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弟

博学奇才 家国情怀
——王献唐先生事功述略

陈德弟

自古以来，在齐鲁大地上产生过许多风云人物，将相迭出，俊彦屡见。这里是孔子出生的地方，这里是军事家孙膑的故里，这里是“稷下学宫”的所在地，这里是儒家学派的发祥地，这里是一代儒宗郑玄的桑梓……泰山脚下，沧海之滨，培育出无数的优秀人才，他们的英名流芳千古，代代传诵，19世纪末诞生于照邑的王献唐先生名列其间，实至名归。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家国情怀，对保藏、承传华夏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伟大事功将永载史册。

一、王献唐先生的简单生平

王献唐先生，初名家驹，后改名琯，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1896年10月出生于山东日照韩家村。父亲王廷霖，为当地名医，秉治病救人宗旨，给人医病，不收钱财，并资助无钱购药者，颇得美名。与此同时，他喜好金石之学，师从著名小学家许瀚（字印林）先生，搜集有关书籍，边医病，边治学，并行精进，著有《泉币图释》《说文札记》等书。

献唐先生幼承家学，博览群籍，聪慧苦读，为以后治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其父影响下，他不仅心地善良，而且较早立下志向，一定要在学术上做出成就，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誉于后。他悟性极强，父亲看他是一棵读书治学的苗子，于是在他七岁那年，便把他送入私塾读书，以开其心智。在这里，他与私塾先生读“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十岁时，他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偶尔也模拟作一些短句练习。除此之外，他也学习书法、绘画等技能，久之，献唐先生成了村里有名的小书画家。

十一岁时，他离开家乡，只身到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因家道逐渐衰落，生活日益艰辛，为了缴纳学费和购置图籍，减轻父母负担，他白天读书学习，晚间不得不到一家报社去打零工，依靠做一些简单的排字、校对等工作赚点钱，以维持学业。1913年，献唐先生从礼贤书院毕业，径考入青岛德华高等专门学堂预科。是时，正值德、日为争夺青岛控制权而开战，故而献唐先生不得不休学。1915年，献唐先生重返礼贤书院读文科，翌年毕业。经济窘迫，生活艰难，继续求学深造是不可能了，从此以后，献唐先生再没能在学校学习。1916年，他只身来到济南，做起了《山东日报》的编辑工作，以挣钱糊口。1917年，他应天津《正义报》相约，奔赴天津，从事翻译德文小说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献唐先生未干多久，便重返济南，这次他担任了《山东日报》和《山东商务日报》两报编辑兼记者。工作尽管有些辛苦，好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加之献唐先生勤学善思、满腹经纶，所任工作比较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收入增多了，他可以饱腹、购书、治学，不再为此发愁担忧了。

1920年至1926年，献唐先生以山东两报记者身份，长期居住于青岛。其间，他撰写了《公孙龙子悬解》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他名望大起，蜚声学界。1923年，他还与礼贤书院校长德国人苏保志、刘衡三、尹莘农等人，发起成立了民间社会团体“中德学社”，相互翻译并发表了一些中、德文艺及哲学方面的文章。

1926年6月，献唐先生来到北京，结识了当时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叶恭绰、傅增湘等人，与他们切磋学问、探讨学术，由是学识大有长进，大有“脱胎换骨”情状。1927年3月，献唐先生到江西九江，和表兄丁惟汾学习《说文解字》《方言》，这是他研治小学和音韵学的开始。旋到南京任职，公务之余，撰写了《两周古音表》和《幽宵古韵考》二书。1929年8月，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这是他最喜爱、也最适合的工作，他为图书馆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四处奔走，利用各种关系筹措钱款，购置图书、文物，合理调配人员以加强管理，很快使该馆享誉海内，成为北方文化重镇。与此同时，他参与了在济南发现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勘查和发掘工作；和傅斯年、董作宾等著名学者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筹办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历史文献；雄心勃勃汇编山东先贤著作，计划出版《山左先贤遗书》二十种（后因抗战爆发未能如愿）；抢救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聊城海源阁的书籍，撰写了许多考证著作，其中最具代表的是《炎黄氏族文化考》，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他研治历史的理念。

