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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言策 仿天一阁
——薛福成与传经楼

2016-03-16

天一阁文丛 2016年0期
关键词:天一阁藏书楼藏书

韦 力

上万言策 仿天一阁
——薛福成与传经楼

韦 力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俗语在有些情况下也不成立,比如李白的儿子是谁,至少我不知道。有人研究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因为喝太多了,伤害了他的优良基因,使得他儿子没能继承他的诗才。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因为我没有考证过苏老泉是否也有此好,为什么他的儿子有那么大名气,猛然想到曹操倒是喜欢对酒当歌,可也同样有了“三曹”的并称。这样论起来,李白儿子事件好像跟酒没什么关系,如果跟酒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子不承父业,只能另找原因了。

薛福成的父亲薛湘,一生最大的名气就是擅长八股文,他把这种科举的敲门砖研究得十分透彻,做出来的文章也是繁花似锦,尤其他那独特的文笔,在当世被称为“薛调”,可以说薛湘的八股时文是他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文体,很多人为了旗开得胜,都在模仿薛湘的笔调。晚清的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曾说过,他们能够在考场上取得好成绩,就是得益于薛湘所写的诗文。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均把薛湘的儿子薛福成揽入自己麾下。

但是薛福成对八股文很是痛恨,这种情形应该很遭他爹的痛恨。薛湘当然不能由着儿子的性子,在薛福成六七岁的时候,薛湘就把他送到私塾里,让他去学习考试的本领。我只是奇怪,薛湘是考试能手,他为何不自己亲自教儿子?也有可能父子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难以进行平等的交流,薛湘无法像教别的学生那样,教自己的儿子吧。薛湘给儿子找的启蒙老师名叫顾洪生。薛福成见老师时,顾洪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到了这个年纪,代沟已不知隔了几层,薛福成当然更难以学得进去。据说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更让薛福成痛恨这种帖括之文。自此之后,他一生不做诗赋、不学书法,专门研究经世之学,正因为他这种独特的性格,才使得他成为了一代名臣,这个结果估计薛湘绝未料到。

在那个时代,薛福成不走科举之路,他如何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呢?按照历史资料记载,薛福成遇到的第一位大贵人就是曾国藩。上面提到过,曾就是学习了薛湘的诗文,才考取了功名。这样说来,曾当然对薛湘的儿子会另眼相看,是不是因为这一层才给薛福成开了后门我不知道,但薛福成步入仕途,确实跟曾有很大关系。他们二人相识的故事在历史记载中颇有传奇意味,正因如此,所以这个故事就演绎出了几个不同的版本,至少我查到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同治四年(1865)夏天,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被朝廷调往北方去平定捻军起义。曾在自己的家乡湖南招兵买马,他在平定太平天国时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本次他同样用此法,在北上的路上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写了上万字的《上曾侯书》,并持此书去见曾国藩。曾读了之后,对薛的建议大表赞赏,于是招薛入幕,在自己麾下,让薛专门替自己写相关的改革文章。薛这样一做,就是七年,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后,薛才离开曾幕。

第二种说法是薛福成参加了江南甲子科乡试。薛在考试的时候只字未答,不知道后来的白卷先生是不是效仿了他的做法。但薛交的白卷并非一个字没写,他是在考棚里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着“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考试结束后,薛把这封信放在桌上就离开了,考院里负责清扫的“保洁人员”发现了这封信,于是就把此信呈给了曾国藩。曾果真读了此信,里面是薛所写的改革方案,此方案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等,这些建议深得曾心,于是曾就把薛找来,看薛长得一表人才,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为自己工作。

第三种说法跟第一种说法有些类似,是说1865年6月28日,曾国藩所乘之船沿运河北上,在路过宝应的时候,薛福成的大哥薛福辰听到了此事,马上告诉了弟弟,于是薛福成写了万言的“平戎策”,在此策中列出了八大方针,即“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据说曾国藩看到薛的建议后,大为认同,于是把他延入幕内。

从这三种说法都可看出,薛福成虽然不喜欢写考试之文,但其他的文章却写得很漂亮,否则他不可能打动韬略十足的曾国藩。这样说来,薛仍然是靠文章给自己争得了机会,这也应当有他父亲基因的遗传吧。据说薛对下围棋也很在行。曾国藩有个习惯,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人下棋。我想,这可能是曾以此来唤醒自己敏锐思维的方式,正因如此,薛就成了曾的棋友。由此可知,二人关系确实不一般。后来曾还给薛弄了个虚衔,让薛当上了五品候补同知,后来薛还当过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我不知道曾是否给薛许过愿,今后给他弄个更有实权的官当当,但曾的意外病逝,使薛要求进步的愿望落空了。曾去世后,薛帮着曾的长子料理完丧事,就回到了南方,前往苏州书局去任职,这应当是薛大量接触典籍的开始。

