carefully, we will find that Zhu Xi put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former than on the latter.

The Great Learning;eight items;being sage inside;being kingly outside

B244.7

A

1672-447X（2016）04-0036-03

2016-05-05

戴先英（1974-），安徽桐城人，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