抗日战争爆发，献唐先生为了保护馆藏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与同事屈万里、李义贵将这些书籍和文物装箱，亲自押运，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长途跋涉，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来到四川重庆大后方，保住了这些国宝，为保护、传承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重庆期间，献唐先生担任国史馆总纂修，撰写了《国史金石志稿》二十卷，之后又撰写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等，并编辑了《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四卷。

抗战胜利后，献唐先生返回济南，满怀壮志欲恢复和扩建原省图书馆，将运往重庆之书籍、文物再运回来。由于解放战争开始，山东战事较为激烈，献唐先生计划暂时不能付诸实现，直至1950年，那些珍贵书籍和文物才重返故地。而此时，由于献唐先生因操劳过度，患上了脑疾，不得不放下工作，赴北京就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等职，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抱病努力工作，并多次向国家捐献国宝级文物和古籍，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赞扬和奖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中，虽工作繁忙，宿疾难愈，但只要好转，他便手不辍笔，耕耘不止，撰写了许多论著，较为著名的有《山东古国考》《黄县 器》《山东古代姜姓统治集团》等。

1960年10月，一代学术大师王献唐先生不幸与世长辞。据其亲属讲，他一生著述逾三千万字（2013年10月19—20日，在日照举行的“王献唐学术研讨会”上，其家属宣布）。献唐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多才多艺，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国家、社会和学术，是当今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王献唐先生的学术成就

献唐先生在历史学、考古学、音韵学、古文字、古钱币、古印玺、目录、版本、校雠诸学术领域均有研究，造诣颇深，成就卓著。不仅如此，他于诗词、书法、绘画方面亦有深厚的功力，多有佳品流行。

因为献唐先生博览群书，记忆超强，学术功力极佳，加上独具慧眼，所以他能将各种史料联系起来，综合进行研究、分析，发前人之未发，常有独到见解。颇能代表他史学成就的著作是《春秋邾分三国考》《山东古国考》和《炎黄氏族文化考》等，其所用考证方法十分科学，因此所获结论之正确，一再为后来所发现的文物所证实。

献唐先生深知，研治上古史，流传下来的先秦文献十分稀少，必须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如甲骨文、铭文等进行，这就需要认识古文字，而欲识古文字，必懂上古音韵，献唐先生于此颇有天赋，他与表兄丁惟汾仅学了三五月，便通晓了，于是利用之而著出《两周古音表》和《幽宵古韵考》；而其《炎黄氏族文化考》更是多赖识古文字之技能，以助其成的，书中所持“中国文化虽属炎黄二族，但主要是炎族文化即夷族文化。欲求远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东”的观点，有理有据，曾对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启发甚大，董称“前所未闻，茅塞顿开”。

献唐父廷霖对古代钱币酷好研究，曾著《泉币图释》一书，献唐决定将这项研究继续下去，以弘扬光大之，于是他在古钱币方面用力甚勤，不仅多方搜集，而且精心探研，著出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成名作，该书五十万言，详细考证了先秦、秦汉铸钱技术的演变情况，从历史、制度、思想、物质等方面，考述这些钱币的历史文化内涵，对研究我国上古时期的货币史和社会史大有裨益。

古代玺印有多种功能，所刻文字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因此可以用来研究古文字、探讨古代典章制度等项目。由于献唐先生有很好的古文字功底，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他对古玺印文字持续关注并潜心研究，据李勇慧博士讲，献唐先生“印学之题跋及编著达51种”［1］，由此可见献唐先生对古玺印文字研究之深、所获成果之巨，其代表性著作有《国史金石志稿》《五灯精舍印话》《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等。