两年多以后,同治皇帝病故,光绪皇帝登基,皇帝当时仅四岁,当然是由两宫当朝。为了能够开创新局面,两宫皇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要求广开言路,让大臣们给国家谏言献策。光绪二年(1876)春天,薛福成从苏州书局出发,前往北京去拜谒新皇帝,走到济南时,他去看望弟弟薛福保,在弟弟那里他读到了一份“宫门抄”,此份宫门抄的内容正是朝廷要求广开言路的懿旨。薛福成读到之后大为兴奋,于是又开始写一封“万言书”,题目为《应诏陈言疏》。在此文中,薛福成又发挥自己擅长写文章的本领,在里面写出了“治平六策”,这“六策”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

薛福成写完之后,却因为级别低,没资格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好在当时他的弟弟薛福保正在山东巡抚丁宝桢手下当幕僚,于是薛福保就将哥哥所写奏书拿给了丁宝桢,请领导把这封“万言书”转呈给朝廷,丁宝桢果真帮了他这个忙。两宫看过后,很是满意,并将薛福成的这个“治平六策”发给各个衙门去商议,于是天下之人都知道了薛福成的大名。那个时候,李鸿章正在搞洋务,而薛福成的这个建议书跟自己的观点类似,于是李派人找来了薛,让薛加入自己的幕中。自此之后,薛福成在李鸿章幕内一干就是十年,有很多历史重大事件都是因薛的建议而由李发起的。

薛福成的工作业绩很是突出,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薛终于当上了宁绍台道。这个官是正四品衔,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在此之前,薛福成当了近二十年的幕僚,这个官是他第一次得到实衔。在历史的记载中,薛福成在此任上最大的政绩,就是想尽办法打败了法国军舰的入侵。1884年,法国军舰发动突袭,半小时内击沉了福建水军的7艘战船,为此清政府正式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打起来后,法国远东舰队4艘战船驶向镇海,薛福成积极布防,一边用他那擅长的文笔写报道寄往伦敦各报馆造舆论,一边组织军队炮击法国军舰,最终炸死了法国总指挥孤拔,迫使法军败退,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场胜利。因为薛福成在外交上的成功,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朝廷派薛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他的随员中就有黄遵宪。后来在薛的推荐下,黄担任了驻新加坡总领事。正因薛的推荐,才有了黄后来“睁眼看世界”的观念。可惜薛在任职期满后的回国路上染了病,仅56岁就病逝在了上海,否则他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薛福成在无锡的旧居很有名,无论是旅游图上,还是路标指示牌,都有明确的标识。我从地图上看,感觉那处旧居离我住所不远,于是步行前往一探。也许是地图比例尺标识得不明确,走出一段再问路时,才知道竟然还有两三站地。于是我顺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故居门票25元,但尺幅跟东林书院门票一样大,长度绝对超过了32开本的书,不明白为什么无锡在门票用纸方面绝不吝啬。从昨夜开始,天间断地下着小雨,今天也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虽然是星期天,故居的游客却很少,但每一进院落都有屋檐的遮蔽,于是我把手中的伞放在了大门口旁。我问检票员,伞放在这里会不会丢?她嫣然一笑,说怎么可能。

谈到薛福成故居,有不少资料上都说,这是江南地区完整保留面积最大者。这个“最”字我不能确定是否成立,但一进进地穿行进去,确实不负薛半城之名。旧居内,每一间都布置成了当初的式样,其中一进大堂,有薛福成的生平事迹展,那些资料当然难得,但我更为喜欢者,是玻璃柜里摆着一些相关的线装书,而这些书的确是古代的刻本,并非一般旅游景点常用的那种假书或新影印者。

沿着中路一进一进地向内走,直走到最后一进院落,仍然未看到藏书楼。而今这最后一进院落改为了奇石商店,店里没有人,几百平方米的面积摆满了奇石,数量很是庞大,我细看一眼标价,价格之高,勇超拍卖会。如此算下来,这一屋子石头恐怕比整个故居都贵。既然这等贵重,为何无人看护?想到这一层,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里闲逛显得很不合适,于是快步走了出去。此时,我在院内看到了那个商店的主人或是店员,她正拎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满了水。我猜测,她打水是为了擦拭店里的那些石头。看到了水,才让我感到了口渴难忍,因为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水,而前一个景点竟然无售水之处,在此处旧居内,我也同样没看到便利店。我注意到,此人的水出自旁边花园地上的一个水龙头,于是我走上前,拧开水龙头,对着嘴,畅快地喝了起来。这种感觉真好,唤起了我四十年前的记忆。喝饱了水,拧上水管,一抬头,那位拎桶的女士竟然一直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我的举措,她的表情很是夸张。我本来想掏出纸巾擦嘴,她的这个神态更加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我决定给她表演一个原汁原味儿,于是把掏出的纸巾又放回了兜里,挥臂用袖子抹去嘴角的水痕,然后淡定地向她一笑:“请告诉我藏书楼在哪里。”此人一愣,至少过了数秒钟才回过神来,她忙不迭地给我指示方向。在这位打水女的持续注目礼中,我穿过了花园,找到了藏书楼。