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期间，整日与书籍打交道，耕耘书圃，又好收藏，手摸眼观古籍无算，因此谙熟古籍版本、目录之学。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林济青力邀献唐先生为学生讲授，由于全身心投入馆藏建设，工作繁忙，他初并不欲，林再三邀请，无奈答应下来。献唐先生一旦允诺，便一丝不苟，认真对待，他撰写了《目录学讲义纲要》，于“导论”中言：“今讲授此学，亦含版本、校勘两科，冶为一炉，遵中垒之义法，泯历代之成见。”［2］由是而知，他在教授目录学时，也讲了版本学和校雠学。1933年9月至1934年5月，献唐先生为齐鲁大学学生义务讲授版本目录学近一年时间［3］。可以讲，献唐先生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造诣，于时亦为名家之一，他留下了大量的阅读古籍的题跋，这些题跋涉及古籍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献唐先生古典文献学成就的宝贵资料。

献唐先生是一位酷爱收藏的大家，尤其在收藏古籍和文物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他收藏古籍和文物的目的不是用来赏玩，而主要是备研究之用。他无比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热爱自己的事业，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除维持正常生计外，剩余钱财多用于购买古籍和文物，在他的收藏中，个别书籍和文物属于国宝级，如宋版书《大方广佛华严经论合刻》、越王勾践剑、闯王李自成政权官印等。他是十分开明的藏书家，对于藏书有很正确的认识，他说：“藏书而不能研读，如不藏；读书而不能流通，但供一己之受用，与人群何豫？刻书而无学识以济之，则斠校不精，鉴别不明。故善藏书者必能读书，善读书者必能刻书，善刻书者必能著书。以自身求书之不易，推及他人，故能藏者必能刻。以自身探讨之心得，启示他人，故能读者必能著。”［4］本着这样的理念，他亦藏亦刻，除主持刊刻《山左先贤遗书》外，还影印了《穆天子传》《春秋左传》《通鉴纲目》等一批古籍，选拓了山东金石保存所庋藏的系列金石珍品，传播了祖国的优秀文化。

截止目前，据张书学教授介绍，献唐先生共有著述54种［5］。一个人一生中有这些学术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献唐先生才华横溢，于诗歌、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深厚的功力，就拿他的诗为例，他每有所感，便赋诗一首，以记当时情状，他所写的诗具有史诗性质。比如1917年，他到天津从事翻译德文小说工作，有诗云：“译书旁索瀛寰秘，纵笔欲穷鬼域情。”1918年，他复归济南，有诗云：“越岁文坛益征逐，乌鹊南飞明湖曲。”1919年，他父亲客死吉林，有诗曰：“芒鞋雪夜赋北征，麻衣扶榇沧海行。咫尺人天成代谢，沉沉万劫见死生。”［6］1929年秋，他主政省图书馆，有诗云：“朅来济上心私喜，柱下守书师老耳。”现存献唐诗词六百余首，由张书学、李勇慧夫妇收集编为《王献唐诗词辑存》一书。由献唐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才艺，可见其真乃旷世奇才，一代宗师。

三、王献唐先生的家国情怀

王献唐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位胸怀正义感、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勇于追求真理、具有独立思想与精神、舍命保护“国粹”、积极传承华夏文明的先锋，他与时俱进的践行是学者的榜样，他家国情怀的品质足为学人楷模。

献唐先生仅活了65岁，在这65个春秋里，前后治学时间不过三十余年，中间又经历了主政省馆事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可他成就卓著，留下了三千多万字的著述，他的聪慧和勤奋超乎寻常，这在发达的研学设备能辅佐学者治学的今日也是不多见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勤奋呢？我们以为是民族的自豪感和历史的使命感促使他竭力做为。

献唐先生是一位知识渊深的历史学家，他对祖国的历史谙熟于胸，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令他自豪，使他钦佩，深深感动着他，他把这种感动化作努力探研的力量，他惜时如金、一日并作二日用，著书立说，“兴亡继绝”，他要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尽最大力量弘扬中华文明、传承华夏文脉。他一生都在搜集、整理、保护古籍和文物，深知它们的文化价值，经常思虑如何使这些优秀物质文化不至于亡佚、被毁或流落异邦，所以他不仅效法周朝老子做“守藏史”，还以汉代刘中垒（向）自居，既藏亦校亦著亦传，他曾以诗歌形式表达过这种观点，表达自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承传：“我非嗜古爱腐朽，玩物丧志人所丑。又不欲以鉴藏名，身外陈陈复何有？寥落千秋字字金，字中能见古人心。生也有涯知无尽，欲从此处钩深沉。”［7］他还说：“吾国固有文字中，中华民族之文化，所以寄存、滋息者在此，所以沟通、推进者亦在此。”［8］在他担任山东省馆馆长的头几年，不辞劳苦、四处筹款，多渠道、多方法购置书籍和文物，“自1929年至1937年抗战前八年间，王献唐请政府增加经费，联系藏家，出入坊肆，或抢救，或购买，或没收，几年之间搜罗宏富，蔚为大观。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滕县等地新出土汉画石、潍县高氏藏绝世砖瓦、历城马国翰收藏泉币、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曲阜孔氏微波榭藏书等山左文献和文物，大多网罗馆中，所收善本即达1700种35000册”［9］。很快使省图以庋藏富赡名扬全国，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委会委员、著名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先生致函说：“贵省图书馆得先生经营，收藏之宏富、建筑之良善，驾苏、浙而上，在省立图书馆中，屈一指矣！”［10］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31年参观山东省图书馆后记道：“闻王馆长主持此馆二年，搜罗昔人著作底稿已近百种。近为海源阁藏书事，奔走各方，至为劳勚。室中所悬书画，亦多搜得之乡先达作品。以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以后，此馆必将巍然为北方文化重镇矣！”［11］顾先生之预言，在1933年就成为了现实，而此时献唐先生本人藏书也达十余万卷。他校书、著书、刻书在上面的“学术成就”中已述过，此不赘述。

他自觉给自己负上了使命，并且勇于担当。当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晋军即将进入济南城时，他“以忝长省立图书馆，负有保守图书之责，一旦随而他去，则损失毁坏乃意中事耳，职责所系，将何以对桑梓父老”之精神，“自率馆中同仁监守图书，效死弗去”［12］。由于他的努力，最终使馆藏图书得以保全，完好无损。他还曾截获过不法日人骗买潍县高鸿裁所藏的绝世砖瓦，也曾托朋友在异域查访、回购中国珍籍孤本……献唐先生这种以国为家的伟大情怀，视传统文化、祖国珍籍、历史文物如生命的伟大情操，在抗战时期不惧艰辛和牺牲、保护国家珍籍和文物的壮举完全彰显了出来。对此，李勇慧博士有详细地描述，道：

1937年日寇侵华，王献唐毅然舍妻别子，冒敌机轰炸，载山东数十载搜集图书文物精品万余件31箱南下，保存到曲阜孔府，后再抽运5箱至四川乐山大佛寺保存，流离西南隅十余年。在南下与四川护书期间，基本得不到政府经费支持，他与一同护书南下屈万里、李义贵等人不得不多方想法筹措南下旅费、运工费、存书处租金与生活费。1948年9月离职后，仍极力协助政府，使南迁文物于1949年、1950年“完璧归赵”。在这期间，王献唐劳累致病，左髀与脑部皆做了手术，他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两个死在四川，与他一同南下护书的屈万里、李义贵的亲属亦天各一方，可谓“十年一瞥成桑海，惆怅王郎万劫心”。但他在1946年11月20日致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李泰华函内表示：“此项物品已为山东文物之精华，献唐既为山东从敌机轰炸中抢运而出，亦当负责使其归还山东，虽劳病至此，无怼也。”劳病如此而无恨，是其毕生爱国之最好体现。