薛福成旧居基本上是完整的中轴线排列方式,然而书楼却是个例外。从位置上说,藏书楼处在院落的最深处,然而走到最后一进院落时,却不能穿入。最后一进院落的左手侧门,通向一个面积有数亩的花园,花园布置得颇为精巧。进入花园后,左转,穿过一个长廊,在左手边见到一个月亮门,由此进入,才是藏书楼所处的独立院落。可能是因为来此参观者少有人会专门找藏书楼,因此沿途的标牌并不明显,我经过两次询问,才找到了这里。据说这座书楼完全是按照天一阁的式样来建造的。从外观看,包括整个院落的布置方式,的确跟天一阁很是相似。

传经楼也是两层的独立小楼。一楼开着门,可以走进去看个究竟,里面的布置是书房的式样。而二楼落着锁,难以了解上面是否有书架,只能围着楼四处寻找可拍摄者。传经楼的匾额出自左宗棠之手,余外的藏书信息我却很难钩沉到。历史资料记载中,少有提及薛福成藏书之事,但他既然命儿子专门建这么一座藏书楼,那藏书的规模一定不小,并且在建筑这处宅院的时候,有意地把书楼跟居住的院落分开,以此来防备住宅失火时殃及书楼。即此可证,薛福成当年藏书不仅多,而且应有不少善本,否则的话,在院落规划时,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心思。

前面提到过,薛福成曾在苏州书局任过职,但他任职过程中的情形,我却未曾查到详细的史料,我不知道他是否从那时起就有志于藏书,但是他依照天一阁来建造书楼,必定是对天一阁很熟悉,再联想到他曾任职宁绍道台,任职地点正是宁波。由此线索一路查下去,总算查得一些与他相关的事情。

明弘治年间,时任布政使左参政的刘洪在宁波建造了一座假山,起名叫“独秀山”。清光绪十三年(1887),薛福成来此任职时,对独秀山进行了改造。改造完成后,他摘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后天下之乐而乐”,将此园起名为“后乐园”,薛在此园中建起了一座书楼,起名叫“揽秀堂”,他买下大量的书放在此楼内,供当地的学子们翻阅。后来薛离任后,他的继任者吴引孙把揽秀堂改名为“崇实书院”,继续购买书籍供学子们翻看。进入民国之后,当地人为了纪念薛福成在当地所作的贡献,故将此楼改名为“薛楼”,此楼在1960年时为了防台风而被拆除了。

薛福成在宁波任职期间,经常到天一阁去看书,他发现因为历年战乱,使得天一阁所藏之书跟杨振藩、何明经所编的书目稿本对不上,于是他请来了钱学嘉、董沛、张美翊三人重新整理天一阁的藏书,同时另行编目。具体到编目的体例,都是薛福成撰写的。此目编完之后,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刊刻出版,名称定为《天一阁见存书目》。此目做得很是详实,后世将其与阮元和冯孟颛所编《天一阁书目》并称为“天一阁史上三部最有价值的书目”。由此可知,薛福成不但喜欢书,并且还懂书,这也就难怪他为什么让儿子建楼的时候,按照天一阁的制式进行仿制。

其实天一阁不止影响了薛福成,他的继任者吴引孙也同样在自己的老家扬州盖起了藏书楼,楼名为“测海楼”,但无论是楼的格局以及园林的布局,也是完全依照天一阁。

前面谈到过,薛福成曾任英、法、意、比公使,他在欧洲的五年期间,对图书馆也很有兴趣,他曾去参观过梵蒂冈教皇的书库、意大利拿波里的加尔西尼宫图书馆、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从他的日记中还可知道,他另外还去参观过其他一些国家的图书馆。由此可见,他对藏书其实很有兴趣,可惜刚回国,他就去世了,无法施展他从西方获得的现代化的图书观念。

其实薛家也有藏书传统,比如薛福成的哥哥薛福辰就喜欢藏书。因为薛福辰对医学很有研究,曾经在李鸿章的引荐下,给慈禧太后治愈过病,这当然算是立大功一件,被赏给了头品顶戴。薛福辰的藏书楼叫“青萍阁”,而今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还有青萍阁的旧藏,并且他的儿子薛邦襄也是位藏书家,可见薛家不乏藏书之人。

按照资料记载,薛福成故居的西北侧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墓,这当然也是我的寻访对象。在中国绘画史上,顾虎头的名气绝数一流,并且此人有太多的好玩儿故事,我在进薛福成故居时,就注意到门前左右已经是车水马龙的闹市区,不太可能有个古墓存在那里。参观完传经楼后,我沿着一侧长长的甬道回到大门口,除了取我的雨伞,同时向那位检票者了解顾恺之的墓址。她说未听说过此人,于是我递上自己的寻访单,上面写着墓址在“无锡市崇安区学前街与健康路交叉处西北侧”。检票员翻着眼皮,用手在空中比划着方位,然后肯定地告诉我说,没有。为了证明她所言不虚,她转身出门把我带到了这个方位,果真在这个路口看到的是一座新建的酒楼。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芷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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