王献唐南迁保护的文物，是山东省图书馆与山东金石保存所成立30年来收藏之山东金石古物、书籍珍本及字画精华。内有：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二世元年诏版、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祐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刘塘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石涛山水堂幅等及全份山东历代方志等。而当时留存济南图书文物因日军入侵损失惨重，仅存7600册件，存量不及战前原藏量百分之四。王献唐保存山左文物精品于炮火之中，其功绩无法估量，这是山东文化史、山东乃至中国抗战史上一段不能被忘记的故事。［13］

正因为献唐先生有家国情怀，所以他才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抛弃”小家，舍生忘死地保护属于全民族的珍宝，献唐先生的这段传奇经历，真乃可歌可泣，值得大加颂扬。不仅如此，他还有开明的思想和超前意识，能够与时俱进，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珍藏捐献给国家更有意义时，便毫不吝惜地捐献出来，垂范藏家，成为学界楷模。

关于文化遗产藏用关系，他有正确的认知和论述。1931年他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道：“中华民族四千年来自筑之宝库——图书——如开矿然，日日掘之，愈掘而宝藏愈富，迄今现在，尚不能测其究极。吾人对此民族精神寄托之图书，不能以‘保藏’二字了卸责任，更当荟萃全力，继续发掘。以发掘之所得，公诸世界。”［14］他十分推崇梁启超“学问天下公器”之说，并身体力行，在省馆多次搞展览，将馆藏珍贵古籍和文物展示出来，并亲写展览说明。他一反将珍贵材料秘而不宣的传统做法，把秘籍珍宝公之于世，让天下人知晓使用，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活动，很有现实意义。

关于向国家捐献书籍文物，献唐先生亦有超前意识和正确认知，并且有很高洁的捐献行为。早在1930年，他就认为“向国家捐献藏品是社会福祉”，因此他要尽力为之，向山东省图捐献书籍《丁守存编年自记》《魏王显贵造像拓本附考释》《韵字鉴》，与人合赠《钞本书经直解》，这些皆为善本。他不仅自己向国家捐赠书籍古物，还号召亲属和社会各界人士向国家“献宝”，他的伯父王廷枟在他鼓励下，献出了在日照出土的两块汉朝大吉昌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献唐先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心向人民政府，紧跟时代步伐，积极为人民工作。1951年，他将无比珍贵的宋刻经折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论合刻》捐献给了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1953年，又将珍藏多年的越王勾践剑和明末李自成“闯王印”捐给了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再捐22片带有卜辞的甲骨给中科院历史所。1960年他去世后，在他生前高洁捐献举动的影响下，其子王国华将献唐先生遗物1690种包括书籍、碑帖、手稿、墨迹等全部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

献唐先生在学术与现实关怀、学术与独立精神、学术与治学方法、学术与史料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论述，他的这些思想和在此类理念指导下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前瞻性，这说明他既是学者，又是具有远见卓识、要求进步、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他的伟大事迹，他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与他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注释：

［1］李勇慧：《一代传人王献唐》，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414页。

［2］见《齐大旬刊》四卷1期，1933年9月。

［3］王献唐：《太平十全之室日记》，未刊稿。

［4］见《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集1期，1931年。

［5］张书学：《探幽索赜，还原真实——〈王献唐年谱〉编撰手记》。

［6］以上三首诗均见王献唐《访碑图诗》。

［7］王献唐：《访碑图诗》。

［8］王献唐：《评高田忠周之古籀篇》，《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集1期，1931年。

［9］［13］李勇慧：《王献唐：齐鲁文脉守望人》，《大众日报》2013年1月18日。

［10］安可荇、杜泽逊等整理：《王献唐师友书札》（下册），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11］顾颉刚：《辛未访古日记》，见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王献唐：《守书日记・题记》“1930年7月7日”，未刊稿。

［14］见《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集1期“引言”，1931年。

作者通讯地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